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一二年的冬天，一个阳光明媚气候却冰冷的日子，我回到了我的村子，我的老家。
阳光是亮色的，村子却是灰塌塌的。
小街上，仅有三五个人影晃动。街道两边的门市，不见有人出入光顾。
我引着小女儿，出了小街，向沙坡走去。走在孤寂的土路上，我不由得四处张望。
小女儿问：“爸爸，你看什么呀？”
看我熟悉的村子，看能勾起我记忆的地方。
山色依旧，山势依旧，村子却面目全非了。前岔靠大路边的这头，有两院地方的院墙倒塌了，一派颓废的景象，好像无人居住了。
我回过头，走了几步，然后朝侧面的小路走去。
“走错了？爸爸。”小女儿跟在我身后问。
走不错。这个村子，是我走不错的地方。老村子，不管什么地方，我眼闭上，也能走对了。我想看看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自然村，现在是什么样子。
王家寨村是由沙坡、前岔、高庄、房寨四处居住地方，也就是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前岔和高庄处在核心位置上。
走进前岔，我呆住了。
前岔的地理位置，有些特殊。一排窑洞面向西北，靠着高高的土崖，一排窑洞却面向东南，背靠着小土崖，两排住户的院落都不甚规则，但中间有弯弯曲曲的走廊，像城市中的巷道，大门对着大门。建造两排地方，人们都没有选择光照。
前岔的十几院老地方，院墙全部坍塌了，石窑洞的面子石也掉了不少，院子里，长满了枯草，巷道里，到处是小石头，树枝和杂草横七竖八，乱糟糟的。前头的一院地方院墙外，长满了枯草，枯草地里，露出了一盘碾子。这盘碾子我小时候用过。沙坡上的碾子有人用时，前岔的碾子空着，我们沙坡的人就出来用前岔的碾子，反过来，前岔的人家也经常用我们沙坡上的碾子。
我拿出相机，为碾子拍了照片。
小女儿问：“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是碾子，往下碾粮食的糠皮。”
小女儿不解地望着我。
我踏进枯草里，想给小女儿做一下推碾子的示范动作。走进枯草里，我才发现碾子上没有碾棍，碾轱辘被两边两块石头支着。碾轱辘上不穿碾棍，碾桩和碾棍不上搭钩，这庞大的碾轱辘就不能动了。一动，碾轱辘滚下碾盘，会有危险，而且三五个人都无法把碾轱辘抬上碾盘。示范做不成了。
前岔曾经是王家寨的中心，政府机关都驻扎在前岔。后头的那院五孔窑洞的地方，有两孔窑洞先是乡政府的办公场所，乡政府移在高庄后，供销社在那两孔窑洞里卖货。记得小时候，父亲和卖货的人熟悉，我常在那里买糖，有时也买糖馍馍，也就是月饼。有时我不拿钱，那个卖货的人也会卖给我要的食品。他们晓得父亲疼爱我，会及时把钱还上。后来，供销社移在了前岔的前坡上，再后来，供销社也移在了高庄的乡政府旁边。当然，今天，这个供销社不存在了，供销社的十多孔窑洞和一间大房子，都卖给了个人。医院也设立在前岔。医院搬在高庄与房寨之间后，医院占用过的地方变成了兽医站，后来，兽医站也搬到了高庄。新机关再没有驻扎进前岔。乡上的机关远离了前岔，可前岔的人家还在安居乐业。十多年前我回来时，前岔就萧条了，可是，每院地方都住着人。今次回来，前岔却完全破败了，只有前岔后头的上边住着两户人家。
面向西北的那排窑洞背后的土崖，原是大山，大面积的坍塌后，形成了土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夜晚，大山坍塌，下边的石窑洞被掩埋，窑洞里有三个人。三个人被活埋一天多后刨出来，一个人被石头砸死了，两个人竟然毫发未损。据主人说，他坐在炕沿儿上，十来岁的儿子躺在下炕里，地下的小木凳上坐着串门儿的王保田。听到脑畔上的巨大的呼啸声，王保田站起来了，本能地向他伸出了手，他也伸手去拉王保田，可坍塌下来的石块砸中了王保田，然后王保田被土石完全覆盖压住了。大山坍塌压垮山下的窑洞，一般情况是塌窑不塌掌。所以窑掌没有塌下来，炕上留有空间，且烟囱没有被埋住，形成了通风口，父子两人，有了生存的空间，幸免于难。
从前岔出来，我从土坡上往下走。土坡上长满了枯草，还有乱七八糟的庄稼秸秆和叶子，原来的小路，被杂草遮盖了，小路已成了人迹罕至的地方。小时候，我们上学，去前岔和高庄，都走这条小路。后来，村口拐沟渠口打起了坝，坝下边修了路，我们去上学或去高庄就不走这条路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沟底的那孔小石拱桥不见了。这条拐沟虽小，可两边都是石头，春夏秋清水长流，冬天结冰，过往不方便，所以先辈们就修筑起了小石拱桥，和正常的石窑洞大小差不多。从结构和石头的颜色看，小石拱桥应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桥。现在，小石拱桥如被人移走了一般，踪迹全无。小沟里结着冰，我和小女儿搀扶着从石堆里走下来，走过了冰滩。上对面石堆时，我终于看见了小石拱桥的遗迹，几块旧石块，夹在石堆畔上。原来的小路边，是石崖，如今已成了采石场，所以路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我们从乱石中走出来，上了一道斜坡，到了大路上。
沙坡的家院都坐东朝西，大门与窑洞平行。王保忠家院的大门却向后绕了一下，出口形成了西南方向。这座大门曾是沙坡最气派的建筑，三角顶的两端蹲着两尊砖雕狮子，大门里的大门扇上边，是刻着“忠厚持家”四个大字的木牌匾。现在，这座大门的一角坍塌了，两头砖雕狮子也不见了。
儿时眼中宏大的建筑，破败了。怅然若失的情绪，笼罩在我的身心。
沙坡的硷畔上，人影憧憧，有着节日的氛围。王家堂兄王建林出嫁女儿，亲戚朋友从四方八面涌来。我和小女儿也是专程赶回来参加喜事婚宴的，这是我们回来的理由。
硷畔上停着几辆小车。好几年没有回来了，我不晓得原来窄窄的小路，能行驶小车了。我已将车停在了乡政府的院子里。
二
王建林的家院，人来人往，有人站着说闲话，有人忙着接待侍应客人。大家看到我和小女儿，都热情地问一声：“回来了？”还有人说：“多年不见你了。”
我已成为稀客。
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反而成了稀客，这让我感到惭愧。这些年，我和故乡的联系越来越少，我即使回来一趟，也很少住一夜或半天，来去都匆匆。
我被王建林迎进家门时，第一眼就看到了买定。买定坐在沙发上，正在大声说笑。
买定看到我，笑哈哈地站了起来，说：“好多年不见面了。”
是的，买定这个童年的伙伴，我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二十多年来，我回来过几次，虽是来去都匆匆，不过，那些童年的伙伴都见到了，唯独看不到买定的影子。我问过人，他们说买定刮黄风了。黄风，就是黄色的大风，我们常说的沙尘暴。农村评价一个做事冒失不守规矩的人，就说那人黄风雾气。黄风是冒失的意思，雾气却不是看不清，是腾云驾雾的意思。说买定刮黄风了，就是到处冒冒失失地瞎跑，不着边际。买定和妻子生了第四个孩子后，就离婚了。先听说他在大漠和南方来的一个坐台小姐同居。若干年后，他的大女儿出嫁了，他又和亲家同居在了一起。
买定坐在一边的单人沙发里，我坐在另一边的单人沙发里。我们中间的茶几上，放着一瓶酒，还有几个酒杯，一盒纸烟。宴席还没有开始，不过，烟酒满足供应，谁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买定斟了两杯酒，对我说：
“爷爷，来，咱们多少年不见面了，喝两盅。”买定说着，端起了酒杯。
我在王家寨排辈分，比买定高两辈，他叫我爷爷。我按王家寨排辈分，是很高的，王姓人，有人按辈分称呼我，有人不。每当我要那些不称呼我的人叫我爷爷叔叔时，他们说你是冯家人，他们不能叫。我说我是王家人的亲弟弟，你们不叫我，就等于糟蹋你们王家的先人。当然，这只是玩笑。沙坡上的一些人还是按辈分称呼父亲和我的。
我没有端酒杯，问：“你还姓王吗？”
买定在养父王保忠去世后，就不叫王买定了，叫张三。他的生父姓张，他在生父的家里排行老三，所以他自称张三。
买定立即说：“我怎么能不姓王呢？我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
我说：“这就对了。我听人家说你改叫张三了，还有些不信。”
买定不好意思地说：“那也就是说几句混账话。”
我端起酒杯，与买定端的酒杯碰了一下。我们两人都是一饮而尽。
我说：“看起来，你这酒量不小。”
买定自豪地说：“咱这人，能吃能喝，心胸肚量都大。”
我笑着说：“大到连家都不要了。”
买定哈哈一笑，说：“要那家做甚哩，空让人麻烦哩。”
我接着说：“所以你就把老婆娃娃都送人了。你这种没心没肺的老子，连死了都不如。”
买定立刻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我把老婆娃娃送了人，也是让他们去享福的。你说，我这种家庭，生养了四个娃娃，老婆又没本事，跌倒摔上一跤，连二分钱都拾不得。我们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不把他们送了人，能咋办呀？！”
我问：“四个娃娃有几个跟着你？”
买定说：“两个大的跟着我，老大前两年结婚了，老二如今打上工了。老三老四跟着老婆。老婆给人家当老婆。”
我问：“老三老四姓谁家的姓？”
买定说：“姓老婆的那个老汉的姓。”
我问：“哪个是儿子？”
买定说：“老四。”
我大声质问道：“你连唯一的儿子都送人了？！”
买定说：“当时儿子小，我带不成呀。不过，这儿子的姓，我一定要改过来。等他长大了，我就要他姓我的姓。我就生养了这么个儿子，怎能让他当人家的儿子，姓人家的姓。”
我说：“人家养育了一回你儿子，也就是为了姓人家的姓，传宗接代，你怎么说改就能改过来？”
买定不服气地说：“哪能由着他。我就是跟他拼命，也要让我的儿子叫我一声爸爸，给我开门立户。如今他姓甚都行。他不姓人家的姓，人家就不养活他。等他长大了，我就要认他，让他当我的儿子。”
我说：“你怎么这么黑皮？一点道理都不讲。”
买定说：“小时你比我还黑皮。你常把我打得妈妈老子直叫唤。你如今成了大文人，学好了，不黑皮了。世事倒过来，让我也黑皮一回。”
我说：“那你把我打一顿，以后就不要做无理的事了。”
买定立刻一本正经地说：“哪能打你呢，你是我爷爷呀。来，咱爷爷孙子喝起来。”
买定又斟了两杯酒。
我们两人又碰了一下酒杯，喝下了杯中的酒。
我放下酒杯，问：“你在外做甚营生？是不是还当木匠？”
买定学过几年木匠，不过，手艺不行。
买定不屑地说：“靠那玩意儿吃不了饭。”
我问：“那你靠甚吃饭？”
买定神秘地笑了笑，不回答。
炕上还坐着几个人，我们的说话终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正军说：
“他靠刮黄风过日子。”
买定说：“靠甚过日子都行。人这一辈子，不管活得好不好，最后都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你们说我大吧，这人也是个没本事的人，可老是说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使不得，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最后呢，就他不行，活成了孤家寡人，钱没有多少，那两孔窑洞，还是我爷爷留下的。我晓得，咱沙坡上的人，没有多少人给他说好话的。他老了，才明白自己错了。那年，他在大漠给农业局看大门时，说他见过你，说见到你的那种样子，高兴得好像见到了毛主席。你看他那时对你们家好一点，说不定他死后，你还会说一声这是个好人，给他烧两张纸。我这人，不招惹人，也不仇恨谁，就这么痛痛快快地活着，到时一死就了了。”
我记起了，那年，我去农业局办事时，意外地遇到了王保忠。王保忠身体结实，红光满面，身上的衣着也是干干净净的，好像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我听说王保忠几年前就进大漠城看守单位的大门，没想到竟然相遇了。王保忠见到我，仿佛遇到了久别的亲人，热情地问长问短，硬要我多坐一会儿。他问：
“你大的身体还好吗？”
我说：“还好。”
王保忠感慨道：“我们有几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我说：“我买下房子了，就把我大接到大漠住。到时我给你们两人安排见面的机会。”
王保忠说：“你看你都成个人了，还能在大漠买房子。买定离婚了，在大漠瞎混，连嘴头子都糊不住。我靠着门房挣两个钱，都让他拿走了。”
我说：“我要是见上他，说说他。”
王保忠说：“你们怎么能见上面？你走的是正道，他走的是歪道，就在一个城里，也难见面的。”
我当时在大漠报社工作，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和王保忠说了几句话，就告辞了。一年后，我专门去农业局看望王保忠时，门房的人说王保忠上岁数了，农业局把他辞退了。当时，我对王保忠的遭遇感到愤懑和伤心：一个孤寡老人，被人赶出城里，再回到乡下，生活无依无靠，他心里塞满了多少忧伤苦楚？几年后，为了给王家寨王姓人编家谱，我回到了王家寨。在沙坡对面的山上拍摄沙坡的相片，我看到王保忠的家院外墙根下躺着一个人。我想，这躺着的人肯定是王保忠了。我从对面的山上走下来时，墙根下的人不见了。我站住了，我想回王保忠的家院，看看王保忠。这时，前边有人叫我，说车来了，让我去另一个地方拍相片。我急急忙忙地走了。我总以为，再次回来，还能见到王保忠。可是，上了年纪的人，说走就走了。
买定说：“我大这人，一辈子没做多少好事，不过，也没干过坏事，就是人不成器。最后，有我这么个儿子，他也该知足了。”
门外有人叫道：“买定，不要穷嚼干道了，快出来帮帮忙。”
买定站起出去了。
我问正军道：“王保忠去世的时候，买定在不在跟前？”
正军说：“在。”
正军说，王保忠从大漠回来，心情不怎么好，人也苍老得快。王保忠在大漠看大门挣的几个钱，都给了买定。这王保忠不能挣钱了，买定也就不见面了。村里的人，好长时间谁都联系不上买定。那两天王保忠突然不行了，王建林给买定打电话，竟然打通了。王保忠总算没有白养育了买定。买定没为王保忠养老，可为王保忠送终了。
三
大门紧闭，里边似乎上着锁。我扶住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大门，用力推了推，竟然推开了，只是有些沉重和生涩。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门，生怕惊动了什么。惊动不了什么，校园冷冷清清的，空无一人，连一只鸟都没有飞过。据说，这所全乡的中心小学，也只有四个学前班的学生，其中两个孩子是孤儿，是乡政府委托在学校的。眼下正是寒冬时节，学校放寒假了，更是少有人出入几近荒废了的校园。我上初中的那个年代，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高中两年制，共九个年级，学生多达近千人。学校里曾经是人声鼎沸，真正是：书房戏房，红火热闹的地方。转眼间，那辉煌热闹的景象，如同飘飞的云烟，消散无遗。
一九八七年离开故乡，其后，我再没有走进母校。虽然，我多次回过故乡，有一段时间住了几个月，可是，我再没有进入母校的大门。路过母校，我最多只是匆匆看一眼。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我的梦魇：同学们一个个考上大学走了，我还在补学。同学回母校当上了老师，我还在补学。我感到羞愧难当，有时竟绝望地号啕大哭。后来，同学的儿子都当上了老师，我还在补学。我的补学之路在梦中永远没有走完……
校园的大格局没变，可是，很多细节变了。四排窑洞，我们称为四斋，自然是一斋比一斋高，四斋在三斋背后。四斋窑洞没有变化，只是曾经是操场的一斋院子，现在建起了一栋一层的新房。二斋的院子依然如旧。三斋的院子，也就是二斋的脑畔，也堆起了一栋一层的新房。校园越建规模越大，学生却越来越少。我是从二斋侧面的大门进来的。我从二斋的另一侧的台阶上走下来，来到一斋院子的操场上。其实，操场上堆起了楼房，占满了院子，就不称其为操场了。校园四周都被围墙围住了。从前是没有围墙的。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入校园。校坡下的沟渠，是我们沙坡的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如今已被填埋起来了，成了一条大路，大路边上修建了一个不怎么平整的小操场，要不是小操场的一头竖立着一张孤零零的破烂的篮球架，谁也想不到这是一个操场。
我在昔日的操场周边游走散步，怅然若失的情绪笼罩了全身。我回想起了我们曾经在操场上奔走的情景。我抬起双手，不由得做出了抱篮球的姿态。哦，我很久都没有摸过篮球了。我渴望着此时有一只篮球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是，就是真的有一只篮球出现，谁伴我打篮球呢？谁伴我重拾旧梦呢？此时此刻，只有我的记忆能陪我走回过去的岁月。
我踽踽而行，在昔日的操场上转了一圈，也就是说绕着今日的新房转了一圈，来到了校园北端的一块空地上。这里曾经有一座露天戏台，露天戏台左有一堵墙右有一堵墙，后边也有一堵墙，后墙两端留有出口，供演员上场下场。北端的顶头原是土圪塄，土圪塄与后墙之间上空搭着帆布，里边成了演员们化装和准备出场的地方，称为后台。现在这里却一无所有，能看到的，就是一块平地。那个曾经令我们心醉神往的戏台，随着时代的变化，被抛弃被铲平被人们遗忘了。然而，我们那代在王家寨学校读过书的人，是不会遗忘那个时代的舞台的。曾经，我们绕到后台边上，争着抢着向后台张望。在我们这帮孩子看来，演员们是一群神奇的人物。后台里的演员，不是在化装，就是在嬉闹，也有些演员在练上台的动作。我们细细地观看着那些演员涂口红、描眉、往脸上打粉子，想要把演员们的每一个动作，牢牢记在心间，生怕一觉醒来就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戏台上的往事，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会相信这里曾经有过戏台，上演过红火热闹的大戏，也搞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曾出现在这里。他们有理由相信，这里不再会修建起戏台，也不再会有演员在这里演出，不再会有人狂热地呼喊着口号，打倒这个人物打倒那个人物，拥护这个人物拥护那个人物。历史常常会发生惊人相似的一幕。可是，就连我，也不会相信惊人相似的一幕在这里会重演。我呆呆地伫立不动，怅然若失地望着空空的地皮。
一群鸽子，呼啦啦地从我头顶飞过，落在了学校北对面的山尖上。那个山尖，原来是个山头，每次全公社搞大型的政治运动，都会有基干民兵趴在山头上，架着机枪，瞄准会场。我不明白，他们把枪口对准参加运动的民众，是在保护民众，还是在威吓民众。不管是谁，在枪口下运动都是不舒服的。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形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又滑稽又残酷。山尖上的鸽子，被什么惊动了，起飞飞走了。也许是山尖那边的住户惊动了鸽子。山头变成了山尖，就是山那边修建宅院，移动土方，把山头挖掉一大块，山头便成了山尖。现在再有谁想要将枪口对着校园，那里也架不成机枪了。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已经制约着历史的一幕重演。
我在空地上转了几圈，还是离去了。拾级而上，我回到了二斋院子里。我看看表，时间尚早。我又拾级而上，上到了三斋院子里。我的初中学业，是在三斋院子里完成的。
我走到进入四斋院子的三斋窑洞的过洞前。过洞封住了。那么再怎么进入四斋呢？我转了两圈，寻找不到进口。进不去也罢，四斋是住校生的宿舍，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只是我想看遍我的校园。
三斋窑洞过洞以南，是六孔大窑洞，是高年级的教室，过洞以北，是三孔小窑洞，是教师办公室。二斋是学校的中心，学校领导和重要老师住在二斋上，周老师后来就在三斋的第一孔窑洞里办公。这孔窑洞靠着二斋上三斋的台阶边，我上来时，竟然不经意间走过去了。我重新回到第一孔窑洞前。窑洞的窗户破破烂烂的，门上却挂着一把锁子。我在破烂的窗子上向里张望，里边散乱地放着几张破旧的桌子，还有一些暖壶、扫帚之类的生活日用品，也散落着旧书旧纸片。看来，这里很久没有人居住办公了。听说前些年周老师回到过一次校园，物是人非，周老师回到校园，有何感想呢？周老师退休后，随女儿艺艺定居在美国，再难走进这个校园。她那个混账的前夫徐明，仍然活跃在官场上，尽管经常会传出被双规被逮捕的小道消息，可是，隔几天，这个表面光鲜内心肮脏的高级官员就会出现在电视里，宣示作为官员的价值。周老师和徐明离婚后，再没有成家。她曾对我说她又组织了新家庭，其实那是她刻意打消我对她的念想，而说的谎话。当我知道她没有再婚时，我的大女儿已出生了。这个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女性，在母校时期的模样，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伫立良久，凝望着破旧的门窗。我曾无数次地走进了这孔窑洞，窑洞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然而，曾有的生动细节，我不甚清楚了。记忆的这扇门，今天打不开了。我鼻子发酸，泪珠滚出了眼眶。我一扭头，走开了。
我下了台阶，从二斋院子走出了校园，关上了大门。走了几步，我又回过头。校园依旧近在眼前，静静地坐卧在山坳里，可是，我的校园生活远去了。
母校的南侧，是校园外顺坡而上的一条大路。行走在这条大路上，能看清学校的每一块地方。高中毕业回乡的那段日子，每当路过这条大路，我就会想起白荟芹。顺着这条路上去，能走到杏树峁。我不时会来到杏树峁。杏树峁的杏树桃树依然是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枝繁叶茂、秋天果实累累、冬天条秃枝光，而那个清纯的温情脉脉的白荟芹，却如过眼云烟，一晃消逝，踪迹难觅。我心仪难绝的杏树峁，全然没有了往昔人面桃花的诗意。我心凄凉，只能一次次黯然离去，一次次回来流连忘返。
四
我站在杏树峁上时，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山峁还是那个山峁，可是杏树桃树已经稀稀落落。很多杏树桃树都枯死了，朽木桩子姿势不一，有些桩子上枝丫纵横，像一个手舞足蹈的人，有些桩子则像木偶道具，或弯着腰，或歪着头，或伸着胳膊。原来，杏树桃树茂密旺盛，花开花落，都能看出充满活力的生机。这些杏树桃树，是集体生产时代种植的，包产到户后分到了家户。每户人家分到的杏树桃树不是两棵就是三棵，不成规模，大部人又外出务工，也就没有多少人家重视这些杏树桃树了。没有人管理，这些杏树桃树自然就日渐萎缩，朽死了。我试图找到属于我们家的那两棵杏树，可是满山转了一遍，却没有找到。
走出杏树峁，我突然看到了一座坟墓，我一怔，走过去了。这是王保胜为自己修筑的坟墓。这片墓地占地面积足有半亩，比一般墓地大十倍还多。王保胜在用这座墓藏向世人宣示：他要活得强悍体面，死得隆重宏大。
王保胜这个人，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人。茂密的络腮胡子，三角眼睛，黄眼珠子，淡然的说话姿态，淡然的姿态看着世界。然而，他的心里并不淡然。他的三角眼睛中的黄眼珠子，总在转动，寻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王保胜的喜怒哀乐，往往不表现在脸面上，而表现在脸上的喜怒哀乐，往往是在戏逗孩子们。他总能沉稳地应对眼前的突发事态。
我听到过许多王保胜对抗上级的故事。一次，王保胜带着小队的人修梯田，下乡驻队干部说：“大家好好干，争取今天多修几条梯田。”王保胜立即回应道：“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快黑了，下乡驻队干部说：“今天天上有月亮，我们迟收两个小时工。”王保胜一挥手，说：“收工。”他还说了一句我是小队长我说了算，然后头都没回地走了。
还有一次，几个小队为谁先浇灌园子发生了争执，都在喋喋不休地讲道理。王保胜一声不吭地把水管搬到他们小队的园子里，坐在水管跟前的土塄上，把铁锹插在水管边上，然后拉下铁锹把，挡住水管，再一手搂住铁锹把，默默地吸起了旱烟。似乎谁要移动水管，他就拿铁锹和谁拼命。事后他还对小队里的人说：“穷嚼干道没用，要动就动真的。”
王保胜强悍霸道的行为我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可他的自私狡猾的言行，我是亲身领教了。
记得，我回村的第二年，父亲不在家，我和王保胜一起上山分地。生产小队分地按人口分成份，然后再往开分。我们和王保胜分了一份地，园子山地都有。园子在河畔上，我和王保胜分园子时，王保胜说：
“你们三口人，我们两口人，你们多分一点。”
王保胜说着，在园子中画了一条线，线后的园子明显比线前的园子大，比五分之三还大。
我觉得王保胜做事挺大气的，不像人们说的是个爱打小算盘的人。
父亲回来时，我说了分园子的过程，父亲说：
“后头那园子跟前，长着大树，树歇庄稼，庄稼长不高。”
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上了王保胜的当。
那些年，农村的土地都由集体耕种，给每家每户按人口多少分一些自留地。我们家的自留地往往会挨着王保胜家的自留地。王保胜会偷偷地移地界石。下边的地界石移向了我们这边，上边的地界石没有动，地界线就偏了。我知道下边的地界肯定是王保胜移了，父亲没计较。父亲常说：“地界是儿女们的事。爱动地界的人没有儿女。”
有一天，我和王保胜同时都在自留地里锄地，我看着地界，问王保胜道：
“地界线应该是端的，咱们这地界怎么就偏了？”
王保胜走在地界边，上下瞄了一下，说：“这地界真的偏了。当时分地怎么就没有看出来？还是你小子有眼力。下边这栽地界的地方有个塄，是个好标记，上边的地界没甚标记，我看把上边的地界石往你们那边移一移。移那点地界谁也吃不了多少亏，主要是为了好记。好记，以后也就没甚纠纷了，和气生财嘛。”
王保胜这么一说，我就没话说了。
王保胜上去把上边的地界石向我们这边移了一下。
我沉下了脸。
王保胜笑着说：“你要是觉得吃了亏，明年你就往我们这边占一点地。这地谁多种一点少种一点，也没甚关系。这点地，也种不了几把庄稼。地界就不要动了。那个小土塄就是好界线。”
还有那年集体种地的秋天，分玉米棒子，给我们布袋里装玉米棒子，他都装些个头小的玉米棒子，还笑着说：
“你小子不走运，都遇到些小棒子，想给你大的都不行，不能乱了顺序。”最后，他又拣了几个大玉米棒子装进布袋里，说：“这下你该满意了吧？”他家住在沙坡的后头，他最后分玉米棒子，最后剩下的都是大玉米棒子。玉米棒子大，颗粒才饱满。
王保胜不管做什么，都要沾光。他只觉得眼下自己满意了就行，伤害不伤害别人的利益，他才不管，以后人家说什么，他也不在乎。全村的人，只有王保忠对他最恭敬，其他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他。有人在背后骂他是没儿和尚。其实，他是有儿的，有一个养子，也算有儿。王保胜弟兄三人，可三弟兄都没有生育子女，都抱养了一个儿子。我没有见过王保胜的大哥，可见过王保胜的二哥。王保胜的二哥也是络腮胡子黄眼睛。只是王保胜的二哥是个粗笨的人。如果王保胜的大哥也是络腮胡子黄眼睛，那么王保胜就有可能是匈奴的后裔。据说匈奴人就是络腮胡子黄眼睛。我们这地方，曾经是匈奴出没的地方。
王保胜从来不谈买卖生意上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王保胜突然率先在乡政府的硷畔上修建起了一间房子，卖起了货物。老婆老汉两人睡在小卖部，吃在小卖部。
那年，我想父亲了，就一人带着大女儿回来了。那时，王保胜的老婆还在。我从车上下来时，王保胜正站在小卖部里，他的老婆坐在小卖部外边，跟几个妇女说闲话。王保胜的老婆问了一声凯盈你回来了，就忙着给我的大女儿倒水，还问吃过了没有，用不用做饭。王保胜望着我，两眼散发着慈祥的光泽。他说你大这几天我没见过，是不是又到你姐家走了。这是我最后见王保胜老两口。两年多后，王保胜的老婆因病去世了。以后我还回来过两趟村子，可是因为坐着小车，没有多停留，也就没有见到王保胜。前两年，王家堂兄王建章来我们家时，给我说，王保胜自杀了。我感到惊讶。那么一个铁硬的人，一个精于算计的人，怎么会留下他称雄的地方，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王保胜病了，身体日渐消瘦，好像检查出来是癌症。他晓得自己的病情后，就不想活了。他去养子的家里，向养子交代了财产。传说，养子对他并不孝顺，把他的交代没有放在心上，儿媳妇还说不稀罕他的财产，养子和儿媳妇，都没让他在养子的家里养几天病。他从养子家里出来时，有人见过他，说他的神情是沮丧的，显得可怜兮兮。
黑夜，王保胜仰面躺在小卖部一侧的床上。吊在房顶上的小小的灯泡，散发着淡黄色的光辉，洒射在王保胜的脸上。王保胜面容憔悴，色如灰土，两眼淡然地望着房顶。
正军走进小卖部，看到王保胜这种样子，问：
“叔叔，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
正军说着，目光落在了王保胜的身上。
正军吃了一惊：一把锥子，扎刺在王保胜的胸膛上。
正军急忙问：“谁给你扎上的？”
王保胜淡淡地说：“我。我不想活了。”
正军急忙将锥子拔了出来，然后用枕巾将王保胜的胸膛包扎起来。
这一夜，是王保胜的养子陪王保胜度过的。
第二天，王保胜说他到外面走走。
小卖部里还有几个人，大家都以为他闷了，想出去透透风，谁也没有阻拦。
小街的北边，是土崖，也就是前岔背后的土崖。王保胜走在土崖边，站住了。土崖对着沙坡。有人看见王保胜站在土崖边，神态安详，遥望着沙坡。他留恋沙坡吗？那里是他一生出没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他亲手修建的窑洞，那里是他显示权威的地方，他在那里算计过好多人，也周旋过好多事。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他感觉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可笑还是伟大？或许，他想起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在冬天的夜晚，坐在一家人家的土炕上，说长道短，讲述人生的今昔往事。也许，他会想起那个陪伴他一生的老伴。老伴离开他几年了，他会不会认为，今次从人间消失，就能和老伴在阴间聚首？他曾经说过，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可他不想赖活着。
王保胜跳下去了。
土崖有几米高，土崖下边是陡立的土坡。王保胜跳在土坡上，从土坡上滚落下去，滚落在平地上。王保胜去意已决，想尽快地离开这个世界，他做到了，可他的身体与思维却在对抗。他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头脑就清醒了。人们将王保胜抬进了小卖部。他对守候他的人说，他要快快地死，他会跳更高的崖。
一天后，王保胜永远合上了眼睛，没用再壮怀激烈地跳更高的崖。一辈子争强好胜精于算计的王保胜，死得特别而惨烈。
王保胜的坟墓坐落在缓坡上，墓地四周，栽植着松树和柏树。一般坟墓，都是挖一个深坑，然后再打一孔墓窑，安放棺材。豪华的墓窑，叫墓藏。墓藏也是先挖一个坑子，再用石头砌一孔小石窑洞，安放棺材。坟头前还放一个石头雕刻的扑散床，像小石桌，正面有小窑洞，专供烧纸祭祀使用。扑散床后立着墓碑。简单的坟墓不立碑，扑散床也是由三块小石板搭成的。那些年，王保胜为修建这座坟墓，花了不少心血，选地，修建墓藏，栽植树木。我无法想象，他给自己打造墓藏时，是什么心情。他早知自己终将要走进自己挖掘好的坟墓，为什么还滴水不漏地为自己攫取着利益？人啊，明知争名夺利一场空，还在争，还在夺。
五
群山连绵，空旷而孤寂。一些残枝败叶，不时被轻风拂动，飘零流落。这片荒芜了的土地，曾经是三国时期的战场。据说，三国名将马超、马岱，曾在这里驰骋厮杀过，最后埋葬在了这片土地上。
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战场上，烟尘滚滚，马嘶人喊，人仰马翻。多少鲜活的面容，被乱箭射穿，被刀剑砍破。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胜利者，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高奏凯歌，得意一时。然而他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权，最终他们也将成为一堆粪土。吹捧英雄的传统文化，鼓动起了多少战争杀戮，毁坏了多少生命旺盛的血肉之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三国战争偃旗息鼓，随后，这片土地沉寂了。一晃近两千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片土地再一次热闹起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集体生产劳动，上百人在一起修梯田，春耕秋收。那是一个热闹的时代。田野里，总是人声鼎沸，总会出现你追我赶的劳动场面。
修梯田时，人们刨出了许多汉代陶器，还有青铜器，青铜扁壶、青铜马镫、青铜马辔头钩、青铜剑、青铜带钩，还有玉腰带。这些出土文物，印证了这里曾经是古战场的传说。
三十年后，这片土地渐渐地沉寂了。
今天，只有我一人在山上游荡。
我下了山坡，来到深山老沟里。不能说，我熟悉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但我走过故乡的每一块土地。我在这条草木茂盛的沟渠里放过羊，放过牛。我曾持着土枪，在这里打过山鸡、鸽子。老渠的前边出口两边，是我们的村子，这出口上打了一座大坝。大坝里是深不见底的绿汪汪的清水。我们无数次地在水里游过泳。尽管这里淹死过人，可我们那帮孩子不怕。如今，大坝成了平地，侧面有一小股清水，已结成了冰条形状。据说，在夏天，这股清流时断时流。深山老渠的后边，还有一座大坝，这座大坝早已成了一片平地。那年，我用刺刀刺了民兵连长一刺刀的事件，就是在这座大坝上发生的。那一刺刀，差点毁掉了我的一生。后山峁上，有一片槐树林。这片槐树林里，我拿土枪打过兔，也用铁丝套子套过兔。野兔总喜欢走一条路。只要将铁丝套子安在野兔走过的路上，迟早会有一只野兔钻进去的。
上了侧面的山坡，是高高低低的一块挨一块的小平原。这是七十年代末人工修建起来的平地，称人造小平原。
那一块小平原根底的土塄下，曾经是母亲的安息之地。
土塄上的墓窑不见了，那堆坟头也低矮下来了。墓窑坍塌，坟头日渐散落。坟墓周围，有几块腐朽的木板。这些木板，就是安放母亲的棺材。这些棺材板，在地下埋了十七年，又在地上晾晒了八年。八年前，父亲去世后，我回来，和几个王家堂兄堂侄子，开了母亲的坟墓。我钻进墓堂窑里，将棺材抽了出来。母亲已没有人形，只有发黄发霉的骨头。我们一起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了一口小棺材里。其后，我们将母亲的遗骨运到了父亲的老家，与父亲安放在一起。虽然，母亲的遗骨离开了这片土地，但母亲的血肉却已融入了这片土地。我突然明白，我们为什么热爱土地。原来，我们的祖先已和土地融为一体，我们和土地是血脉相连。这片土地，就是母亲的血肉之躯。
六
从小平原侧面下来，是一条老渠，老渠的东侧，是大土湾，大约有两三亩的地盘。这地盘的坡很陡立，三面土崖，依坡度升高。土湾的进口的两面土崖上，各有一孔窑洞，中间却是一条小山渠。依坡度上升，正面的土崖很高，后侧的土崖比较低，有三孔土窑洞，其中一孔土窑洞完全坍塌了，另外两孔土窑洞虽然坍塌了，但人弯着身子还能走进去。
土坡上，有一盘石碾盘。我第一次走进大土湾里，就见这盘石碾盘贴在土坡上。
这是原来的村子。据说，这里至少有五辈人居住过。
我从原来的村子出来，来到我们的脑畔上边的场上。这盘打谷场，曾是我们孩子们最好的乐园。大人们站成两排，挥舞着连枷，一起一落，整齐且有节奏，铿锵有力，气势雄壮，我们看得发呆。那些草垛子，成了我们跳动藏身的场地，我们玩打仗，也玩捉迷藏。我们情有独钟的游乐场，如今破破烂烂的，还被人挖了一大块。已看不出，这曾是一盘场了。
沙坡的窑洞脑畔上边的土崖上，有几孔小土窑洞。从我记事起，这些土窑洞都是放柴草的地方。其实，很早以前，这些土窑洞是沙坡上的人居住的地方。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在下边修建起了石窑洞。
天色渐暗，我下了场，回到了村子里。
小女儿站在硷畔上，孤零零的。小女儿噘着嘴巴，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我知道她嫌我把她留在村子的时间太长了，有情绪。我不引她上山，是怕她受累。她要是上山了，也翻越不过几座大山。她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永远不能如我一样，对这片土地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都心甘情愿。
七
我和小女儿站在夜色中的村子里。
冰冷的夜晚，我们宁愿受冻，也不愿回到温暖的窑洞里。很久了，我没有再享受夜色的宁静。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寻找幸福，寻找理想，殊不知，我们寻找的却是一大堆烦恼。
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城市里的欲望贪婪，城市里的吵闹声和机器的轰鸣声，令我厌烦。我想后退，远离繁华喧闹的世界，退到纯色的生活里。今夜，我退回来了，守候在这单纯的夜色里。事实上，故乡已没有我的份额，两天后，我还得回到杂吵的世界里。
小女儿仰着头说：“爸爸，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儿时的我，看到的星星，也是亮晶晶的。现在，我阅遍人间世事，眼已昏花，看天上的星星，已是模糊不清。我没敢向小女儿说，自己看不清星星了。
小女儿问：“爸爸，这里的星星为什么这么亮？”
我说：“星星本来就这么亮。”
小女儿说：“咱们家的那地方是看不清星星的。”
城市已被污染，没有纯净的地方，看什么都是雾里看花。
小女儿问：“爸爸，这里为什么这么静？”
小女儿生长在城市，从未离开过闹市，看惯了灯火辉煌的世界，来到寂静无声的村子，自然看到什么都很新奇。
我问：“静好不好？”
小女儿嗯了一声，回答不出来。
静意味着寂寞。城里的孩子，乡村里的孩子，都喜欢热闹。像小女儿这般大小，我就常常和几个小伙伴，在夜色中一起到几里路远的村子里看电影。大人们不害怕我们走失了，或者遇到抢劫行凶的歹徒。我们也不害怕。我只怕神和鬼。哪个地方死过人，我们也怕。不过，我们若跟着几个小伙伴，就什么都不怕了。对我们来说，那时的世界是安全的。
八
早晨，我和小女儿一起来到了我的家院。
土窑洞面子被雨水冲刷得沟沟汊汊，院子里的老土被雨水带来的泥土覆盖了，坑坑洼洼的。土窑洞口的棱角掉了不少。门窗依然完好，门上上着锁。这门上的钥匙仍由我保管着，可多少年来，我并没有打开过这里的门。今天，我也只是引小女儿看看。
我对小女儿说：“这里是爸爸住过的地方。”
小女儿惊奇地问：“这里能住人吗？”
一直住在楼房里的小女儿，觉得在这里住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爸爸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岁时爸爸才离开了这里。”
小女儿好像被我的话说蒙了，望着我，问：“你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岁才离开，剩下的时间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再引你到爸爸住过的地方看看。”
离开时，我让小女儿拿小数码相机给我照了几张相。
小土台上的小窑洞，窑口有些破烂，主体却并无大碍。门窗旧了，门上也挂着锁子。这门锁上的钥匙谁在保管，我尚不清楚。
听说，那个大土湾居住的人，首先出来在这里打下了小土窑洞。居住了若干年后，又在前边砌起了两孔石窑洞。其中一孔石窑洞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出生的那孔石窑洞现存完好，可产权已归王建林。我出生的窑洞原归同母异父的哥哥所有，哥哥去世后，他的妻子将这孔窑洞卖给了王建林，然后添了些钱，买了脑畔上边的生产队的几孔石窑洞。王建林就住在他祖先修建起的那两孔石窑洞里。
小窑洞门前拴着一头小黄牛，小女儿用相机猛拍起小黄牛。她还问这是什么动物。
两处故居，无一处我能走进去。我只能看看外面。
我和小女儿，离开小窑洞的土台子，顺路向后走去。
没走多远，我就看到了坐北朝南的家院。我在路畔上向下望去，院子里放着柴草，放着木材，乱七八糟。大多数家院，不住人，就容易坍塌，可是这院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凶宅，多少年都没有人居住了，窑洞、房子、院墙依然完好无损，显示着自己特殊的地位。两孔窑洞的门上都上着锁，都有一根绳子套着门环，套在棍子上，棍子横在门两侧的窗台上。久无人居住的窑洞，大都是这么固定双扇子门的。不这么固定双扇子门，门向后退去，会露出更大的缝隙。那年，周老师回来，她看望过这个地方吗？她留恋这个地方吗？每次回来，我都会在这地方站一站。那个周老师，成了我终生不能忘却的人。记得，年轻时，有一位女性朋友告诉过我，有这样的一句诗句：爱是不能忘记的！
我们父女俩离开村子，走到村后的土湾里。我们从小路上走下去，来到了河滩上。
小河里结上了冰，不过，这些年，河水越来越小，冰河也就窄了。这冰滩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我们用木头修一个小圆锥体，称作慢牛，再做一把赶牛的鞭子，在冰滩上打慢牛。两手把慢牛转动起来，立刻用鞭子抽一下，慢牛就飞快地转动起来，而且持续的时间有几分钟。慢牛转速减慢了，再用鞭子一抽，慢牛又快速地转动起来。要是在地上打慢牛，慢牛的转速就慢，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短，过不了两分钟。我们做冰车坐冰车。冰车是在两根竖木条上，钉几根横木条，或者木板，然后在两根木条上固定上两根铁丝，再做两把冰锥，也就是在小木棒上固定上坚硬的钢钉，小木棒上边再做上拐把。人坐在冰车上，两手一齐用冰锥扎冰向后用力，冰车就向前滑行了。铁丝与冰接触是光滑的，冰车的前行速度也就很快。要停冰车，用一把冰锥斜扎在冰车前的冰上，冰车前挡被冰锥阻挡，冰车就会慢下来。后来，我们做两块小木板，一块木板上钉两根铁丝，再做一根差不多一人高的木棍冰锥，木棍上当然也固定上钢钉。然后，两脚踩在两块小木板上，双手握住木棍，用力在双脚间的冰上撬动，脚下的小木板就快速滑动起来了。这两块小木板，就叫冰鞋。要停止滑冰，人骑住木棍，用力往下压，脚下的小木板就慢下来了。做这冰鞋，完全是我们这一代孩子，看过《智取威虎山》电影中的小分队踏上雪橇滑雪的情景，发明创造出来的。
站在冰滩上，我想起了儿时在冰滩上玩耍的情景。那时河水大，冰面也大。后晌，天气暖和了，冰下的水泛起来，在冰面上流淌，我们叫洇水。几乎每天后晌都会流淌洇水，晚上天一冷，洇水就结成了冰，这冰在第二天就光滑了。所以我们溜冰常在前晌溜。
我试着在冰上打了下擦擦，还行，我没有摔倒。打擦擦，就是快速跑几步，然后站定，脚下就滑动起来了。小女儿看到我打擦擦，也试着打擦擦，可是，冰滑，她怕滑倒，跑不起来，没有惯性，所以也就滑不动。
九
到吃饭时间了，我和小女儿走进王建林家的窑洞，准备吃饭。我出生在这孔窑洞，曾在我这孔窑洞生活过八九年的时间，现在每次走进这孔窑洞，我心里总会涌起伤感的情绪。我对小女儿说：
“爸爸就出生在这里。”
小女儿不相信地打量着这孔窑洞。
小女儿说：“这是人家的家呀。”
我说：“这曾经是我的家。”
小女儿问：“是租着住人家的窑洞吗？”
小女儿终于明白，这种住人的地方叫窑洞。我第一次听她说窑洞这个词。
我说：“不是，这就是我的家。这窑洞后来才成了人家的。”
一九六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这个时间无数次地记录在了我的人生档案里。那个日子，我出生在这孔窑洞里。
我出生的时辰，最初是在王姓堂兄王建清口中得知的。王建清和我说过无数次话，只有这段话我完整地记住了：“我们早上送罢粪，吃过早饭，扛上犁，准备上山种黑豆时，大老说你大妈将才坐了，我不出工了，请上一天假。我一看大老喜眉乐笑，就晓得大妈生了一个儿子。”王建清说这段话时，家里正张罗着给我过九岁生日。实际上就是八周岁。听过王建清的话，我不止一次地在春天的早晨，庄稼人送粪回来的时辰，看是什么时间。正是八至九点钟的时间。庄稼人出工的时间几乎是固定的，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我出生的时间就是八九点钟的时间。毛主席对我们少年说过，你们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太阳，太阳光华熠熠，普照大地，万物众生都离不开太阳。哈，太阳就够伟大够了不起了，我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激动、喜悦，感到无比的振奋。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前程。我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在我幼小的灵魂深处，已经竖起了一座丰碑。然而，要让这座丰碑从灵魂深处移至阳光下，让世人能够看到，谈何容易！我苦恼，我痛苦，我长期为理想不能成为现实而闷闷不乐。原来，这伟大的理想，竟是折磨人的病根。这病根伴随了我大半生。这种顽疾是根治不了的。只有肉体腐朽，顽疾才会消失。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目标越高，苦恼就越大；人活得越简单，实际上就越快乐。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是我多少年就不明白。我渐渐地希望自己活得简单一些，没有想到，越活越复杂。我开始讨厌接受荣誉证书之类的东西，回避热闹的场合和礼节性的应酬。我喜欢坐在一个没有人烟声响的地方。我常常想回到这个村子里。
年轻的时候，我拼命地想往外走。人到中年，我却时时想回到我的村子。
十
吃过早饭，新人就快来了，大家都分头做迎接新人的准备工作，只有我无事可干。就是有事，也没人会安排我做。我的身份已成为客人。
我在硷畔上溜达时，有些落寞。一块小石头绊了下我，我低下头看了看，突然看到这块石头像我们儿时玩耍的碗。我想起了打碗的耍法。我们一直称游戏为耍法。
打碗，是每人找一块小方石块，小方石块就叫碗。再画两条线，一条线上立着碗，人站在另一条线上打碗。打碗的人共有两方，一方打不倒碗，对方再拿自己的碗打对方的碗。打碗的人多了，一方几个人，人少了，一人为一方也行。人多了，一人打不倒碗，另一人打倒了碗，可以替同伙打一次碗，叫救驾。对方的碗全部打倒了，再进行另一种方式打碗。先是站着，其后是一条腿抬起，碗从腿下摔出去，然后是蹲下，再从后面将碗从双腿间摔出去，下一步是背站着，弯下腰，头向下垂着，双手捉碗，从双腿间将碗抛出去，最后，把碗立在打碗时人站的线上，将碗往另一条线外打，一次打不出去，就得停止，做下标记，等对方打罢碗，再打。多人打碗比一对一打碗更热闹，更有意义。
我在村坡上捡到了两块小石头，然后在平地上画了两条线，把一块碗立在一条线上，再站到另一条线上打碗。有人看见我一人玩打碗，也凑过来了。
买定过来时，说：“爷爷想打碗了？我陪爷爷打一盘。”
我们两人就打起了碗。我们打了一盘碗，买定说：
“咱们今天耍个痛快吧。咱们再打一打棒。”
我们儿时最喜欢的耍法还有打棒。打棒就是找两根一长一短的细棍，长棍打短棍。先在地上挖一个小窄壕，把短棍一头放进小壕里，短棍另一头却斜翘起来。手捉长棍一端，一头打一下短棍，短棍蹦跳出小壕，上升到空中，长棍再用力向前一打短棍，短棍就飞出去了。打一盘棒，一共三套动作。又一套动作，就是一手拿短棍，一手拿长棍，一手抛起短棍，一手的长棍用力一打短棍，短棍就飞出去了。还有一个动作是把短棍横放在小壕上，双手握长棍，用力往外撬短棍。谁打短棍打得远，谁就赢了。距离是用长棒一棒一棒地量出来的。
我说：“算了吧。打棒还得找细棍子。”
买定说：“那就打打棒郎。”
买定这人想起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考虑条件成熟不成熟。
我问：“还能有棒郎吗？”
买定不由得四下看了看。
棒郎，就是高粱秸秆。高粱秸秆按节折断，我们就叫棒郎。我们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然后每人投数量相同的棒郎，放进去。再画两条线，在一条线上向另一条线上投手掌大小的小石片。谁的石片离线近，谁就先打棒郎。把棒郎打出圆圈多少，多少就归自己所有。然后再把圆圈内散开的棒郎整好，下一个人接着往外打。
儿时，每当我打棒郎赢了，就抱着一大把棒郎，往家里走，神态得意的像凯旋的将军。
现在，农村已不种多少庄稼了，更是少有人种高粱这种粗粮庄稼，那么，要找到棒郎，也就很困难了，甚至比找一辆小车都难。
买定着急地说：“那再耍甚？”
我笑着说：“耍一耍就对了，你还真想像小时候一样，耍个不停？”
买定说：“见到咱一起长大的人，就想像小时候一样，耍几天，高兴几天。人活着，就图个高兴。我们这年龄上的人，高兴的事越来越少了。”
买定垂下了头，是一副沮丧的神态。
我们一直认为买定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可今天，我看到，他对岁月流逝，也有着常人一样的伤感。
十一
秧歌队穿好了秧歌服装，拿上扇子和雨伞，向高庄走去。这些扭秧歌的人，大都是参加婚宴的亲戚朋友。
我在农村的时候，没有见过举办婚宴，还组织秧歌队。但结婚办喜事，的确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迎亲队伍的运输工具，以毛驴为主，也有骡子和马匹。新人和送人婆姨还有引人婆姨，都骑着毛驴。走在最前边的是吹鼓手。每当进了村子，不管是不是目的地，吹鼓手都要先吹长号，然后就吹吹打打，慢慢地从村里走过。
迎亲的队伍首先是走进洞房的院子。洞房设在别人的窑洞。自己家的窑洞是不能设成洞房的。按乡俗，洞房只能住一夜，第二天新娘和新郎跟送人的人马回娘家，新娘和新郎分开在娘家住一夜，第三天回来，才能住自己家的窑洞，自己家的窑洞叫新房。洞房的脑畔上、院子里、硷畔上到处都是人。引人婆姨和送人婆姨都下了马。明明骑的都是驴，可是从驴身上骡子身上下来都说是下马不说下驴下骡子。新娘子还骑在驴身上不下来。娘家婆家的主事人都在跑前跑后，沟通着什么。就是为了新娘向婆家要下的什么礼物没有兑现，这时要沟通。这种时候新娘不提条件，下了马就没有机会了。下了马走进洞房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不下马还是大姑娘。说是这么说，也没见过哪个新娘到了婆家没有下马，又回到了娘家。
有一年我们村的一个女子出嫁，我被派去送人。晚上婆家的主事人慢待了我们这些送人的娘家人，我们不吃饭，就要回去。婆家的好多人赔了好多不是，我们才从院子里回到吃饭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就是抖抖威风，争一争面子，他们不拦我们，我们也不能回去。我们真要执意回去了，给婆家娘家都丢了人，也给我们的女客在新婚之夜留下不愉快的记忆。我们村的女子进了洞房，我们村的人就叫女客，成了永远的称呼。以后对人说起，也会说那是我们村的女客。
我随闹秧歌的人群，来到了高庄前的公路上。引新人的小车来了，秧歌队开始扭秧歌，引人的小车慢慢地跟在秧歌队的后边。
秧歌队进了乡政府硷畔上的小街，就开始走场子了。买定是伞头，举着伞，卖力地扭着秧歌。我不记得买定扭秧歌能扭得这么好。他的步子轻快，胳膊甩得很开，身子前后一倾一仰，幅度大，花招多。买定其实是个标致的男子汉，身材不胖不瘦，不高不低，脸形是国字脸，只是脸色不尽如人意，是黄褐色。在扭秧歌的队伍中，还有王建林和王建林的妻子。王建林夫妻的脸上都是黑一道红一块。王建林头上戴着尖纸帽，化装成了小丑模样。王建林的妻子的头发朝上扎成了刷子，像个灰婆疯婆。他两口是公公婆婆，他们高兴，众人想把他们化装成什么模样就化装成什么模样。
扭罢秧歌，新人就要从车里被人抱出来了。一辆架子车放在跟前，新人抱出来被放在架子车上，由王建林架着架子车，往洞房的院子里拉。
新人到了洞房的院子，程序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程序。
新人站在洞房门外，新郎站在洞房门里。一个人拿着木梳，把新人的头发揪在新郎的头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一木梳梳长，两木梳梳短，白家的女子进了王家的门。两口子，过日子，不吵不闹养小子。”
接下来的词，我听不明白了，也许，这些词也有创新。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了王保定。王保定是我们的邻居。那些年，父亲、王保胜、王保忠等人，经常凑在他们家里，说话凑热闹。他的老婆是个开朗痛快的人。王保定比父亲小十来岁，但也算是同时代人了。我昨天回来，还给他们带着一份礼物。我们与他们做邻居几十年，一直相处得极好。他们两口一直叫我父母爷爷娘娘。他们老两口，现在是年过八旬的人了。
我走到王保定跟前。
王保定老了，身子软绵绵的，站立不稳，我急忙扶住了他。他眨眨昏花的眼睛，问：“你是不是凯盈？”
我说是。
王保定说：“你走时不能悄悄地走了哦。今年我们碾下了新米。你们城里人是吃不上这种米的。”
他说的米，就是小米。我说：“城里甚都有，就不麻烦你了。你的心意我领了。”
王保定不高兴地噘了下嘴，说：“哪能行呢。”
与我父亲深交过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想念父亲，也怀恋那些和父亲深交过的人。王保胜、王保忠这两个人，尽管对我们一家人不甚友好，可他们是我经常想起的人。他们能和父亲走到一起，也是一种缘分。看到王保定，我更感到格外的亲切。
王保定终于站不住了，要往下坐。我扶了一把他，他顺势就坐在了土堆上。
王保定指指耳朵，唉声叹气地说：“老了，甚也听不到了。”
王保定是指听不到婚礼上的声音。
我突然想起，沙坡上过去有人家举行婚礼，王保定往往就是表礼的人，就是刚才拿木梳子的角色。同时，在给娘家人回礼时，表礼人的顺口溜说得一套一套的，比如说：“马尾帽不遮风，表明之意：你们的馍馍白得像雪花，我们的馍馍黑得像黑炭。”比如向媒人谢礼，表礼的人说：“你跑前跑后累坏了腿，磨破了嘴。有事你担着，喜事成了人家的。这点礼，不算礼，还请你担待起。”
婚宴喜事中的礼数谢礼和陪嫁品，都要经过表礼人以顺口溜的形式表明。这个表礼的人，是婚礼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总管更吸引人眼球。
目前，农村人的婚礼，大都在城里办了。在城里办婚礼，只吃一顿饭，简单，花费也少。在农村办婚礼，最少吃四顿正规饭，得两整天时间。像王建林这样在农村大操大办儿子婚礼的人，越来越少了。
能在二十多年后再看到这样的婚礼，我觉得不虚此行。
十二
在返城的路上，小女儿问：“爸爸，什么时间还能再回去？”
我问：“你想回去吗？”
小女儿认真地说：“想。”
二十多天后，我再次回来了，只是，我没有在王家寨村停留。走之前，我问小女儿：
“你回去不？”
小女儿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说：“不了。”
小女儿对家乡的心态，是新奇好奇，并没有不舍的情结。
我又征询道：“你想好了没有？”
小女儿坚定地说：“想好了。”
其实，这次我并不准备引小女儿回去。二姐夫去世了，我回去奔丧。我的心情不畅，所以不愿意让小女儿跟着我。
十三
我开着小车，车上坐着三姐。小车进了王家寨村高庄前头，我没有停车。小车转了个弯，上了一道斜坡，直奔十五里路上的二姐夫的村子。
二姐夫的村子，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村子。二姐夫的村子，大姐夫的村子，三姐夫的村子，还有妗子的村子，这四个村子，是除王家寨以外我最喜欢的村子。而父亲的故乡冯家窑子，我却觉得非常陌生，也不愿亲近那片土地。虽然那片土地上，安息着父亲和母亲。
父辈们一个个离去，最先离开人间的是二婶，然后是母亲，多年后，父亲以八十六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接着三叔二叔也走了。现在只有三婶还健在。
我这辈，先是哥哥走了，几年后大姐也走了，再后来是大姐夫死于非命，在一次外出时从山崖上摔下去了与世长辞。
二姐二姐夫在大漠打了十来年的工，我帮助他们买下了一套平房，他们一家人在大漠安居乐业了。然而，刚过上好日子，二姐夫就一病不起，一年后殒命大漠。
二姐夫回来了，回到了他的故土。但他不能回到他的家里。按照乡俗，他回来，直接运到了先前选好的墓地里。
二姐夫像多少农民儿女一样，省吃俭用，在村里修建起一孔石窑洞，然后从祖先留下的土窑洞里搬了出来。村里的人一个个出走了，他也只能离开故土，在他乡谋生。再回来时，他已进不了村子，只能是人们将他的魂迎回村子走一走。人死了有魂吗？我不相信。
回到家乡，不管是参加红事还是白事，我都是一个闲人。红事指婚事，尚能说笑嬉闹。白事指丧事，气氛往往是哀伤的，人们说话就要注意分寸了。
时间尚早，我和三姐商量了一下，利用这段时间，回冯家窑子，给父母烧纸。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间，我专程回来给父母上坟烧纸，其后，我再没有专程回去祭拜父母。我总觉得尽孝要在亲人在世时尽。人走了，再以烧纸的形式尽孝心，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只是，当我们想念父母的时候，可以到父母的坟上走一走，烧几张纸。逢年过节上坟烧纸，我总觉得那是一些人，向世人做做样子，显示出了人性虚伪的本性。
我开着车，和三姐一起回到了冯家窑子。
进了村子，我首先看望了健在的三婶。
三婶居住在我们祖先留下的两孔土窑洞里。这两孔土窑洞，是父亲和三叔共同的财产。每次走进这院地方，我就会怀想起父亲。父亲在这里生，在这里长，他对这院地方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这两孔土窑洞的口子破了，三叔和儿子捎话让父亲回去一趟。院子里喂大牲口的房子的墙壁坍塌了，三叔和儿子也捎话让父亲回去看看。我父亲每次接到口信，都会回去修缮家院的。可是，父亲离开冯家窑子后，奶奶在的时候，他还在这两孔窑洞里居住过。奶奶去世后，父亲再没有在他出生的地方住过一个晚上。尽管父亲知道他以后也不会再回到这两孔窑洞里，我也不会回去了，可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这院地方的维护修缮。父亲常常说：
“那是你爷爷给我们留下的一点念想啊。你三叔家穷，修不起，只能是我们修。”
父亲上了年纪，不再回去修缮家院，窑洞前的房子坍塌了。房梁是粗木柱子，三叔的儿子把几根房梁都卖了。父亲知道了，也仅仅是一声叹息。
十四
一道南北走向的小山梁，北高南低，也是西高东低的侧坡，南面是开阔的大渠道。小山梁的西边是深沟老渠，东边是小山渠，渠底能看到石头。小山梁其实是东面山脉中的一支小山脉。小山梁的侧坡的尾部，是我们的祖坟，爷爷奶奶和父母长眠的地方。父亲说过，这块祖坟地，是他出钱请阴阳先生选的风水宝地。
父亲热爱这片土地，终于回来了。我对这片土地却没有一点感情，甚至，还有抵触的情绪。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王家寨村的人大多数姓王，我要姓冯。王家寨人都有尊辈，有亲情称呼，有着共同的祖先，而我们一家子却成了外人，成了排挤的对象。我常常会为自己不能姓王而感到沮丧。后来，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叫冯家窑子的老家。我回到老家，那里的父辈弟兄们，都向人介绍说这是王家寨我哥的儿子，这是王家寨我大老的儿子。这里的人把我当作了王家寨人，王家寨的人把我当作了冯家窑子人。王家寨还有我熟悉的伙伴，熟悉的大人，可冯家窑子的人都是陌生的，没有一个我怀念信任的人，还成了我们一家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根源。要是没有这一个冯家窑子，我就是王家寨人了。我开始排斥起这个冯家窑子。长大以后，我明白血脉不能更改，祖先不能更改，可我依然不能对冯家窑子产生一点点好感。尽管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可我死后，还得回到这里来。父亲是爷爷的长子。父亲的遗愿就是回到故土，尽长子永远的义务。父亲没有要求我回到他的脚下。然而，我是父亲的爱子，独子，我理应陪伴在父亲的脚下。
十五
从冯家窑子出来，到了三岔路口，我看看时间，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又向三姐建议去妗子的老地方看一看，其实也是看母亲的故地。三岔路口到妗子的村子郑家塔，不到两公里路程，汽车用三五分钟时间就能开进村子里。
村子里寂静无声，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鸡鸣狗叫声。小时候，我最喜欢到妗子家走亲戚。那时候，我总觉得妗子的村子人烟旺盛，是一个有气势的村子。我虽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居住过，可我依恋这片土地，喜欢这个村子，这里有我敬重的妗子。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我的身上有一半是郑家的血液。我和这片土地，也是血脉相连。
小时候，每年正月，我和母亲都要来一次妗子的村子。
妗子是一个温和勤劳的人，极爱干净，经常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妗子对母亲格外的亲热。妗子是母亲的嫂子，虽然她俩是同龄人，可妗子担当起了老嫂顶母的角色。妗子去世二十多年了。那年，我还在武装部工作时，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妗子走了。妗子走了，谁也没有给我通知。我为没能送妗子最后一程，感到伤悲，遗憾。
记得，妗子叫我的声音格外的柔和亲切。我和母亲到了他们家，她总是想办法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妗子对我的疼爱，我终生不能忘记。我常常想到妗子的坟前走一走，烧几张纸。可是，人生匆匆，妗子去世后，我再没有进过妗子的村子。天色已暗淡，今次回来，我仍然去不了妗子的墓地。
妗子的家院大门和窑洞对面的房子，都坍塌了，院子里到处都是柴火枯草。后窑窗子前的磨不见了。那盘磨，我小时候没少推过。
尽管妗子的家院坍塌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可我的心还是收紧了。我心爱的村子，我心爱的地方，破败了。我想哭。
我们走到窑洞门边。窗子破了，我们向里一看，地上放着一大堆玉米棒子。玉米棒子已经发霉变质了。
妗子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女儿的儿子给舅舅过继过来，姓舅舅的姓，叫舅舅爷爷而不是外爷，这是外孙子给外爷传宗接代的乡俗。舅舅的孙子我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十多年前，听说他们一家人回到了生他的故土，安家立业，和父母住在了一起。这一院地方，就这样被遗弃了。
我让三姐给我照了两张相，然后我们就走了。
出村子时，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中年妇女。我们向她问起妗子，她说她不认识。她嫁过来时，妗子已经去世了。我们问她这个村里还住多少人，她说还不到十个人。
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这个村子，也将会被所有的主人遗弃。这也将是一个消失的村子。
村子正在消失，哪里将是我们灵魂的家园？
十六
从二姐的村子返回来时，我再次开车路过故乡王家寨，可我仍然没有逗留。这是我的村子，可是我的份额已在村子里自动消除，不便随心所欲地停留居住。
一念之间，我将车子开出村子。然而，我后悔了。我真想把车子开回村子，在村子里走一走，看一看。人生匆忙，我没有多少闲暇时间故地重游。我明白，以后回村子的机会愈来愈少。
到了王家寨对面的山坡上，我停住了车。
我舍弃不了我的村子。
我向东走了一公里的路程，到了沙坡对面万丈石崖上面的大山上。故乡，一生看不够的地方。
我静静伫立，俯瞰着沙坡上的景色。居住过的窑洞，游过泳滑过冰的小河，唱过戏打过仗的场，疯跑过的山野，还有曾经追逐阳光的山坡。转眼间，童年的印迹消逝无踪。那些见证过我们成长故事的前辈，一个个老去，离去，带走了我们童年的故事。只有故乡的山色依旧。而小河里的水，据说在夏季是流少断多，就是有水的时候，也是一小股细流，成为一步就能迈过去的小河。我的故乡，已不能说是山水依旧了。
我两眼紧盯着村子，村子里悄无声息。
这曾经是一个热闹的村子，人们羡慕的乡政府所在地。曾经，学校的舞台上和操场上，锣鼓齐鸣，人山人海；曾经，山野里百人千人万人地会聚在一起，呼喊着号子，将山头铲平，将沟壑填起来……今天的村子，却是万籁俱寂。那些热闹喧嚣哪儿去了？
村子的孤寂已成常态。
村子的消失似乎为时不远。
时光流逝，已不早了。我用相机拍下了村子的景物，然后，离去了。
脚下的黄土地，软绵绵的，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我常常想赤脚行走在这片柔软的土地上。今天走在了土地上，赤脚行走并不难。我坐下来，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和袜子，好像这片土地很快就会消失。双脚着地，土是柔软的，可是也是冰冷的。早春二月，天气并没有暖和起来，相反，是冷飕飕的。土地冰冷刺骨，我受不了，急忙穿上鞋袜，然后向停车的地方走去。土地依然是柔软的，可是，鞋袜阻隔了脚与土地的亲近。我又有了新的向往：能赤脚在故乡的土地上，洒脱地奔跑走动，感受土地的温热与柔软。
渐行渐远，故乡隐没在大山深处，可我仍然不由得一步一回头地张望。蓦然间，我耳边如炸雷般响起了一句话：
“冯凯盈是王家寨的路客。”
这是那年我回到故乡时，一个村人说的话。他说的意思是王家寨姓王的人，不管走到哪里，祖先在王家寨，根在王家寨，永远是王家寨人。我姓冯，我的祖先不在王家寨，我离开了王家寨，就不是王家寨人了，成了王家寨的过路客人。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不能认可他的说法。因为我生在王家寨，长在王家寨，我内心里对王家寨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我曾经在王家寨的家谱上题词道：王家寨，我永远的故乡。
永远的故乡，却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我回来时，只能以旅居的形式小栖，却不能长久地停留。我成了故乡的路客。那么，哪里是我的故乡呢？父亲的故乡是冯家窑子，应是我传统意义的老家，可我每次回去的时间大都是一两天，超过三天时间的次数极少，且我从未认可那里是我的故乡。我现在居住工作的城市，更不是我的故乡。哦，回不去的村子，没有寄存灵魂的故土。这时我才明白，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路客。这就是我一生的命运！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