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天津教案的书籍和文章虽然汗牛充栋，但有些话笔者还是不得不说，有些内容还是不得不写。
所谓天津教案，就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发生在天津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在这场由谣言所引起、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伤人所激发的大骚乱中，愤怒的天津市民不仅打死法国人九名（包括丰大业和他的翻译），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名，英国人和美国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体多具，而且扯烂了法国国旗，焚毁了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影响可谓十分巨大。
教案发生后，法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进行武力恫吓，英、俄、比等国也纷纷提出抗议，战争一触即发。
清政府不敢怠慢，立即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
曾国藩当时正在休病假，完全有理由推辞，清政府也没有强迫他前往，只是希望他精神如可支持，着即前赴天津妥筹办理。曾国藩开头虽有犹豫，觉得此事十分棘手，不好处理，会两头为难，自己又不懂洋务，缺乏外交经验，弄得不好就会惹火烧身甚至付出生命，但他还是给两个儿子立下遗嘱，以赴死的决心毅然临难受命。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此案关系紧要，自己职责所系，朝廷所望，自己不能没有这种责任担当；另一方面是外国人性情凶悍，天津市民习气浮嚣，清议派人士沽名钓誉，故意火上浇油，不仅鼓动国人跟外国人斗，而且扬言要借此机会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凡此种种，都有可能把事件推向极端，稍微处理不慎，就会构怨兴兵，激成大变。多灾多难、国力衰弱且无兵可用的中国哪有本事与外国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使有能力跟外国人开战，也不能因为民、教纠纷小事而把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所以，构怨兴兵是曾国藩最担心出现的结果，他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最稳妥的方式将事件平息下来，尽量避免战争爆发。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与清政府是完全一致的。
曾国藩到天津后，虽然深知此案曲在洋人，是丰大业在三口通商衙门咆哮怒骂，直至开枪伤人所致，但又不能不采取委曲求全、尽量消弭战祸的方针进行处理，结果因为对法国人有所偏袒和对本国人处置过重而导致民怨沸腾，让他一时间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中兴名臣”也变成了“卖国贼”，从而蒙上了至死都无法洗刷的耻辱。
另外，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保护本国地方官员，但为了满足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平息他们的怒气，最后不得不违心听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建议，将平日颇得民心、教案中并无大过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在崇厚暗中撺掇下，法国人甚至强烈要求将直隶提督陈国瑞、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杀掉为丰大业抵命，否则调兵进津，后因遭到曾国藩坚决抵制而未成事实）。对于这一情轻法重之举，曾国藩十分愧疚，并为此忧伤终生。后来他给同事、朋友和家人写信，反复诉说自己“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以及“固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云云，就是就此事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整个天津教案办理情况，但后人对此多有不察而张冠李戴。
崇厚为什么要将天津地方官员置于死地？原来这个满族大员担任三口通商大臣十来年，与洋人打交道只知妥协退让，是个典型的奴颜婢膝、吃里扒外的家伙，而张光藻等地方官员，每遇民、教纠纷，总是站在维护百姓利益的立场上，要求三口通商衙门尽量为本国民众多说话。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怨气，主要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次教案爆发后，刚好法国方面提出了惩治天津地方官员的诉求，崇厚便想借此机会将张光藻几个人除掉，用心可谓十分恶毒。为此，曾国藩儿子曾纪泽给赵烈文写信时，怒不可遏地将崇厚斥之为“汉奸”：“接曾劼刚六月二十六日信，言相君查办津事忍气吞声，与夷酋、汉奸周旋（汉奸指崇厚——赵烈文原注）。天津府张光藻与之不协，挑唆洋人必欲置之重典云云。”（同治九年七月九日《能静居日记》）正是这个崇厚，八年后奉命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事宜，竟然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清廷不得不将其革职拿问，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这一条约，尽量为本国争回应得权益。在没有强大实力做后盾的晚清社会，与外国人交涉本来就丧失了平等地位，而肩负谈判使命的外交官员，却是崇厚这类颟顸且吃里扒外之人，无疑更会增加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难度。曾国藩到天津办理教案后，很快便陷入内外受气、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与崇厚这个“汉奸”在背后捣鬼是有很大关系的。
可以这样说，查办天津教案不仅将曾国藩一世清名扫地以尽，而且由于没有尽到保护好天津地方官员的责任，从而让他背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终生受到痛苦的煎熬。仅仅一年半之后，曾国藩即在极度忧伤和郁闷中与世长辞。
曾国藩的办案方针与清政府的意见既然完全一致，或者说曾国藩完全是按照清政府定下的基调办理此案的，到头来怎么只让他一个人承受骂名而成了天津教案屈辱外交的替罪羊？这就不能不说到曾国藩所上的一道奏折和慈禧太后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
原来曾国藩到了天津，经过认真调查，基本弄清事实真相之后，于六月二十三日向清政府递上了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在这道奏折中，曾国藩写道：天津教案是由谣言引起的，我到天津后，经过仔细调查，所谓法国人办的教堂用迷药迷拐儿童，并将这些儿童挖眼剖心，以及有人看到满坛满罐的眼珠子等等，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我刚到天津时，拦轿告状的市民有数百名之多，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不仅“无一能指实者”，而且谁也说不上来天津城内外有哪家丢失了孩子；在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多人，一一询问之后，他们都说自己习教已久，是家人送至仁慈堂收养的，并无拐卖情节；至于被群众抓获的人贩子武兰珍，讯供时他说迷药是教堂王三提供的，但王三是天津人，不是武兰珍所说的宁津人，且王三时常翻供，也没有证据证明迷药是教堂授给他的。
为了让国人尤其是天津市民相信外国人是被谣言害了，曾国藩接着写道：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蛮人都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何况英法各国都是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此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康熙皇帝批准在中国开办教堂，如果天主教徒如此残害中国人民，岂能容于康熙盛世？仁慈堂之设，与开办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他们以仁慈为名，反而招来诽谤，被泼上残酷的脏水，怪不得洋人会愤愤不平。
既然如此，沸沸扬扬的谣言为什么会在天津盛传，人们的怒火为什么会集中对准外国人开办的教堂和仁慈堂呢？曾国藩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分析总结出了五个原因：一是天主教堂终日关门闭户，过于神秘，让人莫测底里；另外，教堂和仁慈堂都建有地窖（即地下室），用来隔湿和储藏煤炭，但天津市民没有谁进来看过，建教堂和仁慈堂又请的是外地民工，所以人们便以为这些地窖是用来关闭被迷拐进来的儿童。二是中国人到仁慈堂治病，往往安排住院治疗，如前任江西进贤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儿进堂治病后很长时间没有回家，父亲到仁慈堂婉言相劝，她也坚持不肯出来，人们便以为她是被迷药迷住本心了。三是不管是无家可归的乞丐和穷人的孩子，还是奄奄一息的病重患者，仁慈堂一概收留，加之天主教有施洗之说，人死后都要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以便让死者能够闭上眼睛升入天堂，中国人看到仁慈堂不仅收留将死之人，而且听说他们要清洗死者的眼睛，于是无不觉得十分诡异；而从外地用车船送进仁慈堂的病人动辄数十上百人，但都是只见其进不见其出，是什么原因根本不清楚，人们因此更加疑虑丛生。四是仁慈堂的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治病，都是分散居住，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或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终年不得一见，人们便以为是外国人故意把他们分开。五是当年四、五月间，社会上发生过用药迷人之事，此时刚好又遭遇了一场大瘟疫，仁慈堂死人过多，棺材不够用，不仅一副棺材装了两具甚至三具尸体，而且是在夜间草草掩埋，被觅食的野狗拖出撕咬之后，有些尸体于是“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市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并“各怀恚恨”。
曾国藩分析总结的五个原因，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和天津市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中外交往之初东西方文化与风俗的巨大差异和隔阂。他不厌其烦地将这些事实一一写出，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以雪洋人之冤”，二是“以解士民之惑”，既有为外国人辩明是非也有为天津市民开脱责任之意，从而让人体会其“持平办案”的心迹，消除双方的误解和怨气，尽快将事态平息下来，用心可谓相当良苦。
然而令曾国藩意想不到的是，朝廷公布这道奏折时，故意将他分析总结的五个原因全部删除（参同治九年十月十八日《能静居日记》）。慈禧太后不让奏折完整面世的用意显然也有两个。一是为了让洋人知道，曾国藩的屁股是坐在你们一边的，他说是“持平”办案，实际上在竭力为你们说话。二是故意激怒民众，让全国人民尤其是天津市民的怒火，集中喷射到混淆是非、吃里扒外的“卖国贼”曾国藩身上。在这种情势之下，洋人便不能不同情和理解曾国藩的办事难度并顾忌民意的巨大力量，从而见好就收，朝廷的媾和政策也就有可能在汹涌的民意和洋人的妥协退让中间寻找更广阔的操作空间。果不其然。慈禧太后看到全国人民都被曾国藩的奏折所激怒，马上于六月二十五日发出新的谕旨：“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她不仅要让曾国藩承受所有骂名，而且一股脑儿地将中外对立、战和两难这两道冰火不可兼容的难题全部抛给他做，自己则始终处在超然地位，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接到这道谕旨后，曾国藩除了欲哭无泪，剩下的只能是满腔怒火，于是在六月二十八日呈上的奏折夹片中，除了再次表示自己不怕死也不惜死的坚定决心，对慈禧太后有意操纵民意、企图左右讨好的危险做法也提出了严正警告：“时事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指1840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曾国藩全集·奏稿》）既要息事宁人，又不愿意承担骂名的慈禧太后，哪里真有心思和能力跟外国人开战？看到曾国藩已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替罪羊角色也已当定，最终当然还是按照既定方针，用委曲求全的方式了结此案。
慈禧太后将曾国藩的奏折拦腰砍断，致成一面之言，这一落井下石之举，本来就使曾国藩陷于茕茕孑立、欲诉无门的境地，后世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在他们所写的与天津教案有关的著述里，内容与事实竟然多有出入，有些与曾国藩无关的事情，甚至也加到了他的头上，从而越发抹黑了曾国藩的形象。比如判多少中国人死刑，赔外国人多少银子，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赔礼道歉等等，都不是曾国藩所能决定的，后人却全部堆到他的头上。就是撤天津府县官员的职务，把他们交刑部处治，也如前文所说，是屈从了崇厚的建议做出的。曾国藩事实上是竭力保护这两个手下官员的，为此不仅得罪了外国人，而且招致慈禧太后的极大不满。还有捉拿天津市民，刑讯逼供取证，也是因为上面定了结案时间和犯人指标，非得尽快拿到证据、凑齐足够人数不可。曾国藩对此不仅颇感无奈，而且非常反感。在六月二十九日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便如此写道：“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崇厚）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矣。”然而他说自主便能自主么？所以七月十二日夜间给曾纪泽写信时，他又十分无奈地写道：“拿犯八十馀人，坚不吐供，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馀皆无供无证，将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曾国藩全集·家书》）
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竭力保持和局是真，但对外国人的无理要求，并不像有些作者写的那样一味屈服。相反，还因为曾国藩的某些做法过于“强硬”，让外国人无法理解和接受，所以法国公使罗淑亚才会在号称“中国通”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挑拨鼓动之下，于七月初许多事情都没有谈出眉目的情况下，便怎么也留不住，执意要回北京，不愿意在天津谈判了结此案。他们觉得曾国藩实在顽固不化，不可理喻，不如回北京与总理衙门打交道更方便，对自己更有利。
除上面写到的情况必须予以澄清，还有不少著述说，朝廷中途换马，让李鸿章做直隶总督，将曾国藩调回江南，是因为对曾国藩感到失望，才不得不中途换人处理此案。此说显然也不是事实。
案件没有完全了结，即将曾国藩调回江南，这一点确实不假；另外办案过程中，曾国藩的某些做法触怒了慈禧太后，这也是事实。但慈禧太后对曾国藩的最大不满，不是因为他违背了朝廷确立的办案方针和原则，而是由于保护手下官员心切，曾国藩曾经做出一个十分幼稚的决定，暗中让张光藻和刘杰以治病为名离开天津以避风头。此事被人（估计是崇厚）告发后，他不仅多次受到慈禧太后严厉批评，而且弄得自己十分被动。至于调李鸿章来直隶，绝对不是为了接办天津教案，更不是为曾国藩擦屁股，而是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当然，曾国藩离开后，一些扫尾工作由李鸿章完成，也是很正常的）。其中之一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杀，朝廷需要曾国藩回江南稳定局势；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到天津十天后，他的头晕病就重犯了，紧接着又泄泻不止。更为严重的是，过了两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正强打精神陪客说话，突然间呕吐不止，差点昏倒。崇厚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征得曾国藩本人同意，“遂以督臣病重请另派重臣入告。奉旨外派丁雨生（江苏巡抚丁日昌）、内派毛煦初（工部尚书毛昶熙）来津会办”。加之英法公使都已回北京，天津方面要做的，主要是捉拿犯人，尽快获得定罪的证据，这就意味着曾国藩随时可以从这一案件中脱身出来。
本文并不是有意为曾国藩做翻案文章，或试图将他头上戴了一百多年的“卖国贼”帽子摘掉，那是史学家的责任。在历史真相面前，笔者只是不想人云亦云而已。
附：同治九年十月十八日赵烈文日记原文
即至涤师处久谭，师以津事相告，且以（办）理不善自谦。
先是师为洋人辩无挖眼剖心事，奏牍再上，中外哗然，至有连名致书诋之者。余问斯事究有证验否？
师言：“到津后曾亲讯闹事之人，如有丝毫凭据，许为奏办，乃辞皆游移不近情理，穷其所往，则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议，然不得不尔。”
余曰：“然。虽烈，亦以为必无。天主教固不轨于理，顾何至食人之肉，行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从之者不翅百馀国，能皆甘之邪？中国人不求实在，妄以名义自居，至边衅一开，则又束手无策。师初次奏覆时，烈度必为众人所咻，深虑师意见或摇，故曾以一函力主辨明曲直之说，后见师第二疏，乃始释然。天下事但患胸中见地不真，苟是非当矣，外来嚣嚣之说，直等之时鸟候虫可耳。”
师称善，继云：“第二疏前段为外人辨诬，后段尚有五可疑之说，叙津人肇衅之故。政府但欲吾为外人出头辨雪，遂将后段删去方始发抄，致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谤，有由然也。”
余言：“恭邸以姬公之地位，顾居心始终不外一巧宦，师之谤如浮云翳日，不久自退。烈所虑者，政地若此，非国家之福，不能不为隐忧。”
师亦喟然。夜三鼓始罢座而出。（《能静居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