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太学石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同时它们与书籍的发展演变也直接相关，石经发展与书籍装帧、字体选用、排版格式等方面均具有相同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儒家太学石经 书籍 印刷术 装帧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儒家石经是指把儒家的经典范本刻凿在石头上，所起作用主要是宣扬儒家思想，同时也起着正定文字、规范书写的作用。［1］在儒家石经中，立于太学的石经是石经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太学石经一共有七部：《熹平石经》《三体石经》《开成石经》《孟蜀石经》《嘉祐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其中《熹平石经》《三体石经》和《开成石经》刊刻时间很早并且是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是正定儒家经典文字规范的标准和依据，在朝廷统治和教育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儒家太学的七部石经历时一千六百余年，最早的《熹平石经》［2］刊刻于东汉末年。当时的书籍载体主要是竹木简牍。纸张虽已发明并且经过蔡伦的改进已经扩大了在书写中的应用，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以纸张装订成书最早是在隋唐时期。早于纸质书籍的儒家石经与竹木简牍一样，在隋唐以前的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七部石经的刊刻伴随着书籍的发展，与书籍的雕印、装帧、保存等均有很多相近之处。
一、石经与书籍装帧技术的发展
七部儒家太学石经的发展史与书籍装帧技术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表现在：《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在隋唐时期是太学时“书学”的教材，“书学”学生的学习时间为三年。从历史记载上看，这两部石经对后世的影响体现在拓印之后所形成的书籍形式方面。《开成石经》在形式上与卷轴装书籍十分接近，其后的《孟蜀石经》完全按照《开成石经》的形式刊刻，在经文之后加上注解，与后来的经注合刻的书籍形式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孟蜀石经》对文化尤其是经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嘉祐石经》在形式上体现了长卷的形式，也在单元分割上开启了新的模式。《南宋石经》与宋代的刻帖极其相似，在书法的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贡献。清代的《乾隆石经》的底本本身就是书籍的形式，在蒋衡书写完成之后由马曰琯出资两千锾白金装订为五十函三百册。五十余年后乾隆皇帝下旨刊刻也完全是一页一页的模式，与书籍的刊本和抄本极为接近，目前保存在北京市孔庙内的碑石基本完好，参观者能够清晰地看到碑石上面的书页模式。
书籍装帧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形式，都可以从儒家太学石经的发展上看出。《开成石经》之前的两大石经，在捶拓技术上为后来的书籍发展做出了贡献，成为书籍发展的源头之一。《开成石经》及以后的儒家太学石经在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中也与书籍装帧直接相关，《开成石经》的拓本在装订后就是卷轴装书籍。同时，《开成石经》是五代时期刊刻的监本之源头，监本为雕版印刷，最后的书籍形式与《开成石经》应该直接相关。后世看到的最早监本为线装书或者是现在的书籍形式，也与《开成石经》拓本直接相关。
儒家太学石经在书籍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是雕版印刷术的源头之一，在书籍的发展过程中也为书籍装帧提供了借鉴。在书籍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太学石经与书籍的装帧技术一起发展，共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石经拓本与捶拓技术的发展
拓本也叫拓片，是摩拓金石、碑刻、印章等器物上面的文字、图案而形成的一种书籍形式。摩拓技术主要有两种：响拓（实为“向拓”）、捶拓。响拓是用透明纸张覆盖在碑帖金石上面，用毛笔双钩字画的轮廓，然后填墨的一种复制技术；捶拓是把纸张紧贴在金石或碑志的文字、图案上面，用鬃刷捶打纸面，让纸张凹陷进去，再用拓包沾墨扑打纸张表面，把文字图案清晰呈现出来的一种技术。捶拓技术对书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石经拓片的产生至迟在南北朝时期，这是因为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有关于石经书籍的记载，拓片要转化为书籍还有一段时间。
《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作为教材，是以怎样的书籍形式作为教材的呢？从《隋书·经籍志》中对图书资料的记载可以看到：
《一字石经周易》六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8卷，亡。）……《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3］
这里《一字石经》指《熹平石经》，《三字石经》指《三体石经》。印刷术开始于唐朝，成熟于宋代，唐朝太学生的卷轴装书籍就是拓本书籍。而在《熹平石经》刊刻完成之后，一般读书人是以观摩的方式来读经的。（《熹平石经》碑石竣工置放于太学以供天下人参观，在《后汉书》中明确记载观摩的人数之多——填塞巷陌。［4］）
《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中也有相关记载，虽然书籍数量不完全相同，但都比较丰富。可见当时的石经材料比较丰富，也基本是以拓本的形式存在。拓本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宋代洪适在《隶释》《隶续》中有使用，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编》中也有记载。
拓本书籍作为太学生的教科书出现在印刷术萌芽时期，在书籍从抄本系统过渡到印本系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印刷术形成之前捶拓技术已经成熟，从印章、封泥到儒家石经及其他碑碣金石等器物的摩拓范围之广，至今在文博系统还广泛应用。儒家石经提供的太学生书籍正是捶拓技术的最佳典范，在捶拓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儒家太学石经与印刷所使用的字体、书体具有一致性
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所使用的字体被区分为硬体字和软体字。在软体字方面，石经所使用的字体与印刷术字体相近。石经的楷书字体是大多数印刷字体的基础，刊刻精良的印刷本子所使用的字体，也大多与石经的字体一样，以历代大书法家的楷书为模板。
印刷术研究者张秀民认为，写本的字体与书法关系很近，一旦是名人亲自书写，其刻本就可以说是书法作品或者是书法精美的印刷书籍。从张秀民著作中可知历史上有不少书法家亲自书写书版，最后刻印成书。比如元代赵孟頫亲自书写的书版有《道德宝章》《曹汉泉集》等，为清人所推崇。［5］319这样的事例当不止赵孟頫一人，书名不高者以及不以书法出名的学者亲自写版的应该还有很多。
在“明体字”（即现代印刷中使用的宋体字，在明代出现）出现之前全部是属于软体字雕版印刷书籍，“明体字”出现之后软体字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就连张秀民也特别推崇以“书法”美的软体字刊刻书籍。［5］161，320，321软体字更加被人们看重，书写者的价格也比写“明体字”的价格要高：
与宋字并行者，有一种“软字”，实际上是一种正楷的书写体，比较美观，写刻工资也较贵，“写软字者每百字工价银四分”。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即用软字，美丽悦目。［5］634
在软体字的使用上，印刷用字与石经字体一致。这充分说明从字体的角度看，石经与印刷所使用的字体、书体是相同的。从书法的角度看，在追求统一、美观和标准化方面，石经与印刷也是相同的。
在张秀民所论述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印刷体用字上，总体情况是以颜、柳、欧、赵四种字体为主。宋代雕版书籍所用字体多种多样，宋四家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宋四家又都尊崇颜真卿的字体，故颜体字在当时较多，另有学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宋徽宗（瘦金体）等的字体。元朝流行的是赵孟頫的字体，赵孟頫及夫人、儿子均参与书写工作，其余的书写匠也多有模仿的字体出现在书籍之中。元朝雕版书籍中也有模仿欧阳询字体的，如《山海经》等。明朝时期出现了硬体字、软体字中颜体、欧体和赵体字也不少。［5］159，319，508从以上考证中可知，名人书法尤其是颜体、柳体、欧体、赵体字的使用在印刷中是占据主要部分的。
因此，可以看出颜、柳、欧三种字体在宋代的雕版印刷书籍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与儒家石经刊刻所用字体有相近之处，只是石经所用字体风格更加接近欧阳询的书法风格，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在石经中也有表现，但是其表现相对较少。
四、石经中的后记与版权页
在七部儒家石经中可以寻找到类似于现代书籍的后记或者是版权页的有四种：《熹平石经》《开成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从石经的刊刻来看，这些题记内容是属于碑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单独为一块碑石，也是与经文碑石构成为一个整体的。《熹平石经》的题记内容是紧接着正文刊刻的，这种形式与《开成石经》和《乾隆石经》的题名后记不同，后二者的相关部分都是单独刊刻在一面碑石之上，可以看作是独立的后记部分。
后记、题名的形式促成了后来雕版印刷中的刊语、牌子和板权的发展与完善。刊语是记载刊刻者姓名、刊刻时间以及刊刻地点的比较简短的用语。这是在雕版印刷中随着技术的成熟而出现的一种带有标记性和原始广告的形式。牌子是在刊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带有版权性质的标识，其语言简短、形式特别，通常是刊刻在方框或者是有装饰性的封闭不规则框架图形之内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牌子既有醒目的效果，又与正文内容截然分开，还具有装饰和美化的效果。“板权”是雕版印刷时代的一种象征性的标识，虽然各个书坊常常刊刻“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不许翻刻”“不许重刻”“翻刻必究”“千里必究”等字样［5］200，52，也完全是空话，做做样子而已。如今“板权”变成了“版权”，出版社、出版日期、书号、价格等内容全部严格规范，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明显的。石经所开创的后记、题名等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更加规范、更加理性，这对于书籍的发展也具有直接相关性。
《开成石经》的题名在全部石经的第227面上，一共涉及12人，其中书丹者4人，校勘2人，复勘2人，另外3人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宰相郑覃是最高指挥官，也就是挂名主管而已，所有的事应该是其余11人具体承办。这12人的具体情况虽然被学者怀疑，并且引用《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论证，但是《开成石经》的碑石依然基本完好，题名部分的残缺也不至于影响对石经刊刻概况的了解。《开成石经》比《熹平石经》有发展，刊刻工作的具体分工和职务的高低均在题名中体现出来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帮助。
《乾隆石经》的后记刊刻在最后的一块碑石上，记载了非常详细的内容，碑石的形制明显小于经文正文碑石的大小，其区别意义特别明显。《乾隆石经》刊刻的组织机构相当完整，在乾隆谕旨碑《刊石经谕旨碑》中有完整的记载。在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93页上，其注解为：“清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一日刻。碑在北京东城区国子监。拓片（说明）碑身高170厘米，宽100厘米；额高40厘米，宽35厘米。正书，额篆书。六列刻。”虽然在此拓片上很难获取更多的详细内容，但对于石经的刊刻工作基本清楚，甚至于档案的保管、书库资料来往的记录都有详细的分工，这对于研究极为便利，也是与书籍发展极为相关的内容。
《乾隆石经》刊刻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书籍的各个发展因素基本达到了古代时期的最高水平，因此其后记、题名仅仅作为参考，帮助我们继续研究石质图书的发展而已，对于各种印刷书籍的影响在前面的石经刊刻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表现。
五、结语
儒家太学石经的刊刻历经一千六百多年，印刷术和书籍的发展、完善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石经不仅对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在印刷术的完善方面也立下了很大功劳。书籍的发展形式与石经的形制、文字排列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石经刊刻之后拓制成书的有《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按照书籍的模式刊刻的石经有《乾隆石经》，这些石经与书籍直接相关。其他四部石经单单从碑石文字的排列来说，与卷轴装书籍装帧也极为相似。拓制成书之后，经过剪裱就可以成为标准的线装书，这些都从形制方面说明儒家太学石经与印刷术和书籍的发展直接相关，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从印刷用字体上看，石经与印刷术的相关性表现在所选择的字体趋同方面。在印刷术的发展史中，使用软体字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石经的刊刻也是以颜、柳、欧等著名书法家的字体书写的，这方面的相关性也是儒家石经对印刷术的贡献。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儒家太学石经与印刷术和书籍的发展历史是正相关关系，即通过直接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共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注释：
［1］ 张同印.隶书津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0.
［2］ 《熹平石经》是最早的经籍碑，不仅具有正定经本文字的作用，而且是对隶书的又一次规范，对后世的文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3］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3：945-946.
［4］ 范晔，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336.
［5］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本文为贵州师范学院年度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2013BS025）。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