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的秘密武器
文｜《小康》记者 洪治 北京报道
探讨 8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在京发布蓝皮书《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报告2015－2016》，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风险治理之道。摄影／洪治又是一年开学季。本是重返校园的快乐时光，却因为“毒跑道”、“大学生遭诈骗抑郁而亡”等安全隐患让不少老师和学生家长的神经处于紧绷状态。“我最担心孩子在学校和同学相处不好而发生冲突。”孩子刚上小学的格智担忧地说道，“上个学期他就被班级里的一个同学欺负了。”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且经常变化，面对如此多的风险，又该如何沉着应对呢？
“风险月历”将应急关口前移
令格智操心的不仅是孩子与同学相处的问题，还包括上下学的车流高峰、路边不卫生的小吃摊、遭遇坏人诈骗、流行疾病感染等等。“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即便上了保险，但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受罪的还是孩子。”格智说道，“如果能防范于未然，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那就好了。”
家长和老师担心的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研究的重点。学生冲突背后更大的风险是校园欺凌，2015年7月，研究中心与《法制日报》联合发布《“校园欺凌”风险亟待提高》一文。“校园欺凌”被定为中高级风险，纳入了社会风险评估体系。
面对“校园欺凌”，最重要的是加强意识，把主动开展风险预警和风险防治纳入日常工作中，建立常态化的校园安全风险体系，进行常态化的排查和预防。之后不久，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其实，对“校园欺凌”的危机预警是“风险月历”的组成部分之一，“风险月历”是研究中心通过典型案例、季节特征、地域特征、法律制度等因素的梳理，形成一年12个月的高危、频发风险列表。学校在拿到“风险月历”后既可以根据其预警进行重点排查，通过应急工作的关口前移有针对性的开展危机防范，还可以凭此在恰当方式向家长、老师、学生精准发布预警信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京市大兴区是最早引入“风险月历”的地区之一，从2011年9月实施以来，风险月历每月都会列出高危、中危和低危风险，而且每一项风险都会详细分析出风险构成因素。“这种科学化的校园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接地气、实用，弥补了学校安全教育在制度上的缺失。”大兴区教育委员会政保科科长迟海波说道。以1月份为例，就要着重防范由于气温低、空气流通性差、人体免疫力下降、人员集中、学生寒假外出走亲访友等因素可能导致的流行性疾病暴发。
“风险月历”也是“主动防、科学管、立体化”安全校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体系还包括风险防范与应对指南、能力提升规划和标准流程三大部分，不仅强调迅速砍断连锁反应，提高现场处置的科学性，也要求强化人员的技能、风险意识和组织的风险文化，更要构造集成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知识管理、绩效管理和关系管理的科学管理体系。“该体系运行这些年来，效果还是不错的。”迟海波说道，“我们基本做到了为我所用。”
在今年开学之际，研究中心还联合《中国教育报》发布了九大校园安全风险的预警清单，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校园设施问题致学生伤亡，其中包括毒跑道、新装修异味、老化设备等造成的危险伤害，建议在开学前要进行一次校园安全隐患大排查，防控可能发生的风险。
这些针对学校安全的风险预警都融入了今年8月28日由研究中心发布的《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报告2015-2016》蓝皮书中（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还进一步从综合环境、功能区安全和教育教学管理三大方面对学校的社会风险进行了预警。
社会风险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风险源，除了学校，蓝皮书还对官员、企业、学校、医院、城管、公安、民政、民航、政府网站、银行保险证券业、媒体记者等11个行业进行了社会风险预警，每个行业都划分了三级风险指标。其中对官员的一级风险指标主要包括五大方面：“贪”，官员腐败；“渎”，官员渎职；“乱”，官员私生活混乱；“假”，官员作假；“冤”，官员被冤枉。对企业而言，则要注重产品、市场运营、内部管理、人员和企业社会责任五大方面的风险。
“每个行业的风险都有各自的特点，总体来看，有升有降。”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分析道，“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化的不断进步，诸如打砸抢等不理性、粗暴的行为确实在降；升是因为在转型期风险的新形态不断涌现。”
除了对11个行业进行社会风险预警外，蓝皮书还发布了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高发风险预警清单。对于社会风险，蓝皮书也有更宏观、更深刻的论述。
提炼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
风险是对未来危机发生可能性的认识，预测未来已是不易之事，进一步防范更是难上加难，非有一套严密的科学方法精耕细作不可。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危机管理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也趋多元，在危机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绩效管理、信任管理等手段，已是必然趋势。”唐钧分析道，“当前社会在倒逼地方政府去做风险管理，有关部门需要在常态下把制度、技术做好，在内部做好风险管控，提前规避风险，而不是出事后去灭火。如果不做，会危机频发，丑闻缠身。”
抱着这样的理念，从2008年起，研究中心就致力于形象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发布了多本著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省份“脏乱差危难”及官员“贪渎假色枉”的形象危机风险地图，这些都为蓝皮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风险和形象危机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路径上。”唐钧强调。形象危机更多是由外而内的研究，通过对大量外部风险源的研究进而分析形象危机，不过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覆盖面广，但精准度欠缺。因此，本次社会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蓝皮书既注重外部的风险源，也基于内部的风险周期性规律，强调内外结合，采取典型研究中的重点案例分析并结合行动研究法，进行案例分析、风险研判等科研工作，从而得出社会风险评估结果。而社会风险的实质是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答不答应的问题，由此确定了三大板块的重点内容：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负面影响。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风险的研判是关键，怎么做？研究中心首先基于自己的风险典型案例库识别风险，再根据三大板块标准分类，最后参照安全生产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的标准结合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对风险定级。
风险研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此，研究中心专门建立了一套数理模型进行数理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比如最高危的风险是什么？“是公信力危机。”唐钧强调，“这是三块内容叠加产生的，现在虽然没有具体发生，但一定要防范。”
需要注意的是，典型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信度和效度偏差而导致的误差，为了减少误差，研究中心重点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是对典型案例库的长期持续建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风险也在不断变化，案例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准确反映风险的变化，每年研究中心都会从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三大网站收录2000多个案例增加到案例库中。本次蓝皮书所用的案例就是来自于2015年全年和2016年第一季度“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社会负面影响”三大风险典型案例库的共计2892个案例。
其次，蓝皮书还专门进行了误差分析，“我们会把误差来源说得很清楚。”唐钧强调，“实际上定量研究是一种形式，最终的价值在于危机预警清单和制度建议。”
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唐钧对蓝皮书非常自信：“我们现在做得更深入，更能反映风险本质的规律和特点，也提出了更准确的风险点，把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点给提炼出来了。”
源头治理与全面治理
“当今社会，风险评估非常重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风险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张成福强调。蓝皮书指出，2015～2016年的社会风险总体上为低等级风险，风险指数为29.9分（总分100），其中社会负面影响风险、公共安全风险为中等级风险，公共服务风险为低等级风险；公共安全中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消防安全风险为中等级风险，公共服务中的殡葬遇难题、安全服务保障不到位也为中等级风险，社会负面影响中的由房屋纠纷、医院纠纷、劳动保障纠纷可能引发的维权纠纷以及交通运输事故及相关谣言可能应答的社会恐慌为中等级风险。
整体把握社会风险，必须对其特征有清晰的认识，社会风险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综合交互性。公共安全与公共服务的交互风险为极端行为，包括过度防卫，传播不实信息，加剧、扩大恐慌和造谣、传谣，制造恐慌等。公共安全与社会负面影响的交互风险为责任事故死伤。公共安全与其余两大板块交互的风险为查处责任与善后风险，这属于高等级风险源，主要是指责任事故发生后，官方对事故调查周期长、责任追究不到位、处理决定落实差、善后标准不一致等风险。
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的交互风险为权益受损致过激行为，主要涵盖居住、工作、就医、就学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极端行为或类似“极端行为”。公共服务与社会负面影响的交互风险为过度维权，其中高等级风险包括伤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打砸和自杀自残。公共服务与其余两个板块交互的风险为政策执行与监管的失误，主要涉及民众的衣食、消费、看病、养老、殡葬五个生命阶段的重要环节。
社会负面影响与公共安全的交互风险为社会恐慌及过度防卫。社会负面影响与公共服务的交互风险为民众的维权纠纷，主要的纠纷类型包括居住环境、经济、劳动保障、房屋、医疗和学校六大类。社会负面影响与其他两大板块的交互风险为秩序失控及公信损毁，而这正是唐钧所强调的最高危的风险。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与认识，蓝皮书列出了社会风险预警清单，强调要防控危机爆发。对公共安全列出了100种“非正常死法”的危机预警，其中涉及中等级风险的包括高速追尾死、山路坠车死、火灾跳楼死、烟花爆炸死等等。对公共服务列出了60个“不满意”的危机预警，其中涉及中等风险的包括殡葬服务收费、墓地定价违法违规、食品安全问题、个人隐私被泄露等等。对社会负面影响列出了70项“不高兴”的危机预警，其中涉及中等风险的包括房屋拆迁、医患纠纷、“号贩子”、企业欠薪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面对如此一长串的危机预警清单，怎么做好风险控制呢？“风险控制主要靠上游和中游，201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就下文要求全面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唐钧强调，“上游很重要，等火起来了再灭就来不及了，要全面监测风险，并进行深刻分析，科学把握其规律。”这也正是列出危机预警清单防微杜渐的目的所在。
除了科学评估，及时整改制度也非常重要，而且要镶嵌进日常公共事务运行的整个流程。蓝皮书指出，对公共安全风险要进行源头治理，重点提升上游的风险评估与中游的风险监管能力。对于公共服务风险要进行全面治理，加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提升部分官员素质以及强化流程管理。对于社会负面影响风险也要全方位治理，做好风险源头治理，疏导社会恐慌，防范维权纠纷，治理造谣传谣，补齐相应短板。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意识很重要，“关于这点其实已经有制度上的安排了，就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唐钧分析道，“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随着问责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贯彻落实以及社会监督的不断健全，会在制度上形成党纪、法律和社会监督三方面的倒逼机制，这不是选不选择的问题，风险评估一定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