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审稿是处于作者交稿和编辑加工之间的重要环节。文章以纸质书稿和数字资源为例，介绍如何用“三观法”——宏观、中观、微观审稿，从不同层面、角度发现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探寻应对策略，以期降低差错率，减少质量隐患，使书稿符合编辑加工的基本要求，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
［关键词］编辑加工 审稿 三观法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审稿是处于作者交稿与编辑加工之间的重要环节。作者来稿是否初步达到出版要求，有无重大的结构缺失或内容质量上的硬伤、政治问题，各部分的篇幅比例、写作思路是否均衡，有无继续提高的空间，都需在此时给出明确答复。本文从教材、教辅、学术专著及配套的数字资源中选择若干实例，采用前辈编辑提出的“三观法”［1］，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分析，结合编辑工作遇到的实际问题，分类总结并加以归纳，概括出若干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要点。
一、宏观审稿
宏观层面的审稿，要求全盘把握、整体观照，全书和各章篇幅、写作体例均衡、合理与否，是审查的重点。
1. 书名、目录的审读
策划始于创意的产生，书稿的写作始于书名、目录的拟定。书名、目录看似篇幅短小，却有助于及时发现隐患，防患于未然。
首先，是书名与正文内容的对应程度，是否涵盖正文涉及的范畴、领域。例如一本面向文科生编写的《科学技术概论》，分学科设置章节。但既为“概论”，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的定义、特征及相互关系，从古至今的发展简史，应是不可回避的内容。又如一本面向各专业在校生编写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分为文学、历史、地理三篇。文学、历史可以归入人文学科，地理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是否能笼统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是否应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内容？既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发展历史、地位、研究，各自的性质、特征、功能，是否需要介绍？
发现书名与正文不完全对应，或者修改目录并相应调整章节内容，或者维持现有内容结构，适当修改书名。无论哪一种，都应尽可能提早确定书名。因为其决定写作提纲和内容；还可能涉及向出版行政部门申请书号的事宜，如果在申请书号后更改书名，按规定需重新申请，费时耗力，延误进度。
其次，看目录体现的内容和编排结构有无问题。例如一本文学作品鉴赏，按照文学体裁分篇，篇下按照先中国后外国的顺序分节，介绍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粗看似乎没有问题，仔细再看，台湾文学单设一节，与中国、外国地位并列，这就难免成为政治问题。又如《西方哲学史》，配备了教学课件。对照教材却发现，二者的体系框架不尽一致。教材正文包括导言、依发展时期设置的四篇和结束语，各篇下再分为若干章，而教学课件并无导言和结束语，篇下概述与全书目录混在一起。成系列的套书，构成要素大多有规定动作，据此检查，不难发现结构上的缺失。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作者交来的初稿，常常缺少阅读文献、人名译名表等。
上述问题，修改幅度往往较大，而非局部的小修小补，及时退改，指出错误所在并提出建议，才能保证出版进度。
再次，是内容的适用性问题。产品定位不清晰，不便使用，市场份额和覆盖率难免有限。教材也是如此，体系、内容符合教学规律与实际教学需求，是维系影响力与知名度的不二法门。例如一本定位为公共课教材的《硬笔行书教程》，版权到期后作者看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品牌，申请出版。然而，无论考虑学生的书写技能还是书法学习的规律，都不宜直接从行书入手，应重新设计教材的体系、框架，补充楷书和书法简史等内容。还有，同名课程往往分布在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彼此存在交叉。教材编写或修订教材时，应重点关注目录是否涵盖各专业学习的共性内容，打牢共性内容，再适当延伸，才能扩大适用面。例如，时隔十年，修订“十五”规划教材《美学》时，出版社编辑从满足中文、哲学、艺术等专业的使用需求角度，向编者提出这一建议和对内容提要、目录等的处理意见，得到了认可。
2. 正文的审读
首先，检查书稿的基调、倾向是否妥当，立论是否涉及敏感问题。如某以西方文化为内容的重点教材初稿，绪论只字未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显然不妥。由于文科教材和学术专著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其观点、评价、结论是否妥当，需详略结合粗览全稿，结合所举例证、分析其结论性段落，才能有所把握。如某研究延安文学的专著，作者评析时先对其成就给予肯定，再用“然而”“但是”等词语转变观点，且篇幅远远超过肯定之处。转折复句的重点在于后半句，可见，尽管并未明确否定延安文学和彼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但态度似褒实贬。如作者坚持不改，只好放弃选题。
其次，横向比较，检查各章的体例、行文结构、顺序是否一致，有无结构缺失。例如一本《逻辑学》，数理逻辑一章只有章节二级标题，而其他章俱为章节目三级，是否全书只设二级标题？一本《大学语文》，按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分章，其中魏晋文学一章按文学体裁分节，先介绍文学发展简史，后进行作品赏析，与其他章先概述文学发展简史再分体裁赏析作品的行文结构截然不同。又如一本《中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按人物设章，包括人物介绍、教学访谈、经典课例、对话等板块。而其中一章只有人物介绍和对话，显然存在重大结构缺失。
再次，关注著作权问题。浏览正文时发现明显的拼凑痕迹，同一章节的内容逻辑上不连贯，语言风格、质量良莠不齐，引文中错别字较多或错得蹊跷，甚至电子版里的文字颜色明显偏浅、带着网页的格式或背景色等，如遇上述情况，就要利用查重软件检查。又如对已有出版物内容的引用比例，发现页下注中有“参见××书”，且页码起讫多达十余页，应找原书对照检查。如某普通话教程，发音方法一节的标题处所加注释指出，相关内容参见某《朗诵学》。两相对照，发现重合率较高。还有图片的使用，有些书稿中的图片全部出自网站，水印清晰可见，或者带有原图的图序、图题，即便利用修图技术处理，也不能摆脱侵权嫌疑，应当删除或更换。教学课件、资源库、智能备课系统等数字资源作为问题高发地带，尤应注意并规避。
最后，检查正文与相关附件是否对应。例如一本硬笔书法图书的草书一章，作者来稿上的手写例字，字形与用于扫描排版的例字大相径庭。艺术创作可以发挥，但二者不一致，校对时究竟以哪份为准？不妨与作者沟通，在供扫描排版的例字上标注“据此校对”，并将其作为附件与原稿一并存档。
二、中观审稿
中观层面的审稿，重点从全稿下移至篇与章、各章之间及章下各节。
1. 目录的审读
同级标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下级标题的涵盖关系、标题的概括性，往往容易出错。如《西方哲学史》，其中一章为“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另一章为“16—18世纪法国哲学”，这样的安排会让人理解为法国不属于西欧。遇到这种情况，不妨与著者沟通，若用意在于强调法国哲学的重要性，可在概述西欧各国哲学一章时提示一句，既相互照应，也避免了可能被疑为统分不当的问题。前文所述《美学》教材，修订时调整较大，“审美与社会文化”一节，标题之一为“关于文化”，而文化涉及的范畴、内容极为广泛，结合上下文，改为“文化的性质与功能”，或许更为贴切。
2. 正文的审读
中观层面的正文审读，可分为全文泛读与个别章节细读两种方式，各章、章下各节的横向比较，章下、节下的纵向比较，都不可或缺。
全文泛读不宜拘泥于细节，应重点关注各篇、各章的篇幅是否相对均衡，篇下、章下的概述和结束语篇幅是否均衡，写作理念是否一致。如一本《西方伦理思想史》，各章概述篇幅参差不齐，短则七八行，长则超过一页。一本《科学技术哲学》，章下概述或采用导入式，层层推进，或平铺直叙，概括介绍本章的学习内容与重点。某《西方美学史》，各篇、篇下各章的概述篇幅，少则数千字，多则万余字，有的概述相应阶段美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的列举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及其美学思想、成就与地位，很不协调。编辑发现这些问题应及时记录，结合存在的其他问题综合考虑，提出处理意见，才能有的放矢。
选择个别章节细读时，从编辑规范的角度，常常会发现须全篇关注的典型问题。
首先，章下各节的篇幅是否均衡，前后内容有无重复、交叉。前述《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历史篇的中国史部分，介绍汉代以前历史的内容占80%的篇幅，而后的历代内容仅两三千字。发现篇、章概述写作理念不同，就要考虑到前后内容可能重复。前述《西方美学史》，篇下概述与章下概述内容多处重合。作者采纳了编辑的建议，最终删除了篇下概述，节省了笔墨，也降低了印张等成本。前述《西方伦理思想史》有一章，文艺复兴的定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等内容在章下概述与节下正文重复出现。压缩章下导语，具体行文时着重介绍相关内容，当为解决之道。
其次，章下、节下相同的板块，写作理念是否一致。某《中国文学批评史》，各节对代表人物的介绍改用楷体字并加框以示区分。元明清一章介绍叶燮侧重其作《原诗》的成就与地位，介绍王夫之只提及代表作而不予评价，与介绍其他人物时从生活经历、文学活动入手，对观点和著作的历史地位与成就给予评价的思路不一致。横向比较，显然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再次，引文是否加注，注释要素是否完整，注释方式是否一致。长达两三行、三五行的直接引语没有页下注，须请作者补充。检查页下注或正文夹注，若发现“同上，第××页”，须请作者按照引文出处的基本要素补充完整。因为此时书稿尚未排版，定版后“同上”二字出现在首条注释处，属于质量问题。我国出版物的引文加注，大多以句为单位，即使需要跨段、跨页，也应适当，不宜过多，如同一页内跨段，相邻两三页跨页。前述《西方美学史》讲解黑格尔美学时，某页的页下注出现十余个页码，与当页不足千字的容量明显不符，往前翻阅发现，该节连续多条引文均出自黑格尔著作《美学》，作者只在最后一条统一加注。至于古籍，一句一注还是以字词为单位加注，注解与被注内容是否相符，非但组稿阶段即要与编者敲定，交稿后审稿和加工时也都要仔细检查。
从科学性、知识性的角度细读，也会发现沟坎。
出版于2011年的某写作教材，“行政公文”一章将行政公文与党的公文混在一起介绍，彼时新版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尚未出台，必须退改。书稿内容涉及国家的政策、法规、文件，不仅编辑加工时务必根据权威版本核对，策划组稿时就要提醒编者在谋篇布局和行文时注意提法、基调与之保持一致，并在审稿时重点检查。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书稿，论述中国尤其是近现代、现当代的内容，尤应注意这一问题。
又如前述《中国文学批评史》，介绍清代词学成就的部分，词在宋代的发展成就、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占据了相当比例，或许作者的本意在于以动态的视角，探寻、挖掘其前后继承关系，但叙述过多是否喧宾夺主？某《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一章，小说部分选择了明清章回小说。作为公共课教材，考虑到选课的学生缺乏中文专业基础，对“小说”一词的起源、最初的含义、魏晋唐宋以来的发展，尤其是宋代时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繁荣奠定的基础一概不提，是否影响学习效果？如果改后的稿子起色不大，就应重新评估作者的写作能力和学术水平。延伸至策划阶段，选择编者时，就要了解其研究方向、成果、影响力、写作经验乃至声誉，等等。
三、微观审稿
不同于编辑加工时的逐字逐句细读，审稿往往从宏观、中观层面入手。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注重细节，防患于未然，意义无须多言。选择局部段落细读，指出发现的瑕疵，并结合编辑加工经验提出处理意见，既让作者信服、信赖，也有助于完善书稿。因篇幅有限，这里不讲文字和编辑规范，只列举若干常见问题。
1. 历史表述的准确性
作者的历史知识有限，写作态度不够严谨且不核查，会导致时间、年号乃至对历史事件的地位、评价等错误。如某艺术著作对作品创作时间的文字说明，一处将2004年误认为“壬辰”；另一处说作于2006年，而根据“丙戌小寒”的落款核查，实乃2007年1月初；还有一处说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活动于1973年，这位西方现代派的重要音乐家去世于1971年，而西方现代派音乐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为1913年之误？本着改动应有明确依据的原则，编辑应先查阅音乐史资料，而后才可确定如何修改。
又如对历史事件内容的叙述和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定的《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某重点教材在评价《辛丑条约》时，说其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殖民程度，这与学界公认的定论差异较大，是不可取的。
2. 引文的前后一致和准确使用
引文究竟怎么核？按由浅到深的程度、标准，可概括为“三境界”。
首先，确保所引内容无误。有些编辑习惯看完正文后再专门核对引文。此举的弊病在于，若引文后面的相关分析列举引文局部，且所引内容恰好有误，就会导致前后不一致，造成质量隐患。
其次，确保引文与上下语境相符。某政治学教材行文时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言论，多次提到发表时间、地点或场合等，如：“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计划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并指出……”。这里“指出”之后为引文内容，之前为引文出现的情境。领导人的言论大多受时空限制，有较强的针对性，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需要，一删了之的方法失之于简单，且往往对局部质量造成损伤。引文所处语境涉及的时间、背景、出处等相关内容，结合文献逐一核对，改正错误，方为上策。
再次，确保对引文的解读无误。前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元明清一章，讲述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对宋代词人的评价时引用原文，说苏轼“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而《白雨斋词话》中这两句实为评价辛弃疾的。某据网络课程改造的传统文化教材，讲解《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时写道：“这个人对妻子炫耀，我在外面朋友很多，天天有人请我吃饭，你看，我每天回来嘴上总是油晃晃的。”而原文为：“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还写道：“她俩有一天悄悄跟踪。”而原文为：“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其妻归，告其妾”。这样的解读显然不够严谨。更进一步说，对网络课程和相关出版物的审读加工规范，并不因载体形式、篇幅等不同而丝毫有所下降，甚至更高。
如此而言，引文不仅要逐条核对，更要细心谨慎，前后对照，避免漏改。
3. 图片与正文内容的对应
这里的图文对应，包括主题一致，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风格一致。
前述《中国文学批评史》，人物介绍大多附上影印的著作局部。对李梦阳的介绍，所附著作的文字说明为：“明嘉靖魏裳刊李攀龙《白雪楼诗集》。”显然张冠李戴。某书稿介绍中印交往时，突然插入中日日元贷款协议的图片，与上下文没有关联。某著作讲到马思聪《思乡曲》，配图为某报发表的相关文章，图题中说发表时间为2005年，而正文中为2006年。前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科技一章，介绍地动仪时所配图片为俯视拍摄，效果与平视拍摄大相径庭；建筑一章，讲述故宫时所配全景俯瞰图片，远处的高楼大厦若隐若现，与全书的主题、风格不协调。某重点著作对现代作家的作品介绍，所配图片为近年所出的版本，换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或新中国成立前的影印本，似更为协调。
图片往往按章编序，在审稿阶段尽可能解决问题，既节约了绘图时不必要的支出，也避免了因删除导致图序改动而带来的图文不符等质量隐患。
4. 行文逻辑严密、表述准确
书稿的语言质量标准除了文从字顺，还包括逻辑严密、表述准确。
某教材写道：“一百年前，中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提出中国应申办奥运会，2008年终于圆了百年奥运梦。”根据汉语语法的承前省略主语，可以理解为张伯苓圆了中国的奥运梦。因此，在“2008年”后以括注形式加“中国”二字方妥当。某艺术著作讲解歌曲《圣母颂》，说其多为声乐表演，下一段介绍法国作曲家古诺时又说，其主要作品有歌剧《浮士德》《圣母颂》。事实上，这是一首歌曲，以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中的前奏曲为伴奏，西方音乐史上常将二者一并提及。该书这样介绍吕文成：“广东音乐作曲家，高胡演奏家。”吕文成生于广东，对广东音乐这一流派的发展、繁荣有开创性的贡献。“广东音乐作曲家”这一表述，理解上存在歧义。学界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的内容，表述应避免武断。某文艺著作介绍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生平皆为确切年份，加“约”字似更周全。名词术语需前后一致。某艺术著作将巴黎音乐学院误为“巴黎音乐院”，需改正谬误，但院校、机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名称有所沿革，则不宜一改了之，应根据上下文，确保名称与不同时期的变更相符。如上海音乐学院，曾先后更名为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
四、问题成因与对策探索
书稿存在问题，作者、出版社和社会大环境都有一定责任。
作者一方，著录方式、写作与教学经验，是导致书稿存在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即便独著，对内容重点的理解不同、研究领域有所侧重、写作经验有限，也都会在书稿中有所体现。教材往往为多人合作分工编写，个人能力、水平有高有低，对教学的重难点把握不够，主编与参编沟通不到位，未讲清写作要求，也未切实承担统稿等工作，都可能造成书稿存在缺陷甚至致命的硬伤。
出版社一方，因竞争激烈、压力增大而节约成本，缩短出版周期，压缩已有环节，甚至编校合一，也增加了出版物的出错率。
还要看到，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化，作者群体也在更新换代，不同年龄段作者的求学经历、受到的学术训练、治学态度、写作习惯迥然有别，与出版社的关系亲疏也不尽相同。新作者往往既缺乏教学经验与写作经验，又与出版社缺乏合作基础，不了解出版流程和规范，认为书稿交给出版社就可以等待出版了。编辑出版作为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职业，需要长期实践和提炼才能积累经验，新入职的编辑经验不足，往往更多地关注微观层面的文字内容，对宏观、中观层面的问题关注有限甚至忽视。各方的不足交互作用，导致问题产生。
如将出版视为由一系列前后相关的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暴露于审稿或编辑加工阶段，原因却要到源头处也即策划阶段探寻。这意味着，从目录拟定、样章写作开始，编辑就要参与其中，进行过程控制与管理，随时跟踪，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书稿中的问题无法穷尽，但对编辑加工时所做修改有意识地分类、整理、总结，概括出共性问题和不同内容、学科书稿常见的类型问题，运用于组稿和审稿阶段，还是有助于降低差错率，提高出版物质量和工作效率。此外，还要加强储备，广泛阅读，获取行业、学科的动态信息，借鉴他人的可取之处。
应该说，书稿问题的解决仅靠几篇讨论文章难以奏效。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何时，提高自身的业务技能，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学会应对、处理和解决问题，都是更好地胜任岗位职责、在激烈竞争中得以生存的唯一之道。
注释：
［1］ 这一方法最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王方宪编审提出，其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和全国新编辑培训班上多次主讲这一内容，就“三观法”的理念、要求和分类案例等做了详细讲解。（作者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