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导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的峰会，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与软实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在倒计时30天时，笔者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撰文指出：“中国拥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施舍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断提升的结果，背后凝结着全国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也凝结着近年来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员、智库学者、媒体人士、社会活动人士的持续贡献。”作为被官方任命的2016年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笔者所在机构参与G20相关工作三年有余，经历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艰辛探索。
2013——首次举办G20智库论坛
2013年初，笔者与同事们关注到两个被忽视的智库研究细节：一是根据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其中谈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二是当时国内已经有像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PEC等各类多边智库交流平台，但G20层面的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智库平台却没有。于是，在各方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开始从G20着手，思考如何通过智库影响全球经济治理，进而提升中国影响力。
2013年8月21－22日，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20国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会议，为两周以后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献计献策。当时，一些舆论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评价此次会议。的确，在此之前，中国任何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没有举办过如此规模的研讨会。而且，我们最初对于议题设计、代表邀请、会议流程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头脑中一片空白。幸得相关部门和学校指导，会议得以成功举办。成功之处表现在：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G20国家均有全球治理专业的智库学者参加；二是会开得及时，影响直接。会议在当年G20峰会举行前的半个月召开，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回应。更重要的是，会议还通过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库共同声明，呼吁延续这个国际治理机制，毕竟，当时已有欧美智库开始质疑G20的作用了。
于是，在各方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递交了题为《建议我主办2016年G20首脑峰会，拓展国家利益》的内参报告，并获得了高层首肯。紧接着，我们于2014年4月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公开刊发文章，阐述2016年G20对世界治理与中国发展的意义。不过，当时中国智库界对于全球治理、G20的意义并没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会务。比如，如何请会议代表。当时，中国的有些企业或机构常习惯于邀请一些国外政要、名流来撑门面，这容易给外界留下中国是“人傻、钱多、速来”的“暴发户”的消极印象。最初，我们曾想过邀请几位前外国政要，但对方动辄开出头等舱、数位随从、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出场费等要求。很明显，国外名人尤其是一些著名前政要已被中国“宠坏了”。最终20国智库会议决定邀请有真才实学者，开一个扎扎实实的研讨会，而不是办走过场的会议“名利场”，并尝试将十八大以后出台的“八项规定”改革运用于国际场合。
再比如，会议的议事规则。中国盛行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中有不少存在着会期过长、议事散漫、会程延时等不良现象。当时，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建议与会者“脱稿”发言，因为大会已分发了与会者递交的论文。并且，我们还贯彻“人大重阳议事规则”，用五分钟沙漏严格计时。当时就有国际学者评价说，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会议创新追求和务实学术形象，可当时已是2013年了。
又比如，会议的结论。当时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这被视为中国人主导的第一个全球智库机制。声明虽然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却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数易其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这背后折射出三年前中国学者的国际化理念、英文能力、学术外交水平相对滞后。
2014——第二届G20智库会议，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
2014年9月5－6日，人大重阳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论坛，这次参会者比前一年多了一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受邀出席了开幕式。经过两天的讨论，会议再次通过G20智库共同声明，建立了全球首个由中国智库领衔的“G20智库年会机制”，还明确写入“G20智库支持中国申办2016年G20峰会”的条文，并出版了当年的G20研究蓝皮书。然而，在讨论声明中，我们发现，中国是否能成为2016年G20主办国，面临着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为此，我们必须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014年11月15-16日，G20首脑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此前两天，G20峰会前唯一一场主题为“加强全球增长”的预热峰会（pre-summit conference）同城举行，由国际商会（ICC）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各一家智库联合主办。人大重阳是承办此次峰会的首家中国智库。这场论坛相当重要，一天半的会议共约请了20位全球演讲者，包括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国际商会主席麦格劳、下一届G20主办方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等重量级嘉宾。
相比之下，中国的声音与力量却弱得多。除了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的四位演讲嘉宾（前中国银行副行长、ICC执行理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庞中英以及笔者本人）外，在场的中国官员、学者或相关人士相当少。次日，《澳大利亚人报》大幅报道了中国学者的演讲观点，还透露说：“由于国际舆论上的偏好，澳大利亚最终放弃了它最亲密的伙伴日本，转而支持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第三天，习近平主席在布里斯班宣布中国将主办2016年G20峰会。当时我们几位欢呼雀跃，如同成功申办了又一场奥运会。
就在预热峰会的当晚，一场由中国某企业独家赞助、600多人参加的晚宴也在布里斯班举行。晚宴上，澳大利亚内阁成员、州长、市长悉数出席。一位通晓中国国情的加拿大学者在席间与学者耳语道：“其实国际社会更希望能够与中国人交流思想，当然，中国人很有钱，愿意多出钱，国际社会也很乐意。”当笔者听到这段话时，深感汗颜。这些年，中国的腰包鼓起来，但形象却渐渐“土豪化”。国际社会看重的是中国人的钱，这既令人感到骄傲，又感到悲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只是靠钱，更要靠思想。国际社会希望得到的，不只是中国人的钱，更是中国人的思想。
此后的两天（11月15-16日），在G20峰会唯一能让非官方代表团人员进入的媒体中心，笔者看到的这种中国思想的欠缺感同样存在。在能容纳数千人的大会场，各国记者、学者、非政府组织人士均相当活跃，他们希望借这个全球20个最重要国家首脑聚会的场合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中国人却相当少。当时，我们越来越觉得，G20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协调机制，是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的最关键平台，中国人不能失声，中国智库更不能缺席。
2015——进入G20筹备期
在2014年布里斯班预热峰会上，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时任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讲台上脱稿侃侃而谈70多分钟，直面目前G20机制出现的诸多困难。他谈到了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办将把重心“放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融合以及关注穷国利益”等诸多要点，内容非常打动人。会后笔者特意上前向他询问，达乌特奥卢总理透露说，土耳其很重视这场会议，已筹备了好几年。但2016杭州G20峰会，中国却只有两年的筹备时间，够用吗？
在澳大利亚主办的G20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中国刚主办完APEC会议。北京“上善若水”的表演秀、雁栖湖的美景、“APEC蓝”都给了世界巨大好感。一到布里斯班，当地G20工作人员就说，中国人太了不起，我们办会一直在拼命学习中国，但肯定赶不上北京的水平。果然，当G20峰会第一场首脑午宴——澳式烧烤开始后，澳大利亚网络上一片吐槽声。有人说：人家刚在北京吃完精致国宴，就到咱们这儿来吃烧烤，太寒碜了。但另一方面，G20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澳总理阿博特屡屡出现在其他大国及各类矛盾的斡旋位置，澳大利亚的大国形象得到了空前展示。可见，评价一场会议成功与否，不能只看会务水平，更重要的是要看实质性的内容，以及获取国家利益与塑造国家形象的能力。
2014年12月1日，土耳其G20峰会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和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召开。会上，400多位国际大公司总裁、世界知名智库精英与会讨论各项国际规则，并公布了未来一年的各类国际论坛时间表。这标志着土耳其正式接棒G20，会议筹备工作进入倒计时。土方透露，土耳其力求将2015年打造成世界“土耳其年”。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官方派人参加了同时并列召开的G20协调会，但B20、T20两次会议却没有中国方面重要人士参加。主旨演讲嘉宾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全场热议影子银行、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反腐、国际贸易等，与中国一贯的主张存在不少差异。笔者抓住一次机会，阐释中国价值，引来全场数百人的掌声，组织方立刻公开回应：“我们应该多请中国人参与的，可惜……”欲言又止，个中内情不得而知。此时，我们更意识到中国参与的重要性。于是，2015年，人大重阳成为土耳其G20峰会的唯一中国合作伙伴，笔者与同事先后六次赴土耳其，将大量中国思想与经验告诉土耳其方面。尤其是在11月13日背靠背举行的安塔利亚T20会议上，300多位来自全球的顶尖智库学者再次大规模地聚首讨论。这次参会的中国智库开始增多，不只是我们人大重阳，还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国同行。
幸好我们提前得知，在土耳其T20主席声明里竟出现对中国的不公之辞：“201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经济下行。”当时，我与在场的中国智库同行强烈反对：这么说对中国经济是不公平的，2014年中国经济对全世界增长率的贡献超过40%。我们强烈建议删掉这句话，并表示，如果不删掉这句话，中国智库就集体退场。最后，土耳其方面删去了这句话。次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安塔利亚吹来“中国风”》的文章，赞许中国智库在土耳其越来越活跃的影响力。
不过，中国人的国际力量仍相对太小，且广泛存在于诸多国际论坛机制或非政府国际组织中。据研究统计，在全球约六万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国际论坛机制中，有中国人介入并发挥作用的不足3%，这是目前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不顺畅、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当国际社会舆论中出现对华不利的情况时，中国方面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国内媒体，大加批判与反驳。类似方式虽能部分起到引导国内民众的立场与态度的作用，但无法在本质上改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相反，却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国际环境，反向营造与提升了对华不友好的“境外势力”或“反华势力”的地位。
中国缺乏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兼具外语能力和国际知识背景，且拥有国际交流热情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遗憾。改革开放都35年了，数百万优秀学生留学海外，其中约1/3回国工作，目前每年超过1亿人次出境，但是中国仍存在国际交往人才的巨大缺口，类似现象不只是怪异的、难堪的，更值得我们深思，而在机制内部寻找突破口或许可行。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及的“解放社会活力”所言，目前外事人才培养与交往活力并没有被完全解放出来。从全球范围看，国际行为主体的“去国家化”趋势相当明显，类似“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团队改变世界”的事例不再罕见，中国不能再以“政治化”的思路去处理外事工作，而是需要有自主的社会机构、个体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再组织、再构造、再行动中去。另一方面，从体制内的角度看，也需要培养和激励更多官员敢于对外争夺话语权，鼓励更多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别的官员多到国际场合中阐述观点，培养中国中高级官员在各类国际论坛上“脱稿”英文演讲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包容官员的“言多”，不必放大不可避免的“过失”，捧举和支持具有较强外事交往能力的官员，中国需要有更多90岁还活跃在国际场合的“中国版基辛格”“中国版吉米·卡特”。
2016——中国G20峰会筹备中繁重的智库工作
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启动会2015年12月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近百家顶级智库的代表、部分政要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齐聚北京，为践行2016年中国G20峰会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建言献策。
自2015年12月1日起，中国正式“接棒”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中国首次主持和主导“全球治理顶层设计”。全球治理，智库先行。此次智库峰会启动会是中国举办的首场公开的G20配套活动，意味着G20“中国时刻”的正式开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人大重阳联合主办，这三家智库被中国官方授权作为2016年T20峰会的三家牵头智库单位。外交部G20事务特使王小龙在启动会开幕式上表示：“像历届主席国一样，中方高度重视智库会议作为智囊团在峰会筹备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呼吁“各国各方面人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启动会上也透露：“从今天起，到2016年中国杭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前，T20将会平均每个月都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就全球经济治理和杭州峰会等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在启动会上，各主办方代表、T20“三驾马车”的另两国土耳其、德国代表先后发言。我也在启动会上发布了《G20：从2016到2030》年度报告，并脱稿讲道：“人大重阳作为一家成立仅三年的新型智库，为与另两家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牌中国智库合作深感荣耀，这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接下来的九个月，T20三家中国智库精诚合作，先后在深圳、上海、华盛顿、日内瓦、利马、柏林、孟买、浙江和北京举行了十轮会议。尽管这十轮会议工作量相当繁重，但很好地为G20杭州峰会做了舆论预热。尤其是今年7月29-30日在北京举办的最后一场会议，吸引了全球500多人参加，扭转了G20舆论热度被一些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冲淡的局面。十轮T20会议也为G20峰会的筹备搭建了知识交流、思想沟通的平台。通过本次T20会议，与会智库学者就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研判，并进行了充分探讨和交流。此外，T20会议还有效缓冲了前段时间英国脱欧、土耳其政变未遂等热点事件对G20峰会可能产生的干扰，也让我们预知了各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可以有所准备。更重要的是，T20会议达到了集聚政策共识的目标。来自G20成员国、非G20成员国以及国际组织的专家分别就全球治理、经济增长、创新与结构性改革、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并达成部分共识，形成了T20对G20的政策建议报告。中方G20事务协调人、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到会表达了对T20的高度赞赏，“T20作为G20重要的配套活动，历来是G20峰会的重要思想库”。
值得一提的是，十轮会议有近千人次的外国专家参会，均是自费参会。我们作为组织方不提供交通、住宿等费用，但外国专家的参会热情仍然非常高。《光明日报》对此的评价是，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国际话语权、号召力的提升，也体现出T20会议的思想价值”。当然，会议也有一些插曲。比如，在最后一轮T20会议，有个别日本学者试图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却在澳大利亚、土耳其、中国等国学者的回击下未能如愿。再比如，由于土耳其未遂政变的缘故，原定参会的土耳其学者面临不能出境的困扰，但为了不失信于T20，仍有两位土耳其方面的学者克服困难，按计划抵达北京。在会议闭幕式上，我特意向这些土耳其学者表达了敬意。
三年后的思考
杭州G20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国际舆论通常将之简称为四个“Ｉ”，这一方面延续了2015土耳其G20峰会“三个Ｉ”主题，即：投资（investment）、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执行力（implematation），另一方面又可以很好地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发展经验与思想。
记得两年前，土耳其刚向世界宣告主题时，一位西方学者笑称，要给土耳其加上第四个“Ｉ”，那就是“impossible（不可能）”。这折射了西方社会对于一个缺乏足够国际号召力的新兴国家的轻视与不尊重。相反，当中国提出四个“Ｉ”时，却得到了全球的支持。因为这四个“Ｉ”切中了全球经济目前的症结，也赢得各国想法的最大公约数：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关键在于突破技术与制度创新；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升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活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进而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思想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2016年杭州G20峰会不仅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对外讲清中国发展故事的新起点，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发展经验的转折点。
G20峰会的形成与延续，标志着全球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后美国时代。G20是大国协调、国际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兴经济体与传统西方大国公平竞争的一个机制性场合。2016年G20峰会谋划得当，意义将大大高于2014年北京APEC，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都将发挥节点性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智库责无旁贷。以智库的角度看，从三年前更多关注于会务细节，到三年后聚焦思想的影响力，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思想界的成长。而从以往的中国人缺席到如今的全球学者“贴钱”赴会，更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是中国人主导全球治理的首轮探索。
然而，这个过程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中国有句话叫“关键在人”。鉴于中国与世界的全面融合，中国的人才匮乏状况越来越明显。G20只是中国影响与主导全球化的新起点，要使这个起点越走越宽，仅仅依靠目前体制内外事人才和各类行业协会的精英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不妨大胆尝试与探索，以包容的理念，大量启用体制外、甚至国外机构的精英，为G20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条件。人才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体制外的新型智库与民间组织，其中蕴藏着大量外事人才；二是在G20国家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各类华人组织、企业负责人，长期以来，他们为中国价值传播、理念共享创造条件、发挥作用；三是大胆聘用和鼓励来自外国的人才为中国效力。
总之，相信中国G20峰会一定是一场盛会，但还要寻找国际思想传播的第一落点，尽快在全球舆论上确定杭州G20在世界历史上的价值。会议要取得百年、甚至千年意义上的成功，就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从国际价值与理念出发，确立这届峰会到底能给世界留下什么遗产。同时，还要在媒体和舆论中形成G20文化关注，让民众充分认识到G20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参与G20的重大意义和进展。这是真正考验中国国际视野与人文关怀的时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