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〇年的春天，春雨贵如油的陕北，也像江南一样，总是烟雨朦胧，细雨霏霏。
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我漂浮在小城里，踯躅在小城的街头。雨大了，我就躲在房檐下避一避。有时，我会走进书店看书。更多的时候，我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漫步徘徊，在细雨中平复自己不安的心绪。我的内心是虚空的，也是苦涩的。我把小城当作了理想的圣地，可小城里没有我的一点份额。
我不向往大都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不喜欢大漠城，这一度时期，唯独对小城情有独钟。
小城，石山梁上的小城，石板街，石窑洞，石围墙，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石头造就的，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头城。
正月十五刚过，我就进城了，寻找在小城里工作的机会。
我又住在了武开明的单位上。武开明的办公室有一盘大炕，极少有人睡在这盘炕上。武开明和我算得上忘年之交，住在他办公室里，我并不感到拘谨。他对我的前途非常关注，也经常为我出谋划策。
有一天，我去赵孔家里拜访赵孔。赵孔召集我参加过几次文学创作会议，我们的交往密切起来。
我走进赵孔的家院时，赵孔正在院子里垒一堵小墙。他停下了手中的营生，让进家里坐。我说我帮你搬石块吧。
我和赵孔一边做营生一边闲聊。
赵孔很随便地说：“县武装部想用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宣传干事。”
赵孔看起来是随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是有想法的。后来，我才知道，武装部要选调一名有创作能力的人，当宣传干事。文化馆的一名中年创作干部，获得这个消息后，开始四处活动，准备调到县武装部当宣传干事。赵孔的消息，也是来源于这个中年创作干部。所以，赵孔只给我透露了消息，却没有进一步提出建议。
一句话，就是一次机遇。
我回到武开明的单位上，武开明正蹲在院子里吸旱烟锅。他虽是干部，却爱抽老旱烟。
我向武开明说了武装部用人的消息。
武开明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太好了，这个事大有希望。”
武开明做事爱夸张，我们都叫他武疯子，他从来不介意，反倒以此为荣。
武开明站起来说：“武装部的军事科长是我的外甥。只要他能帮上忙，肯定帮。这个人有能力，会办事，领导也很信任他。”
武开明说罢，就回到办公室，给他的外甥打电话。武开明在电话中说：
“这个人太有才了，是个百年不遇的人才。常敬斌副县长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你们武装部能用上这样的人，等于给你们脸上贴了金。”
武开明对他的外甥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话。最后，我听到他的外甥说：
“舅舅，不多说了。你说的事，我办就行了。”
当天下午，我就去武装部的家属院，拜见了军事科长。
军事科长是个中年人，看上去有一种成竹在胸的干练气势。他给我出主意道：“只要常敬斌向部长说上一句话，这事就成了。常敬斌是分管武装工作的副县长。部长初来乍到，他正想和县上的领导往好搞关系，武装部用上县领导推荐的人，这关系自然就接上头了。”
我听从了军事科长的建议，去找常敬斌。其时，我和常敬斌还不太熟悉，他只知道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可是，常敬斌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我，也痛快地答应向县武装部推荐我当宣传干事。
第三天，我又去武装部家属院找军事科长。我不敢在武装部机关贸然出现，害怕把我要来武装部工作的消息传出去，造成不良后果。
军事科长对我说：“我向部长推荐了你，也说了常敬斌对你是很赏识的，部长说他可以见见你。不知道是不是常敬斌向部长推荐了你。不管怎么样，部长想见你，说明部长对你是很重视的。你明天就去拜见拜见部长。”
记得，那是一个飘洒着雨丝的早晨，我从后街出发，向前街走去。我走得很慢，心里忐忑不安，有几阵子感到气都出不上来了。后街上有一间老式房子，是原来的新华书店，我上中学的时候，常常到这个书店买书看书。现在，新华书店搬在了前街，这间老房子还在卖书，是新华书店的分店。这几年，我没有进过小书店。我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走进了书店，转了一圈，瞅瞅书架上的书。我在书店待了几分钟，就出来了。我害怕前街尾端拐角的那座大院，不过，我必须面对那座大院。几里路的小街，我走了四十来分钟。
我走进武装部大院，觉得这座院子气派极了。其实院子极简单，没有花草林木，也没有艺术方面的建筑，仅仅是宽大而已。
我敲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是个小个子的中年人，说话时不停地眨眼。他的话不多，简单地说了几句客套的话，然后郑重地说：“你既然来了，今天就对你进行一次笔试吧。”
对我一人进行笔试，说明他们已经在考虑雇用我了。这么快？我甚至有些不相信。我的心跳加速了。
部长很快把我引进了会议室。
进了会议室，部长说：“我今天给你出的题目是：在回乡的日子里。”
对我来说，这是一篇太好写的文章。在回乡的日子里，我有苦闷，有忧伤，也有期望。我忘不了那一个个愁肠百结的白天夜晚，也忘不了那刀子般的冰冷的目光。我把我在家乡受苦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了。我一口气写完了四千多字的文章。这篇笔试作文打动了部长。当天下午，武装部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招聘我当宣传干事。
我终于在小城里有了安身之地。
二
武装部是比较清闲的单位，除了征兵和年度民兵训练，再没有什么硬性行政业务，上班是松散自由的。部长和政委都喜欢打麻将，上班时间，部长和政委办公室往往会有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我是个单身汉，哪里缺打麻将的人，哪里就叫我。我没有选择，只能随波逐流。下班了，除了住在办公室里的部长和值班人员，武装部宽敞的大院子里再少有人走动。武装部大院总是空荡荡的。
小城里没有亲人，又不善广交朋友，不愿吃喝玩乐，自然，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形单影只。春天，昼长夜短，吃过晚饭，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天上。我耐不住寂寞，常常走出武装部大院，走上街道。那年春天，几乎每天的晚饭后或者是早晨，我都会出去散步。
影剧院门前的街道是小城里最宽阔的街道，每天下午，耐不住寂寞的人都会向这里聚拢，寻找熟人叙话凑热闹，谈论着自己一天来的见识和小道大道消息。小城里的新闻往往是从这里发布出去传播开来的。那些年轻人，常常会大声说笑，插科打诨，甚至追赶着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这里是小城里最热闹的地方。
我路过影剧院门前的街道，很少停下来，遇到熟人，仅仅会打一声招呼。我从街道上慢悠悠地走过，然后拐进城东的小街，走进体育场。体育场是小城里最大的平整场地，体育场东南面由城墙围拢起来，城墙下边是陡立的石坡，石坡的尽头便是黄河。城墙建筑在陡坡上，所以有一段城墙比体育场的地面还低，体育场边上成了缓坡，城墙稍稍高出了根部的地面，人们能很容易地登上城墙。
在城墙上，我会眺望河对面的山崖和村落。距离太远，看不到人影，只能看清荒凉、苍茫的山色。
晋陕大峡谷，是纯色的大峡谷。
有时，我会去城西的环城马路上散步。去城西的环城马路上散步，也会路过影剧院，在影剧院侧墙边拐过去。那时车辆不多，我会悠悠地走在马路上，俯瞰山下的佳平县第二中学。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走进母校的冲动，时时在我的心中泛起，可是，在这座小城生活的时间里，我一次都没有走进校园。校园已是物是人非，那些同窗共读的同学，各奔东西，那些上过课的老师，也大都离开了校园，我还回去干什么？我曾想在夜深人静时回到母校，独自流连，回想学生时代的往事，可是，这个能实现的夙愿，我终究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坐在东城墙上，望着黄河那边从群山中升起的太阳。太阳冉冉升起时，尾部跟随着云彩，云彩似乎要往住拽太阳，而太阳却在强烈地摆脱云彩。终于，太阳跃出了云彩，清晰地呈现在天幕上。我突发奇想：太阳是男子汉，云彩是女人，云彩女人不想让太阳男子汉出走，往住罩太阳男子汉。太阳男子汉却不顾云彩女人的阻挡纠缠，强力地甩开云彩女人，雄壮地挺立在天空，高高在上，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太阳男人成功了，云彩女人却销声匿迹。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
我回过了头。
笑声戛然而止。
两个年轻的女子，从城墙那边走过来了。个子高一点的女子戴着眼镜，我没有见过，中等身高的女子我却见过无数次了。她是我的校友。在二中上学时，她比我低一年级。她打扮入时，长着一张娃娃脸。她算不上校花，但却是学生们注目的对象。我没有见她在学生灶上吃过饭，她的家在城里，是跑灶生，应该是干部子女。将近十年时间过去了，邂逅相遇，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不过，我们没有对过话，不晓得她姓甚名谁，在什么地方供职。
我坐在城墙正中间，影响了她们的正常行走，我立即站起来，让开了路。她们从我身边走过去了，目不斜视，好像不存在我这个人似的。其实，我看出她们目不斜视的样子是装出来的。
她们走在城墙的转弯处，就坐下了，面对着黄河，高一声低一声地说着话。中等个女子还不时捡起城墙上的石子，向下边抛掷。过了一会儿，她们站起来，朝我这边走来。那边的城墙高起来了，是下不去的。她们说说笑笑，快走在我身边时，跳下了城墙。
我望着两位女子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泛起了怅然若失的情绪，也可说是孤独的情绪。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我就走进了两位女子的领地。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又出去散步。在武装部工作，不用按时上下班，我出去了，想什么时间回来就什么时间回来。我走出武装部大院，觉得右大腿疼痛发麻，行走起来，不灵便了。最近这大腿时不时地发麻发疼，有些人认为针灸疗效好，建议我去针灸一个疗程，可我一直没有去过医院。我临时决定去医院理疗一下。我拐过小巷，向下走去，进了小街尾的县医院。我在收费室窗口挂了号，然后进了理疗室。
我走进理疗室，不由得愣住了。理疗室的两位女大夫，正是我昨天在城墙上见过的那两位女子。刚上班，理疗室没有病人，两位女大夫正在收拾理疗床。两位女大夫看到我，也有些诧异，或许，她们认为我是有意来找她俩套近乎的。
中等个女大夫问：“你理疗吗？”
我说：“是的。我把手中的挂号单放在桌子上。”
中等个女大夫问：“理疗几个疗程？”
我问：“一个疗程是几天？”
“七天。”
我说：“那就七天吧。”
中等个女大夫说：“上理疗床。”
我迟疑地问：“不是先交费？”
中等个女大夫笑着说：“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还怕你跑了？”
她这一句话，把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美好的。
我躺在理疗床上，任女大夫将细针扎在我的腿上。
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我知道中等个女大夫叫田茵，高个子女大夫叫陈月芳。
去了几次理疗室，我就和两位女大夫熟了。我发现，田茵总是表现出随心所欲的样子，想和患者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就黑着脸。陈月芳却对患者的态度很平和，偶尔也和我搭讪几句。我总以为田茵和陈月芳相跟着在城墙上溜达，是一对密友，可是随着我们的交往的深入，我才发现这一对密友貌合神离。
我在理疗室扎了六次针，腿疼明显减轻了。第七次扎针的时间，是星期天，可理疗室不上班。第七次扎完针，一个疗程就完了。可是隔一天再扎最后一针，恐怕没什么疗效。我觉得这最后一针就不扎了。于是我向田茵说了自己的想法。
田茵说：“行。给你节约二毛钱。”田茵说着，就笑了。
我说：“二毛钱，够买一本书。”
田茵问：“你有好多书吧？”
我笑着说：“不算太多，不过够你看一两年。”
田茵说：“好，以后我会向你借书的。”
我又笑着说：“保证供应。”
这一段简单的对话，都是在为我们以后的交往打基础。
陈月芳讪讪地发笑，又流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三
小城的正街是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是面向街道的石窑洞。这正街的长度不过一公里。随着小城规模的扩大，街道也在扩大，正街前后都延伸了，但是延伸的部分都是弯曲的，南端尽头是断头坡，无法再延伸街道，只能呈丁字形扩展，向西延伸的街道又拐了弯，连接着最繁华的地段影剧院。向东的街道是小街，直通体育场。丁字街的丁端，曾经是小城最热闹的地方，现在只聚集着一些老年人，他们往往在叙述着小城的今朝往昔。
我照旧走进了体育场。
星期天的体育场，人影多了起来，有打篮球的，有打羽毛球的，还有一帮子女人，在跟着音乐节奏跳健美舞。
我走在体育场的东边，忽然看到了那两个女大夫。她们正在打羽毛球。她俩也看到了我，停止了挥拍。田茵朝我摆了摆羽毛球拍，示意我来打羽毛球。我摇了摇手，表示不打羽毛球。不过，我走在了她们跟前。
田茵说：“你好像很迷恋这个体育场？”
我说：“消遣呗。你们也常来这里活动？”
田茵说：“有时间的话，也愿意出来走走。”
陈月芳不说话，只是笑嘻嘻的，笑的内涵很丰富，像无奈地笑，也像讥笑，更像用嬉笑来隐藏什么秘密。我感觉到，陈月芳是个非常精致的女人。
四
星期天，我和司机、政工科长与部长在一起打麻将，到了吃晚饭的时间，部长赢了几百块钱。我们三人都输了。部长高兴了，大声说道：
“我请客。”
我们与部长打麻将，都不会有意输钱。只是有时部长输了，就会偷换一下牌，有时大家看见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部长是武装部的一把手，他不高兴，大家想高兴都高兴不起来；他高兴了，大家自然就高兴了。部长一高兴，就请客。大家都说部长这客应该请。其实，大家都清楚，部长请客，往往是司机结账，最终这钱肯定不是部长自掏腰包。
我们三人随着部长一起进了街道边的小餐馆。这家餐馆离医院近，离武装部也不远。
小餐馆没有包房，只有几张桌子。
我们四人坐下后，部长开始点菜。部长点了四道凉菜，说：“大热天的，咱们喝啤酒吧。”
大家都说行。
酒菜上桌，每人喝了一杯啤酒后，部长首先开始划拳。
部长是个乐天派，爱玩，喝酒也要划拳。
我不胜酒力，玩了两圈，喝了几杯啤酒，头脑就晕乎乎的。我给部长打了一声招呼，示意出去小便去，然后出了小餐馆。其实，我不想喝酒了，想出去躲一躲。
小餐馆的对面是医院家属院的大门。大门边站着田茵和陈月芳。
我走过去，首先问：“你们又散步去？”
田茵说：“跳舞去。你去不去？”
陈月芳对田茵说：“人家在餐馆里喝酒呀。”
只要她们邀请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我说：
“我正不想喝酒了。只是我不会跳舞。”
小城里正时兴跳交谊舞，我去过几次舞厅，不会跳舞，也找不到熟悉的舞伴，所以我没有学着跳过一回舞。
田茵说：“挺好学的。”
我望望身后的餐馆，然后说：“行。”
我穿过马路，又回到餐馆里，向部长说道：“我喝不成酒了，先走了。”
司机笑嘻嘻地说：“是去约会吧？”
司机大概看见了我和田茵说话的过程。
部长痛快地说：“凯盈能约会就是好事呀，凯盈这年龄也不小了。”
我出了小餐馆，走在田茵和陈月芳身边。
田茵笑笑，说：“跳舞还要向领导请假？”
我也笑着说：“当然了。”
陈月芳也笑了，说：“跟上领导，才能进步。”
我们三人说说笑笑，向舞厅走去。
天色渐渐暗了，路灯亮起来。
走到舞厅门前售票的桌子边，我掏钱买票。
田茵说：“今天这票得我买。”
我说：“我是男的，自然得由我掏钱。”
陈月芳说：“想掏钱，以后有的是机会。”
田茵执意要付钱，我也不好再争执了。
我们买过票，就进了舞厅。舞厅刚开门，人不算太少，但没有几对舞伴进场跳舞，大都坐在边上的凳子上，所以热烈欢快的气氛还没有营造起来。
田茵是很大方的，她说：“趁人少，我教你跳几曲。”
我和田茵按跳舞的姿势，相互搂拥着跳起舞来，自然，因为我不会跳舞，这舞跳得很别扭。我和田茵跳了两曲舞，就不想跳了。不会跳舞，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在做丢人败兴的事情。我坐下后，田茵和陈月芳两人跳起了舞。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天天和田茵、陈月芳不约而同地去了舞厅。渐渐地，我对跳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由跳舞作为纽带，我与田茵和陈月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往越来越频繁。
田茵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经常帮助我抄誊稿件。只要我让她抄誊稿件，她再忙，都一口答应了。她好像觉得能为我抄誊稿子，也是一种荣耀。
五
我在县武装部仅仅工作了半年的时间，就遭遇了出局的困境。
那年，全县大规模清退计划外用工。所谓的计划外用工，就是机关的临时工。我是一个农民，能进县级机关当宣传干事，当时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因此，我自然上了被清退的名单。这次运动的开始，部长还不以为然，对我说：
“没事，你就放心工作吧。”
八一建军节，武装部邀请县上的领导过八一建军节：“白天打靶，晚上看文艺演出比赛节目。”
县上的领导打靶时，我负责摄影，为县上的领导拍摄了方方面面的照片。
晚上，我坐在评委席上，给参加文艺比赛演出的节目打分。县委副书记陈玉智就坐在我身后的领导席上。白天他看到我是武装部的摄影工作者，所以晚上他自然也就认识我了。他在我身后不停地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几天后，负责清退工作的劳动人事局的副局长来到武装部，向武装部摊牌：
“这是今年全县的重点工作，希望王部长配合我们的工作，清退冯凯盈。”
部长说：“我们县武装部的宣传报道工作搞不上去，多次受到过军分区首长的批评，我们才破格招聘了一名宣传干事，所以这个人不能清退。”
那时县武装部成了地方的部门，但事实上是地区军分区在安排布置工作任务，属于军地双重领导的部门。
部长毕竟是县级领导，副局长不敢硬碰硬地说服部长改变主意，所以就向主管清退工作的陈玉智汇报说：
“武装部的冯凯盈不清退，我们的清退工作就搞不下去。”
陈玉智是个有背景的人，虽是副职，可影响力不亚于县委书记。他哪能容忍别人在他主管的工作领域耍横，所以掷地有声地说：“这个人一定要清退。”
副局长把陈玉智的指示传达给了部长，部长这才觉得不妙，对我说：
“我顶不住了，你尽快去找陈玉智沟通沟通。”
六
我和陈玉智并不熟悉，我试着去请常敬斌出面疏通一下。
星期天，我到了县政府的家属院，敲响了常敬斌家的大门。
大门开了，大门口出现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大约二十岁的样子，脸蛋白嫩光洁，大眼睛黑莹莹亮晶晶的，嘴唇红润性感，楚楚动人，漂亮极了，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愣住了。
女孩问：“你找谁？”
我慌忙答道：“我找常县长。”
女孩说：“我爸不在。”
原来，这是常敬斌的女儿。
我问：“你妈妈呢？”
我来过常敬斌家几次，自然也认识常敬斌的妻子。常敬斌的妻子待人热情健谈，也喜欢替人分忧解愁。
女孩说：“刚出去，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你进来坐吧。”
我犹豫了一下，走进了大门。
我进了常敬斌家的窑洞客厅兼卧室，女孩客气地让我坐下。我毕恭毕敬地坐下了，如同我第一次到常家常敬斌让我坐下一样。
我问：“我来过你们家几次了，怎么没有见到你？”
女孩说：“我在省城读书。”
我又问：“上大学？”
女孩不好意思地说：“是专科学校。”
我又问：“甚时间毕业？”
女孩说：“今年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你找我爸有事吗？”
我说：“有点事。”
女孩说：“我前天回来就没有见到我爸，听我妈说，我爸得过十来天时间才回来。”
我一惊，问：“他去哪里了？”
女孩说：“好像是出差去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冯凯盈。”
女孩惊讶地说：“你就叫冯凯盈？我爸和我妈都说过你。他们说你很有才气。”
我忙说：“没甚没甚。”
女孩笑着说：“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发觉你像我爸说的冯凯盈。”
我也笑了，说：“名字能和人对上号，说明我就是我了。”
女孩说：“你说话真有意思。”
常敬斌的妻子没有回来，我不好意思久留，就起身告辞了。女孩送我出了大门，并告诉我她叫常宁，还邀请我经常到她们家来玩。
我回到武装部大院时，部长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散步。
我叫了一声：“部长。”
部长应了一声，问：“你没有见过陈玉智吧？”
我说：“没有。”
部长说：“我听说，陈玉智明天到大漠开会去。你抓紧时间和他见一面。”
七
站在大漠的街头，我想起了周老师。这个我顶礼膜拜的女人，我有几年没见了。她还好吗？她过得幸福吗？我遏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步履匆匆地走到了教研室下边的街道上。我在街道上徘徊了一阵子后，最后选择了离开。
天色暗了，我才向宾馆走去。
我从部长口里获得陈玉智在地区宾馆开会的消息，就专门坐车来到了大漠。我觉得，在大漠和陈玉智谈话的效果，应该比在佳平县的效果好。在佳平县，找他的人太多，他对我的拜访可能心不在焉，很可能没有心思听我的叙述。在大漠，找他的人少，就更容易接近他，更容易和他沟通。
我找到了陈玉智所在宾馆的住房，可是陈玉智不在房间。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动，耐心地等待陈玉智。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陈玉智才回来了。他看到我，客气地说了一声你来了。
我们走进客房时，陈玉智又随便和我说了几句客套话。
我坐下后，陈玉智问：
“你在武装部工作，你的爱人在哪里工作？”
我说：“我还没有结婚。”
陈玉智看了我一眼，说：“看起来你的年龄也不小了，怎么不结婚？”
我长叹了一声，说：“这婚不能结呀。我如今是政府看不起的人。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也成了政府看不起的人。我们有了孩子，孩子也会成为政府看不起的人。你说这婚我能结吗？所有的气让我一个人受就行了，不能再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气。不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气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结婚。”
陈玉智不满地说：“谁看不起你了？谁让你受气了？你发这种牢骚？认识你的这几天，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轻视的话。在县上，你们武装部算大机关，你这个大机关的干部，说话要讲分寸。”
我激愤地说：“我算甚干部！我是个临时工。我爱好文学，我写了好多文学作品，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武装部的宣传报道工作搞不上去，就招聘我当宣传干事。可是在武装部上班才半年的时间，县上就要把我清退出去。陈书记，你说这算不算看不起我？”
陈玉智惊讶地说：“你就是冯凯盈？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冯凯盈。”
我说：“谢谢陈书记记得我的名字。”
我顺手把随身带的几本刊有我的文章的杂志递给了过去。
陈玉智接住杂志，翻了翻，说：“清退计划外用工，是全地区的一项工作，我们县上在照章执行。不存在看起谁看不起谁的问题。”
我说：“我们农民子女，连当一个临时工的权利都没有，你陈书记说是不是政府看不起农民？要是我是干部子女，还会当临时工吗？我愿意当临时工吗？我不想当正式工吗？当了正式工，还会被清退吗？”
陈玉智一怔，问：“你真的不是干部子女？”
我说：“我们家庭是农民家庭，我们的亲戚中也没有一个当干部的。只有我一人进了公家的门，也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工。这临时工还真当不成了。”
陈玉智轻轻拍了一下沙发，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劳动局的人说，不清退冯凯盈，清退计划外用工的工作就搞不下去。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有后台的人。我还专门想动动有后台的人。误会了。这样吧，你回去后，不要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避避风头。我不追究，就没事了。年底，清退工作就结束了。我想，尽快把你的户口问题解决了，然后把你转成正式工，你就不用再担心被清退了。我们不使用你这样的人才，使用谁？我们不给你这样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再给谁创造？”
我隐隐感到，只要我找领导谈明自己的情况，领导就不会强行将我清退出局。可我没有想到，陈玉智会表态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工作问题。真是意外的收获。一次意外的收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八
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正坐在办公室看书。
父亲问：“这里有没有个冯凯盈？”
眼见为实。父亲只听说我在武装部工作，还没亲眼看到我在武装部工作的状况，所以问有没有个冯凯盈，不是问冯凯盈住在哪里。
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急忙站起，跑过去拉开门一扑出去了。
部长的妻子手一扬，说：“那不是。”
我叫了声：“大。”
部长的妻子有些惊讶，问道：“这是你父亲？”
我说：“是的。”
部长的妻子问：“那他还问有没有个冯凯盈？”
我笑哈哈地说：“他不确定的事，从来不说。”
部长的妻子也笑着问：“他没有确定你在武装部工作吗？”
我说：“没见过。”
我朝部长的妻子笑了笑，扶了下父亲，向办公室走去。
父亲进了门，巡视了一遍窑洞办公室，说道：“你能在这么大的地方工作，我就放心了。”父亲说着，长舒了一口气。
父亲坐在硬沙发上，我问：“你怎么找上武装部的？”
父亲说：“鼻子底下长着口呀。”
父亲和我对话，从来都是一本正经的，这样的话，也是父亲第一次说。看来，他的心情不错。我的心情也不错。刚刚经历过清退的事件，我感到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了。
我问：“大，你饿不饿？我给你搞点吃的。”
父亲说：“不饿。我晓得你在这里不做饭，下车后到食堂买了一碗面，将吃过。”
我说：“你熬累了，上床躺一会儿吧。”
父亲说：“行吧，先歇一歇。这天都不早了，今天是赶不成庙会了。”
我这才明白，父亲除了看我，还要去赶云雾山的庙会。农历八月十五，云雾山遇庙会。今天是八月十四日，明天是正会日子。我在戏校工作期间，父亲到戏校来过一次，也是在遇云雾山庙会期间来的。
我扶着父亲，到了书柜后的床上。
父亲上了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怕影响父亲休息，轻轻地出去了。
武装部大院静悄悄的。云雾山办庙会，在县上是大事，所以若遇庙会，县上的机关就不正常上班了，赶会的，执行公务的，都向云雾山涌去。
我一人在政工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锁上门，出了武装部大院，向街道走去。
街道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熙熙攘攘的。云雾山道观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道观，庙会期间，西北各地的香客信士远道而来，上香上布施朝拜。小城自然也就热闹起来了。八月十五日是小会。四月初八遇大会，小城更是交通拥堵，人满为患。
下午，我回到武装部，看到父亲正蹲坐在我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吸着旱烟，他身边站着部长的妻子。
部长的女儿刚从他们县上转学到了小城，部长的妻子也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部长办公室。
部长的妻子对我说：“我给宋师说了，你爸来了，让他把饭做上。估计快做好了。”
宋师是我们武装部的做饭师傅，原来只给我和部长做饭，现在部长家属来了，宋师只给我和他两人做饭。
我说：“谢谢。我还想我和我大一起到街上的食堂去吃饭呢。”
部长的妻子说：“宋师做的饭也不比街上的饭馆差。”
部长的妻子是个忠厚的妇女，没有官太太的架子，武装部的干部职工都能和她说上话。
第二天，我和父亲坐上武装部的小车，到了云雾山山下。
云雾山下，到处都是帐篷食堂和露天卖货摊点。
父亲沿着卖货的摊点往过走，细细地寻找能赚钱的货物。
我跟在父亲身后。
在一个卖细绳子的摊点前，父亲站住了。
父亲问：“这绳子咋卖？”
摊主是个中年人。摊主看了一眼父亲，似乎觉得父亲不是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淡淡地说：“一根五块钱。”
父亲又问：“一根两块钱卖不卖？”
摊主突然不耐烦地一挥手，说：“走走走。买一根绳子还用得着你这么砍价。”
父亲质问道：“你怎么晓得我买一根绳子？”
摊主一瞪眼，喊道：“你这老东西，向谁吼叫哩？！”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有人对我父亲如此无礼。大漠人常说：“你把我打了，要是把我哥哥我父亲打了，我就不让你。”要是真的有人把他的父兄打了，他又说：“你是把我们家的人打了，要是把我打了，我不要你的小命才怪哩。”这是妥协的无奈的硬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包的语言。
今天，对我来说，要是他对我说几句过分的话，我就让了，可是他当着我的面污辱我的父亲，我忍无可忍。我一拳打过去了，打在了摊主的脸面上。摊主一个踉跄，退了几步。我顺手抄起了一个啤酒瓶子，准备应对摊主的反扑。摊主站稳后，不服气地向我走来，我也向摊主走去。父亲急忙推住了我。摊主看到我手中的啤酒瓶，大概意识到今天是遇到了亡命徒，站住了。这时，有几人已经围过来了。一个警察也走过来了。这个警察是县公安局的刑警。叫马庆达，我认识。
我说：“庆达，这个人欺侮我父亲。”
马庆达走在摊主跟前，质问道：“怎么回事？”
摊主气咻咻地指着我说：“他打了我一拳。”
我说：“你欺侮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走到哪里都是挨打的坯子。”
马庆达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对我说：“你们走吧。”
我和父亲走了。父亲在前边走，我跟在父亲身后。
那个摊主叫嚣道：“他打了我，不能走！”
我们没管摊主的叫嚣，继续往前走。离那个摊点有一段距离了，父亲一屁股坐下了，一脸黑愤愤的神色。
我知道父亲生我的气了，也不敢吭声。
父亲说：“你一个干部，怎么能打人？！”
我说：“他不吼叫你，我怎么会打他？！我的父亲，怎么能随便让人吼叫？！”
父亲在我心中，就是一尊神，他亵渎我的神灵，我不能忍让。
父亲说：“他吼叫就吼叫吧，还能把我吃了？”
我说：“人要活得有尊严。”
父亲说：“甚尊严！假如人家厉害了，把你打倒了，你还有尊严吗？你这种脾性不改，说不定哪天就会吃大亏的。”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越说父亲会越生气。本来我是想好好的陪父亲转一转的，让父亲的心情好上加好，不曾想，冲动起来打了人家一拳，让父亲为我担忧了。这次出手真不是时候。
父亲说：“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一个人转一转，再到山上走一走。”
我不能再惹父亲生气了，只能和父亲分开走了。
我说：“我在山上等你。”
我和父亲分开后，先上了云雾山。
云雾山西边的山渠里的那些窑洞，曾经是我们戏校的校址。我上了云雾山，就直奔戏校而去。站在戏校上边的围墙边，我俯瞰戏校旧址，真是心潮涌动，百感交集。戏校旧址原是庙会上的窑洞。以前遇庙会，戏校就放假，给庙会腾一些窑洞。现在，戏校不存在了。戏校转化成戏校剧团，也不过一年多时间，就解体了。眼前的戏校旧址，出入一些庙会上的各地负责人，且多是老者。可以想见，庙会结束，这院曾经出入红男绿女的地方，将是空无一人。
下午，武装部的小车来了，我寻找了一番父亲，没有找到。我就坐着小车回去了。当我们的车行驶到半路上时，我看到父亲正背着一背行李，艰难地行走在上坡路上。
父亲又在武装部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去了。
那天早上，我背着父亲的行李，送父亲去汽车站乘车。走在环城路上，我遇到了好几个熟人。他们都问做什么去，我说：
“我送父亲到车站坐车。”
他们往往会看看我的父亲，也会打量几眼我背上的行李。
我曾听好多人，农民儿女当了干部，就不敢和依然是农民的父母相跟着出入公开场合。可是，对我来说，父亲就是我的骄傲。多年后，我对同龄人最大的忌妒，不是他们的官职，不是他们的财富，而是他们的父母依然健在。而我的父母却永远离开了我。每当听到朋友同学说我到我妈家去吃饭我爸病了这样的话，我心中的悲怆之情便油然而生。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痛楚，这样的心灵伤痛永远不能痊愈。
九
每一个地方，都不会风平浪静。有人的地方，就有复杂的事件发生。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可是，人性太复杂，美梦难成真。武装部是个清水衙门，应该是个相对单纯的单位，实际却相反。
武装部的工作人员分为两种身份，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武装部原是军事部门，干部是现役军人。百万大裁军时，将武装部转移在地方上，武装部现役军人集体转业，成为行政干部。工人是退伍的复员军人，职责是管理武器库。干部身在仕途，都在钩心斗角地往上爬。工人因为身份限制，不能提拔，所以为所欲为，小动作不断，尽干些下三流的营生。干部看不起工人，工人明里斗不过干部，就在暗中较劲。武装部是一个复杂的单位。随着我的到来，武装部又有了第三种身份的人，临时工。可是我是临时工，却处在干部的岗位上。我的处境好不到哪里。我说过，我是个边缘人物，却常常处在核心位置上。
新部长年初上任，武装部陆续进来几个临时工，一个通信员，一个做饭师傅，十月中旬，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也来武装部上班了，这个年轻人我们都叫小高。
通讯员和做饭师傅住在值班室，小高分在了我住的宿舍。小高住进我的宿舍，无缘无故地就和我闹上了矛盾。他扫地，总是扫他的床周围和办公桌周围。他不和我搭话。我和他说话，他也是阴阳怪气的，哼一声，或前言不搭后语地应一声，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几天下来，我就觉得跟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住在一起，太令人难受了。但我只能忍耐。不久，我才从一些人口中得知，小高想取代我当宣传干事。原来的宣传干事刘涛声是幕后指使者。刘涛声在武装部是一个霸道的人，虽说在部队上是军官，可没文化，除了主要领导，谁都敢对抗。他当宣传干事，每年的通讯报道完不成任务，经常受到地区军分区的通报批评。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他觉得丢人，就想把我赶出武装部，让小高来代替我。他对我冷眉冷脸不算，还经常在领导面前煽阴风点鬼火。这真是没见面的仇人啊。
有一天，小高扫地时，又只扫了他的桌子周围的地方，连自己的床周围都不扫了。
我冷冷地说：“你想扫就扫，不扫哪里都不要扫了，由我扫好了。”
小高喊道：“你管我算甚哩。”
我也喊道：“你以为你没人管了？”
我说着，一拳就打过去了。我在小高脸上打了一拳，小高不吭声了。
过了几天，部长问我：“你打过小高？”
部长知道我打小高的事了，我也没有隐瞒。
我说：“这人太没路道了。”
部长说：“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
我再没说什么，部长也没说什么。不过，凭直觉，我感到部长知道刘涛声和小高准备联手将我赶出武装部。刘涛声通过熟人，向省上的报纸推荐小高写的通讯报道。小高也是跃跃欲试，准备接我的班当宣传干事。
十
几个月下来，我和田茵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一起出入舞厅，一起去环城路上散步，一起到体育场打毛球。有时，陈月芳会跟我们走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在好多人眼中，我们两人已是一对情侣了。事实上，我们两人除了跳舞，再没有摸过手。我们走在一起，始终没有靠得更近。我们从来没有互相表明白过，也没有倾诉过。她没有谈过自己的过去和家里的情况。我也没有说过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田茵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我每写一篇小说，就交给她，由她抄写。我始终进入不了状态，没有觉得她是女朋友，只感觉到她是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也许，大龄青年谈恋爱都是如此。她在想什么，我无法明白。
十月底，田茵的父母调到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田茵家里只有田茵和妹妹田静了。田茵的家在县医院的家属院，距武装部很近。她的父母走了，可她还是县医院的一名医生，所以她还占着家属院。田静在县文化馆工作。田静正在热恋中，很少待在家里。我每次去田茵家里，往往是田茵一个人。有一天晚上，我又去田茵家里，意外的是田茵不在家，田静却在家里。与田茵接触多了，我自然和田静也熟悉了。我也就坐下了。
田静是一个聪明的女孩，性格开朗活泼，爱说爱笑。她跟我谈文学，谈音乐，有时还会哼唱几句。不说话时，田静又显得非常优雅文静。田静是一个具有才子气质的女子，而田茵，看起来活泼的样子，心态却老成持重。我从田静口中得知，田茵有过一个对象，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分手了。田静说她和她的男朋友打过架，过后又和好如初，可田茵做不到。
这天，田静还说：“田茵不合适你。你们两人走到一起，也成不了白头偕老的伴侣。”
我没有回应田静的话，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也许，在田静看来，我不回应她的话，就是我认为她说错了。其实，我想，我们还没有正式谈恋爱，还不能想白头偕老的问题。
找田茵，没有见到田茵，我并不遗憾。相反，和田静聊了两个多小时，我的心情愉悦而兴奋。田茵田静，我更喜欢田静，只是田静名花有主了。
第二天，我去县医院理疗室找田茵。
田茵不在。
陈月芳笑着说：“不凑巧啊。”
我笑着说：“太巧了。就你一个人，连一个患者都没有。”
我看了一眼桌子，看到了一叠扑克，说：“咱俩打扑克。”
陈月芳问：“等田茵吗？”
我说：“和你打扑克。”
陈月芳把扑克移过来了。
陈月芳揭了一张扑克后，说：“你昨天晚上找过田茵，也是扑了一鼻子灰？”
我也揭了一张扑克，说：“你耳朵好灵啊。”
陈月芳说：“我见过田静了。”
我说：“我原来以为你和田茵走得近，后来才发觉你和田静的关系好，和田茵有些隔阂。”
陈月芳说：“我和田静关系好是事实，和田茵也没甚隔阂。”
我嬉笑着问：“是不是和田茵争过男朋友？”
陈月芳突然生气了，喊道：“不跟你说了！”
我说：“我也不跟你打扑克了。”我把扑克一摔，摔在了桌子上，有几张扑克掉在了地上。
陈月芳骂道：“你眼瞎了！？”
我说：“我眼瞎了，不戴眼镜。你不眼瞎，怎么就戴了一副眼镜？”
陈月芳被我逗笑了。
我笑道：“这还像个大姑娘。”
陈月芳又恼恨恨地质问道：“谁大了谁大了？！你的田茵才是大姑娘。”
这女人，还真不愿意让人说大了。
陈月芳说：“找不到田茵，就拿我开心。没良心。我陪你们玩了多少回？你不清楚？”
我说：“那你为甚不当着我们的面，和我吵架？我们三人在一起，都太客气了。”
陈月芳喊道：“我敢吗？”
我突然一针见血地说道：“你太精明了。”
陈月芳脸一红，不吭声了。
我叹息了一声，说道：“我总觉得，和田茵在一起，没劲，不过，又想往一起走。”
陈月芳笑道：“有感觉，就动作快点，没感觉就拉倒。不要到了最后，让人说闲话。”
陈月芳的这句话，是有含意的，可我当时并没有领会。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再没有去找过田茵。
有一天傍晚，我吃过晚饭，又去街上散步。
我走出武装部的巷道，看见对面医院家属院大门边站着田茵。
田茵看到我，招招手。
我走过去了。
田茵问：“这几天怎么不见面了？”
我说：“我找过你。”
田茵说：“田静给我说了。”
我说：“我在医院也找过你。”
田茵有些惊讶，说道：“可陈月芳没有给我说过呀。”
“陈月芳没有给你说过？我不相信。”
田茵说：“也没什么。你到哪里去？”
我说：“散步。”
田茵说：“走，到我们家坐一坐。”
我跟着田茵，来到了田茵的家里。
坐在田茵家里，我们竟然没有话说了。我没有问田茵那天夜晚她哪里去了，田茵也没说这几天自己在忙什么。我预感到，我们往一起走的路上，遇到了障碍，再往前走，困难了。
坐了一会儿，我就站起来，说：“这身体有些不舒服。我回去了。”
田茵忙说：“用不用吃药，我这里有药。”
我说不用，就转身走了。
十一
十一月份，一年一度的户口的农转非的时间到了。我去常敬斌家拜访常敬斌。在县武装部工作，有很多和县上领导接触的机会，我与常敬斌、陈玉智等领导走近了。我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常敬斌刚吃过晚饭，正在剔牙齿。他没等我问什么，就说：“农转非的指标下来了。你把申请递上来。”
此前，我曾向常敬斌谈过，陈玉智有转我户口的意愿。
常敬斌的妻子待人非常热情。她说：“这是个好机会呀，看来你的好运来了。”
我说：“只要常县长肯帮我的忙，我就不愁没好运气。”
常敬斌说：“我们县上的领导，要下决心解决一些人才的实际困难。”
这一届政府的领导，是佳平县历史上群众评价最高的领导。其后，世风日下，县政府的领导也随波逐流，多数官员一改亲民办实事的作风，变成不受群众欢迎的人物。
第二天，我就把申请送到了县政府。
常敬斌不在办公室。我叫来了通信员，开开常敬斌办公室的门。我把申请放在办公桌醒目的位置上，又用一个笔记本压住，防止进门的人带来的风把申请带落了。笔记本压在申请的上面，露出了“关于解决冯凯盈农转非户口的报告”的标题。这报告是以武装部的名义呈送的。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天天到县政府办公室找常敬斌。可是常敬斌一直不在办公室。我只好在晚上再去常敬斌的家里。很多人去领导的家里，都会带着礼品，可是我每次去常敬斌家里，都是赤手空拳。
常敬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一见我，就主动说：“你的申请我看到了，我们正在研究。”
常敬斌是个快言快语的人。
我不能再说什么。我和他们两口子说起了家常话。常敬斌夫妻，还有陈玉智夫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几年，我常常会去这两个家庭坐一坐。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靠山。事实上，亲民的官员，就是民众的靠山。每次见过他们，我的心里就很踏实。有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先到了常敬斌的家里，不久，有人给常敬斌打电话，常敬斌要出去，我就随常敬斌出来了。县政府的家属院是小院子，坐落在另一排家属院的脑畔上。陈玉智正坐在大门外的石桌边的石凳子上吸烟。我走到了石桌前，没用陈玉智让座，就坐下了。陈玉智和常敬斌一度时期不合，两人在非正式场合不搭话。可是，我没有选边站。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好官员。
我找过常敬斌，又去找公安局长郑水。郑水在当公安局长之前，是我们乡上的党委书记。
郑水听说我想解决户口问题，立即说：
“不可能。那些老干部的子女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哪能轮上你。”
我说：“郑局长，假如有这种机会，你就给我帮帮忙。”
郑水说：“这不用你安顿。我在你们村住了十来年，能帮上你的忙，我不帮，还帮谁？问题是，户口的事，是大事，我一个局长定不了的。主要是县上的领导提人选。我们只是办业务的。”
其实，我找郑水，并非让郑水出面为我说话。我只是觉得，郑水是公安局长，管着户口的事，我不找他，直接找主管副县长，怕他说我见外了，对我有想法，甚至影响我转户口的进程。
找过郑水后，我踏实了许多。我没有去找陈玉智。常敬斌主管公安局的工作，我害怕在领导之间穿插下矛盾。只要常敬斌把我的名字在会议上提，陈玉智肯定会赞同的。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陈玉智专门给公安局打过招呼，要公安局把我的申请提交在会议上。
过了几天，佳平县户口农转非的名单就张榜公布了。我的名字上了榜。
我在行走的道路上，总是不能顺利地通过。看似宽阔的大道，突然就出现了障碍，接下来的路，就是崎岖曲折，坎坷难行。我高兴了还不到两天时间，意外情况就出现了。
县公安局的朋友任起鹏打来电话说，地区公安处审查佳平县的农转非户口时，把我和另外两名对象刷下来了。我一听就傻眼了。我很快到县政府去找常敬斌。
常敬斌也正为此事生气。他说：“地区分配给我们名额，就是给了我们决策的权限。定谁不定谁，是我们县上的事务。他们有什么权力刷我们定的人？！我看吴俊升这人快退休了，开始胡闹了。我们正在向上反映我们的主张。”
我从县政府大院出来，急忙回到了武装部。我去找部长，部长不在办公室。他的妻子在办公室。我说：
“我的户口出问题了，我到大漠去。”
部长的妻子说：“这都是下午了，没有去大漠的班车了。”
我说：“我出去借摩托。”
从县政府大院出来，我就想好了：“借摩托去大漠。”
我在朱洵家找到了朱洵。朱洵是乡上的武装干事。他经常骑着一辆摩托。
朱洵听我说明来意后，说：“我的摩托卖了。不过，我晓得你不会骑摩托，你若是能借到摩托，我送你去。”
那时，摩托也是稀罕之物。我想了想，突然想起了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的丈夫在城关派出所工作。派出所就有摩托。我找到了女同学的家里。女同学为人很热情，立即引我到了派出所，向丈夫借了派出所的摩托。我又跑着到了朱洵家，说借到了摩托。我们两人一起到派出所骑上了摩托。
女同学的丈夫说：“这摩托快没油了。你们加点油。”
这时天已快黑了，我们骑着摩托，到了县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加油站的门关了。
没有油，这摩托还是开不成啊。我绝望得都想哭了。
我们骑着摩托，上了环城路，将摩托停在环城路上。我们寻找认识的车辆。一个老乡开着卡车过来了，而且停在了对面的马路边。我跑过去，简单地说我们有急事，要到大漠去，可摩托没有油了。
老乡说：“这好办。”
他马上就抽出来一脸盆油，加在了我们的摩托上。
已到了初冬的时令，可我们还穿着单衣服。我建议回武装部取衣服。朱洵就和我一起骑着摩托回到了武装部。这时天完全黑了。我在办公室找了一件棉大衣，让朱洵穿上。我没有想到给自己加一件衣服。我顺路又敲开了部长办公室的门，准备当面向部长请假，可是部长依然没有回来。
部长的妻子说：“天都黑了，你们明天走吧。”
我一刻都坐不住了。我没有听从部长妻子的劝阻，毅然决然地上路了。
过了两天，我回到了武装部，部长说：“我要是遇到你，肯定不会让你黑夜去大漠。你那天黑夜去了大漠，也办不成事，也就是睡一夜。要是真的要在那黑夜办事，我们会派车送你的，怎么能让你们骑着摩托走夜路。黑夜骑摩托出了事怎么办？那天听说你黑夜走了，我一夜没睡好。”
部长说得对。不过，那天我像疯了一样，一刻都坐不住了。
骑在摩托上，我的心稍稍踏实了点。下午，我一直在紧张地四处奔波，没有停息片刻。
天气寒冷，冷风飕飕，我们两人骑在摩托上，冷得浑身发紧，脚都麻木了。骑到了一个小镇子上，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小镇子上的书记，是我们村人。我建议到镇政府去借鞋去。我们到了镇政府，我们村的那个人正在办公室。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立马让镇上的干部给我们去借棉鞋。最后，他们给我们找来了几双军用大头棉鞋，可是，只有一双朱洵能穿上。只要朱洵有棉鞋穿就行了。我自己无所谓。我们又骑上摩托，直奔大漠。
我们到了大漠，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人影。街道一侧，有一座单元楼，住着我的校友齐明。那年我到路过这座单元楼，遇到了齐明，他说他就住在这座楼上。我知道他住的单元楼，可不知道他住在那套房子里。我问了几家人家，才找到了他的房子。
齐明和田茵一个年级，爱打篮球，我们在学校时来往得比较密切。他看到我，有些惊讶。
我长话短说，立即就把我的事说了。
他听了我的叙述，说：
“我认识地区公安处的户籍科长，明天我给他说说。你快找宾馆住下来。你的脸都黑青了。这么冷的天，你穿着单衣服骑摩托，冷不死才怪哩。”
见过齐明，我的心安定了一些。
晚上十二点钟，我和朱洵住进了军分区宾馆。
那一夜，我一眼未合。我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找人的步骤。齐明的父亲是地区行署的专员，在全地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专员要是出面，我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是，我明白，齐明不会为我的事去找自己的父亲。齐明就是有这个心，他的父亲也不会为儿子的校友的事情出面。这是常规。找过齐明，我还得去投靠报社社长韩乃良。韩乃良也喜欢文学创作，我们一起开过多次文学创作会议，算得上故交了。我在戏校期间，他陪省上的领导去云雾山参访，还专门抽时间看望了我。
第二天早上，刚到了上班时间，我就到了报社。
韩乃良当然很重视我的问题。他说：“地区公安处的政委和处长我都认识。不过，我们不能贸然说事。你先找公安处的王升启，打问一下情况再说。你认识王升启吗？他也是搞文学创作的。”
我不认识王升启，但有韩乃良这层关系，我们也就等于认识了。
我找到王升启，王升启说公安处开过会了，我的名额被取消了。
我不能就此罢休。下午，我和王升启，一起来到了报社，给韩乃良回话。
韩乃良办公室还坐着一个年轻人，韩乃良说这也是一个文学青年，还说了他的外号：山口山郎。这个人我听说过。因为他长相像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丑化的日本人物，才有人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他仅仅在我面前出现过一次。
韩乃良听过王升启的情况介绍，沉思了一会儿，无奈地说：“这怎么办呀。上午你走了，我给公安处的政委张政打过电话，他说户口的事他不插手，他也插不上手。”
我说：“那你就找找吴俊升。”
韩乃良说：“吴俊升这人，是你们佳平人，和我一起工作过，这几年也有交往，可是，开会研究过的事情，他会不会改变，就难说了。这人倔强得很。”
山口山郎说：“老韩啊，依我看，你是个有身份的人，没有把握的事，你不能做。你要是出面说话了，人家不答应，就损你的面子了。”
这山口山郎此时说这种话，气得我直瞪眼，只是我不便发作。山口山郎毕竟是韩乃良的客人。
韩乃良问王升启：“你说呢？升启。”
王升启说：“吴俊升这人的确不好说话。”
韩乃良不吭声了。
山口山郎和王升启先后离开了社长办公室，可是我坐着不走。
韩乃良在默默地吸烟。我知道，他在为我的事沉思。
韩乃良思考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这事都到这关口了。”
韩乃良再没有说下去，可我明白他左右为难。
我说：“韩老师。不管有没有希望，我看你还是找一找吴俊升。我们就拿死马当活马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件事甚至会影响我一生的命运。”
韩乃良艰难地说：“好吧。我下班后去找一找吴俊升。我知道，这人下班下得迟。”
韩乃良答应我去找吴俊升后，我离开了社长办公室。
下班时间过后，我首先来到报社。韩乃良不在办公室。我又向斜对面的公安处走去。
公安处的第六孔窑亮着灯。早上王升启告诉过我，这第六孔窑洞就是吴俊升的办公室。我想，此时韩乃良正在和吴俊升谈我的事。我在公安处的院子里徘徊起来。门卫看到我了，走过来，气势汹汹地问我干什么。我说等处长。门卫有点不相信。我害怕门卫问处长去，转身急急地走了。
我一整天没有吃饭，这时感到饿了。我就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
晚上八点钟，我向韩乃良家里走去。
韩乃良正在吃饭。他对我的到来，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地让座让吃饭，沉沉地吃着饭。他的妻子从厨房出来，让我吃他们家的饭。我说我吃过了。我坐在了韩乃良对面的沙发上。
韩乃良一直不说话。
我也没说什么。我明白，韩乃良越是表现得神色冷峻，越能说明他今天的游说见效了。否则，他不会在求他办事的人跟前摆谱。他要是在绝望的人跟前摆谱，无异于雪上加霜，也就不是我们所尊重的韩乃良了。
韩乃良终于吃完饭了。他放下碗，用手在嘴巴上揩了一把，然后才慢腾腾地说：“我见过吴俊升了。估计事情成了。”
我的心突然慌跳起来。事情成了，我的心才激跳起来了。我真想哭一鼻子。
韩乃良说：“吴俊升和我是老熟人了，我也没有必要和他客套。我就直接把你的情况向他介绍了。我还说：这个年轻人是个有志向的年轻人，佳平县的领导都想为他办点实事，才给他解决户口的问题。你作为佳平县人，佳平县的头面人物，也应该为他办点实事。就是不为他办事，也不能难为他。这句话算是说到他心坎上了，说动了他的心。我发现他愣了一愣。接着他说：‘这事我们只是议了一议，还没有正式决定。’你看，明明他们开会把你的名字下掉了，他却又向我说他们只是议了一议。这就说明他把你的事当回事了，准备往回捞。他是一把手，取消不取消你的名额，也就是他的一句话。我估计，这事就成了。”
事情成了，二十多天后，我的农转非户口文件正式下达了。我的户口由王家寨转移到了县城里。我很快办理了身份证。身份证地址是：佳平县城关镇武装部大院。
一步艰难的跨越，我跨越过去了，从农村跨越进了城市。有人说我跨越了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农村人轻易跨不过去的。户口代表着一种身份，同时也代表着职业。长期以来，农村人只能在地里劳作，吃自己种的粮食。城里人却实行供给制度，用极少的代价享受着农村人的劳动成果。
十二
那个小高，在我看来，像精神病患者的小高，终究没有如愿当上武装部的宣传干事。冬季征兵时，应征入伍了。小高的户口是城镇户口，入伍退役后，就能安排一份正式的工作。农村人退伍回来，还得回到农村，当农民。两种户口两种命运。这就是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是哪个浑蛋设计了两种户口制度？其实，最初是哪个浑蛋设计的这种制度，已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是一种制度。
刘涛声想到乡上当乡长，奔波了一阵子，陈玉智不同意，未能如愿。刘涛声不肯罢休，还在多方做工作。他主动向我靠拢，让我多到陈玉智面前美言几句。他晓得陈玉智对我不错，我能和陈玉智说上话。经过几番努力，刘涛声最终如愿当上了乡长。
十三
我的办公室刚走了小高，又住进来了部长的儿子。
部长的儿子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等待分配工作。部长和妻子，还有上学的女儿住在部长办公室，部长的儿子住进了我的办公室兼宿舍。
部长的儿子叫王军。王军刚刚二十出头，正是吃喝玩乐的年龄。有个当武装部长的父亲，无忧无虑，整天就想着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王军第一天住在我的办公室时，就说：“你光棍我光棍，咱们是走在一条道上了。”
王军喜欢跳舞，我引着他认识了田茵田静姐妹和陈月芳。
王军爱玩，自然和田茵田静套上了近乎。
每星期有几个傍晚，我和王军吃过饭，都要相跟着去田茵的家里，约田茵田静去跳舞。田静的男朋友到省城上班了，文化馆又是个清闲的单位，田静只能和我们一起玩了。陈月芳这期间和我们疏远了。她和我们一起去跳舞，她看出王军喜欢和田静一起跳舞，两人跳得非常投入，且好看，我又和田茵有点关系，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所以很少和我们一起去跳舞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又去了田茵的家里，两姐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王军首先说：“干坐着有什么意思。咱跳舞去。”
田静说：“行。我知道小王来了，我们就得去跳舞。”
田茵却说：“我累了，不想去了。”
田静看了我一眼，说：“那你们两人坐着，我和小王去跳舞。”
我急忙说道：“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跳舞。”
我有好长时间不和田茵单独相处了。我也不再想和田茵单独相处了。
田静看了我一眼，说：“让田茵一个人黑天半夜待在家里，我们都去跳舞，这不行。”
田茵幽幽地说：“我常常黑天半夜一个人待着，惯了，还怕什么。你们都走吧。”
我觉得自己走不行，不走也不行，僵住了。
田静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凯盈，陪田茵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田静说罢，就扯着王军，向门外走去。
这田静说我和田茵处对象不合适，怎么还硬要给我创造机会？我有些不理解。
田静和王军走了，我和田茵两人一时谁都没吭声。
过了几分钟的时间，田茵才说：“我是不是该恭喜你了？”
我问：“转户口的事？”
田茵说：“和县长的女儿谈恋爱。”
我惊讶地问：“谁给你说我和县长的女儿谈恋爱了？”
田茵不屑地冷笑道：“这么点的小城，有点事，谁能不晓得？”
我解释道：“前些日子，我在街上遇到常宁，两人站着说了一会儿的话，怎么就成了谈恋爱？”
田茵不相信地盯了我一眼，说：“我还听人说县长的女儿到你们武装部找过你。”
我说：“县长的女儿到我们单位找过我，我们就是在谈恋爱？那就叫谈恋爱的话，人这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谈恋爱。”
田茵突然不耐烦地说：“不要强词夺理了。你和谁谈恋爱，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再说“是你要问我的呀”，笑了笑，没吭声。
田茵又问：“这陈月芳最近也不来我们家了，不晓得为什么。”
我说：“你们天天在一起上班，你还不晓得，我能晓得吗？”
田茵突然笑道：“其实，陈月芳对你也挺好的。”
我说：“你妹妹田静也对我挺好的。我们都是朋友啊。”
田茵自嘲地说：“对，我们都是朋友。”
门突然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走进来了。
年轻人看到我，没有搭理，向田茵叫道：“田茵。”
年轻人的声音是胆怯的，也是亲切的。
田茵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是黄朋。大学毕业生，正在等待分配工作。黄朋，你认识冯凯盈吗？”
黄朋说：“在你们理疗室见过。”
我说：“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呀？”
黄朋脸色沉了沉，没说话。
田茵讥讽道：“你眼睛长在脑门心了，怎么能看到黄朋这个还没有工作的人。”
我说道：“我一介平民，谁都能看得起。”
田茵笑着说：“谁都能看得起？笑话。谈恋爱都是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蹿。这叫有本事人，有本事人就傲气。”
田茵的话是有内涵的。她的父亲原来当过县上的局长。常宁的父亲是副县长。我谈恋爱是在看门第往上蹿。其实，我和常宁的接触并不多。我刚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还没有站稳脚，哪敢对常宁有非分之想。就是这个田茵，我也没有刻意向她靠近。有人追田茵来了，我该退开了。
我说：“你们坐吧，我走了。”
我说罢，就站起走了。
田茵假声假气地说：“你再来转啊。”
我出了大门，向舞厅走去。可是走了几步，又掉过头，回到了武装部。我这才明白，田茵又有人追求了。今天黑夜，田茵本来是在等那个叫黄朋的大学生，田静却把我留下了。
田茵有人追求，我并不难受忌妒。以前，我每爱一个女子，都是日思夜想，爱得要死要活，虽不便表达，可是时时刻刻渴望着相聚在一起。可是，这个田茵，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短了，可我一直没有找到感觉。我只是寂寞无聊了，才想和她跳跳舞，散散步，说说话。是我爱过几个女人后将激情耗尽了？还是田茵不值得我爱？我说不清楚。
十四
回来了，回家，离家，来来去去，不知有多少次了，唯有这一次，我是坐着吉普车回来的。那时候，能坐着小车回家的人没几人。吉普车停在乡政府的硷畔上，我下了车。单位上还有人等着要用车，司机要赶回去，我一下车，他就开着车走了。那些熟悉的人，都在客气地和我打招呼。一年前，他们看我的目光是嘲弄的、冰冷的。小卖部里的陈怀文，若有所思地盯着我。他发现我也在看他时，急忙扭过了头。对于这个曾经尖刻挖苦过我的人，有人建议我狠狠地羞辱一番他，我没有。很多场合见到他，我都一言不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不愿意虚假地和他说客套话，显示自己的胸怀，我也不能奚落他。这就是冯凯盈。
荣归故里，衣锦还乡。那些略通文墨的村人，见了我，这么说。有时，我认为他们是在开玩笑。但他们的口吻，不乏奉承的意思。
我在沙坡上见了很多人，就是没有看到王保忠。我问王保忠哪里去了。王建林告诉我，王保忠到大漠给一家单位照看门房去了。
正军笑着说：“你到县上工作了，人家王保忠都到地区工作了，比你还升得快。”
大家都笑了，可是我笑不起来。此次回来，我非常想见到王保忠，哪怕和这个在我身处逆境时能瞧得起我的人说几句话都行。可是，我再没有在沙坡上看到过他的面容。
有些人见了我，问：“你是坐着小车回来的？真牛气！”
其实，我并不牛气。我觉得，我还是我，没有丝毫的成就感。
那天回到家里，父亲看到我，舒心地笑了，然后，他又故意望了望我的身后，问道：
“又你一个人回来？”
我明白，这是父亲在向我施压，逼我早点结婚成家。我笑笑，没有说话。
父亲喜欢抽烟，却很少买纸烟。他抽老旱烟，有时，也买些水烟，还买少量的卷烟。我给父亲买了两条纸烟，两条卷烟，还买了一条水烟。父亲看到这些烟，不高兴地说：
“挣两个钱，都让你瞎糟蹋了。”
我说：“这些烟不值多少钱。”
我把每种烟的烟价都说了，故意把烟价说得很低。这几年，我只要给父亲买烟，就会把烟价说得很低。
父亲拿起烟，仔细打量了一番，说：“挣钱容易攒钱难。”
我说：“你都这么大的岁数了，爱吃甚就吃甚吧。”
“你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父亲说，他时时处处在为我着想。
我拿起一条卷烟，撕开了。
父亲急忙伸手抢过了卷烟，大声说道：“不要往开撕拆了。”
晚上，父亲说：“我秋天到你们武装部来，你们的部长的婆姨，问我你为甚不成亲。我说：没人能看得上啊。那个女人说，看上你的女人多着哩，她常见有女人来武装部找你。这是不是真的？”
我笑着说：“女人找找我，也并不等于看上了我。眼下我还没有谈恋爱。要是我有了对象，我会提前给你打招呼的。不会突然就给你引回来。”
父亲没再说什么。父亲很少劝我做这做那，不管说什么，他都是点到为止。
十五
正月初五，我回到了小城。
回家过年前，我和田茵在一起跳舞时，田茵说去父母工作的省城不方便，她和田静一起在小城过年。她还问我在什么地方过年。我回到小城后，却没有去找田茵。
正月十五刚过，部长和妻子、女儿回到了武装部，可王军没有回来。我问部长王军怎么没有回来，部长说：
“我们那里到处是军军的战友和同学，正月他就不过来了。哪里热闹他往哪里跑。”
部长是很疼爱他的儿子的。尽管儿子不在身边，他说到儿子的口气，也是爱惜的。
王军没有回来，我一个人又不愿意去田茵家里。我和田茵的联系中断了。
一个正月，我没有走出过武装部大院，整天埋头搞小说创作。
我给《大漠风》杂志投了一篇小说稿，退回来了。编辑写信说稿子字迹不清，让我重新抄写一遍，再寄去。
这时，我想起了田茵。田茵的钢笔字工整好看，而且我的字迹她能认得，是给我抄誊稿子的最佳人选。可是，我与她疏远了，她还会给我抄誊稿子吗？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了田茵的家。
白天田茵要在医院里上班，我怕医院的人说闲话，没有去医院找田茵，晚上，我去了田茵的家里。
我走进田茵家的门槛时，看到那个黄朋和田茵紧挨着坐在沙发上，共同看着一本书。我先前敲门时，田茵说进来。我走进去时，他俩并没有分开来。看来，他们已不忌讳人家看见紧挨着坐在一起。
尽管我和田茵的交往少了，可这一幕我并不乐意看到。我想，正月我留下的空子，让黄朋这小子钻了。
田茵客气地对我说：“坐呀。”
我说：“不坐了。我有篇稿子，要急着用，你能不能帮我抄誊一遍？”
田茵痛快地说：“没问题。什么时间要？”
我说：“一万多字。得你一两天的时间。”
田茵问：“我抄好了，是你来取还是我给你送过去？”
我说：“我来取。你们在吧，我走了。”
田茵站起来了，问道：“不坐一会儿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过了四天的早上，我才去田茵家取稿子。这是个星期天，田茵不上班。
田茵问：“我前两天就把稿子抄誊好了，你怎么才来取？”
我说：“你在上班呀。”
田茵质问道：“我晚上也在上班？”
我笑笑，没说话。
田茵不高兴地说：“皮笑肉不笑。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来就不来。”
我淡淡地问：“稿子呢？”
我一脸淡漠的神色，并且表现出一刻都不想多待的样子。
田茵的脸色突然青了。
田茵真正生气的时候，不吵不闹，但脸色会发青。以前，每当我遇到她脸色发青时，我都会说几句哄人的笑话。今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不过，我坐下了。我这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伤了田茵的自尊心。我不应该惹田茵伤心。我们曾经是朋友，她为我抄誊过稿子，她陪我跳过舞，她陪我散过步。现在，我们也没有断交。以后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应保留曾有的友谊。
田茵平静了，问道：“小王怎么也不见了？”
我老老实实地说：“小王在他家的县城里，没回来。你妹妹呢？”
田茵说：“正月初五就走了，去找男朋友了。”
我说：“这一正月就你一人守在这个家里？”我还想以奚落的口气说：早知你一个人守在家里，我就过来陪你了。这样的话我以前不曾说过，现在更不能说了。
田茵说：“有时黄朋过来陪陪我。”
我故作可怜兮兮地说：“你还有个黄朋在陪。我哪，一个人在办公室待了一个月。”
田茵问：“你连街道都没有上过？我还上过几次街，看过秧歌。我想，你和小王都爱热闹，在街上能遇到你们的，可是，我一直没有看到过你们的影子。原来一个躲起来写小说，一个没回来。有你和小王和我们一起跳舞散步，这日子就好过多了。”田茵最后的口气是感慨的。
我说：“小王快回来了，小王回来咱再玩个痛快吧。”
十六
三月初，王军才回来了。王军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就对我说：
“咱们找田家姐妹去跳舞。”
我说我有事，然后就出去了。我在街上游荡了大半天，才回到了武装部。
王军正哼着歌洗脚，准备上床睡觉。
王军问：“你怎么才回来？是不是真的和县长的女儿谈上了？”
我说：“你常跟我在一起，我跟谁恋爱了，你能看不出来？”
王军洗罢脚，站起来，端起脸盆出去倒水了。王军返回来，说：
“能睡了。”
我没有洗脚，就上了床。
王军睡下来，说：“我今天到了田茵家，见田茵和一个小个子后生坐在一起。那是田茵的什么人？”
我说：“男友呗。”
王军说：“怪不得你不想去田茵家了。你们是谁把谁甩了？”
我说：“我不晓得。两人自自然然地就不那么亲近了。”
王军问：“你心里不难受吗？”
我说：“有点不好受，不过也不怎么强烈。”
王军说：“那个小后生，我看不太出色。我提议去跳舞，田茵就说好啊。然后我们两人就走了，把那个小后生晾在了一边。田茵临出门时，还对那个小后生说：‘你也能回去了。’自己的女朋友，怎么能让别的男人引走了。放给我，那才不行呢。”
我没有吭声。
王军见我没有吭声，说睡吧。
我按下了电灯开关。
夜深了，王军已进入梦乡，不时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我却难以入睡。我在回想着自己怎么和田茵认识的，那个时间田茵说过什么亲热的话，那个时间我表白过什么。然而，思索过去的交往过程，我竟然没有发现我们明显的深爱的细节。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爱慕的语言，哪怕是含蓄的爱情的语调。
第二天，王军又去找田茵去了。王军说，他最爱和田静一起跳舞，他找田茵，也是为了看田静回来了没有。一个星期后，王军回来告诉我：
“田茵终于忍不住，问我你做什么去了，怎么不见你的面。我是故意不在她面前说你的，看她有什么反应。她还是忍不住，说到了你。”
我说：“没关系。”
王军问：“你下决心和她分手了？”
我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牵手。”
王军说：“你说这话我不信。我以前见你们亲亲热热的一起跳舞，真觉得你们已爱得很深了。”
我不能再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田静回来了，可是，王军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孩，整天想着那个女孩，与田家两姐妹的交往也少了。
有一天，我到体育场散步，意外地看到了陈月芳。
陈月芳出来，往往不是和田茵相伴出行，就是和田静相跟在一起。今天她却孑然一身。不过，陈月芳的兴致却非常高。她看到我，乐哈哈地和我打招呼。
我问：“怎么，田静没和你在一起散步？”
陈月芳惊讶地问：“你还不晓得？”
我问：“不晓得甚？”
陈月芳说：“田静正在忙着办调动手续。”
我吃了一惊，问道：“这么快？”
陈月芳说：“也不快。他父亲为她们姐妹活动好长时间了。他父亲去外地工作，也就是为了把她姐妹俩带出去。他父亲是个外地人，不愿让她们姐妹俩在我们这里工作一辈子。你动作太慢了，要不，田茵也不会调走。”
我笑着说：“其实，我就没有搞过甚动作。”
陈月芳说：“我看出田茵对你不错，原以为你们两个会走在一起的，没想到，田茵最后和黄朋好上了。你晓得黄朋是怎么和田茵认识的？”
我说：“不晓得。”
陈月芳笑嘻嘻地说：“你这人心真粗。我给你说，黄朋的舅舅就在我们医院工作。黄朋的舅舅介绍黄朋和田茵认识，就是有目的的。今年正月，我和田茵一起在黄朋的舅舅家吃过几顿饭。你记得有天黑夜你去找田茵，田茵不在，田静也没说田茵那天黑夜到哪里去了。其实，那天晚上黄朋的舅舅请我和田茵在他们家吃饭。第二天你到我医务室来了，我还暗示过又有人向田茵靠近了，可你没有放在心上。”
我笑着说：“你还有哪些内部消息，多给我暴露一些。”
陈月芳说：“田静不喜欢那个黄朋，尽管她一直认为你和田茵不合适处对象，可她还在给你们创造机会。”
我想起了，那一天的夜晚，田静自己和王军去跳舞，却硬要我留下来陪田茵，结果，黄朋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伤感地说：“我不可能成为田静的姐夫。”
陈月芳嘲笑着说：“看看看，终于还是伤起心了。”
我无奈地撑了撑手臂。
陈月芳说：“你伤心了，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事了。”
陈月芳接着又说：“我顺便给你说一声吧，我订婚了，马上结婚，到时请你们喝喜酒。”
我有些惊讶，还没听说过陈月芳谈过恋爱，怎么就订婚了？
我说：“你们的动作怎么都这么快？”
陈月芳说：“我们是通过人介绍认识的，各方面还行，就订婚了。不像你一样，总要有浪漫的过程。”
我问：“你的对象在甚地方？”
陈月芳说：“在大漠工作。”
我问：“那说明你也要走了？”
陈月芳说：“是的。”
陈月芳这话说得有些得意。我想，陈月芳找到了一个如意的郎君。一个精致的女人，不会随意嫁一个男人的。
陈月芳最后说：“你的节奏太慢了。老大不小的，不能再慢了。”
陈月芳很快就办了喜事，我和田静、田茵、王军都应邀参加了陈月芳的婚宴。不久田静调到父亲工作的城市了，田茵也正在办理调动手续。同时，田茵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且请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照了相。饭局中有黄朋，相片中有黄朋，可是，田茵始终没有告诉我，她和黄朋是什么关系。
田茵调走的第二年，又回到了小城。我是在街道上遇到田茵的，她身边跟着女同伴。我邀请她到武装部坐一坐，她痛快地说行。她和她的同伴在我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和黄朋结婚了，黄朋毕业后分配在了小城的中学，她和黄朋回来给黄朋办理调动手续。她感慨地说，为了黄朋的调动，有一个月，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她二十八次到总公司里找一把手。她说的总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她就在那家公司的医疗所上班。
田茵问：“你跟小王还有联系吗？”
我说：“你们走后不久，他也分配了工作，他就回他们县上上班去了。他父母遇星期天都回老家，所以他不来我们这里了。”
田茵说：“今年他还到我们那里来过，在我们家住了几天。”
我有些惊讶：“他怎么能找到你们的工作单位？我都不晓得你在哪个单位上班。”
田茵笑着说：“你不上心，怎么能晓得？按说，咱们的关系比小王近，可小王记着我们，专程来看过我们。你呢？你总是一副不尊重别人的样子。”
我笑道：“尊重了你一回，你还溜走了。”
她笑着说：“就你这种态度，在你身边溜走的女人肯定不会少。你现在身边不缺女人吧？”
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走了，我身边就缺女人了。”
我们三人同时笑了。
十七
陈月芳走了，田静走了，田茵走了，王军走了，接下来，我也离开了小城。
我在武装部工作了四年后，主动离开了。多年以后，我突然发觉，命运总会安排我，补齐我在人生道路上的缺憾。比如我在云雾山的时候，期盼着有一天也能在县城上班，后来遭遇过波折后，进城工作了。比如，我曾走进了军营，却没能如期服役，我又在主管兵役工作的军事部门工作了四年，也算补齐了未服满的兵役时间。我曾经希望到县文化馆当一名创作干部，这个夙愿也实现了。
一九九四年的春天，县政府专门给我下达了一个转正的名额，在武装部转正，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可以选择留在武装部，领导也把这个意思流露出来了。有些人也说，武装部是县上的大机关，有前景，劝我留下来，可是我却选择了去文化馆工作。年前我结了婚，妻子在外县的国有企业工作，生儿育女就是眼前的事情。我要对家庭负责。文化馆是个相对自由的单位，我可以不正常上班，兼顾家庭事务。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我虽然名义上在佳平县文化馆工作，可没有在文化馆上过几天班。事实上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我就离开了小城。最后，我调离了小城。
离开武装部，离开小城，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没有太大的遗憾。可是，不舍的情绪，依然在心中涌起。在武装的那些年里，我和部长的儿子一起出去跳舞，一起唱歌，一起找女朋友。四年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就是在武装部的大院消费的。那些青春的故事，终成我最美好的回忆。部长的儿子，那个王军，远没有我幸运，能活到回忆青春往事的年龄。他不到三十岁，就遭遇意外而罹难了。
十八
二〇一二年的一个春天的傍晚，与以往的出行一样，我拖着行李箱，走进熟悉却没有任何感受的小火车站。我随大溜进站，剪票，然后上了火车。火车过道上到处堆放着行李，有些旅客看到自己的行李有碍行人行走，会主动挪动一下，有些旅客无动于衷，任由行李霸占着过道。我好不容易挤到了自己的铺位边，正准备往行李架上摆放行李箱时，手机铃声响了。我手忙脚乱地接通了手机。
“喂，你猜我是谁？”
不用猜，这是刻在青春年华上的声音，永远抹不掉的。我们同在大漠市工作，但来往甚少，三五年还见不上一面。最近的一次见面，还是在三年前。那时她告诉我：
“田茵问过我，说：‘目前黄朋是个大学生，冯凯盈还是个临时工。选择冯凯盈，冯凯盈目前的条件不如黄朋。要是我选择了黄朋，以后冯凯盈成了路遥，我就后悔死了。’”
我乐哈哈地说：“那你为甚不早说？你早说了，我好好努力，成了一个像路遥一样的著名作家，让她后悔一辈子。”
她说：“路遥累死了。你不出名也罢，只要活着就好了。”
我说：“你们女人真是太过实际了。我还没有向田茵求过爱，田茵就谈婚论嫁开始比对她身边的男人了。”
她说：“这是田茵的风格。”
直至此时，我才明白，田茵认识黄朋后，一只脚踩两只船。而我却早早地疏远了田茵，使那个穷追不舍田茵的黄朋，有了更多的机会与田茵相处在一起。
那次见过面后，我再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不过，只要手机没问题，她的声音，我任何时候一听就能听出来。
“陈月芳。”我肯定地说。
陈月芳笑嘻嘻地说：“有一个人想见你，你在什么地方？”
她说的想见我的人，无疑就是田茵。她来大漠了？
陈月芳没等我回答，又说：“我们正坐在饭店里。你赶快过来吧。”
“我在火车上，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我说。
陈月芳说：“那你跟她说吧，她就在我身边。”
陈月芳说着把手机交给了田茵。
“喂。”田茵首先“喂”了一声。
声音还是那么清脆，还有丝丝铜质的韵味。这是我曾经钟情的声音，是深深刻在青春年华上的声音。这声音陪伴我在小城里度过了快乐而浪漫的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分别，数十年不见踪影，不闻其声。没有怨恨，没有纠结，原有的友谊，也不复存在了。多少年来，这两个曾经密切相交的异性朋友，竟然如同一页没有内容的书纸，被我轻轻地翻过去了，不再正视一眼。可是，她俩还记着我，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到羞愧。我忘不了偶像周老师，还津津乐道地向同学们说起我喜欢过的女同学，可是，这两个深交远远超过了女同学的异性朋友，竟然被我轻轻松松地在记忆中抹去了。一声熟悉的声音，将我带回了那段小城生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