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探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用调研英美权威工具书中中华文化相关词的方法，了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实态；采用合作编纂、出版中华文化工具书的思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推进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工具书 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当前，“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实施需要文化融合，中国崛起需要世界了解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本文拟从工具书的调研、编纂、出版角度探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传播）的思路。
一、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思考
1. 国家战略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到“宣传阐释中国特色”问题时，强调了中华文化要有“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其中谈到“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这里明确提出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为：“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五十六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统。”［2］因此“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成为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落实贯彻的基本纲领。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认为：“我们不能用抽象、标语口号式的话语去宣传推广中华文化，而需要靠三个板块的共同努力。一是国家、政府、政党间的交往，二是学术层面的交流沟通，三是民众间的往来。”［3］这就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思路。
2. 学术层面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中设有“学术外译”专项课题，近些年资助了一大批优秀的国内学术研究成果译介成各种外语并在海外出版，在学术界有良好反响。基于文化术语词汇是文化单元的载体，是文化的使者、名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传播与数据库建设”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承担）。学术界也有少数学者研究了中华文化形象在海外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等，只是这些研究目前还是零星的，难成系统的。
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这些工作确实有正面的导向作用。但这些项目和研究属于学术型的精英文化，销售面和阅读面偏窄。目前直接针对普通民众并能为其接受的有效普通外译项目还相对薄弱。
3. 出版界
出版界在中华文化出版“走出去”方面的实务操作发展很快。根据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介绍，“十一五”期间我国在版权输出、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的图书数量、国际书展参展水平、出版物实物出口、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出版企业市场地位、印刷服务出口产值等方面都有质和量的突破，在出版“走出去”的方式创新、地域拓展、人员素质提升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4］。“十二五”期间更有质的飞跃（详尽数据资料尚未公布）。
“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出版领域的主要操作是译介，“译”是翻译，“介”是介绍、传播。其中典型案例是汉学家葛浩文所译的《狼图腾》和莫言的诺贝尔获奖作品。在这个译介过程中，葛浩文建构了一种崭新的“译出”模式，以省译、改译等“译中带二次创作”为核心，以别于国内翻译外语时坚持的传统“译入”模式，后者坚持转换和对等的忠实原著标准。
出版界的“走出去”发展很快，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文化产品的数量相对有限，能引起热点和轰动效应的传播现象（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并不多，尚未达到能形成“中华风”现象级文化潮流的质变临界点；（2）题材比较单一（如传统文化占比较大，现代文化微乎其微等）；（3）传播手段相对有限——目前主要是纸质结合数字出版输出，兼靠孔子学院进行推广，在最能潜移默化并有效影响民众的互联网媒体和影视媒体方面，方法还不多；（4）文化产品内容表达很多不符合欧美民众接受心理——能用地道外语写作出版著作的中国学者极少，在“对外讲中”方面，能掌握林语堂写作《吾国吾民》时采用的“讲好中国故事”技巧的也很少（学界认为林语堂是“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5］）。
二、 从工具书角度切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必要性
在我们看来，海外中华文化传播受三股逆向力量的影响：一是经济和政治的核心位置使海外特别是欧美民众产生文化优越感，对中华文化等外来文化持一种文化歧视态度；二是由于复杂的世界博弈需要，欧美主流媒体常年宣传“中国威胁论”，使欧美民众对中华文化传播产生文化敌视，视中华文化为文化威胁，连近些年在全世界推广汉语的孔子学院的正常教学活动也被视为文化入侵，这本身也是一种因中国强大而导致的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三是由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产品摸不准国外民众的脉，其选题、内容、表达方式等难以引起欧美民众的兴趣，使他们产生文化漠视感。从哪里入手能有效破解这个难局呢？
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许院长的“三个板块”纲领规划，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出版界的实务操作，都是从中国的维度，向海外传播观念和理念。但做这项工作之前，我们的政府和学者首先要做一项细致、扎实的前期工作——了解中华文化“已经走出去了的部分”在海外——尤其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英美民众中的既有实态，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推广、接纳、纠偏、丰富完善，使中华文化能够继续“走出去”，在海外精准地传播。
如何得到一幅关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华文化的可靠的、完整的、客观的素描像呢？我们认为：工具书是社会各阶层都信任并经常使用的权威文献，通过英美权威工具书收录的与中国相关的词和释义入手，系统了解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形象的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认识，全面描写中华文化在国外传播与认同实态，并为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传播意见，这是一个操作性强而又高效的思路。
从目前的文献看，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应该是钱锺书先生。他的硕士论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开创了这种新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但后续此类研究较少见。
我们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将研究目标文献聚集到英美工具书。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海外的文献过于浩繁，很难有全量的研究，而工具书是海外所有文化的集大成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我们想要的信息。二是当前国内外都将语言文字、词语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来讲，民族文化形象词是异文化的使者，是文化名片，而且这些文化词是编码化的、集中整理过的，在研究民族文化传播、交流与认同方面具有权威性。以英美编纂的工具书材料为封闭域，对其中收录的中华文化形象词进行全面的搜集、聚类、分析、概括，可以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些国家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识和共性认识。
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曾泰元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先期的探索［6］。他主要是在一部英语词典电子版释义中搜索和“中国”“北京”“台北”等相关的关键词，统计其中和中国形象相关的词语有多少，进而探讨这些形象是如何变迁的。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只是基于单部中型语文性词典的初步检索，缺少全量研究，只靠这几个关键词联系出的形象词（据作者的预估在这部词典中不超过500个）很难全面勾勒海外中华文化的形象特点，远远不能反映整个实态。
三、 从英美工具书中的中华文化词了解欧美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实态
要做好这个工作，应该抓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1. 在英美工具书中全面开展中华文化形象词的搜集、分类、描写，建立英美工具书中华文化形象词知识库
为提高可操作性，应该设定材料边界，选择一些典型的工具书。建议选择英美工具书中比较流行的、权威的百科全书、大型词典和网络新词资源三个系列。
在百科全书中，《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科利尔百科全书》（Collier’ Encyclopedia）很有代表性。百科全书卷帙浩繁，对涉及的中华文化词条的解释全面而深入，描写、评价都非常详尽，视角比较全面。
在大型词典中，可以选择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美国的《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和《兰登书屋韦氏词典》（Random House 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这三种全版本词典。全版本词典经常是同出版社其他中小型词典的母本，收录的词和义项全面，收录的中华文化词也多，可和大百科全书形成互补。
另外，还要关注各大工具书网络在线新词征集栏目中收录的中华文化词，它们具有在线实时更新性。随着当代中国影响力的加大，大量中华民族形象新词被不断捕捉进这些在线词汇库，并进行释义，从释义中可以看出当前欧美民众对中国的最新态度。
例如，权威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目前已经收录了200多个汉语渊源的词，如果加上储备的新词追踪名单（多是通过网络在线词典征集）中与中国相关的词，大约有1 300个。早些年进入英语各类词典的词，往往是中国文化特有文化词，如nienhao（年号）、Kungfu（功夫）、Fengshui（风水）、Tea（茶）、Wuxia（武侠）、Kowtow（磕头）、Mandarin（官话） 、TaiChi（太极）、Hutong（胡同）、Maotai（茅台酒）等。近些年，进入欧美主流媒体甚至收入工具书的汉语渊源的现代新词不断增多，如Ganbu（干部） 、Hukou（户口）、Taikonaut（中国宇航员）等。
纯文化词在海外传播时不易引起误解。但有很多现代新词进入西方的媒体或工具书时，往往被根据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信息扭曲和曲解，服务于某些特定目的，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例如Guanxi（关系），《牛津英语词典》释为：“源于中国普通话，字面上理解和‘联系’是一个意思，特指在中国有助于商业活动和其他交易的社交网络系统、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如果说这一释义努力做到客观中性，而一些为词典修订收集的新词（如Chengguan城管、Shuanggui双规等）的解释都有其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倾向。［7］
在具体操作上，可提取这些海外工具书承载中华文化形象的普通词汇、成语和熟语等，再根据中华文化的类型学研究，建立细致的分类词表，并提取不同类型、不同定位工具书对文化词的释义，建构一个英文工具书中华文化词汇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海外各阶层（包括政治精英、传播从业者和普通民众）都接受这些权威工具书里面的词目和释义内容。当前的大数据时代，需要这样一个大型知识库来全面描写欧美民众对中华文化形象接受认同的部分以及分歧所在，并为相关部门的文化政策、外交政策提供文化数据。
2. 从对比的视角看中华文化形象在海外的传播、认同中存在的偏差及原因
要描写英美工具书相关词汇蕴含的中华文化形象，分析概括其释义内容、评价色彩、价值取向等与中国主流工具书的异同，可将词汇库里英美工具书的中国形象词释义分解到文化点，引入对比思路，提取国内对应的权威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应词的释义，完善原词汇库，使之成为一个对比文化词汇库，确定对比项和对比点，将释义无明显差异的词标注为一类，有差异的词标注为一类。前一类重点研究英美对中华文化形象词的客观引进，后一类研究其中体现出的分野与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寻找其中的文化认同信息差异值，来概括其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评价态度，包括赞同、曲解、误解、扭曲等，进而判断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传播与认同偏差，用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原理分析归纳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四、 以文化工具书合作编纂出版为核心，探讨中华文化传播和认同新途径
目前海外文化传播认同政策的制订，往往依靠对海外生活有较多经验的专家的归纳与判断，能进行全面实况调研的少，所以政策的制订有时缺少客观视角。文化传播与认同工作操作不当，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客观化原则。基于工具书的典型权威事实材料的田野调查，力求能从大量实证材料中得出结论，为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制订提供全面、客观的事实依据。最重要的是，工具书具有权威性，在民众的知识接受方面具有影响力，而且它是从文化和学术的角度切入，避开了政治、民族等敏感因素，不具有强制性和规定性，更易让欧美民众正面接受中华文化形象的正确内涵与外延。目前，以工具书来引导中华文化传播认同实践，可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柔性的、弹性的、可操作性强的策略建议。
目前，我国出版部门的走出去，大多是将一些汉语权威文化工具书直接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这样效果并不好。我们认为以双方合作编纂文化类工具书，来引导海外的政治、学术、媒体、普通民众层面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是一条有效的思路。合作的关键在于注意以下四点：
1.编纂定位准确
合作编纂的词典要能全面、正确、客观地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及其五千年积淀的深厚性，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魅力，体现出与欧美等国文化的差异性，增强吸引力。对已有海外工具书中存在的文化误解点或认知空白点要给出权威事实信息，首先说服外方编者。
例如《牛津英语词典》收录tofu一词，词源标为日语词，大约是十五六世纪进入英语，很多日本人据此说豆腐是日本发明的。但我国汉代文献就有豆腐的记载。经过我国学者周荐的提醒和提供材料，其主编之一Simpson先生已经认可了这一事实［8］。再如，对于“城管”“双规”等敏感词的解释，要多出我国城管的职能、编制设置目的和在维护城市秩序方面的正面作用的信息，当然也不应回避一些矛盾，要体现正反双方面的信息，力求客观。
另外，即使本土汉语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也要注意文化的外向传播性，因为很多国外汉学家编纂和中国相关的工具书词目时，也要参考国内汉语工具书的释义。
2. 合作建立大型客观工具书语料库
在语料库和编纂管理方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做得比较好。他们和牛津出版社合作，建立了词典编纂的大型语料库，共用一套词典编纂平台。工具书的编纂离不开海量材料。我们要建设能反映中华民族全面性、真实性文化信息的平衡语料库，力求保证合作工具书的每一个条目的解释不是说教或强制国外编者接受，而是通过活生生的真实文本语料，让海外合作的工具书编纂者自己归纳出其中体现的真实文化信息。如果我们已有工具书的解释有误，则要及时修改。
3. 注意收录条目的系统性、全面性、时代性
首先，注意收录条目的系统性。围绕欧美民众感兴趣的文化点（可能是独有文化点，也可能是中西文化差异点），然后以其为中心将一批相关文化条目联系起来，让他们全面、系统了解这个文化点，对中华相关文化点有完整的认识。例如，中国文化对“狗”多有贬义，与西方多褒义不同，此时可以联系一批相关的词（如“狗腿子”“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咬狗”“狗仔队”等），通过阐释与欧美词的巨大区别，提升欧美人士对中华文化的兴趣，进而通过拓展阅读，获得更多文化信息。
其次，注意收词的全面性，不回避敏感信息，正面引导，提供积极客观的文化信息。目前出版界输出的工具书涉及的主要还是汉族文化，缺少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条目。从文化传播的视角介绍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涉及的相关条目的客观文化信息，可以使欧美民众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政策有正确客观的认识，避免受极端势力或别有用心者的宣传的诱导。
最后，注意所收条目的时代性。合作编纂的工具书要侧重收录能体现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当代中国人行事准则、价值观、人生态度、处世原则等方面的条目；传统文化条目要侧重能影响当今中国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理念的条目，例如包含当代中国人独有价值判断的“君子”“小人”“壮士”“和谐”等词。
4. 释义采用描写主义，避免规定主义
工具书多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所编纂，因此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在释义方面，一直有体现专家权威性的规定主义释义和尊重语言属性事实的描写主义释义两种模式。工具书的海外查阅者查阅时以“空杯”心态接受释义提供的文化信息，但他们也会从其他渠道获得相关印证，也可能是矛盾的信息，如果释义客观性不足的话，会引起读者反感反弹，甚至会直接因为一个条目的一个信息点而否定整部工具书。因此，合作的中华文化工具书的释义不能以权威自居，不能说教，而应采用高水平的描写主义释义方法，用欧美民众愿意接受的幽默生动的笔调客观描写相关文化信息。
5. 编者学者化
双方参与的编者都应是中国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的专家，特别是思想、政治、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例如对“君子”的释义，目前各种儒家典籍作品英译本中有关“君子”的翻译有30多种［9］,如果要全面把握中华文化中“君子”一词的准确文化内涵，需要相当深厚的国学及古文献的功底，与其学术水平、世界观和文化视野、价值判断等都有密切关系，这并不是从别的工具书抄一下或改编一下就可以的。
合作编纂工具书最理想的编纂者是精通外语和海外文化的中国文化学者，如果这样的人才缺乏，可行性模式是由一个中国学者提供足够信息作为基础，再由西方汉学家进行翻译或二次加工。在具体操作上：先由中国学者写作初稿，初稿写作必须先研究现有的西方工具书中收录的中华文化词的释义，再由西方汉学家来进行翻译（不建议由国内外语院校人员翻译）。在国外汉学家的理解不正确或偏颇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交流，用确凿的事实材料说服汉学家；对有争议、不好解决或不好证明的信息点，可以建议汉学家采用省译的方式；个别信息点可在不违背客观真实的情况下，采用改译的方法进行，让欧美民众更易接受。所以，在“西学东渐”向“东学外译”的过程中，当前学界要加大对合作编纂工具书的翻译课题的研究（例如前文提到的学界对葛浩文的翻译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权威工具书来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与认同的实态，建构落实合作编纂出版新型中华文化工具书，应是一个崭新的思路，可以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注释：
［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3-08-19）. http：news.xinhuanet.com/ photo/2013-08/20/c_125211184.htm.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
典.第6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许嘉璐.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三大板块［EB/OL］.（2016-01-26）. http：www.rmlt.com.cn/2016/0126/ 415998.shtml.
［4］ 邬书林.总结经验 深化认识 努力提高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水平.中国出版，2011（11）.
［5］ 王秋实.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语言特色.短篇小说，2014（27）.
［6］ 曾泰元，赵连振.试论英语词典里的中国形象变迁——兼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5版）中国例证的选择.辞书研究，2011（3）.
［7］ 细数那些被牛津字典收录的中文词汇［EB/OL］.（2015-02-06） . http：//ielts.xiaoma.com/20150206/xz-hxj-841596.html.
［8］ 商务印书馆.“《牛津英语词典》的历史与追求”学术讨论上的交流. 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4（2）.
［9］ 边立红.“君子”英译现象的文化透视.外语学刊，2006（4）.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13BYY06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73）成果，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批准编号：SWU1609105）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图书馆、鲁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