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亮相
“国家公园不仅是森林及河流的源泉，更是生命的源泉。”这是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对国家公园强大“生命力”的赞叹。如今，这股“生命的源泉”正在中国汇聚成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是这一概念首次进入中国最高层级的政策文件之中。
去年1月，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被选作开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试点省份；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十二条明确要求，“加强对国家公园试点的指导，在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今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
截至目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展一年多来，在相关部门和试点省的共同努力下，5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获得批复，分别是：青海三江源、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
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之时，中国也迎来了自然保护区事业开创的60周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我国基本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建立起2740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47万平方公里。
随着“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步伐的加快，亦有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成为业界探讨的焦点。究竟什么才是“国家公园”？什么是国家公园体制？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最重要意义体现在哪方面？如何建立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自然保护区能作为未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主体吗？
围绕着这些话题，《小康》杂志记者在实地调研了部分自然保护区之后，对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巡视员孟沙；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唐小平；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廖广社；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主任陈景玉；湖北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邓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休闲研究国际学会（美国）中方负责人、常务副会长魏翔；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美国体育学院副教授、全美国家专家团成员董二为等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官员、一线工作者、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
几乎每一位关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进程的受访者都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生态”这个关键词，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六十年，映照的正是这个国家对于生态文明的殷殷期待。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国家公园的建立或许都称得上是自然保护事业的“生态命题”。
翻阅过约翰•缪尔的经典作品《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人，一定会懂“靠近世界的心灵”是怎样一种感受。
约翰•缪尔也是世界环保运动的先驱，他为疲惫不堪地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提供了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安全”的指南，跟着他，你可以聆听瀑布、小鸟和微风的歌唱，读懂岩石，学习洪水、风暴和雪崩的语言，与冰川和野外的公园熟识……
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公园。
1872年3月1日，美国总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签署国会法案，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在美国诞生。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始于美国的“国家公园”概念被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采用，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催生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保护体制。
今年7月9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国家公园建设与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召开，与会嘉宾围绕推动国家公园建设、驱动生态价值转化、实现绿色发展的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并达成了“贵阳共识”——国家公园是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自然生态保护模式，是破解自然保护与发展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成功实践。国家公园建设要因地制宜，适合本国国情。应坚持保护第一原则，坚持国家重要性原则，坚持统一管控、分别治理原则，坚持开放原则。
国家公园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