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虽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声名与影响在如今却并不算太显著。在各类中学课本与古文选本中，他的文章常常处于并不醒目的位置甚或没有位置。更为严重的是，他在过去最为人称道的序体文在现代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以文献学的要求来看，他为其所校勘之书所写的序文并未提供详实专业的版本目录校勘信息，而流于个人观念的空洞阐发。文献学大家余嘉锡就说：“宋曾巩奉诏校书，每书作序，模仿此篇（指刘向《战国策序》），皆空言无事实，此但可以入文集耳，不足以言目录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2007，63页）亦即是说，“但可以入文集”的序并不算真正的序，作文章与写序录并非一回事。不过，曾巩居于馆阁多年，有丰富的校书经历，自然应熟悉序录的“正确”写法，但他何以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否意识到“空言”可能被视为一种过失呢？作为馆阁官员，曾巩作序之时为何如此坚定地不依循其职业的要求呢？寻求这些答案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回到曾巩的序文本身，《新序目录序》作为其中的一篇名作，对于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某种线索，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既然曾巩的序文被批为“空言无事实”，那么在北宋时期的馆阁中，普遍通行的校书序文究竟是何种写法，是否即如曾文这般呢？我们可以苏颂与黄伯思的序文为例。他们两人都有长期的馆阁经历，黄伯思曾任秘书郎，而苏颂更是做过秘书监。两人都曾奉诏校书并撰写序文，存留于今的，有苏颂之《校风俗通义题序》《校淮南子题序》，黄伯思之《校订焦赣易林序》《校订师春书序》等。这些序文，行文虽未必一例，但大要皆包含作者行实、撰述原委、校勘举例等，皆是注重文献信息的序文，应为当时的惯例。这些书经过校勘后存于秘阁，供皇帝阅览，序文把关键的文献信息写清楚，正可向上表明校勘者之专业与尽职，这是很可理解的①。曾巩《新序目录序》的开篇亦复如此：“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新序》在当时确有必要进行校勘整理，曾巩所见之本仅为十篇，而据《太平御览》对于此书的引用来看，宋初太平兴国之时其尚存全本。馆阁作为最高藏书机构，自然有必要考证校订《新序》这部古书的文本，勿使其一再失坠，而曾巩则承担了这项任务。不过曾巩的序言并未反映这一考校文本的过程，在上述开篇语之后，他接着就写道“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以下就是曾巩的议论了，也就是余嘉锡所称之“空言无事实”的文字。
毫无疑问，曾巩如此不按当时规范撰写序文绝非无心之失，肯定是有意而为之。就《新序目录序》而言，其中的“意”又是什么呢？在此文中，曾巩着重论述了天下的学问是如何由“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变成“各师异见，皆自名家”，从而导致“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状况。其实，这类道术衰落的论述在此前和当时都不罕见。在《新序目录序》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实为儒学——先王之道——如何在曾巩的表述下，从一种总体的道德秩序转变为一种个体的精神追求，而两者的意义与功能是有所不同的。
作为道德秩序，先王之道使天下“一道德，同风俗”，社会整一而和谐，而异端邪说难以兴起，所谓“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这样的描述往往让现代人难以接受，觉得过于专制，民国王文濡编撰的《评注古文辞类纂》于此处即有眉批：“三代之时，政教合一而锢蔽民智，其本由此。”不过在此，曾巩所强调的乃是先王之道具有整全性的优点，而这是与“周之末世”兴起的“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那种偏狭局促的学风大相径庭的。换言之，先王之道是一种公道，其视野是整体的，维度是多面的，动机则是公共的，如此方能化民成俗。虽则其中亦不无强制措施，但其教化根本上乃是自然所致，非假强力而行之，所谓“化之如此其至也”。与此相对，后来兴起的家学视野局促，维度单一，而动机则是私人的，所谓“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这样一来，他们也无意于教化天下，而仅仅为了各自逞能。这应当是此段文字的用意所在。可能其中关于以先王之道教化天下的描述过于简单粗放，而且对于百家之学的论述也未能尽合事实，但曾巩之重心并非在于史学上的确切，而是为自己的论述进而也为《新序》这本书找到一个历史的定位。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不一定要完全赞同曾巩的历史叙述，但我们必须理解他为何这样叙述，他的本意为何，这样才能够领会整篇文章的内在动力，否则这段文字很容易以今天的立场被视为“否定自由”而弃之如敝屣。
接着，曾巩在文中进一步指出，自周末以来，百家之学流弊无穷，一直到当代，所谓“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下，“天下学人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此处显示出一种转化，之前作为道德秩序而发挥教化功能的儒学——先王之道，在此处则开始变为学人个体的一种精神追求，儒学的首要目标成了在百家之学的竞逐中脱颖而出。虽不同于百家之学，但儒学首先仍需厕身百家之中，以一家之学的面貌立足于世上，这是在当代历史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做法。也就是说，对于后来的儒家而言，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抵抗时俗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这是最紧要的事。于是，前文中似乎带有专制色彩的先王之道，在此处竟呈现出一种独具个性的反抗意味，整体的和声变成了个体的呼喊，这一点在下文对于“豪杰之士”的呼唤中显得尤为突出。
曾巩引用了《孟子·尽心上》的话：“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在他看来，对汉朝而言，不仅文王不作，甚且亦少有豪杰之士“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应当说，自周以后，天下就处于文王不作的时代，所以对于普通民众（“凡民”）难以有所期望，能够期待的惟有“豪杰之士”。因为只有豪杰之士才不依赖于那个时代，才不受特定历史环境的束缚，才能够以自主的精神挺立于世间。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儒者来说，身处这个时代，唯一可能的立身之道就是“无文王犹兴”的豪杰。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曾巩创造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儒学一开始是主导社会的价值，后来自身的衰落导致了私学兴起，并为后者所遮蔽。这样的情形长期延续，所造成的历史惯性使得儒学欲有所作为，势必得对抗流俗，通过自我启迪，以“不合时宜”的面貌崛起于当代。后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的阐释更是非常明确——所谓豪杰之士是不可能被教化出来的，只能靠自我的感动奋发：“盖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资无物欲之蔽，为能无待于教，而自能感发以有为也。”至此，我们可以说曾巩在文中建立起一种强烈的儒家自我意识，不合时宜，自立自为，傲然独立，不过这一切跟《新序》这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似乎不应该有太大关系。因为按曾巩的看法，《新序》并不算一本完全符合此种儒家理想的书籍。《新序》的编撰者刘向即不如扬雄，他“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曾巩在为刘向《说苑》写的序文中亦说：“向之学博矣，其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忘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可见，在曾巩眼中，刘向即使可以被视为一名儒者，也是不太合格的。那么，由他编撰的这部书籍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尤其是当曾巩已经在上文中以充沛的文气发出一种“豪杰之士”的召唤后，这部书籍能够以什么样的回声来呼应这种召唤呢？曾巩写道：“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显然，《新序》的优点在于“最近古”“嘉言善行往往而在”，全在于材料的搜集，而刘向的取舍拣择则“不能无失”。应当说，这实在不是出自一位豪杰之士手笔的书。这也就意味着，《新序》的好处是需要读者自己发掘的——“慎取之”，只有合适的读者才能将这部书籍变成真正的好书。《新序》作为一部并非完美的书籍，其自身的复杂特点使得读者在面对它时不能够采取一种被动的接受态度，而是要主动地进行选择、辨析甚至改造，通过克服书籍中的消极成分来成就书籍。
可以说，曾巩在《新序目录序》中展现了两种困难。第一种是个体面对时代环境的困难，解决之道就是豪杰之士。然而豪杰之士凤毛麟角，天下皆是随波逐流之人，偶或有一二儒者，又失之驳杂——如刘向。正是这些不尽纯正的儒者的书籍，为读者制造了第二种困难：他们的书有必要阅读，因为在道术失坠的世上，这些书仍可算作儒学的津梁，可是如果读者缺乏自己主动的辨别判断，这些书又易导人歧途。无论是豪杰之士还是读者，都需要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以在复杂的情境中有所持守。在这里，我们作为此文的读者，要意识到曾巩同样是一位读者，他写作《新序目录序》虽然是一项例行的工作，但对他而言，更是承担一位合格读者的责任，这篇序文正展现了曾巩如何以与众不同的方式阅读《新序》这部古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所折衷”。更进一步看，不仅阅读方式与众不同，而且阅读《新序》这一行为本身就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这本书当时已经不再被人重视，逐渐散逸，而曾巩看到了此书的价值，这种态度本身就已经不合流俗、卓然自立了。换言之，正因为自己是一位“豪杰之士”，曾巩才可能如此“不合时宜”，重视《新序》这部古老的儒家书籍。所以曾巩在《新序目录序》中，以其议论具体地展示了个体如何克服历史情境所导致的困难：做一个豪杰之士，然后像一个豪杰之士那样阅读。如果我们再联想到之前所讨论的这篇序文如此不合当时的规范，如此地自出心裁，那么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曾巩同样“不合时宜”——他正是像一个豪杰之士那样写作！这样，本文的三个层次就渐次地显现出来，此即豪杰之士的三种表现，由远及近，愈转愈奇。首先是普遍意义的豪杰之士，他们反抗时俗，傲然兀立，不过这种形象与《新序》此书的关系还不分明。接着，曾巩谈到作为一个豪杰之士，应该以何种方式阅读《新序》，这样通过引入了读者这一身份，豪杰之士与《新序》取得了关联。随后，曾巩作为一个读者与一个校勘者，却不按规范地撰写序文，这本身正是豪杰之士的一种独异之举，从而使得《新序目录序》这篇文章成为了豪杰之士的一项事业。这不能不令读者叹服。通过精巧的谋篇布局，曾巩以一篇关于豪杰之士的文章做了一件豪杰之事，还有比这更完满的吗？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新序目录序》的思想史意义。倘若我们再联系曾巩的《说苑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徐幹中论目录序》等文，不难发现曾巩思想的某种一致性，亦即儒者在这个时代的艰难处境以及反抗时俗的必要性，刘向未能完全达到，徐幹更为接近，而曾巩则反复表达这一观念，显示出他作为一位儒者的焦虑感与紧迫感。其实何止曾巩这样看，朱熹的《大学章句序》中阐述的不也是这种“历史退化”的观念吗？就连制度史大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一再表达这种“退化观”。确实，三代那种遥远而和谐的儒家社会已经难以恢复，儒家在后代的任务已经不是恢复而是自我保存。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儒者必然是批判者与反抗者，必然要基于自身的理想与价值抨击现实的不合理之处。所以，曾巩在《新序目录序》中才说自己“岂好辩哉，臣之不得已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