中国地学的百科全书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随着英国炮舰而来的还有欧洲矿师。由此，列强在中国兴学办矿，客观上一门十八世纪在欧洲形成的独立科学——地质学在中国生根。
自19世纪中叶开始，洋务运动兴起，随着开矿的需求越来越大，地质矿学业逐渐被列为一种专门的课程。很多人知道鲁迅先生是弃医从文的，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地质学出身。1898年10月，鲁迅先生入学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地质学、矿物学及其它基础学科。他还出版过两部地质学著作，有《中国地质略论》，以及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设地质科，留日归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在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下设地质科，仍由章鸿钊任科长。次年2月，留英归国的丁文江任科长。
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规划和总管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丁文江任所长。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我国成立最早、在当时规模最大、成果最多的一个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
成立之初的调查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地质调查员，于是在地质调查所成立的同时，又设立地质研究所，名曰研究所，实为一个地质讲习所，先由丁文江主持，后因丁文江赴云南调查，改由章鸿钊主持。
研究所第一批招收了30名学员，由章鸿钊、丁文江亲自授课。1914年，比利时留学归国的翁文灏任专职教师，“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范，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从兹始。” 有了这批生力军，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工作。
第一批学员的学期为三年，最后共有18人毕业，4人肄业，8人中途辍学。毕业生中，绝大多数都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的骨干。“上下山谷间，纵横六七省。”在学习中他们随同老师，采集岩石、矿物、古生物等标本数千件。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举行毕业典礼，同时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从师生三年来悉心采集的岩矿标本中精选917件进行展出，还有详细图说及野外调查照片。
这917件标本展览，就是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根源。
据翁文灏后来回忆：“地质调查所创办之初，即有附设陈列馆之计划。历次调查皆附带采集标本，以资陈列。民国四年（1915年）迁入丰盛胡同现址后，即着手准备。民国五年（1916年），地质研究所毕业，就历年实地练习时师生采集所得，借地质调查所新制柜架，举行展览会，即为现在陈列馆之起点。”
1916年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学子。“丰盛3号”与“兵马司9号”
虽然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时就有地质矿产陈列馆的设置，但有名无实。1916年2月10日，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签署《农商部饬》119号，任命地质调查局会办、技正丁文江为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我们把1916年7月14日定为建馆日，因为此刻的博物馆有馆长、有机构、有典型事件，陈列和收藏从此被确定下来。”
时至今日，中国地质博物馆走过了整整100年，这100年对于中国来讲是充满坎坷与艰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细胞组织，遭遇内乱和外侵，饱受流离失所之苦。直至新中国建立，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1916年博物馆的诞生到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再到1935年地质调查所南迁，是地质矿产陈列馆从奠基开始，逐步加快发展的时期。
1920年，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提请农商部为筹建地质图书馆发起募捐，黎元洪大总统带头捐款1000元，各界捐款共计39000元。1921年，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建成地质图书馆，用其余额8000元为陈列馆添建两间展室，增加陈列面积400平米。1922年7月17日，新建成的图书馆和陈列馆举行开幕式，黎元洪大总统莅临讲话并参观了地质陈列馆。由此，地质调查所搬到了兵马司9号，而丰盛胡同3号全部作为陈列馆。
地质陈列馆从丰盛3号一隅的小房子，扩大至占据整个大院，陈列面积从最初的不足百平方米发展为1000平方米；最初矿物岩石室、地质系统室、煤铁矿产室和金属矿产室的四个陈列室，进而发展为七个陈列室，新增非金属矿产室和两个古生物室，并在原矿物岩石室增加动力地质内容，后又增加煤炭、石油、土壤和新生代部分；陈列标本从最初的917件发展至近万件，而未陈列标本拥有10万多件。
当时地质调查所虽然算是官方机构，但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国家是没有太多经费划拨的。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先后建起3栋小楼，而所有的经费都是通过募捐得来的，由此也可想见他们工作环境之艰苦。
1932年，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戴维怀特在给丁文江的信中，除了表达他对地质调查所工作由衷的赞叹之外，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对您在那种即使不令人失望至少也使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
2010年9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指导中国地质博物馆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馆藏丰富、水平很高的博物馆。”“北京猿人”与“仰韶文化”
就在兵马司胡同9号，地质调查所搬迁到新址后，很快就有了两项震惊世界的发现。由此也让兵马司胡同9号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圣地。
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01年获瑞典萨普拉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2年，受聘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顾问，1920年他成为了地质矿产陈列馆第三任馆长。
1918年由安特生组织启动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在周口店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考古挖掘，最终于1929年由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推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可惜的是，所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1941年为躲避日军抢夺，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运往美国的途中丢失了，其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
2005年夏天，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库房时，突然发现3个神秘的标本箱，岂料，里面装的竟然是中国仰韶时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由此揭开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调查另一项重大发现的尘封往事。
仰韶文化发现前，世界学术界都持“中国文化西来说”，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改变了学术界这一错误认识。
1921年4月，安特生前往河南，在仰韶村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之后，安特生在仰韶一共发掘了17个地点，其中包括两条探沟。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这里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安特生证明了在这个中原腹地的村庄地下确实存在着史前文化，依据国际考古界的惯例，安特生用首次发现地仰韶村为这个新石器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
1926年，中国政府和瑞典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安特生把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运回瑞典，依托这些文物，安特生创建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这份协议还特别规定：研究后一半陶器和陶片归还中国，另一半归瑞典。
1927年至1937年间，安特生按照协议7次退还仰韶文物。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大批文物丢失或损毁。而中国地质博物馆发现的3箱标本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批安特生归还的仰韶文物。
1922年，地质陈列馆以临时展览的形式第一次公开展出“仰韶文化”文物，成为中国考古学发端的第一个展览场所。以临时展览的方式展示重大科学发现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也从此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地质博物馆南京旧址。十四载南迁之路
1927年，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称北平。北平逐渐失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之日寇入侵，华北危急。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就像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一样，地质陈列馆一万余件藏品随迁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新建的陈列馆中布置了12个陈列室，于1937年初建成开放。
由此也形成了地质矿产陈列馆的南京总馆和北平分馆两个地址。“七七”事变以后，地质调查所等相继撤往后方。只有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新生代研究室，名义上隶属协和医学院，仍留在北平。为了保护兵马司9号所址，新生代研究室的人员在大门口插上美国国旗，挂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
同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国际学术界。此时，他本想回北平携家眷南撤，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和协和医学院都希望他留下来管理新生代研究室，于是裴文中就任研究室副主任留了下来。
那时，周口店的发掘随着北平沦陷停工，只派三名工人留守，并筛土拣拾动物碎骨。1938年5月，这三名工人被日寇杀害，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办事处的房子也被烧光。
虽然日本人和伪政权多次提出接收兵马司9号和丰盛胡同3号所址，协和医学院则以美国人投资理当保护为由，一再申辩阻拦。时年70多岁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躺在大门口，手举美国国旗，阻止日伪军进入。
据参与了北京人头盖骨发掘的老科学家胡承志回忆，当时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108号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地。裴文中等工作人员，上午到兵马司9号上班，下午在协和医学院办公，目的是保护地质调查所的房产不被日军占据。
里面的科学家们仍在忘我地从事科学研究，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所有办公地点均被日军占据。胡承志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七个星期后，我们全体失业。”
至此，裴文中已无力保护所里的资产。
1942年，伪华北地质研究所在兵马司9号成立。新任所长李岐山（后名李明）悄然负起保护的责任。这段史实却鲜为人知，那时，李岐山在兵马司9号办公室和丰盛胡同3号陈列馆派人看守，不许日军出入。也有日伪军闯入盘查，留学日本十年的李岐山就用日语厉声将其斥退。令日本侵略者万没想到的是，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精心挑选的学者李岐山，经北平地下党发展，已参加反日外围组织，并于抗战胜利时投奔张家口解放区。
1946年，北平分所恢复。据分所所长高平的工作报告，他们用一年半的时间整理陈列馆，更换标签，重新排列陈列室和展品。报告中未见损失标本的记载。这些地质标本得以保存，成为今天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早期馆藏。
而南京总馆的日子也不顺当，“七七事变”的炮火终结了刚刚开放的南京地质陈列馆。11月日军占领上海，逼近南京。地质调查所同其它机构一样，仓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陈列馆精选标本313箱，由高振西经水路押运至武汉，11月下旬又运到长沙，进行简单修整。次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再迁至重庆。陈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挤入四川地质调查所内。不久，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盖好房子，陈列标本才搬到北碚安置。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南京总馆馆长盛莘夫奉命留守南京，凭借流利的日语与日军周旋，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出南京，回到北碚。
世纪老馆，不忘初心
终于，1949年10月1日，地质陈列馆和地质学家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南迁之路，迎来了新中国的安定繁荣。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南京设立由高振西负责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工作领导机构，辖南京地质陈列馆和北京地质陈列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1953年1月，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由南京迁往北京，高振西任馆长。因建部需要，北京馆被拆除，标本被临时存放在故宫文华殿和六铺炕等处。1955年，南京地质陈列馆下放江苏省地质局，全国地质陈列馆与北京地质陈列馆故馆融为一体。
1956年，地质部决定在北京西四新建一万平方米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大楼，1958年9月新馆大楼落成，并更名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1959年9月完成一至四层26个陈列室共计4500平方米、17039件标本的陈列布展工作，10月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自建国以来，地质博物馆之所以在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方面取得众多成果，离不开党中央和一代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支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对地质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鼓舞。7月23日上午，位于北京西四的国土资源部大院内座无虚席，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专题展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在参观展览时，记者看到了一件件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地质博物馆的馆藏。
1950年5月，正在出访前苏联的毛主席，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接见了当地地质学留学生任湘，并题写“开发矿业”4个字，极大鼓舞了新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子的热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依然激励着中国地质工作者，不断奋斗、开拓创新。
1956年，地质部632普查大队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油田，623大队将原油装到6个用来称盘尼西林的小玻璃瓶里，放在用青海特产透明岩盐雕刻成大约一尺多高的凸形小博物架上，命名为“柴达木之宝”，将之赠送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又把它转赠给地质博物馆收藏。
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代表。他在讲话中形容：“地质工作者就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因为长期的地质勘探工作在野外进行，地质工作者经常要面对豺狼野豹带来的人身危险，刘少奇同志就将前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他的猎枪转赠给了学生代表，后来也由地质博物馆收藏。
还有朱德委员长生前收藏的地质标本、山东常林老人献给华国锋主席的常林钻石，以及历届领导人的题词，这些馆藏显示出了地质博物馆厚重的历史与其独特的地位。
就在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中国地质博物馆恪守建馆宗旨、不断精进学术，在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知识传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在信中寄语：“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希望你们以建馆百年为新起点，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以真诚服务青少年为重点，更好地发挥地学研究基地、科普殿堂的作用，努力把中国地质博物馆办得更好、更有特色，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
周总理赠送的柴达木之宝。责编 于靖园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