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赴异国“冻卵”的女人们
对于那些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目前却无能为力的女人们来说，“冻卵”可以作为一份保险，但远不是保障。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找个相爱的人结婚生子，相伴一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有些女人未必如此幸运，能够顺其自然地生育子女，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能在合适的年龄生育，所以，她们有了另一种选择。
3年前，39岁的徐静蕾在美国洛杉矶某医院取出了9颗卵子。她主动接受采访，把冻卵的细节和盘托出，她觉得，她找到这味“后悔药”有点晚，于是希望有需求的女人能早一点开始行动。其实冻卵的女明星不止徐静蕾一个，叶璇曾远赴洛杉矶冻卵，林志玲也多次被台媒报道冻卵，安吉丽娜·朱莉在切除卵巢前，也冷冻了卵子，以防将来想再和布拉德·皮特生孩子而不能。
明星效应很快就奏效了。这几年，上海仁济医院生殖中心，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电话，询问关于冻卵的程序和价格。但按照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国内冻卵的政策门槛很高—没有专门的卵子库、要求婚内进行、只是试管婴儿的辅助手段。可是生活远比规定来得更残酷和真实，有些女人，真的渴望将来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于是这群“有能力”“大龄”的焦灼女人，纷纷远渡重洋，选择去国外冻卵。
男人，只是生孩子必备条件中的一个选项
35岁的辛迪就是这群女性中的一个。有些特别的是，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是一个已经完成一次生育的单亲妈妈。凭着高级精算师的资历，她有足够的钱把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打理得妥当优渥。为什么还想冻卵呢？
“因为我喜欢孩子，我想给生活添加一个更美好的可能性。”辛迪笑着说，“我觉得孩子未必非要是爱情的结晶，TA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我的女儿目前并未受到单亲家庭的影响，身心健康，和我相处得像朋友一样。我有信心再抚育一个孩子，也是想给女儿添个伴儿。”
其实在冻卵之行前，她已经在美国精子库，选了一个高智商高颜值美国博士的精子，尝试做试管婴儿。受精卵发育到第3天被植入体内，胚胎没能着床成功，流产了。辛迪对此很失落，她觉得也许外国人的精子并不适合她，继而转向国内。国内有6个精子库，那么大的存储量，辛迪却被告知，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目前医院不提供婚外女性的辅助生育。她要么找个男人扯证，名正言顺地做试管婴儿，要么只能走黑市路线。
上海仁济医院生殖中心在行业位列全国前五。主治医生张婷表示无论是和港澳地区，还是和欧美相比，中国内地的辅助生育技术都与世界顶尖技术并驾齐驱，毫不逊色。全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在1979年，中国第一例出生在1989年，技术起步时间差距不大，而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病患经验足，给中国的辅助技术后来居上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随着大龄未婚女性的增多，很多中国女性想跨过婚姻独立生养孩子，却没有生育权。辅助生育制度相对国情现状，相对滞后，让这部分中国女性失去了最后的生育机会。试管婴儿仅局限在婚内状态，更别说冻卵这个新兴辅助手段了。
对于辛迪来说，国内冻卵这条路就断了，她只能再次把目光转向国外。她飞赴美国洛杉矶，点了一个豪华套餐—冻卵到受精到胚胎植入。她一共取了两次卵。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折腾，辛迪并未使用精子库的精子，让12颗卵子马上启用。她说想休息一阵儿，女儿正面临小升初的关键时期，她不想在这个时候怀孕。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她对于上次的失败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宿命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上次失败，是因为我还有机会遇到适合的男人，是那种可以再次步入婚姻，做孩子爸爸的那种。”辛迪说。
所以，让卵子就先冻在那里吧。遇上真命天子也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精子库也好，卵子就静静地被冰封，静止在辛迪35岁的生理年龄上，等待有一日成为有血有肉的婴儿。
辛迪觉得，10万元的花费，买一份美好的可能性，是值得的。有了冻卵技术，在她喜爱孩子、想再要一个孩子这件事上，男人和再婚只是一个选项。
看上去，海外“冻卵”这项技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远赴国外的成本和冻卵者本身的收入和经济能力直接挂钩，这让冻卵成了一个残酷的大筛网，而那些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又热切盼望能拥有下一代的女人该如何面对生理的衰老和生育的紧迫危机呢？
无法绕开“香火”的牢笼
冻卵人群里，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有钱，也不都是为了锦上添花的那份选择权。对于有些家庭来说，冻卵是刚需，是砸锅卖铁也要试行的家庭重大事务。
程明和小文就是这样的一对大龄夫妻。几年前从三线小城市风尘仆仆地赶赴北京检查。在这之前，小文在老家求医问药，吃了多少偏方都无济于事。北京医生诊断，两人结婚十余年没有自然受孕是因为程明弱精，需要调理一段时间，可以尝试自然受孕，也可以再来北京尝试试管婴儿。夫妻俩这才发现，他们之前都钻了牛角尖，以为程明正常，问题出在小文身上，于是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几年后，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怀孕仿佛遥遥无期，而夫妻俩已经36岁了，紧迫感如同一把尖刀挨着心口，每过一天都插深一点。听闻了徐静蕾冻卵的报道，夫妻俩上网查了很多资料，觉得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有了更稳妥的选择—可以把小文的卵子冷冻在现在相对年轻健康的时刻，等程明调理好了，随时备用。这样，越高龄致畸率越高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了解到国内的限制后，他们选择冒个险，去美国冻卵。
就当去旅游了，程明握着小文的手，安慰她。两个人之前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新马泰，磕磕碰碰办好美国签证，语言障碍又犯了难。之前的邮件都是翻译软件助攻，要真刀真枪直面医生了，两个人犯了怵。他们辗转找到一个留美大学生，愿意以较低的价格给他们做翻译，这才解决了他们害怕咨询不彻底不精准的忧虑。
而更大的忧虑还在后面。医生给小文抽血检查，其中重要的一项是AMH值。这个AMH值是荷尔蒙指标，直观反映你还剩多少卵子，以此来衡量生育能力。AMH值越高，说明卵巢储备能力优良，能一次促排足够的卵子。AMH最小值为1，一次能促排5个左右的卵子。而小文的AMH值为0.7，属于卵巢早衰。这意味着，小文最起码要促排3~4次，才能得到宽裕的卵子量，得以备用。而一次取卵的费用为3万元人民币。
十几万的取卵费，还不包括后续的储存费用、试管费用等开支。而程明身体调养的未知性，让这部分开支显得深不见底，他们承担不起！之前长年累月的治疗花费，几乎已经花光了小家庭的积蓄。这次美国之行，夫妻俩抱着破釜沉舟的壮烈而来，却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
小文痛哭流涕，没想到自己的身体也同样不给力，所有繁衍后代的努力都付之一炬。随着年龄的增长，期望只会毫无转机地转向绝望。程明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他知道，妻子替他背负着“生不出孩子”的罪名已经十几年，是自己一步步把妻子拖到了“卵巢早衰”的高龄境地。“要不我们离婚吧，这样你还能找个男人生孩子。”程明内疚地说。小文哭得更厉害了：“说什么鬼话，没孩子我们俩就不能过了吗？”
任凭他俩如何相濡以沫，互撑互爱，但他们明白，一旦回到家乡，他们又会被风言风语打回原形，回到焦灼自卑的状态。在大家眼里，去了美国这样医学科技顶尖的国家，依旧不奏效，等于被判了死刑：他们家从此绝后了。
生孩子，是人类的先天本性，是让自己基因永存的物种延续。中国先贤认为“无后为大”。生儿育女，特别是生出传承Y染色体的男丁，已经是浸淫了几千年的宗族性问题。传宗接代被称为“传递香火”，意味着一代代子孙延绵更迭，永远都有人在先祖的坟头上香跪拜。而断了“香火”的家族，充斥着坟头草纷纷，凄凄惨惨戚戚的即视感。
在独生子女大潮中，独生子女的特殊性让“香火”显得更金贵。在有生育困扰的家庭中，女性通常都承担了“生不出孩子”的骂名。因为相对而言，一个男人生不出孩子的羞耻感，要远远大于女性。贤良淑德的女人们，不但不会因此另寻下家，还会担心老公的脊梁骨被戳得抬不起头，因此选择了噤声默认。
倾家荡产远赴美国冻卵，无非是想一雪前耻，让所有背负的屈辱有个了结。然而，这个希望破灭了。夫妻俩只能守着这份“大不孝”的桎梏奢望奇迹。
最后一根稻草
经济独立并没有给小静带来万般安全感。她一边喊着独立强大，没有男人照样精彩，一边在父母的唉声叹气中度日如年。
在年迈的父母看来，女儿在德国企业的高职高薪衬得她更加可怜兮兮，身着高级套装如何叱咤风云，回到家还不是茕茕孑立，顾影自盼。他们不明白，之前谈了10年的男朋友为什么突然分了，小静“不合适”的理由显然是个幌子。事实是，男友出轨了。为了不让视男友为准女婿的父母伤心，才编了这个包揽责任的理由。35岁，想快速找一个情投意合的男人，谈何容易？看得上的嫌她年纪大，看上她的她诸多挑剔。小静不想像身边的女人那般，随便找个人就结婚生子，她还是想等到那个真命天子出现。
可她经不住父母整日喋喋不休的唠叨，小静的妈妈已经很久没去小区遛弯儿聊天了：看不得别人家的外孙已经会走路了。小静的爸爸则常常和小静沉默以对，在尴尬的气氛中憋出一句：“等我们死了，你一个人可怎么办啊！”面对这样的局面，小静总是忍不住大发雷霆：“我不结婚生孩子，就是千古罪人吗？我养不起你们吗？我就是要一个人孤独终老！”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静又按捺不住内心的歉疚和心疼：父母一天天老去，陪伴他们的时间已然不多，她也不想看到他们为她的婚育如此殚精竭虑。
更何况，老公也许可以等来，但是卵子等不了那么久。中国女人的平均绝经期在52岁，往前推10年，也就是42岁，卵巢已经垂垂老矣，天然受孕的几率小，连人工受孕的成功几率也只有5%。35岁离42岁看起来还有几年，但越往后，卵子的质量越差，生出不健康孩子的几率越高。
小静思前想后，决定把自己的卵子冻结在35岁。她跟公司请了假，跟父母说去出差，就远赴德国取卵。选德国一来是公司总部，不会被父母怀疑，二来那里有欧洲最大的卵子库，相信技术更高超更严谨。她选择了慕尼黑生育中心。打了促排针之后，每天都要抽血化验，并且做B超看卵泡成熟情况。持续半个月后的取卵手术并不痛苦，因为是全麻。
这次手术，医生取出来11颗卵子。她向医生询问将来能成功怀孕的几率，医生说，慕尼黑生育中心的卵子复苏率高达90%。但是之后还需要人工授精、胚胎发育、子宫着床这三步，每一步都有一定的失败几率。最后还要看母体年龄的健康程度，决定会不会中途流产。所以，越早进行复苏和受孕，成功的几率越高。
小静听完医生的话，倍感心酸，她不由想到了前男友。在那个疯狂恋爱的年纪，谁会杞人忧天，设想孑然一身的可能性，然后去谨防万一地冻卵。足够健康的母体、卵子，和冻卵背后无可奈何的高龄高危，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刘平曾奉劝上门取卵的女性说：“你要是为了将来生育紧锣密鼓地存卵，还不如紧锣密鼓地找对象……快点把你的各种方针政策调整一下，解决婚姻问题。”因为北医三院的原则就是：“不应该无缘无故推迟生育。”
可是谁又会“无缘无故推迟生育”呢？女人最佳的生理怀孕期是23岁到27岁，卵子足够健康，子宫足够肥沃。那个时候，哪个女人不对爱情和婚姻充满憧憬。结婚生子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谁又会想到，自己会有需要靠人工辅助技术，才能保全生育权的那天。
“祝你早点遇到那个合适的男人，早点来做胚胎。”小静的德国主任医生最后这样祝福她。
回到国内的小静反复回想医生的话，辗转难眠，半年后，她再次飞赴德国又取了10个卵子。对于她来说，这是她目前唯一能做的、提高将来成功率的方法了，也似乎是把控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也没其他办法了。”小静说，“至少在我心中，对父母没有那么内疚了，他们将来还是有机会抱到外孙，不管有没有女婿，总不担心我老无所依了，等我到40岁再没缘分结婚，我就再去国外找个精子，生个混血儿，给他们个惊喜，嗯，也许是惊吓……”
即使在男女平等日趋主流的现今，落到生育问题上，男女永远得不到平等公正。女性的各项器官的寿命都能和男人一样维持到寿终正寝，而唯独生殖器官却存在极大的不对等。女人的排卵期只有30年左右，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一生只排400多颗卵子。而男人，一次射精的精液里，蕴含了上亿精子。男人的更年期，更是比女人延迟了10到15年。
在这样的生理不对等之下，钳制中国女性的，还有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人们对大龄单身女性“毫不客气”，她们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集体无意识地被“繁衍”“生养”左右了人生方向，误读了人生意义。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她认为女人只有脱离了家庭、婚姻、生育的束缚，能自由选择生育权，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生于俗世，吃五谷杂粮，浸没于人间烟火，我们没有波伏娃的惊天才学傍身，没有足够离经叛道的资本，我们不是她，也并不一定向往那样的生活。我们大多数女人，都渴望并归顺于世俗温暖，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共他耕读渔樵，天伦叙乐。
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得不到婚姻的缘分，或者得不到生育的垂青。她们前有社会的鄙夷，后有政策的限制，踏上异国求子嗣之路，又不得不考虑物质的承受能力。在这样的困局之下，是否应该反思，无论你是主动需要这些填充人生意义，或者只是权宜从众之下，被动产生的认知失调和情绪焦虑，在现实的窘迫和无奈面前，你总要学会拐弯行路，探索你生而为人的另一种存在价值。生而为人，其次女人，再为人妻，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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