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最初进入文字时代的民族一样，早期蒙古族也着意记录了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并形成了后来被誉为蒙古族三大历史名著之首的《蒙古秘史》。这部史书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先孛儿铁赤那、豁埃马阑勒写起（约700年），直至斡歌歹（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为止，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共约五百多年。它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十三世纪，作者已难考证。原书用畏吾儿体蒙古文写成，后被转译为汉文，但仍保留了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语言特色，充满了创世纪式的想象、回忆与史诗气息。
书中内容涉及蒙古族社会生产、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研究蒙古史、元史的经典文献。通过该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管窥早期蒙古族诸类社会文化状况。蒙古民族的早期发展历程中笼罩着浓密而炽烈的巫风，蒙古民族的种种起源神话、各个先祖的传说总是与原始的神秘宗教相联系。早在蒙古民族的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秘力量的最高神明“长生天”，有了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萨满巫师，部落民众开始对天地、鬼魂、火产生崇拜。在成吉思汗的戎马生涯中，大军出征前与得胜后总是不忘对“长生天”进行祝祷，祈求神灵的保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民族的早期发展历程中，宗教崇拜与权力争夺二者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蒙古族的阶级统治内部，统治者往往借助于宗教的力量来实现权力的夺取与巩固。但是如果因宗教势力过大而导致部落首领权力的削弱，则宗教势力势必会遭到打击。
一 借宗教力量来实现权力争夺与巩固
就部落首领借助宗教力量来实现权力的夺取与巩固而言，在《蒙古秘史》的记载中，拖雷之死与扎木合之死，恰好从一正一反两方面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来看拖雷之死。公元1231年，斡歌歹（窝阔台）征讨金国下营龙虎台后“忽患重病，口舌失言。召巫师占卜后，巫师说：‘金国山水之神，因怒其百姓被屠，城邑被毁而加害于罕身。’之后，许以人命、物宝、金银、牲畜而问卜，但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起来。无奈之下，又向神道：‘许以亲人之命可以吗？’这时斡歌歹罕睁开眼睛，索水饮下后问道：‘我这是怎么了？’巫师们回奏道：‘因其百姓被屠，城邑被毁，金国山水之神发怒而加害于您，曾求以他人、物宝为偿而未肯，求以亲人代替时才欣然而使您苏醒了过来。不知如何才是，望您圣裁！’于是，斡歌歹问道：‘诸子中，如今谁在我的身边？’这时，拖雷正在其身旁看护。拖雷即道：‘……我替罕兄去吧！……巫师们咒将起来吧！’巫师们随即做起法事，舞之祷之一阵后，让拖雷喝下了盛满咒语的法水。少顷，……（拖雷）即走出屋去，昏厥而亡”(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2007，269页)。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有四子，长子拙赤（术赤）因被疑为“篾儿乞惕种”而在成吉思汗商讨立嗣事宜时，遭到了次子察阿歹（察合台）的质疑，二人“揪着对方的衣领相持”(《蒙古秘史》，245页)。之后，拙赤因为身份问题而让步，察阿歹则由于太过急躁而失去了机会。最终，由察阿歹提议，两人都推举了三子斡歌歹为大位继承者。实际上，次子察阿歹与三子斡歌歹的关系较为密切。在察阿歹失去了继承汗位机会的情况下，他推举了斡歌歹为继承者。事实也证明，后来斡歌歹继承大统后，果然对这位之前推举他的兄长礼敬有加，遇有要事便派出使者征求意见(参《蒙古秘史》，268页)。而四子拖雷因为没有诸位兄长支持，失去了幼子继承权，而不得不依附于斡歌歹。在成吉思汗征求其意见时，他说道：“我愿留在父罕指定的哥哥身边，来为他提醒他所忘之事，叫醒睡梦中的他。响应他所呼之事，当作其策马之鞭。愿为他长途出征，愿为他近战厮杀。”(《蒙古秘史》，250页)
事实上，作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是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的。因为蒙古人有着幼子继承的习俗，“在蒙古家庭中，首先分家立业的是长子，幼子往往在父亲的蒙古包里继承家中的‘火灶’。在幼子继承观念里，除指继承者享受父母遗产之外，还包含继承父亲蒙古包的‘火灶’，即延续血统，维系后嗣之意。但也有例外，如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但他未能继承父亲的家业炉灶，后来成为斡歌歹的替灾人” (《蒙古秘史》，89页)，其死时（1231）距成吉思汗去世（1227）不过四年。
宗教的力量帮助斡歌歹夺取了权力，巩固了统治。然而在有的时候，占卜的迹象也会出问题，出现统治者不愿看到的迹象，但是这也并不能妨碍他们设法处死对手，扎木合之死就是一个例子。
依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当乃蛮人、篾儿乞惕人被成吉思汗彻底征服时，曾在乃蛮部栖身的扎木合也失掉了所有的族人百姓。慌乱之际，他只与身边心腹五人逃到傥鲁山为盗”(《蒙古秘史》，176页)。后来，扎木合被自己同伴擒住，并献于成吉思汗。然而，在处死扎木合的问题上，成吉思汗颇费踌躇。因为他与扎木合曾经三次结为安答，扎木合曾帮助他打败篾儿乞惕人，夺回孛儿帖夫人，并与他在豁儿豁那黑川同被而眠，亲密无间地生活了一年半(参《蒙古秘史》，57页)。虽然后来二人分道扬镳，但扎木合总在成吉思汗与其他部落的战役中帮助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处死他之前也承认：“……虽曾离我奔他去，但却处处见你心，每到生死战起时，你总为我揪着心！虽曾弃我寻他去，你永远是我安答，每到与敌激战时，你都替我担着心！可举以下几例：当我与客列亦惕部在合剌合勒之惕激战时，你派人告我王罕的作战部署，从而使我免遭一劫。这是你的功劳之一。又当与乃蛮开战时，承你宣扬我军军威给塔阳罕，使他们心惊胆战，并派人向我通报了敌人的情况。这是你的又一功劳。”(《蒙古秘史》，177页)
因此，成吉思汗如果不念旧情而处死扎木合，就会对其威望造成影响。于是他借助了占卜，希望借助上天的旨意来结果扎木合的性命。然而宗教占卜在这个时候却没有迎合成吉思汗的意愿，出现了他不愿看到的占卜迹象，这使得他颇费踌躇。“……要让他死吧，占卜又不显示。不能无故害人性命，要害则应有足够的理由。扎木合是个出身高贵的人，其名望也很高，所以，必须找到不可饶恕的罪名才行。” (《蒙古秘史》，180页)然而，在宗教力量不能被借助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同样也能够找到罪名处死对手，他以扎木合曾在答阑巴勒渚惕一地突然对他发动攻击、迫使他躲入者列捏峡谷一事为由，处死了扎木合。而扎木合在死前也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如果他祈求成吉思汗留下自己的性命，二人重修旧好，也不过是“恐将扰你（成吉思汗）夜里的梦，恐将坏你昼里的心，恐将成你衣中虱子，恐将成你袖上刺”，“……所以，请求安答（成吉思汗）降恩，赐我速死，以平安答之心”(《蒙古秘史》，178页)。于是，成吉思汗就在没有宗教力量的支持下处死了扎木合。
在借助宗教力量进行权力争夺的过程中，拖雷之死与扎木合之死是一正一反的两个例子。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宗教力量往往被统治者借用，用于处死政治对手，从而赢得权力的巩固。然而，当宗教力量无法被借助的时候，也不能妨碍统治者借用其他理由处死政治对手，来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由此可见，宗教力量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不过是一个可以被左右的幌子，屈从与服务于政治。
二 以“上天的旨意”打击宗教代言人
如果由于宗教势力过大，而导致部落首领权力的削弱，则宗教势力势必受到打击。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将晃豁塔歹氏的蒙力克老父封为千户长。蒙力克老父之子，通天巫阔阔出作为萨满大巫师，聚集了自己的势力。在他们七兄弟痛打了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之后，“九种语言的众人纷纷聚集到了通天巫的住处。其人数，甚至超过了成吉思汗栓马桩的数量。随着聚去的人群，斡惕赤斤的属民也投奔到了通天巫的手下”(《蒙古秘史》，227页)。斡惕赤斤是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的幼子，通天巫阔阔出势力的不断扩张，侵吞了斡惕赤斤的属民，使斡惕赤斤的权力受到了侵害。于是斡惕赤斤派使者前去召回属民，而使者却遭到了通天巫阔阔出的数落与痛打。斡惕赤斤只好亲自去讨回属民，又险些被晃豁塔歹氏七兄弟杀害，并被逼向通天巫阔阔出的后背下跪，受到了凌辱。合撒儿与斡惕赤斤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他们的受辱表明了在通天巫阔阔出势力扩张后，成吉思汗的汗权遭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天巫阔阔出作为萨满大巫师，惯于“揭示玄机、预言未来的事情”，能够“与天神谈话，在上天巡游”(《蒙古秘史》，228页)，其势力也必然要遭到成吉思汗的剪除。于是在蒙力克老父带领他七个儿子来见成吉思汗时，之前已得到成吉思汗授意的斡惕赤斤便以摔跤之名除掉了通天巫阔阔出，使得成吉思汗的汗权得以重新巩固，“自通天巫死后，晃豁塔歹兄弟的气焰不再嚣张了”(《蒙古秘史》，233页)。
有趣的是，成吉思汗除掉通天巫的手段也借助了宗教力量，以掩盖自己杀死部落巫师的“反宗教行为”。在通天巫被斡惕赤斤以及埋伏好的摔跤手们折断腰椎后，成吉思汗派人取来一顶毡房扣到了他身上，并“派人将毡房天窗、房门关个严实，派人看守起来。当到第三夜天明时，毡房天窗忽然大开，接着通天巫的躯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经查，通天巫的躯体确已不见了。对此，成吉思汗说道：‘通天巫不仅对我弟弟动手动脚，还谗言离间我们兄弟之情。所以，长生天责怪他，将他的性命与躯体一同收回去了。’”(《蒙古秘史》，232页)由此，成吉思汗借助了宗教力量来解释自己杀死宗教巫师，巩固汗权的行为。而通天巫真正的死因却在于他凭借自己萨满大巫师的身份，以宗教力量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对成吉思汗的统治权力的威胁。这一点，可以在成吉思汗对蒙力克老父的谴责中得到证实：“你不管束孩子们的脾性，使得他们膨胀自大，欲与我们平起平坐。因而，才使通天巫丢掉了性命。早知你们这般德行，我会让你们变成另一个扎木合、阿勒坛、忽察儿！”(《蒙古秘史》，232页)。
由此可见，如果部落中的宗教势力过大，而导致部落首领权力的削弱，则部落首领势必会对其采取打击、剪除的措施，以巩固自己在部落中的统治权。这个时候，部落首领不但不会因杀害巫师而产生遭到上天惩罚的畏惧心理，反而会借助“上天的旨意”将此举变得合情合理，即借助宗教神秘力量来解释自己处死巫师，巩固汗权的行为。这时的宗教力量则会在部落首领的授意下，以“上天的旨意”出现，“帮助”部落首领来打击、剪除宗教自身的代言人——巫师。由此，形成了“借用宗教力量剪除宗教代言人”的逻辑怪圈。简言之，在蒙古部落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宗教力量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被工具化了。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