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军队院校教育”在“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联结“部队训练实践”与“军事职业教育”的枢纽，努力提升综合实力、建设世界一流军校将会为实现“三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战略提供强大“引擎”，而实现此目标既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也需要完善的人才生成暨选拔激励机制，其中军校干部研究生群体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如何发掘这一群体的潜力，使之发挥聪明才智推动军队院校研究生教育体制创新，以起到下挟学员上进、上促教员提升、中至科研勃兴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本文拟以世界一流军事院校人才培养暨强校路径为参照，对干部研究生在军校落实“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战略中的作用作一探究。
关键词：干部研究生；人才培养；现状分析；择优使用
中图分类号：D631.15
文件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战略，其中居于首位的“军队院校教育”处于全局性、基础性与先导性的重要位置，是联结“部队训练实践”与“军事职业教育”的枢纽。笔者认为，要实现军队院校教育的“枢纽”作用，就必须打造具有“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特色的世界一流军事院校。正如《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的：“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院校和学科专业，10所左右的院校和一批学科专业达到或接近国家先进水平，其中1-2所院校和少数学科专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而建成世界一流军校的关键即在于深化军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师资建设，落实人才强校战略。期间，既应外引人才，更需内育人才；同时，还应结合实际建构暨完善人才生成、遴选、激励、使用的配套机制，以形成群贤必至、百事俱兴的良好局面。较之应届本科生、研究生与教师群体而言，干部研究生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群体，充分发挥其潜力并形成良性的育才选才机制，将会有力推促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起到下挟学员上进、上促教员提升、中至科研勃兴的积极作用。在此，笔者拟以国内外著名军事院校人才培养暨强校路径为参照，对干部研究生群体在人才强校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就军队院校形成更好的育才用才机制作一卮议。
一、国内外著名军事院校人才培养方略鉴览
据专家研究显示，通常国际一流大学至少应具备三方面能力：一是卓越的教导学生的能力；二是研究发展和传播高深学问的能力；三是在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文明等方面对社会的回馈能力[2]。从某种程度上看，后两方面能力往往是第一方面能力衍生出的结果。通过对中外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发展历程进行探析，可以发现其兴旺之基确实因应了梁启超的“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之言规律。从国外看，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排名第11位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1876年才建校的，但由于其遵循首任校长吉尔曼倡导的“培养有个性的学者，通过他们优异的表现促进科学发展，服务社会[3]”之理念并大力施行人才强校战略，仅仅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该校即迅速成为可与历史悠久的哈佛、耶鲁大学相比肩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先后培养出了2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国内看，正因为蔡元培大胆聘用报考北京大学的学生梁漱溟等人任教，才奠定了北大文史巨擘的地位，并培养出了冯友兰等大师；正因为能庆来敢于聘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馆员华罗庚任教，才奠定了清华理工类翘楚的地位，并培养出了陈景润等才俊，形成了上承下继、良性循环的“人才链”。相对于地方大学，著名军事院校也有其特有的人才培养方略，现拟举中外五所世界一流军校之例鉴览如下：
（一）黄埔军校。在孙中山先生“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理念倡导下，由国共合作于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期间，学校广聘天下贤士，吸纳全国一流军事、政治人才来黄埔工作和充任教习。建校之初，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发现戴季陶、邵元冲主持的政治部缺乏生气与成效，遂邀请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代课老师。黄埔建校之初师资非常雄厚，据学生回忆：“周恩来讲演的《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讲演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每次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成章、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总队长严重军事学很有基础，曾在黄埔大操场集合全总队，亲自讲授步兵操典，不翻书就能指出某页某行，内容是什么，讲得生动，容易领会，深受同学们敬佩”[4]；为引进实战人才，廖仲恺经与李济深、张民达反复交涉，终将时任粤军第1师第3团团长的邓演达和粤军第8旅参谋长的叶剑英调入军校任职，形成了人才济济的局面。期间，除操习军事课程外，该校还经常邀请诸如时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中山大学教授鲁迅等名家到校进行演讲，以扩大学生知识面；其良好的氛围也由此吸引了时任桂军6路军司令的范汉杰等一批职业军人与周逸群、宣侠父、侯镜如、孙元良等大批青年才俊放弃已有条件考入军校甘做一名普通学员。该校在现代革命史上为国共两党共同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军政人才。
作者简介：张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研究生部一队2014级兵种战术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反恐战略与警务战术研究。
（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原中共工农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办学期间，鉴于教学对象中既有文化水平较高、理解能力较强，但实践经验比较缺乏的进步知识青年；也有文化水平较低、理论基础较差，但战斗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和基层干部；同时还有战斗经验丰富、理论基础扎实的军师级领导干部的实际，教员采取了分层施教的方法，针对文化水平较低、理论基础较差，但战斗经验丰富的工农出身学员，授课主要以启发式和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理解能力较强，但实践经验比较缺乏的进步知识青年，授课以启发式和讲演式为主、问答式为辅；针对既有丰富战斗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基础的军师级领导干部，则安排以学员自学研究为主；同时，按照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课程的规定，在初步阶段内必须切实掌握‘少而精’的原则[5]”之要求，在教案编写上摒弃了“百货店”式的知识陈列法，而着重以与抗日战争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主要内容。在教学时间安排上，摒弃了各科齐头并进的方式，而采取单科独进的方法，保证了学员们能在较短时间内可集中对所学习内容正确理解且灵活运用。期间，授课教员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有徐懋庸、艾思奇、任白戈等知名人士，还有徐向前、许光达、滕代远这样的部队高级干部。抗大为党培育出了大批军政兼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当时被著名国际和平主义战士柯利华誉为：“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三）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办于1918年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最初称为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因著名军事家伏龙芝在担任院长期间，对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党政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跻身为世界一流军事学院，故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其名命名了该所军校。目前，该校作为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官的高等军事学府，其人才强校方式主要表现在师资与生源上都倾向于实战型。从师资上看，该校军事教员主要来源于部队优秀师团职指挥员和集团军以上机关的资深参谋军官，如：该校战役教研室的教员在军区和集团军工作过的占80%；战术教研室教员在部队担任过团长或副团长职务的比例达80%、担任过副师长以上职务的占11%；各教研室主任则从部队高级军官中选调，如：现任战役教研室主任罗卡申少将，曾任俄军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现任战术教研室主任丘帕科夫少将曾任俄军第14集团军参谋长。该校教员因为有部队工作经历故任教时间均不算长，有5年任教经历的占40%、10年任教经历的占50%，教员队伍中副博士比例达70%，副教授约占50%[6]，部队人员调任教学岗位后没有攻读获取副博士学位的，均无法评定副教授职务。从生源上看，该校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合成军队指挥员，要求入学人员必须是毕业于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学校、担任过2年以上营级指挥官职务暨具有分队指挥经验的大尉或少校；学习期间学院根据研究生学员的综合表现及成绩择优晋升职务，全优研究生姓名会按年份用金字镌刻在学院大礼堂和阅览室的墙面上[7]。该校非常重视军事理论创新工作，于上世纪30年代首创了大纵深战役理论，于50年代研究创立了核条件下的军事学术体系，目前该学院每年担负的科研任务约有80-90项，教学及科研成果斐然。
（四）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正式名称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学校位于纽约市北郊的哈得逊河上“肘状”的三角岩石坡地上，该地点被当地人称为“西点”。该校自1802建校起，即确立了严格的治校思想，创立了系统的荣誉制度与奖惩制度，树立了“职责、荣誉、国家”的价值观。西点军校的人才培养暨强校方式可以从二方面看，一是从教员层面看，西点军校的教员队伍主要是由高级军事教员、文职教员、轮换军事教官三部分组成：高级军事教员通常是西点的常任教授；文职教员多来自著名的地方院校，他们和西点签订了较为稳定的任教合同；轮换军事教官主要来源是部队的参谋人员和指挥军官，与高级军事教员一同占了教员总数72.5%。上述结构保证了大部分教员能够将军事理论与部队发展的新信息、新要求带到课堂，确保了授课内容紧贴部队实际与实战[8]。二是从学生层面看，西点军校首先在生源质量上严把入口观。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报考西点军校的考生约1.3万人，考生除考试成绩优异外，还需有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州长等高级官员的推荐信，通常最终入学的仅有1200人左右；其次在学生毕业上严把出口关。一般来说，该校第一学年新生的淘汰率为23%，最终能圆满完成四年学业顺利毕业的学员仅占入学总人数的70%左右[9]。西点军校的文化课采用了数理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并重的“双轨式”通识教学模式，通常采用“塞耶”小班互动式教学法；在军体课方面，学员除了要赴巴克纳尔训练营(俗称“兽营”)参加为期6周的“魔鬼式”训练外，还可选择到巴拿马进行热带丛林作战训练，或到阿拉斯加北部进行野外滑雪作战训练，或参加特种部队进行突击作战及空降等训练。其独具特色的教学培养机制，为美国培养出了大批文武兼备的优秀军事人才。
（五）柏林军事学院。柏林军事学院于1810年创建于柏林，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柏林军事学院现称德国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主要以培养高级参谋人员为主，生源主要是招收在三军中资历8年以上、经过联邦国防军大学培训准备提升为高级参谋人员的军官。该校在人才引进与培养上注重实践与学历兼容并进的方式。从师资层面上看，该校所有军事教官均由从各军种司令部遴选出的经验丰富的训练参谋人员来担当，要求所选教官在诸如战术、后勤、炮兵、通信、防空及卫生勤务等工作方面必须是在同类参谋中出类拔萃的；同时非常注重教员队伍的学历结构，目前，在该校的100多名军事教官和地方讲师中，有90%的军事教官和98%的文职教员均具有博士学位[10]，这一比例在全世界军校里应为最高。从教学模式看，该校的研究生学员在两年半的学制时间里，必须经过基本系的基础科目训练、参谋系的应用科目训练及军种司令部专业系的专职人员业务训练三个阶段。该校主要采用院校教育与部队实习穿插交互进行的办法来培养学生。譬如：指挥学院研究生学员基础训练结束后，必须到机关任职实习满1年后，再“回炉”学院开展下一阶段学习；同时学院的训练时间采取浮动制，设置原则随需要灵活确定，主要根据不同训练类型确定相应训练时间，并组织研究生学员不定期结合训练和演习参加本军种的军事实践活动。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慢而精的培养方式为德国三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参谋、指挥人才。同时，该校具有注重军事理论创新的传统，校史上先后产生出了诸如西方军事理论鼻祖克劳塞维茨、闪击战基础理论奠基者老毛奇、“施利芬计划”制订者施利芬、总体战理论创始人鲁登道夫、闪击战理论家古德里安、无限制潜艇战理论创始人邓尼茨等人，推动了世界军事变革，其理论创新的速度与质量也为世所罕见。
二、我国军事院校人才群体的划分及现状分析
从当前我国50余所军事院校的人才结构看，主要是以教师为主。目前，全军院校（含军事科学院）共有专任教师×××××人，其中院士××人，教授××××人，副教授×××××人；教师中博士有××××人、硕士有×××××人、高校生有××××人；2010年以来，培养引进博士研究生××××名，派遣国内外进修人员××××人，选派有×××××名干部到部队挂职锻炼；“十二五”期间，全国军事院校共完成国家级课题××××项，省部级以上课题××××项，××项成果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项成果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2010年—2013年，国防科技大学教师、研究生参与研制的“天河”一号、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连续在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两次蝉联第一，军事人才培养取得了辉煌成绩、军校师资力量得到了显著加强，为建成更多世界一流军校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笔者认为，在以教师为主要教学与科研力量的同时，亦应将军校干部研究生群体纳入“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战略一隅，以形成“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的生动局面。对此，笔者拟以科研、教学为中心将军校人才群体试分为四类，即以教师为主的“学院派”人才群体，以聘任教官为主的“经验派”人才群体，以应届本科、研究生为主的“学识派”人才群体，以部队招考入学的本科、研究生为主的“生长派”人才群体。现拟对上述人才群体分析如下：
（一）以教师为主的“学院派”人才群体特点。“学院派”即接受过各类高等教育后来到军校任教的老师。大致有以下四类：一是部队中的专业骨干人才调至军校任教的老师；二是地方大学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生被招录到军校经培训后成为老师；三是地方相关领域专业骨干人员被招录到军校经培训后成为老师；四是军校本科、硕士生毕业后经选拔留校成为老师。客观而言，“学院派”人才群体通常学历较高，部分人员有在国内（国外）高校当访问学者的经历，理论功底深厚、视野广博，著述及论文较多，在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教授方面造诣较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部分讲授内容不新，个别知识理论与当前部队发展现状及实践需求对接不上、有些脱节的问题。
（二）以外聘教官为主的“经验派”人才群体特点。“经验派”即长期在部队实践岗位工作的外聘教官。主要是通过面向全军（武警）部队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或士官招录选聘入校担任短期教员的，也包括在部队相关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研究生校外导师。客观而言，“经验派”人才群体在部队工作时间长、在专业领域经验丰富，具有很多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好方法，对于学院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裨益很大。但通过调研发现此群体中：一是真正参与过重大国际维和（护航、撤侨）行动或具有实战经历的人员不很多；二是在实践能力突出的同时相应缺乏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论知识的能力。
（三）以应届本科、研究生为主的“学识派”人才群体特点。“学识派”即通过升学途径长期在学校接收知识的学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本科生为主的人才群体。此群体人才主要是通过地方高考或部队统考途径入校的，大部分是高中生毕业生及战士生中的佼佼者，具有年龄轻、头脑活、接收新事物能力强、想象力丰富等特点，在参与各类全国、省（市）大学生竞赛中能够获得佳绩、荣誉。二是以研究生为主的人才群体。此群体人才主要是本科生通过考研形成的，他们较之本科生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与思辨能力，能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些中等偏低难度的科研课题并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征文、竞赛类奖项。但存在缺乏实践参照、易产生“纸上谈兵”的问题。
（四）以部队本科、研究生为主的“生长派”人才群体特点。“生长派”即在部队工作后通过考试途径进入军校深造的干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考试就读本科的人才群体。此群体以大专学历的部队生长干部居多，大部分人工作、生活阅历比较丰富，对部队的情况很熟悉，掌握较多的工作实例，实践能力强。二是通过考研攻读研究生的人才群体。其中从军龄上看可分为大学毕业五年内考取研究生的群体、大学毕业五年后考取研究生的群体；从阅历上看可分为从基层单位考取研究生的群体、从机关单位考取研究生的群体；从工作性质上看可分为实务型、业务型、文字型三类。此群体人员通常具有丰富的实践阅历、同时具备较强的理论素养，但在实践、理论层面存在博而不精、深而不透等问题。
学者丁学良在其专著《世界一流大学》中为“世界一流大学”列了九条标准，分别是：教师素质、学生素质、课程丰富、研究经费、师生比、硬件设施、财源、毕业生成就、综合声誉[11]。通过对我国军队院校人才群体进行划分并比对上述标准可见，教师素质无论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教学、科研均起到关键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素质决定了学生素质及课程丰富、毕业生成就、综合声誉等其它标准。客观而言，军队院校教师的教学及科研能力普遍都比较强、非常有责任心，但在人才密度分布却呈现出了一种不均衡的态势：往往军事哲学、战略理论等方面的名师在诸如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这样的院校较集中；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方面的科研才俊在国防科技大学等院校较集中，而个别军校的名家大师型教师比较缺乏，研究生教学内容对于一些世界前沿理论观照不够、个别讲授内容与部队联系不紧，呈现出稳健守成态势；特别是通过大量军校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看出，我国军校研究生中真正能够提出类似于“超限战”这样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军事理论并不多，存在一定的因循守旧情况。简析其原因，笔者认为：除自然科学、语言等基础学科外，在与部队实际联系较紧学科上单纯靠外引人才易出现在适应部队内容上的“水土不服”现象、仅靠吸收应届研究生任教易出现学术科研上的“近亲繁殖”现象，若忽视“生长派”干部研究生在研究生教育创新中的巨大潜力，而由此形成“外引内流”之现象将对改善军队院校师资结构、激发创新活力、形成多元生动的人才格局较为不利。
三、干部研究生在创新军校研究生教育机制中的作用
从国外看，美国军事教育家泰勒曾指出：“对军官高级学位的要求，应划在少校与中校之间”。美军高层认为：鼓励和支持军官接受研究生教育既是培养人才的方略，又是保留优秀人才的重要措施。从国内看，有研究者指出：“军校在研究生培养上大量招收应届毕业生，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和阅历，在部队短时期内很难发挥优势和作用……要把招收在职军官和应届生有机结合起来，并以在职的营、团职中级指挥与参谋军官为主体，强调知识与任职资格、经验和阅历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12]”。笔者认为，干部研究生是在军队院校落实“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战略、构筑院校“人才资源高地”中一个应予关注的群体，悉心关注、培养干部研究生并从中遴选优秀人才充实军队院校教学科研队伍所产生的“皮革马利翁效应”[13]，将对克服一些军校相关领域名师大家相对匮乏、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骨干老师较少、个别教师安于现状等问题产生积极影响，其在创新军校研究生教育机制中的主要作用如下：
（一）干部研究生在研究生教学上的“桥梁”作用。恩格斯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干部研究生通常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因部队干部考研的基本条件规定：报考指挥、战术等相关专业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应岗位基层主官任职经历，工作时间要达到一定年限之上。据此可见，考入军校读研的在职干部均具有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基层或机关工作阅历，其报考所学专业的动机通常是由于工作中受某一问题的触动、对某一方向产生兴趣或感到存在理论“瓶颈”需要提升等。相对于院校教师常年从事教学、赴基层挂职或调研时间较短，应届学生在校学习四年、赴部队实习时间不长的状况，干部研究生几年或十几年的工作经历所产生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感悟，往往会对军校教师研究生教学有所裨补、对军校应届研究生学习有所参照；如果能够尝试以“助教”的形式给予其讲台，将他们认为部队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小讲座的形式讲述，可能会对教师提高研究生教学上的针对性、应届研究生职业培养的导向性上起到将理论与现实相衔接的“桥梁”作用。
（二）干部研究生在研究生科研上的“鲶鱼”作用。汉代学者陆贾有言：“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于扁鹊之方”。相对于应届生，大部分干部研究生求学深造本身就是带着“问题”来的，这种“问题”有日常工作触发的、有个人经常思
考的、也有读书发现困惑的，或多或少都有长时间的感性积淀与理性思考，其研究动机主要是“为兴趣、求真理”；通常，这些问题也往往反映出了当前部队的一些难点“瓶颈”，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前沿性与热点性。据此，可尝试筛选干部研究生所携“问题”进行课题立项，因为这种源自部队实践、出于长期思考的课题，可能会比为“选题”而选题、为任务而选题、为追踪热点而选题取得的研究成果更扎实，同时也能以此避免一些地方大学“重专业轻基础、重眼前轻发展、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风气对军校的侵浸，有望产生出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研究成果。在此方面，有着不同院校背景、实践经历、思维方式的干部研究生如同条条“鲶鱼”，会对活跃军队院校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氛围起到积极作用。
（三）干部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业上的“引领”作用。宋代哲学家陆九渊有言：“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与应届本科、研究生相比，干部研究生年龄较长、阅历较丰富，虽然在记忆型学习方面较欠缺，但在理解型、研究型学习方面有其优势。例如：本文第一作者入校读研期间，因结合工作实际在研究生边防论坛、院级学员科技创新交流中就相关专题内容进行了宣讲，之后即陆续有战术、情报、军事法、边管、边检不同专业的12名应届研究（本科）生及读研深造教师自发就反恐、情报、战术等内容找其询问探讨，并有6名战术专业研究生就毕业论文写作问题进行请教，均得到有益答复、感到有所收获；笔者也因同学们经常请教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探究，起到了彼此互相学习、双向互促的作用。在此方面，由于干部研究生与应届研究生共同学习、生活，情感贴近、思想相通，相互交流隔阂较少、应届生能够无拘发问，同时干部研究生的工作实例也为他们更好地学习理论知识提供了现实参照，对本专业应届研究生的学习发挥较好的引领、带动作用。
四、“择”优秀干部研究生“用”于“三体一体”人才培养战略的思考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言：“办学如治国，眼光要远，胸襟要大”。笔者认为，在“三体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之下，有针对性地抓好对军队院校干部研究生的培养使用将会起到较好的“以点带面”作用，即以优秀干部研究生培养作为“辐射点”，通过其实践工作经验实现院校科研选题与部队战斗力提升工作的有效对接，并通过组织干部研究生与应届研究生、本科生及进修干部生的多层次、开放性交流学习推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教育工作的整体提升。故而，在军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重点发掘干部研究生的实践经历与潜力，充分利用军校和地方大学相关教育资源，以此形成创新育才、复合育才、开放育才之格局，就一定会得到“浅处无妨有卧龙”的惊喜、收获“看似寻常最奇崛”的欣慰、打造“一剑曾当百万师”的人才队伍、建设“连峰去天不盈尺”的世界一流军事名校。对此，笔者拟就军队院校“择”优秀干部研究生“用”于“三体一体”军事人才培养暨强校战略建议如下：
（一）融选拔人才于培养军校教研骨干过程之中。唐代学者李延寿有言：“劳于求贤，逸于任使”。笔者认为，军队学院在关注吸纳地方名家学者及名牌大学人才的同时，也应注重从自己的学生中培育教学科研骨干苗子，任教人才不应是在梯次失衡、突然需要时匆忙“收割”的，而应是在平时教学科研中慢慢“培植”的。在这一方面，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青年学术带头人、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仰海峰副教授的成长经历值得借鉴。仰海峰同志在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读研期间，由于其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素养较高，对所学专业见解独到，学院在他读研后不久即将其作为留校任教的骨干苗子加以考察培养；时任仰海峰同志导师的阎增武副教授针对弟子在校内“吃不饱”的特点，积极为其创造开放式的学习环境，支持他到南京大学听取相关课程暨推荐他参加南京地区系列社会科学学术活动，使之与南京大学博导张一兵教授等一批学界带头人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使其读研期间的专业理论素养有了很大提升。而仰海峰同志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也不负众望，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专业领域作出了突出成绩，成为解放军院校同专业杰出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之一。仰海峰副教授的培养与成长经历，即是南京政治学院发掘现有人才潜力、培养干部研究生的一个成功范例。而当前国防大学的众多中青年名师中绝大多数人均是在各军兵种部队工作数年后，考入国防大学成为干部研究生留校后成教研骨干的，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在军队院校教研骨干苗子培养选拔上能够把优秀干部研究生纳入视野，将他们部队的工作实践积淀与其本专业理论知识有机融合，定能在落实“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战略中涌现出更多的“仰海峰”式青年学科带头人。
（二）融师生整体力量于军校科研创新实践之中。在军队院校科研活动中，教师和学生职务虽有高低、但研究应无禁区。有研究者认为：“要营造以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生态环境，改变传统师生关系，导师和研究生不再是师徒关系，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而是学术上的同行者，教学上的互动者，科研上的合作者，生活上的朋友”[1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较为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作为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必须“尊师重道”，但对于专业领域学术的研究，提出一些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观点亦未尝不可，正如西点军校校长戴维·亨通中将指出的：“我认为.在21世纪对军官的成功起更核心作用的是批判思维技能……这个时代充满了极具难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批判性思维的途径”[15]。对此，在军队院校的科研创新活动中，是否可以尝试将教师与研究生提出的选题拿到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与评估，期间不以申报选题人的声望大小、职务高低作为评定依据，而以选题的思想深浅、战略意义大小而作为评定依据。可以尝试打破由教师群体组成的科研圈子、或由研究生群体组成的科研圈子，形成由教师、学生群体共同组成的双向互促之科研圈子；教师科研群体可以吸收优秀研究生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参与到课题研究中，并给以发表著作的署名权；如果研究生申请的课题通过立项，由申报研究生主持的课题研究群体也可以邀请吸收相关专业教师参与。这种在学术研究上打破身份壁垒、思想自由沟通的“兼容并包”式科研创新路径，有益于集百家之萃、融各家智慧，集约攻坚我国乃至国际军事领域前沿性的理论课题，有望拿出一批重大理论成果，并以此推动军队院校学术科研活动在全国各高校及至国际军事院校中走前列。
（三）融校内外专业资源于军校研究生培养之中。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指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在军队院校研究生培养教育过程中，除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军内研究生学术活动外，还可以有计划地邀请地方乃至国外相关专业的名家学者到校讲学，以此打开军校研究生视野、拓宽他们的思维，为更好地引导其开展学习及科研活动奠定良好基础。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邀请专家举办讲座是对军校研究生的一种即时性教育活动，其对于引发研究生对某一领域知识的兴趣、强化对某一问题的思考是有效果的，但在切实改进其思维方式、提高其学术素养方面的效果不很明显。笔者认为，一所军队院校的研究生长期在一个专业听取本校熟悉的几位老师授课，通常会随着老师的风格产生出一种学术科研上的定式走向，最终有可能出现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现象。对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军校对其研究生军内培养与地方院校培养双轨并进的模式[16]，尝试建立我国军队院校研究生与军内院校、公安院校、地方院校三级互动交流机制，如：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兵种战术专业研究生可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兵种战术专业研究生交流，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指挥战术系研究生交流、与地方院校中与战略战术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交流，虽然各个学校对同一专业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通过此种形式能够使军队院校研究生们在交流过程中获得本专业理论发展方面最新的资讯与参照，可以更好地使他们认清本专业的热点与空白点，进而有效避免重复研究、进行开创性研究，使其思想能够不定期与不同院校师生的思想、观点进行碰撞，并以此获得思维上的刺激、产生赶超的动力，为军校研究生吸取各家之长、融汇本专业之精创造条件，从而更好地推动军队院校研究生专业理论水平与科研创新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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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渊（1981-），男，山东龙口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2014级兵种战术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反恐战略与警务战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