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越发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以及对华关系问题自然也成为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各党候选人进行辩论的主要议题。
国内不少研究文章都曾围绕美国大选期间的中国议题进行分析，通过总结和比较，发现不同大选年份间中国议题的变化，如，2004年大选年，美国出于“反恐”需要而弱化在中国议题上的攻击程度；2008年大选年，在金融海啸和中国国力增强的背景下，总统候选人围绕中国议题的辩论从政治领域向经济、贸易、金融领域倾斜，2012年大选年延续了该倾向。研究多认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围绕中国议题的发言“拼硬斗狠”只限于竞选阶段，是为了赢得选民选票而采取的战术和计策，一旦当选就会回归现实，与中国“理性”相处，在此基础上认为，不必太在意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围绕中国的发言，我国只要务实发展自己，不论美国政客们在竞选时“调门”多高，一旦当选，中美关系都差不到哪里去。但此种认识潜藏着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问题全面展示和讨论的时机；二是听任竞选人任意发声、等待其当选后“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容易导致消极观望和被动应对。这两个问题不仅让我们失去全方位了解美国社会状况的良好机会，也容易放弃面向美国民众释疑解惑的主动作为，使我在中美互动中陷入被动，让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各种误解偏见积累加深。
因此，应借美国大选中各路参选人回应民众关切、设置议程之机了解美国国内的主要问题，发现国内问题与其对外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的关系，并有针对性地对内解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对美国民众的误解和偏见进行解释和说明。
“深邃之国”的危机
“深邃之国（Deep state）”本是用来说明土耳其警察表面上高举公平正义、国家利益大旗，私下里与贩毒头目等罪犯沆瀣一气。后来，该词被美国前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迈克·洛夫格林(Mike Lofgren)用作书名，意指美国宪法精神的衰落与“影子力量”左右国家政治。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个四年中，“深邃之国”在两个方面表现日益明显。一是在过去四年中，随着美国经济、政治、文化危机日益严重，以及网络传播的不断发展，一些历史上已经存在但长期讳莫如深的政治操纵和社会控制手段被曝光。2013年2月，电视剧《纸牌屋》的热播让美国以及全球民众对该国政客和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将信将疑。但仅四个月后，前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英美媒体，令美国国内和全球哗然，以保障言论自由等人权自诩的国家竟然与科技公司一同掌控本国公民的个人隐私、窥视其他国家人民和领导人网络化交流信息。2016年7月，在民主党大会即将正式确认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之际，维基解密公开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高级职员从2015年1月到2016年5月发出和接收的1.9万多封电子邮件，以及超过8000个附件，显示其是如何暗中排挤希拉里在党内的最大对手桑德斯以及雇佣水军抹黑特朗普，让美国民众看到现实中的党同伐异、秘密操作丝毫不亚于《纸牌屋》的戏剧化情节。二是以往深深隐藏在后台操作或者并不参与操作的各种力量被揭露干预国家政治，前者如华尔街的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步枪协会等，后者则如硅谷的信息技术公司，通过资金赞助、技术支持，甚至人员“旋转门”等方式，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与走向，通过知情人爆料、政客们互相攻讦而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知。
在新问题不断涌现的同时，美国社会既有的历史问题又不断卷土重来，从“休眠”状态重新进入活跃状态，无法平息，最为突出的是种族问题。2014年8月，因白人警察射杀黑人青年而引发弗格森小镇黑人群体抗议，进而扩大至全国范围。种族问题，作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被击中，便会反复发作，越演越烈。今年8月又发生了密尔沃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也引发了当地骚乱。而因对恐怖袭击的害怕，美国国内对穆斯林人群的歧视进一步撕裂社会，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过去人们出于基本的信任、包容与礼仪，针对种族问题不敢、不愿、不能对外表达的言论如今都被公开地讲出来。
隐蔽的手段、隐藏的势力、久病而不愈加剧了美国民众对政治的失落感，其中一个表现是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右倾甚至极端的言论都可被人接受，甚至让他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参选人成为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如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所说，美国的特朗普和英国的科尔宾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掌权，但他们的崛起表明英美民主体制真的出现了问题。民众已经不求参选人能给出医治问题的长久之计，只求解决一时之急或得到一时之快。这种消极的情绪让中国记者赵忆宁在《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所展示的政党之间裂痕在美国的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蔓延，甚至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横行带来的分裂。历史的经验说明，每当美国国内出现难以调节的危机时，从上到下所能想到的“捷径”、容易达成的共识便是将问题向外转移，通过一致对外而克服自由主义对权力集中的阻碍。中国问题自然成为可被用于付诸转移矛盾的话题。
围绕中国的“共识制造”
2012年以来，与美国国内矛盾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下降。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4月至5月间，围绕中美关系问题随机电话调查了1003名18岁以上的美国人。2005年时类似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是43%，没有好感（unfavorable）的比例是35%。但十年之后，54%的美国人对中国不抱好感，而有好感的比例降至38%。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人对中国不抱好感的比例就一直高于50%。为何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该调查显示，美国人主要关注以下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中国夺走美国工作岗位、中国对美发动网络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国对全球环境影响、中国军力不断增强①。这些问题很多是没有依据的，或被曲解的，甚至是与美国无关的，但在这些问题上，超过八成的美国人都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或相当严重，予以极大关注。在各类人群中，共和党支持者对以上问题的关注度较民主党和独立参选党派支持者更高，但相差不大，对各问题关注程度排序相同。
在本次大选中，各党派参选人的涉华议题与美国民众所关注的中国问题高度吻合。从2014年5月起，美国亚洲协会所办的中参馆（China File）网站制作“美国总统候选人论中国”专题，汇集了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在媒体、集会和社交平台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言论②。本研究据此对美国大选参选人围绕中国议题的337条言论（截至2016年8月16日）进行了分析，发现谈及较多的话题依次为贸易（66条）、中美关系（20条）、网络攻击与安全（20条）、人权（16条）、就业（12条）、经济（11条）、环境（11条）。可见，在中国议题上，参选人与美国民众已形成“共识”。
在贸易问题上，各参选人一致认为是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制造了中美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如特朗普说，美国与中国一年的贸易逆差达到了8000亿美元，美国人现今收入不如18年前，而中国还在以7%、8%的速度增长，其原因是中国操控汇率，让美国失去就业岗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桑德斯等人也都持类似观点。他们将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与就业岗位不充足都归咎于中国，而丝毫没有说明美国是所谓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汇率自由浮动的推动者，仅仅去计算就业岗位的多少，而不考虑这些岗位的性质；仅仅看到中国汇率的下调，而不提这背后中国央行为了实现汇率自由浮动而做出的努力以及中国所承担的压力。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各参选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共和党参选人、惠普公司前董事长费奥瑞娜自称富有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称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美国对手，要想获得其支持，就要对其进行压制。共和党参选人格雷厄姆称，中国若想与美国搞好关系，就要表现得乖点。特朗普则先扬后抑，称喜欢中国及中国的领导人，但是如果当选则绝不允许中国再占美国的便宜。这些表态都透露出美国的高傲，并没有平等交往的想法，缺乏国家之间应有的尊重。
在网络攻击与安全问题上，各参选人将中国描绘为网络空间的偷窃者和攻击支持者。共和党参选人克里斯蒂一边夸耀美国是开放的社会、光明磊落，一边指责中国在网上行为“遮遮掩掩”。费奥瑞娜也指责中国公司利用网络从美国公司盗取知识产权资料。但他们都似乎忘记了自家被曝光的“棱镜”网络监控项目。在人权问题上，各参选人主要攻击中国的死刑与计划生育政策。民主党参选人奥马利在将中国和也门等列入保留死刑国家时，都忘记自己所在的美国也保留死刑。共和党参选人卢比奥攻击中国的“二孩”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不人道”，希拉里则污蔑中国仍在实行“强制堕胎和强制分娩”，丝毫不顾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为缓解全球人口压力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在人口政策上进行的积极调整。
由此可见，各党派参选人对中国的态度和所讨论的议题并没有大的分歧。仅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28条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97条涉华言论进行词频分析，也能发现，不管二人在竞选期间争斗表现得多么激烈，但是在围绕中国的问题上，不仅关键词相近，而且对议题重要性的权衡也相去不远。希拉里反复使用经济、市场、商业等词汇，特朗普则经常使用贸易、就业和货币贬值等词汇。而利用“中参馆”对话题的分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特朗普的34条（35.1%）发言都是在直接谈论贸易问题时提及了中国，而希拉里的4条（14.2%）发言有关贸易问题，3条（10.7%）有关环境问题。
但在具体目的上，参选人提及中国所要起到的作用却有所不同，主要有三个：一是直接攻击中国，树立强势形象，特别是共和党一些右翼候选人对人权、南海等中国事务横加干涉，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如果当选将对中国采取遏制和施压。二是将中国用作参照，讨论美国国内问题，以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最为典型，他不断以中国为例来说明美国在监狱管理、教育改革上是如何迟滞、落后。三是抓住竞争对手在中国问题上的议论进行攻击，例如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攻击对手卡尔森对中国束手无策；希拉里嘲笑特朗普在美西边境树墙的点子来自于中国的长城；特朗普则指责中美贸易逆差是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所造成的。而无论是哪种用法，都是参选政客在修辞层面借中国给美国民众一个“解决方案”，将问题推挡出去，似乎有了出路，形成了共识，至于这个方案是否有效、能否落实则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
提高对美传播针对性
以上分析说明，美国大选中的各个主要人物探讨中国议题的动机存在问题，对中国的大部分指责和贬损不仅缺乏依据，而且逻辑混乱。按照美国所标榜的制衡机制，媒体因其独立地位而应向社会提供客观公正的观点，纠正政客们的错误说法和偏见。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新闻媒体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与大选参选人并无二致。在针对中国与美国大选关系的报道中，新闻媒体也不会指出参选人的错误，而是将美国大选中简单的“比货”逻辑引入中国情境，在没有详实可靠数据支撑的前提下，大谈中国民众对特朗普的好感要强于希拉里。加上互联网传播中“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美国民众也不会刻意去反思各位参选人有关中国的论述存在哪些问题，更不会反思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是否因为受到影响而出现偏差，错失正确认识本国危机根源和中国角色地位的机会。
近年来，我国媒体加强了面向美国等国的国家形象塑造，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如果面对外国媒体和精英对我国不负责任的指责不进行有效反驳，面对民众对我国歪曲的认识不进行及时纠正和说明，仍旧无法改变“挨骂”的局面。同时，也无助于对方国家正视自身问题，认真思考如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
行动是以观念为引导的，而观念是通过话语来体现的。在美国自身危机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而政客们依旧想将矛盾向外转移之时，必须有一种力量、一个声音对此予以揭露。而这个力量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媒体，这个声音只能是我们的媒体有针对性地面向美国民众发出，别无他法。所要传递的内容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用充分的数据来说明美国当今危机的情况以及产生的原因，要让其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美国自身，要用丰富的历史材料说明，如果一味地将问题归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将导致全球灾难性的后果。二是针对美国政客在大选期间对中国的指责，要利用美国的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从事实到逻辑进行反驳，指出谬误所在，在此互动过程中帮助美国民众认清有关中国的错误看法，也使得我国媒体和民众真正看清我国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扭转被动“挨骂”地位迈出实际步伐。
「注释」
①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ns’ Concerns about China: Economics, Cyberattacks, Human Rights Top the List” ，September, 2015, http://www. pewgloba l.org /2015/09/09/a mer ica ns- concer ns-about- ch i na- econom icscyberattacks-human-rights-top-the-list/.
②China File，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n China，August，2016，https:// www.chinafile.com /repor ting-opinion /media /us-presidential-candidate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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