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中的那座院落，幽深而空寂。空中飘动着柳树发芽顶出的绒团，轻轻柔柔，飘忽不定。我想逮住绒团，可绒团太轻，我伸过去的手，带起的风把绒团刮走了。不过，我没有放弃，全身心地在追逐绒团。我追着绒团，出了院子，在村道上疯跑。我没有注意村道上的人，村道上的人也不会注意我这个小人物。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当天，也许是过了几天，我再次回到院子，看到的景象与先前迥然不同：匆匆忙忙的人影，还有大呼小叫的说话声。几只鸡也像凑热闹似的，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一边觅食，一边叽叽咕咕地鸣叫。靠墙角的羊圈里的几只小绵羊，也骚动起来，望着人们，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唤声。我迷迷瞪瞪地站在院子中央。有人叫我让开，好像我碍了他什么事。院子还是那座院子，空寂的时候我是主角，热闹的时候我成了障碍。我攀上了墙头，骑在墙头上，看着不晓得为什么事忙忙碌碌的人们。王家二婶颠簸着小脚，出现在院子里，说道：“徐明的婆姨坐了，是个女子。”我明白，坐了就是生了孩子。其后的一个月时间叫坐月子，忌风忌响声还有很多迷信的忌讳。随后王家二婶双臂抬起，噔噔噔地跑出了大门，然后站定，手搭凉棚，巡视着天空。
那天天气晴好，好像是春季，因为空中飘浮着绒团。王家二婶为什么要在大门外看太阳，多少年来我一直疑惑不解。我最后一次走进那座进过无数次的院落，从早晨流连到傍晚，才发现，坐北朝南的院落，早晨和前晌，院子里洒满了阳光，后晌太阳西斜，院子里的阳光也移走了，只有北小房顶上才能照上些许的阳光。徐明的女子是王家二婶接生的。王家二婶要核实女子出生的准确时辰，院子里没有阳光，她只有走出院落，才能看到太阳挂在什么地方。那个时辰肯定是后晌了。徐明的女子取名为艺艺，大名叫徐艺。那天的情景是我最初的记忆。我和徐艺仅仅相差四岁，也就是说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
二
没有天，没有地，周围苍苍茫茫，看不到景致动物，昏暗空洞。我的身子在苍茫的空中飘移，头重，脚轻，脚在向上浮，头却在向下沉，是令人难受的飘浮。
在那无边无际的空中，突然有一只温热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额头。我不晓得这是哪里来的手。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父亲说：“头不热了。”
母亲说：“他还没有醒来，咱们走不成啊。”
父亲叹息了一声。
眼前突然亮了起来，窑顶映入了眼帘，接着，我看到了父亲和母亲。同时，我感觉到自己身下是稳稳的土炕。原来，我不是在空中飘飞，是躺在炕上。
父亲高兴地说：“醒了！盈盈醒了！”
我两眼生涩难受，迷迷瞪瞪地望着父亲。
父亲伸手抚摩着我的头颅，慈祥地望着我。母亲也伸出了手，握住了我的右手。
父亲温和地问：“难活不难活了？”
难活是很重的病，我不难活，只是浑身有些难受。难受算不了甚事情。我说：“不难活了。”
飘浮了那么长的时间，太疲惫了，我不想多说话，又闭上了眼睛。
母亲惊慌地叫道：“盈盈，你怎么啦？”
我又张开了眼睛，微笑了一下，说：“眼有些发困。”
院子里传来叫父亲的声音：“冯兆年，快走呀。”
父亲没有应答外面的催叫声，而是一声长叹，说道：“这世道，造怪！”
母亲说：“你走吧，我留下来侍候盈盈。”
父亲说：“他们说了，十五岁以上的人，一个都不能少。正在风头上，不管哪个头头脑脑不高兴了，我们一家子就倒霉了。”
“那怎么办呀？”母亲声带哭腔地说。
我再次睁开了眼睛。
父亲问：“我和你妈出去了，你一个人敢不敢在家里住？”
我说：“有甚不敢的？我常一个人在家里住着哩。”
父亲说：“你病了。”
我说：“没事。我浑身一点都不难受了。”
我说着，就坐起来了，显示自己身体已无大碍。
父亲双手搂住我，把我轻轻地按倒了。
母亲说：“不要再起来了，躺着养养身子骨，妈回来给你做好饭吃。”
父亲对母亲说：“我们走吧。”然后又对我说：“那我们就走了？”
我“嗯”了一声。
随后，父亲和母亲出了门。
父亲刚出门，又返回家中，好像忘了什么似的。他走在炕棱边，摸了摸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面额，然后才慢腾腾地走了。
父亲闭上门的时候，我的头脑一亮，突然彻底清醒了。我翻过身，怔怔地望着门窗，期望着父亲再次回到窑洞里。
时间在慢慢地消逝，父亲却没有回来。好长时间，窑洞里除我以外，再无任何声息。
我感到孤独无聊。
我坐起来了。浑身软绵绵的，不过，我挣扎着下了炕，走出窑洞，走出院子。
四周空旷，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向那座院子走去。
这是一座吸引着我的院子。院子里的女主人白白净净的，不像乡村的女人，衣着破旧，头发散乱，脸额上经常会有流过汗水的痕迹，她更像公社的女干部、学校里的女教师、医院里的女医生。可是，她经常出没在院子里。我不曾在公社的机关里见过她。她的身份是学校老师徐明的婆姨。学校的老师徐明我没有见过。也许见过，只是我四岁以前没有记忆，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徐明的婆姨。徐明的婆姨举止文雅，文静柔和，说话的声音甜美纯正，悦耳动听。我明白，她肯定不是我们村的人。她是哪里来的，怎么就住进了这座院子，我自然也不会知晓。
大门大开，我走进去了。
院子里空无一人。
我走到第一孔窑洞的门窗边。门上挂着锁子。我走到第二孔窑洞门窗前，见门上还是挂着一把锁子。那个温和的、文静的女主人呢？看不到女主人，我失望地坐在了地上。大门敞开，所有窑门上却挂着锁子，院落里没有人影，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平时，锁大门比锁窑门更要紧。我环视着院子，院子乱糟糟的，散落着破碎的瓷碗片，还有几件揉皱了的衣服。靠墙角的羊圈里的绵羊不见了，栅栏散了架，横七竖八，有些栏杆都断了，一看就是什么人有意砸断的。我突然看到了墙边的地上的几滴血迹。我站起来。地上的血迹不是几滴，几滴前边还有几摊。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恐怖。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这一年我是五岁，我懂得害怕了。先前，我似乎什么都不怕。我浑身有些发抖，觉得头发端竖起来了。我“妈呀”大叫了一声，就跑出了院子。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沙坡，在村子北头，我拼命地在沙坡上跑来跑去，可是就是见不到一个人影。村里的人都蒸发了，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绝望地坐在地上，感到孤独无助，觉得灭顶之灾随时会降临到头上。
“吱——”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由高到低，接着传来“喂”“喂”的声音。这是高音喇叭发出来的声响。我明白了，公社正在准备开什么大型会议。王家寨村是由沙坡、前岔、高庄、房寨四个居住地方，也就是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四个地方之间相距大约一公里。公社和主要机关、学校都分布在王家寨的核心地方高庄和前岔。公社的会议通常就在位于高庄的学校的操场上召开。
我明白了，父母到学校开会去了。我向学校跑去。
学校的操场上、四周围坐满了人，就是那种人山人海的阵势。好多人臂戴红袖章，背着步枪，走来走去。满操场上气氛严肃，是一种杀气腾腾的氛围。
我傻眼了。在这片人海中，我哪里能找到父母？然而，找不到父母，在这陌生的人海中，我去往何处？我在校外徘徊了几圈，忽然心想只要站到高处，父母就会看到我的，就会来接我的。我爬上学校一侧的山坡上。山坡上，有几个人趴在地上，身边架着机枪。机枪我在电影中见过不知多少次了，真正看到机枪这是第一次。我再看看四周，四周的山上都架着机枪。
这阵势太大了。他们要干什么？没有人会告诉我，我也弄不明白。
我累了，浑身软弱无力。我坐在了一个土坷垃上，等待着父亲来接我。
高音喇叭响起了洪亮严厉的声音：“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
一行十几个人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在了主席台前边。那十几个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写着黑色的大字。
突然，我看到那十几个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徐明的婆姨。
她是反革命分子？甚是反革命分子？我搞不明白。我想往明白弄甚是反革命分子，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思绪纷乱了，眼前阵阵发暗。头疼、发烧、呼吸困难，我体力不支，身子一歪，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三
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我睁开眼睛时，看见父亲和母亲守在我的身边，满是惊慌的神情。我醒来了，他们并没有松口气，满脸依然是焦急的、紧张的、愁苦的表情。尽管当时医生说我没事，可他们还是担心我挺不过去。如若我挺不过去，他们就没法活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我昏迷后，基干民兵把我送进了医院。大会的主持人在高音喇叭上发出了通知：“谁家的孩子病倒了，请到医院里看孩子去。”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被送到医院的孩子是我。他们散会后回到家里，才发现我不在了，就跑到了医院。父亲说他们着急得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
父亲恨恨地说：“这世道，造怪！”
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了些过头话。你看是甚下场？”
我问：“甚是反革命分子？”
母亲说：“小孩子家，不要多问。”
我突然问：“徐明的婆姨是反革命分子吗？”
母亲叹息道：“她是让徐明连累了。”
含含糊糊，谁都不想告诉我真相。
四
徐明一家子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次见到徐明的婆姨，是五年后了。我已经是十岁的少年了。
徐明的婆姨重新回到我们村里，依旧是贤淑的模样，只是脸颊瘦了，些微地发黄，也没有光泽了，满脸笼罩着忧悒的神情，时常挂在嘴角的微笑，好像是勉强挤出来的。她带着艺艺，还是住进了那座院落。不过，没有多少人在她面前再叫她徐明的婆姨了，都叫她周老师。
周老师？一个不习惯的称呼！
那个丽质俊俏的女子，那个被五花大绑站在大会上的女人，那个消失的徐明的婆姨，怎么能和庄严的周老师合在一起呢？
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周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心里就好像压上了什么东西，感到紧张和沉重。周老师讲课的声音清纯甜美，悦耳动听。周老师的声音像磁铁般吸引住了我。不过，我又不愿意与周老师正面接触。我从来不在她的课堂上提问题。见了面，也不向周老师打招呼。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叫过周老师“周老师”。
五
周老师回来的时候是夏季。黄土高坡上的庄稼正在劲长。我们这一帮十来岁的孩子，野蛮的行径也像庄稼一样劲长不止。我们常常会走进庄稼地给羊拔草，也在寻找着能吃的野菜。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往豌豆地里跑。豌豆秧子每长高一点，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喜悦。豌豆秧子开花了，是那种小白色的花朵。豌豆秧子长出了小角角，我们就四处跑动，看哪里的豌豆角先能吃了。嫩豌豆角太好吃了，真是浑身都是宝。剥开豌豆角，嫩豆子水分很大，甜津津的，再把剥开的豌豆角皮的根部从里折下，放在食指上，大拇指压住往后一扯，豌豆角的里边的硬皮就撕掉了，外皮也是甜津津脆生生的，非常好吃。我们把豌豆嫩皮和嫩豌豆放在凉水里，喝水吃豌豆皮豌豆，水淋淋甜津津，我们百喝不厌。这种豌豆水成了我们最可口的饮料。
六
后晌放学，时间尚早，我吃过饭就提着筐子给羊拔草。
我刚走出大门，孝根就走过来了。我和孝根都是沙坡的孩子王。孝根性格好，又圆滑，总是笑眯眯的，是那种以柔克刚的人，在孩子中很有亲和力。孝根的父亲又是干部，家境好，是我们孩子羡慕的家庭，所以他不用使用暴力，就当上了孩子王。而我则是靠暴力征服了许多孩子才当上了孩子王。人常说，一山不能容二虎。我们两人却相处得极好。我和孝根一刚一柔，很少闹矛盾，把沙坡的十几个孩子都统治住了。
孝根说：“后山武家峁村的那片豌豆地的豌豆角能吃了。”
我惊喜地睁大眼睛，问：“真的？”
我们只盯着我们村的豌豆地，竟然忘记了那里也种着豌豆。
孝根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舅舅早上到我们家来了，给我了一堆豌豆角，说是在那里摘的。”
我大声叫道：“好！”
武家峁的那片庄稼地，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一群孩子，常常到这片庄稼地拔草、玩耍。地里的庄稼，也遭殃了，被我们踩得东倒西歪。在我们村的庄稼地糟蹋了庄稼，村里的人知道了，就会唾骂我们的，有时也会给我们的父母告状。可是在外村的地上瞎折腾，往往没有人追究责任。他们不会因为踩倒了庄稼，跑到我们村来兴师问罪。
我和孝根走在村道上，一路呼喊着我们沙坡上的孩子们。买定首先跑来了。
我讨厌买定，不高兴了就拿买定出气，可买定只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往我们跟前跑。
我和孝根、买定几个孩子几乎是一路小跑，向武家峁的地盘跑去。武家峁和我们村相隔不过五里路程，两个村子的好多地接连在一起。
武家峁的豌豆地里的豌豆秧子旺盛葱绿，翠绿的豌豆角挂在豌豆秧子中。我们疯狂地摘豌豆角。我们吃了许多豌豆角，心满意足地跑到旁边的白杨树林里休息。过了一会儿，上边传来了孩子们的吵闹声。
“这是哪方的好汉，我们会会。”我说。
大家跟着我向上走去。三四个孩子正在摘地吃豌豆角。这几个孩子好像是武家峁村的，他们是在吃自己村里的豌豆角。
我引着几个孩子走过去。
那几个孩子看见我们，住手了，想跑，又觉得太迟了，跑不了了，所以傻愣愣地看着我们。
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村周围的村子里的大人孩子大都认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些很霸道的家伙。
买定首先揪住一个孩子的胸衣，质问道：“谁让你偷吃的？”
这个孩子怯生生地说：“这豌豆是我们村的。”
我大声说：“豌豆是集体的，你们村的你们也不能偷着吃。”
我话刚说完，买定一拳打在这个孩子的脸上。这个孩子惨叫一声，跌倒了。别看买定常常在我跟前挨打受气，在比他弱的孩子面前，或者是我们和外村的孩子打架，他绝不心慈手软。买定挨个把每一个孩子打了一拳。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和根孝是从来不动手的。再怎么惩罚他们？买定向孝根请示，孝根又问我。这不是程序。买定常挨我的打，自然一直向根孝靠拢。孝根为人随和，在打架的事上从来不做主，所以他就征求我的意见。
没有反抗，再打下去也没意思了，我说放了他们。
那几个孩子走后，我们又坐下来吃豌豆角。
弱者受压迫没有反抗，并不等于心里没有恨意。那几个孩子见我们在吃豌豆角，偷偷地跑到山那边给正在锄地的大人告了状。
糟蹋地里的庄稼，打架斗殴，欺负小孩子……村里村外的人，都说我们这帮孩子是十足的浑蛋。武家峁村的人，对我们糟蹋他们村的庄稼，早有怨怼，还扬言只要逮住了我们，就扒我们的皮。他们早就想整治我们了，只是逮不住。这次他们终于有机会了。他们悄悄地包抄过来。当我们发现时，他们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近了。
我们提起筐子就跑。我们毕竟是孩子，哪能跑过他们。就在他们快要追上我们时，我们遇到了王保胜、王保忠几个大人。其实，我们知道村里的人正在那边锄地，我们有意往他们跟前跑。打狗还看主家哩。
武家峁村的几个人见到我们村的大人，火气一下子消了。大人追打小孩子，本来就犯了大忌。我们村又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村的人比武家峁村的人有威势。武家峁村的几个人不自在了，一个个不好意思地傻笑。
武家峁村的一个中年人说：“你们村的这些孩子，常在我们村的地上瞎折腾。不吓唬吓唬他们，他们就闹翻天了。”
王保胜看看我们几个孩子，以怜爱的口吻说：“日怪，这些孩子，在我们村的地上从来没有瞎闹腾过。”
王保胜长着络腮胡子，三角眼睛中的眼珠子黄得骇人，平时一脸的凶相，胆小的孩子见了他躲着走。他有时故意扮鬼脸装凶相，吓唬孩子们。好多孩子被他吓哭过。他今天的口吻让我感到惊讶。
王保忠也见不得我们这帮孩子，可是他的口气更强硬：“是不是你们村的风水不行？！”
这话把武家峁村的几个人给噎住了。他们竟然不知该怎么退场，傻愣愣地站着说不出话。还是王保胜圆滑，王保胜说：
“来，坐下抽锅烟吧。”
武家峁村的那个中年人说：“这地还没锄完呢。”
随后，这个中年人一挥手说了声“走”，然后自顾自地走了。
看来，这个中年人是个头儿，那几个武家峁村的人跟着他走了。
我们几个孩子得意地笑了。我高举起拳头，准备高喊一声“我们胜利了！”
王保胜突然转过身，瞪大了三角眼，咧嘴露出两排大黄板牙，嘴向我们伸了伸，好像要吃掉我们。
王保胜的脸说变就变，这一副骇人的神色，吓住了我们。我们一哄而散了。
王保胜吼道：“再糟蹋人家的庄稼，我就替他们扒你们的皮。”
我们跑了几步，就站住了。我们明白，大人们并不会追过来打我们。我们逃跑只是不想看到王保胜那种凶神恶煞般的模样。
我们向后瞭望时，才发现买定并没有随着我们一起跑，而是悠然自得地迈着八字步。他是王保忠的养子，王保忠和王保胜私交甚密，所以他不怕王保胜。这时他更想显示自己优越的地位。他的这种显示往往会换来我们对他的责骂和毒打，可他还是时不时地会优越一下子。我想：这小子又快挨打了。我突然明白，王保忠今天为什么为我们撑腰噎武家峁村的人，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帮孩子中有他的养子。如若今天买定没来，他说不定会帮着武家峁村的人责骂我们，出他对我们特有的怨气。
我们出来给羊拔草，可是筐子里还没有一把草。我们赶紧去拔草。天很快就黑了。我们扯下了几根树枝，架在筐子里，把草架在上边。
回到家院，母亲看到我提了一筐子草，高兴地说：“今天这筐子草够羊吃了。”
母亲回到家中，我把草倒进了羊圈。
第二天早上羊咩咩地叫个不停，母亲在草房里找草时，发现草没有了。
母亲问：“你把草全倒给羊了？”
我“嗯”了一声。
母亲又问：“那咋羊还饿得直叫唤？”
母亲有疑问了。不过，我每次拔不到草，就用树枝架草筐子，把草驮在上面，母亲却一次都没有发现。
七
春夏秋冬，不管是什么季节，都会有我们喜欢的地方。夏季我们爱到豌豆地里跑，到了秋季，我们首先是往枣树林里跑。沙坡大部分人家的脑畔上，都会有一大片枣树林。初秋时节，枣树上挂满了红枣。其实，这时的红枣还不红，是青色的。可是，我们一有机会，就往脑畔上跑。枣树林里往往长满了青草，人们先把小草锄掉，然后再用耙子耙。地耙过了，人们害怕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树林里，不敢轻易进去摘红枣。枣树的主人也能看出自己不在枣树林里时有没有人偷过红枣。从这个时间开始，我们就盼望着红枣快快地变红。红枣红了才又甜又香，好吃诱人。我们经常围着枣树林转。只要照看枣树的人不在枣树林里，我们就会扑进去，不管留没留下脚印，不管枣红了没有，摘一大堆。大人们看见，往往会说糟蹋世事哩。那些年月，家里除了能圈养猪和羊外，大牲口驴、牛等家畜都只能由集体喂养，树木归公所有，个人的枣树也收回归公所有了。我们等不到分红枣的时间，所以只能偷偷地摘红枣。
有几年时间，照看这片枣树林的都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子。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她是随着改嫁的母亲来到我们村的，不几年就嫁在他乡了。这小女子人很老实，一天几乎不离开枣树林，我们下不了手，只好天天围着枣树林边转。
有一天，我看见她把地上的红枣捡起吃，就对孝根说：
“这是集体的枣树，她照看枣树挣着工分，也不能随便吃集体的东西。她能吃枣我们也能吃。”
孝根眨眨眼，说：“对呀，是这么个理。”
我们一下子就涌进了枣树林。
小女子大喊大叫着跑过来了。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逃跑，理直气壮地面对着小女子。
小女子质问道：“谁让你们往枣林里跑哩？”
孝根笑眯眯地说：“我们要吃枣呀。”
小女子说：“这是集体的枣，你们不能随便吃。”
我说：“集体的枣，人人有份，你能吃我们也能吃。”
小女子说：“我是看照枣林的。”
我说：“你照看枣林挣着工分，又不是白照看哩。你不能占两边的便宜。”
小女子说不过我们，急得哭了起来。
我们疯狂地爬上枣树，开始摘枣。
我们每个人摘满了两口袋枣，然后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扬长而去。
小女子把我们抢摘红枣的事向大队报告了，大队罚了我们每人五毛钱，当然，钱是家长出的。这事闹大了，我们咽不下这口气。我们把学校的篮球借回来，有意抛在枣树林里，再跑进去捡。耙过的枣树林留下了乱七八糟的脚印，那女子费好长的时间才能重新耙好枣树林。我们折腾了几次，那女子就说她要向周老师告状。
周老师？我才不怕周老师哩。
周老师把我们沙坡的几个孩子叫到她办公室。
周老师的办公室不大，涌进来几个孩子，闹哄哄的。
周老师坐在椅子上，用她那甜美的声音给我们讲道理：什么宝贵的集体财产呀；什么偷吃东西不光彩呀。
我不想听。我突发奇想：要是周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偷吃豌豆角，那才热闹哩。我开始想象着周老师摘豌豆角的神态：苗条的身子弯下去了，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笑容，修长灵巧的手指触摸到了豌豆角……周老师已吃上了嫩豌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不由得发笑了。
周老师质问道：“你笑什么？”
我无言以对，只好装着老实的样子，低下了头。随即，我又偏着头，眼睛向上看着。我站立的姿势是稍息。我开始颠动着冒出来的右脚。我在表现着满不在乎的样子。
周老师看着我的右脚，突然笑了。她笑起来更迷人了，面色柔和，两眉弯弯，像两轮月牙，嘴角向上翘起，嘴巴也像更大的弯月。周老师所有的表情，散发出能把人感染起来又裹进去的氛围。
周老师收敛住笑容，又说：“爱护名誉要从小做起，养成一个好习惯，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品学兼优？从小做起？那么你为甚坐牢啊？周老师的声音不具有威慑力，我的思想又游走出规定的范围。
我们都是懒散的神态，根本没有把周老师的训导当回事。周老师有些气愤，站起来了。她只是站起来了，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服我们。我们这帮野孩子，只有使用体罚的方法，才能管束得住。不过，周老师从来没有体罚过学生。我们看出了，今天她也不会体罚我们。
突然，周老师不耐烦地说：“你们走吧，走吧！”
我们拥挤着跑出了周老师的办公室。
周老师没有管束住我们，不过，篮球我们是再借不到了。
我们和小女子较上劲了，想着法子整她。我们派人轮流偷偷照看她。只要她离开枣树林，我们就会跑进枣树林，不是摘枣，就是在枣树林里乱转，只要小女子捉不住我们，我们是不会承认进枣树林的。我们和小女子的较量直至红枣下树，分给各家各户。这时我们游走进另一片天地。
八
那是一个深秋的后晌，我们放学的路队一出校门，我就发疯地跑开了。校坡是下坡路，因为我跑得太快，身上的重量都传向脚尖，脚指头用力向前顶去，顶穿了右鞋头帮子，右鞋松了，从脚上脱落出去，摔在了下坡上。我赶紧收脚，可因为跑得太快，惯性太大，还是又向前跑了几步。我下去找到了鞋。右鞋头子顶开了一个大窟窿。我突然明白，那天我在周老师办公室时，我颠动着脚尖时，周老师为什么发笑，原来她已经看见右鞋头子磨烂了，只是她不好意思提醒我。我沮丧地望着鞋，真想把它摔到沟里去。这狠还真不能发。把鞋摔了，我明天就要赤脚片子上学。如今是深秋，天地都在发凉。我试着把鞋穿上。鞋大了，趿拉不住，走不快路。我又把鞋脱下来。脚底下冰凉冰凉的。我感觉到身后有人，掉过了头。是周老师。她手拖着艺艺。她正在观望着我的举动。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
后边的同学跟上来了。有些同学正以嘲笑的目光望着我。
周老师温和地问：“碰疼了没有？”
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
周老师又问：“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往我们家里跑。怎么现在见了我就躲起来了？”
那座院落，很少有人光顾了。我听大人们说，周老师坐了五年禁闭，才回到我们村当老师的。她的丈夫还在坐禁闭。这样的人家没有多少人愿意交往。我和大人的想法不一样。五年前，那座院落的主人突然消失了，我看到破烂的羊圈栅栏，还有那些血迹，还有锁上的窑门敞开的大门，感觉到那里笼罩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就再没有走进那座院落。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主人是怎么消失的，羊怎么就不见了，那血迹是怎么来的。
我张了下嘴，欲说又没发出声音，垂下了头。
突然，周老师语气沉沉地说：“你走吧。”
周老师的话音刚落，我就转身跑开了。
进了家门，我找出了父亲的旧鞋。父亲的旧鞋头子也穿洞了，皮匠给鞋头钉上了皮子，可鞋底子也磨穿了，父亲的旧鞋不能再穿了。我将钉在父亲鞋头子上的皮子拆下来，把皮子浸在水里，皮子就软了。我找到针和细麻绳、锥子，开始钉鞋。我的鞋子每次破烂了，母亲总是这样给我钉鞋。
孝根推门闯进来了。
“快走，快走。”孝根催促道。
“鞋穿不成了。”我说。
孝根说：“再迟了就看不成打场了。”
我总不能赤着脚到场上去呀。再说了，我明天还要穿鞋哩。
我还在钉鞋。孝根没话说了，凑在我跟前，看我钉鞋。
我钉好了鞋，孝根忙说：“快走。”
我还没有吃饭。我揭开锅盖。锅里的饭是黑豆糊糊稀饭。我拿起勺子舀了一碗，一口气就吞灌下去了。我又拿勺子舀了一碗，又一口气吞灌下去了。两碗稀饭，我用了不到三分钟，就吃完了。
吃罢饭，我和孝根一起向场上跑去。
场上就是打谷场，实际上叫场，为了叫得顺口，我们往往叫场上。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大沟深，很少有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平整土地，所以场是人工修筑起来的。场往往会修筑在离村子近的地方，比村子高的地方。要么是在脑畔上边的小山头上，要么是在脑畔上边的小山上边的大山头上。夏天或初秋雨后，是整修场的最佳时机。大人们赶着一群羊去踩旧场。踩场时先把场面像翻地一样用铁锨翻一遍，把羊赶在场上踩踏，然后将新土撒上，再把羊赶进场上进行踩踏，踩实后再撒一层新土，再赶着羊去踩踏，往复几十次，场才能踩好，再用锄头锄去浮土，就是一盘崭新的场。羊踩过的地方又瓷实又没有坑坑洼洼，经久耐用，比老土还坚硬结实。对场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不是连枷打谷时的力量，而是我们这帮孩子。
少年时代，我们盘踞玩耍最多的地方，就是场。
我和孝根来到场上。已有几个孩子到了场上。他们看见我和孝根，跑了过来，围在了我们身边。
今天打场是在打高粱。高粱成熟后，人们就地用剃头刀割下穗子，然后捆住运在场上，过后将高粱秆砍下，直接背到了家里。
大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双手握着连枷，一排起一排落，打场上的庄稼穗子，整齐、有气势、有节奏，真是太好看了，我们这群孩子百看不厌。我们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加入打场的行列。
场边放着谷垛子。割谷子的时候左手抓谷穗下的细秆，右手或拔或用割谷镰割，这样谷穗子好往齐并，不管是割谷子还是拔谷子，都带着秆子，然后捆成一大捆，运回来，用铡刀一铡，穗子就和谷秆分离了。打场打什么是有次序的，还没有到打谷子的时间，谷子一捆一捆地码在场边。我们骑在谷垛上，看打场。
我们刚骑到谷垛上，大人们就停止了打场，开始用木杈或者是铁杈把草木挑出去，再将粮食扫成堆，然后用木锨铲起，高高一抛扬起来，经过风，就把粮食中的碎柴草刮出去了。有人扬场，有人会在头上披上布袋，用扫帚轻轻地把还没有刮出去的柴草扫出去。扬下来的粮食落在扫场人的头上，由于有披在头上的布袋护着，钻不进衣服里。干净的粮食就是经过这么一道又一道的工序剥离出来的。我们是看着打场长大的，当初不明白场为什么就要修筑在山头上，其实就是为了山头上四面无阻挡，有风，风顺畅。山头上经过的小风最适合扬场。没有风，是扬不成场的。有时没有风，大人们就打口哨，说打口哨能叫到风。打口哨真的能叫到风吗？不管相信不相信，世世代代打场的农民都是这样叫风的。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扬过粮食，粮食干净了，就堆起来。大人们点上马灯，开始分粮食。这时大人往往不会注意我们。因为他们要监视分粮食是否公平。分粮食是有奥妙的。扬场时，比如说是东风，那么西边的粮食颗粒就不好，因为风是一样的，刮得远的粮食肯定颗粒不饱满，比较轻。早早落在扬场人身边的粮食分量重，自然颗粒饱满。粮食推拥成堆，风这边和风那边的粮食也就不一样了，打场的人清楚哪边的粮食好。他们也大都在参与分粮食，他们是不会吃亏的。吃亏的人就是没有在场上干活儿的人家。所以分粮食时很多人都在盯着打场人在什么地方分粮食，自己也找种种借口，要么要求早分粮食，要么要求迟分粮食。大人们一心为分粮食斗心眼儿，我们可以任意玩耍了。其实，我们早就盯着糜草架了。糜子是簇不是株，穗子又七高八低，太散，不能用铡刀铡穗子，所以只能铺在场上，穗子与穗子码在一起，铺成一排又一排，用连枷打过糜子后，人们把糜草搂在场边。人们害怕糜草堆在一起发霉了，就用木棍垒成三脚架，然后把糜草驮上去，三脚架下成了空洞，能通风，所以糜草就不会发霉。钻进糜草堆里，尽管会沾上一身糜草，糜草还会钻进衣服里、头发里，浑身极不舒服，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往糜草堆里钻。在糜草堆里可以隐藏起来，也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对方扯一把，那真是太好玩了。
我不管玩什么，都有拼命三郎的劲头，正因为我玩得疯狂，靠暴力征服了大多数孩子，才当上了孩子王。我首先上了糜草架，孝根也上来了。接着又有几个孩子上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上了糜草架，然后又跳了下来，再上去，再跳了下来。突然糜草架摇了几摇，倒塌下来，我们一惊，滚出糜草堆。大人们看见糜草架倒了，叫骂着跑过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一哄跑了。我听到有人说不要骂了，看有没有把孩子压住了。
头天出了乱子，我们接连几天不敢去场上了。
不几天，父亲就到城里卖骡子去了。那头大红骡子忙活了大半年，刚到了休息的季节，就被人们往出踢了，颇有些卸磨杀驴的意味。这头骡子本来挺有力气的，可后来不知哪根神经有毛病了，时不时地伸嘴咬人，所以小队长王保胜派我父亲和饲养员去卖骡子。父亲不在家，母亲打发我拿着布袋到场上分谷子。
分谷子开始，王保胜说：“先给冯兆年家分，分好了派人给他们送回去。”
小队会计报了给我们家分的谷子数量。王保忠拿起斗和升子，走在谷子堆南边，放下，表示在那里装谷子。负责往斗里装谷子的人用簸箕把斗装满了，王保忠用手往平抹斗上的谷子。抹斗的人手高，粮食就凸起来，手低，就会凹进去。王保忠用手一抹，斗里的粮食凹下去了。王保忠右手提起斗，半蹲着放在左大腿上，准备往我拿的布袋里倒。这就是看人下菜，欺我太小。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这时，王保忠喊了一声：“快，死眉瞪眼，没一点出息。”
王保忠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出这么恶毒的污辱人的话！我的脸红了，气粗了，胸膛里的心直蹿。此时，我真想扑上去，扒王保忠的皮，抽王保忠的筋。
我依然没有动。
王保忠看着我没有动，又叫了一声我身边的金锁，让金锁帮我装粮食。金锁夺过我手中的布袋，撑开布袋口子。二斗谷子装进布袋，又量了三升。升子小，十升才是一斗，可是，王保忠用同样的手段，用手抹升子上面时，凹进去了。分罢我家的谷子，会计叫到了王保胜的名字，王保忠竟然转了半圈，走到北边装谷子。
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常常听大人说起风头风尾粮食好坏的事情。我看出王保忠给我家分了秕谷子。母亲让我分谷子，一是为了送装粮食的布袋，二来是看分的粮食够不够数，好不好。可我这看和不看一个样。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人小吗？！我是又气又恨。这谷子我不能要了。我一扭头就走了。我听到王保胜说金锁快把谷子给冯兆年家送过去。
金锁帮着母亲把谷子倒进瓮里。母亲抓起一把谷子，拿在灯下，展开看了看，又用手指搓了搓谷子，问：“今年庄稼长势不错，怎么这谷子都是些秕谷子？”
金锁笑了笑，说：“王保忠分的谷子。”
金锁是不想让母亲误会自己，才这么说。
母亲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没有说什么。
金锁走后，母亲说：“王保忠真是个没儿和尚。”
好多人背地里骂王保忠时，都会骂一句：“没儿和尚。”王保忠夫妇不知是谁有问题，没有生育，直到人到中年才抱养了买定这么个儿子。他也不能算没有儿了，但这种骂法还是流传下来了。
父亲回来，母亲把分了些秕谷子的事给父亲说了，父亲说了一声吃亏是福，没再吭声。父亲的脾气挺大的，可是遇到这种事，却没见他发过几回脾气。土地都由集体种，每一户都分一点自留地。我们的自留地总会被挨我们自留地的人家占一点。父亲发现了，也总是说地界有讲究，他们挪地界对他们的儿女不利。我认为父亲自欺欺人。所以，我没有对父亲说一言半语场上分谷子的细节。然而，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九
冬天，场上的营生做完了，场上不再出现大人们的身影，只有我们这帮孩子在挣命造怪。我们玩花招、干坏事，大人们都会说那些老家亲又在挣命哩，又在造怪哩。我一直以为挣命和造怪是土话，细深究，却发现挣命和造怪形容调皮的孩子，简洁而形象准确，内涵丰富。就是老家亲的叫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很老的家族亲戚，再干什么不得体的事，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调皮的孩子，你只能当老家亲看待了，因为无可奈何。
秋天场上有成堆成摞的糜草干草，我们经常玩捉迷藏，冬天我们在场上玩的最多的项目是打仗。我带几个孩子，孝根带几个孩子，成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在场塄这边，一支队伍在场塄那边，互相摔土疙瘩打对方。一支队伍准备下的土疙瘩摔完了，另一支队伍就会上了场面，向对方的阵地冲。有时对方的土疙瘩摔出来得太慢，一方就会判断出对方快要弹尽粮绝了，几个人摔土疙瘩做掩护，几个人爬上场面，匍匐着向对方阵地爬行。只要到了对方的阵地上，就是胜利了。久攻不下对方的阵地，我们两方的司令就会站出来谈判。
我和孝根站在场中央，双手叉腰，威严地向对方谈条件。
我从衣袋里拿出了“纸烟”。孝根也拿出了“纸烟”。我们叫香烟就叫纸烟，可我们的“纸烟”与纸烟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将细高粱秆截成纸烟长短的短杆，剥掉皮，然后用细铁丝在高粱秆中竖穿开细孔。高粱秆的芯秆质地松软易燃，又有细孔，所以就能吸着了。我们经常特制这样的“纸烟”。这“纸烟”比真正的纸烟呛人多少倍。我们吸上两口，就要咳嗽两声。可是，在一些威严的场合，我们经常吸这样的“纸烟”。我们各自点燃了自己手中的“纸烟”，神态极其的威严。
在谈判时，我们互不相让。
孝根提出暂时停火。我知道他们准备下的弹药快用完了，就来个缓兵之计，然后补充弹药。
我说你先提出停火，等于你们招架不住了，要么你们投降，要么接着打。
孝根说那还谈甚谈。
孝根不回自己的阵地，我也不能回去接着打。谈判陷入了僵局。
有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我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把你们的人给我一个，可以暂时停火。”
他们给我一个人当人质，等我们把土疙瘩准备充足了，再放人，互相才可以接着打。要不，主动权回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想什么时间开打就会什么时间打。
作为胜利者提出这个条件不过分，孝根想了想，问：“你要谁？”
这时，我想到了买定。买定到了我们这边，就是俘虏，我可以随意惩罚俘虏。
“你怎么总是要欺负买定？”孝根问。
孝根不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自己的真实意图。我说：“谈判是对等的。不能只有你提条件，我不能提条件。”
“行。”孝根答应了由买定当人质。
我想大便，所以想到了惩罚买定的绝招。我跑到一个土渠里，蹲下大便过后，把屎埋了起来。我又把我手下所有的孩子叫来，说：“这里是我们取弹药的地方，买定先挖。”
买定两手刨了几刨，就刨到了两手屎。买定突然哭叫道：“你这是欺负人哩。”
我们一群孩子大声笑了。
这次战斗结束，买定把自己刨到屎的过程给孝根说了：“我再也不当俘虏了。他们成心整我。”
我说：“我们不整俘虏难道整好同志？”
买定知道我在有意欺负他，第二天提出要分在我们的队伍里。我同意。战斗打响，对方的火力正猛的时候，我要买定向对方阵地冲。
买定哭丧着脸不想冲。
我说：“你不冲，就是临阵脱逃，我要用军法处置你。”
军法处置，就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买定无奈，只好爬上场塄，在场面上匍匐着向对方阵地爬去。
见有人往过爬，对方的土疙瘩一齐向爬行的人扔来。而我们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火力压制对方的火力，可这时我偏偏下令停止攻击。对方的土疙瘩打在了买定的头上身上。买定抱着头退回来了。刚退到场塄，买定哇的一声大号。
我们围过去，看见买定鼻子里正往出流血。
我站起向对方喊话：“不要打了。我们的人挂彩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买定不和我们一起玩耍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最终他还是凑在了我们跟前。这一次他不再听我的话，叫他冲锋他不冲锋，叫他刨土他不刨土。我终于亲自动手了。我一把把他摔倒，然后骑在他身上，大声骂道：
“老子不用军法，这天下不乱套了？”
我用拳头狠狠地打买定的臀部和大腿。买定一边挣扎着反抗，一边大声叫骂。我越打越狠，直到买定停止了叫骂。我竟然把买定打得腿瘸了，回家走路时一拐一拐的。我欺负买定，买定好像从来不给父亲告状。这次他好像回去给父亲告了状。这还了得！王保忠就上我们家找我。
我正准备去给二婶家还一个瓷盆，刚走到硷畔上，和王保忠狭路相逢了。我从小就觉得王保忠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他对我们还有我们那些姓王的小家族的人，成见甚深，就是他们自家小家族的两三家人家，他都说三道四，一口一个不成器。村里有那么几家人家，日子过得一般，在村里也没什么势力，可是他对那几家人家特好，见了他们的孩子，就抚摩着孩子的头，亲昵地问长问短。有时，他身上有几颗红枣或者花生什么的，就掏出来给那些孩子，受他歧视的孩子，他一概看都不看一眼，更不要说给吃东西了。村里在给孩子们吃东西的事上有讲究：要吃给在场的孩子都吃，不给吃一个孩子都不要给吃。大人馋孩子是有罪孽的。他不讲这一套。所以有人说他是坏心肠子人。他爱那些孩子，或许有道理，可是我们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憎恨我们呢？有人认为，他没有生养过孩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心理变态了。后来，他收养了一个孩子，给他开门。门，就是指一家人家住的地方的门。住的地方有人开门，说明这家人家有后代，就是有根种，也叫开门；哪家人家没有后代了，不开门了，一说是断根，再就叫黑门了。所以门用在家族中就是传宗接代的意思。
王保忠一手紧紧攥住我的一只手，黑着脸，嘴上叫骂着谁的候老子，你看你把买定打成甚样子了。
看就看，我不怕。我心里有些胆怯，却表现出心横气壮的样子。不过，我并不是情愿跟着他走，是他拽着我走。我一边走一边想，只要他对我动手，我就把手中的瓷盆摔在他的头上。
他把我拽到他们家的大门边，质问道：“说，你再打不打买定了？”
我看出了，王保忠并非真的要打我，就是想吓唬我的。他毕竟人到中年了，明白大人是不能打孩子的道理。
我没有吭声，不过拧了几拧脖子，显示出不服气的劲头。
王保忠气咻咻地说：“你要是再欺负买定，我不扒了你的嫩皮才怪哩。”
我大声喊道：“你给我们家分秕谷子。”
王保忠一怔，骂道：“这狗日的有出息了，会记仇了。”
有人出现在了我的身后，王保忠愣住了。
我掉过头，是周老师。
我被王保忠污辱控制的情景让周老师看到了。这脸面丢大了！我突然不顾一切地奋力用头向王保忠撞去。
王保忠被这猝不及防的一撞，一个趔趄，松开我的手，摔倒了。
周老师喊道：“冯凯盈，你干什么？！”
我不服地喊道：“他大人欺负孩子。”
我的这句话是有杀伤力的。大人和孩子闹纠纷，不管谁对谁错，首先应该谴责的是大人。孩子不懂事，你大人也不懂事？
王保忠让我这么一头撞过去，看上去我们真的是在打架。王保忠是大人，理不在他这一边，还受到了猛烈的撞击，摔倒了，在周老师面前又不能还击，自然有些懊恼，所以坐着没动，也没有出声。
周老师说：“冯凯盈，你还真无法无天了，竟敢在我面前打人。快把老王扶起来，给老王赔礼道歉！”
我嘴上没有吭声，心里却说：“让我赔礼道歉？！没门儿！”
周老师走到王保忠面前，说：“老王，对不起了。我没教好学生，让你受惊了，我向你赔礼道歉。”
王保忠站起来了。
我害怕王保忠站起来报复我，转身就跑。突然，我听到王保忠说：
“你这种人，能教出好学生吗？”
我停住了脚步，掉过了头。
周老师的脸红了，眼眶里涌出了泪花。
王保忠却自顾自地走进了大门。
周老师受委屈了，是我造成的。我心生愧意，也更加仇恨王保忠了。我真想闯进王保忠家的大门，和王保忠打上一手。
我站着没有动，呆呆地望着周老师。
周老师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向我摆摆手，示意我走人。
我突然向周老师说道：“对不起了，周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周老师，而且是出自内心的呼唤。
周老师惊讶地望着我，随后，竟然说了一声：“谢谢。”
这次该我惊讶了。
十
收拾倒庄稼，打罢场分罢粮食，庄稼人闲下来了。他们会坐在面朝着太阳的角落里晒太阳，说散散话。我们这帮孩子是闲不下来的。我引着孩子们到处乱跑。孩子是不长记性的，也没有骨气，买定还是天天往我跟前凑。他不往我跟前凑，就被孤立起来了。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耐不住寂寞。尽管王保忠会吩咐买定不要和我一起玩耍。
时令到了小寒，杀羊季节到了。只要有人家杀羊，我们就会跑过去看的。大人们剥羊皮，我们孩子们帮着捉羊蹄子。主人大方一点，会将羊尾巴梢子割下来，送给我们。尾巴梢子充其量就是大人手指般大小，但我们如获至宝，喜滋滋拿上羊尾巴梢子跑了。我们捡些柴火，垒几块石头，在石灶子里烧羊尾巴梢子。烧烤好羊尾巴梢子，我们就分开来吃。烧焦煳味、羊膻味、羊毛味混合起来，不是很可口，但我们嚼起来是津津有味的。只能是嚼，不能吃，因为分到口中的羊尾巴梢子还不足一口，吃进去就全完了。
一个冷清清的星期天，我吃过早饭，就出了门。我在硷畔上溜达起来，看谁家杀羊。
王保胜扛着桌子走过来了。
我看出那是杀羊桌子。我就跟在王保胜身后。
我跟着王保胜进了王保胜家的大门。
王保胜家的院子已站着几个孩子，等着看杀羊。
王保胜摆好桌子，把尖刀放在桌子上。
王保胜从羊圈里拉出来了一只绵羊。
金锁拿起了尖刀。
王保胜两手捉住绵羊一侧的前后腿，一提，把绵羊提在桌子上，按住。绵羊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地挣扎。金锁看见绵羊在乱动，不好下手，放下刀子，也帮王保胜往住按绵羊。王保胜和金锁两人把绵羊摁住了。绵羊被摁牢了，乱动不成了，只能不住地吭吭。金锁两手按绵羊，就没有人持刀杀羊了。
王保胜看了我一眼，说：“凯盈，帮我按羊，让金锁杀羊。”
金锁说：“这羊劲大，他是按不住的。凯盈，你敢杀羊吗？”
我愣住了。
金锁讥笑道：“都说你小子胆子大，其实也是个胆小鬼。”
我胆小？你真小看人了。我走过去拿起尖刀，说：“我不晓得哪是杀口啊。”
王保胜问金锁：“他能行吗？”
金锁说：“只要刀子扎在杀口上，扎穿了脖子，就行了。来，我给你指杀口。”
我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手拿尖刀，站在绵羊的头颅边。
金锁腾出一只手，指了绵羊脖颈，说：“就在这里往进扎。”
绵羊又开始挣扎弹动了，金锁急忙收回手，往牢摁绵羊，还说：“这羊好大的劲呀。”
我照着金锁指过的地方，一刀子扎下去，扎进了绵羊的脖颈。
尖刀没有扎深，绵羊的头颅伸了几伸，还在做垂死的挣扎。
金锁说：“杀口对了，再用力，往深扎刀子。”
我又一用力，尖刀扎穿了绵羊的脖颈，羊血顺着刀尖流出来了，流进了先前放好的接羊血的瓷盆里。
绵羊弹动的力度越来越小，渐渐地瘫软下来了。王保胜和金锁松开了手。
王保胜在我头上拍了一下，说：“行啊，你小子。我活了四十几岁了，还不敢给羊捅刀子，你一上手就把杀口找到了。”
我敢杀羊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
我去看杀羊时，往往有人会让我替他们往羊脖颈上捅刀子。他们在试我的胆量，也想看看孩子杀羊的过程。看到我杀羊的过程，他们大都有些吃惊。
有一天金锁笑着对我说：“有人敢递刀子，你就敢杀人。你真是个土匪。”
我说：“老古人不是常说，不怕杀人的，就怕递刀子的。你比我更坏。是土匪中最坏的土匪。”
王保胜大声笑了，说：“这小子了不得！说话有分量。那就叫金锁大土匪，叫冯凯盈小土匪。”
从那时起，村里的人就叫金锁大土匪，叫我小土匪。
以前，有人说起我时，说那是个黑皮。如今有人说起我时，说那是个土匪。我并不介意。金锁是大队的民兵连长，也是村里有威信的人，都叫大土匪，说明人们对土匪这一称呼是善意的。我甚至觉得土匪比黑皮的含意友善多了。
十一
我替人杀羊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了，可父亲一直没有说起过关于我杀羊的一言半语，也许他还不晓得。也许他晓得了，觉得杀个羊算不了甚事情，不想说什么话。
我不希望父亲晓得我杀羊的事情。他一旦晓得我那疯狂的举动，会责骂我的，因为我当屠夫与他望子成龙的期望不能相符。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坐在后炕上，神色凝重，慢腾腾地吸着旱烟锅。母亲拿着布团，在这里擦擦，那里揩揩，同时也在往周正摆那些没有摆好的物件。这个家是乱七八糟的，地上放着瓮瓮罐罐，炕上放着的除了那顶破旧的门箱外，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我觉得母亲日夜操劳地收拾这个家是白费功夫。这样的家是收拾不好的。
父亲的坐姿是我自岿然不动的神态，可他面前的煤油灯火苗轻轻地摇曳晃动，把他那映照在墙壁上的影子时而拉长，时而变短，时而扭斜，端正的影子却很少出现。父亲一生行得端立得正，那影子却极力在歪曲父亲的形象。父亲接连吸了几锅旱烟后，把旱烟锅放下了，然后靠在了墙壁上，两眼盯住了我，接着就以嘲弄的口吻说：
“你长本事了，都成了屠夫？”
我没有吭声。
父亲还是那种腔调：“你从黑皮变成了土匪，长进不小。”
父亲的脾性不太好，可对我的态度总是很慈祥的，除非我不听他的话继续出去闯祸。
父亲说：“人家叫你做甚你就做甚，不管能不能做，你都做。你说你成了甚样子？”
我终于说话了：“也就是耍一耍。”
父亲怒吼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叫耍吗？”
我不服气地说：“又不是杀人哩。”
父亲恨恨地说：“我看你也快到了杀人的地步了。你都十来岁了，再不往人路上走，一辈子就完了。人活着，就要熬个好名声。可你怎么就不把名声当一回事？！”
甚叫人路？我不懂。我也不想懂。我只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父亲的话，我听不进去。
第二天，放学，我们沙坡的路队出了校门，还没有下校坡，就乱了。我一下子就跑在了前头。我性子急，不管做什么，总想走在人前。周老师住在沙坡上，是我们的路队老师，走在后边。路队大乱，散开了，她无法再整好路队了，所以，她没有像以往一样，叫喊着往好整路队。我刚进入沙坡，遇到从娃家在杀羊。还是金锁在当屠夫。金锁这人胆子大，也是热心肠人。每遇到杀羊的季节，不会杀羊的人家，都会请他当屠夫。
金锁看见我走过来了，说：“小土匪，再帮大土匪把这只羊杀了。”
我有点犹豫。父亲骂我的话犹在耳边，我就再拿屠刀？
金锁说：“小土匪是小混混，大土匪是草莽英雄。一个男子汉能当上草莽英雄，那就不简单了。你要当草莽英雄，不能当小混混。”
我不屑地说：“当草莽英雄有甚意思。我长大了，要当将军。”
金锁说：“不上战场怎么能当上将军呢？”
我说：“我长大了就要上战场。”
金锁说：“上战场就要杀敌人。连羊都不敢杀了，你还敢杀敌人吗？”
“谁说我不敢？”我说着走过去了。
金锁把刀子递过来了。
我拿起刀子。
金锁和从娃父亲两人把羊按在了桌子上。
我很麻利地一刀捅在了羊的脖颈上，再一用力，就扎穿了羊的脖颈，羊血顺着刀尖流出来了。
从娃的父亲说：“真利索，像个屠夫。”
我抬起头时，看见周老师站在我们对面，骇然失色地望着我，随后双手蒙住了脸面。艺艺胆怯地搂着母亲的大腿。
这天后晌放学，周老师走在路队的前边。她怕路队再乱了。艺艺走在路队的后边。艺艺在我眼中是小不点，我很少正眼看她一眼。路队快进入沙坡时，周老师绕在我身边，说：
“吃罢饭，到我们家来一趟。”
我不明白周老师为什么叫我去她们家，就望着周老师。
周老师威严地看着我，随后她强调道：“我在等着你。”
十二
幽深、灰暗，这座背靠在小山坡的坐北朝南的院落，后晌照不上一丝阳光。我走进院子，浑身有些发紧。五岁那年逃出这座院落，我再没有走进来过。恐怖、害怕、逃离，我心里的那片阴影挥之不去。我一直羞于向人提及在这座院子里的遭遇，包括父母亲。人性中有胆大妄为的一面，被我肆无忌惮地张扬出来了，同时，我隐藏住了胆小怕事的那一面，不想让人看到。我在极力营造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形象。我茫然四顾，目光落在了墙边的地上。那里曾经是血迹斑斑，如今一片灰白。风吹日晒，涂抹在大地上的色彩终将剥离褪去，呈现出来的终将是土地的本色。我又向羊圈望去，羊圈四方四正，羊圈栅栏拦在羊圈门口，整齐而井井有条，只是看不到羊的踪影。
周老师站在门口。我不晓得她是什么时间出来的。她也望着羊圈，似乎在寻思着什么。
我叫了一声：“周老师。”
周老师说：“这羊圈里没有羊。”
我说：“你原先住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几只绵羊的。”
周老师说：“你的记性真好。那时你才五岁。”
周老师向我走近了几步。
周老师又问：“你还记得什么？”
我说：“我最后一次离开这里，那些绵羊不见了，还有很多血迹。”
周老师惊讶地问：“从那天开始，你再没有走进这座院子？”
我点点头。
周老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这里发生了甚事，你也不见了。我只觉得这座院落很神秘，也很恐怖。”
周老师勉强笑了一笑，说：“是有些神秘，听起来真的很恐怖。你大概是从大人口里听来的。”
我说：“不，我回避着任何与这座院子的话题。”
周老师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喜欢记忆中的那个年轻女子，可她成了犯人，后来又成了老师。我喜欢她优雅的气质，也喜欢她讲课的声音。只是她坐过牢，是曾经的犯人。犯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犯人就是坏人。我们痛恨犯人，也痛恨坏人。她曾经是个犯人，可她在我心目中不是坏人。我越来越倾慕周老师了。可我心里时不时地泛起美中不足的滋味。我不能把心中的这些秘密泄露出去。我没有吭声。
周老师说：“那我就告诉你，这院落就是人们说的凶宅。听说好多年前，这里住着的一家四口人，都得了怪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相继去世。人们说这里的风水不行，是凶宅，没有人再敢往进住。我们两口子刚到你们村，没住处，大队的干部就安排在了这里。当时我没有听说这里是凶宅，就住下来了。后来住习惯了，再听人说这是凶宅，反倒不以为然。不过，最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很难过。”
周老师说着，垂了垂头，两眼流露出伤痛的神情。
周老师又说：“那些人闯进来，野蛮地把羊杀死了。说是养羊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我刚到你们村，没有分配工作，闲着觉得无聊，就养了几只羊，没想到，养几只羊也成了我的罪过之一。那时候我的艺艺出生还不到一年。我们母子被他们关了五年的禁闭。”
周老师的眼角浸出了泪水。
艺艺也从门里出来了。
艺艺叫道：“妈妈。”
周老师俯身把艺艺搂抱了起来。艺艺用小手揩去了周老师眼角的泪水。我想，要是我能用手揩去周老师眼角的泪水，那该有多好啊。或者，能让周老师抱一抱我。
艺艺跳下来了，说：“妈妈，你抱上我会受累的。”
周老师说：“你回去做作业去，我和你凯盈哥说说话。”
艺艺跑回去了。
艺艺性格柔顺，也很听话，大概是因为出生不久，就进了牢房里长到五岁的缘故。
周老师突然说：“从那时起，我没有再吃过羊肉。我看到有人杀羊，心中就产生了恨意。你是我的学生，我不希望我对我的学生产生恨意。那样我自己都会发疯的。我想让我的学生一个个都成为文明的人，永远不干野蛮愚蠢的事情。”
我明白周老师为什么叫我到她家来了。周老师因为我受过王保忠的气，我理应照顾周老师的情绪。我表态道：“我不会再杀羊了。”
父亲都没有管住我杀羊的行为，我却听了周老师的话。
周老师欣慰地说：“凯盈，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你虽调皮，但你也很可爱。”
可爱，这个词语出自周老师的口中，我的血液沸腾了，身心膨胀起了幸福豪迈的情绪。从来都没有人说过我可爱。我经常听到的是呵斥声。说起我时，好多人都说那是个黑皮。出自周老师口中的可爱的评价，鼓舞起我做一个可爱的人的信念。以后我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不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可爱的人，但做一个有社会价值的人的信念，始终没有变。
我本来还想问周老师为什么要到我们村来，为什么会坐禁闭，可浑身被幸福豪迈的感觉淹没了，忘记了想要问的话。
十三
我出了周老师的家院，太阳快要落山了。冬天的后晌，太阳坠落得非常快。两座大山，遥遥相对，村落坐落在东边的大山腰上。村脚下，往往还会有一条小河。陕北的村落，大都是这种格局。太阳坠落在西山里时，阳光在渐渐向村背靠的高处退去。
追逐阳光。我们一群孩子们经常会追着阳光向山上爬，阳光退一点，我们就向上爬一点，始终要处在阳光里，直至山坡上的光线全部消失。
我左顾右盼，看不到一个孩子，我一人爬上了村坡，开始追逐阳光。爬上陡立的山坡，地势平缓了许多。这是一片杨槐树林，是兔子、獾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这里虽然离村远了些，但像我这样十来岁的孩子并不害怕。阳光在平缓的地方退得非常快，我也跑得更快了。然而，眨眼之间，阳光一跃就飞逝而过，只有在遥远的东边才能看到一点阳光，正在我不服气地盯着那点阳光时，那点阳光也一闪不见了。天地渐渐地暗淡了，我只好踅身往回走。因为有些累，还因为懊丧，我垂着头，无精打采的。
突然，我看见我行走的左边躺着一只灰色的野兔。我一惊，急忙跑过去。这是一只死野兔，脖子上络着铁丝。兔子周围有不少兔毛，还在土地上留下了挣扎的痕迹。看来，野兔在临死前拼命挣扎过。我蹲下身子，翻动了下野兔。野兔的身子软软的，还有余温，好像刚络死的。野兔来回大都是走一条路，而且会走出细细的几公分宽的小路。套野兔的人就把铁丝扎绑在小路边的树根上，然后压在土下，引在兔路上，再把铁丝扎成活圈。野兔疾跑和天色暗淡时，看不清铁丝套，就会一头钻进铁丝圈，一下子就被套住了。野兔越挣扎，脖子就会被铁丝络得越紧，也死亡得越快。
七十年代初，我们村还是个封闭的山村，庄稼人很正统，很少有人打猎下套子。只有拴牛一人在干这种事。乡村集体生产劳动时代，生产队曾多次派拴牛在外边当民工，那时的民工由生产队派遣，不挣钱只挣大队的工分。拴牛经常向人们吹嘘他修建过什么大水电站大水库大学校，吃什么大白面馍肥猪肉片。在我们村，他真的算是见过世面的人。那几年政策松动了，他就上山套野兔，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我看到拴牛一只一只往家里提野兔，眼馋得发酸，就央告着父亲也下几处套子。父亲眼一瞪，吼道：
“那是正经庄稼人干的营生吗？！”
这套子肯定是拴牛下的。也就是说这只野兔也归拴牛所有。突然，我头脑冒出了一个想法：这野兔很可能是在我追逐阳光时被惊动了，往回奔跑时钻进了套子。他拴牛下的套子，我追赶了野兔，野兔才被套住了。这只野兔应该有我的份。这样一想，我毫不犹豫地解开了铁丝套子。
太阳已经落山，远近一片灰暗。我提着野兔，向村里走去。我走得很有劲头，颇有些凯旋的将军的气势。
走到大门边时，我沾沾自喜的头脑突然清醒了：怎么向父亲说野兔的来由呢？这野兔算捡的还是偷的还是真如我想的是我应得的份？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了：野兔不管是怎么得来的，凭父亲的秉性，父亲绝不允许我带回家。父亲常对我说：“爱占小便宜沾人家的光的人没出息。”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听到父亲和母亲吵架。
母亲质问道：“那是咱们家的柠条，我还准备过冬烧哩，怎么让丑小子背走了？”
父亲说：“丑小子那人不成器，背走了咱家的一捆柠条，也发不了财。他那人，一辈子干不成大事情。”
母亲说：“你行得端立得正，也没见得你干成甚大事情。”
父亲说：“我没干成大事情，可我在村里有好威信。我教育的儿子一定能干大事情。你看丑小子的那两个小子，从小就偷鸡摸狗，谁不指着脊梁骨骂祖先。”
这时母亲好像不记得是在和父亲吵架，叹息了一声，附和着父亲的意思说：“那两个小子也真不争气。长大恐怕连媳妇都没人给。”
我听到母亲好像向门边走来了，急忙推门进去了。事后母亲说父亲上山背柠条时，发现柠条被人背走了，脚印是新的。父亲就顺着脚印追上了那个背柠条的人。看到偷柠条的人是丑小子，父亲一声没吭。父亲后来对我说，和丑小子那种没人味的人较高低，会降低自己的威信。
父亲就是这么个注重威信的强人。他发脾气时，我们一家人都不敢吭声。如果我回去说了野兔的来由，父亲不打我一顿才怪哩。想到这里，我的头大了。野兔肯定是不能往家里带的。那么，该死的野兔再能往哪里拿呢？怎么才能吃上兔肉呢？我从来没有吃过野兔肉，太想吃这野兔肉了。我们一年四季吃不上几顿白面大米，可是经常能吃到猪肉羊肉，因为我们这地方小麦产量不高，所以很少种小麦，没有水地，也就不种稻子，而我们家家户户都养着猪羊，所以就能吃到猪肉羊肉。
没有处理野兔的好办法，我只好把野兔送给拴牛。将野兔送还拴牛，也就没有偷人占人便宜的嫌疑了。到了拴牛家大门外，我把野兔从墙外摔进了院子。做过这件事，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一夜我睡得非常安稳踏实。
第二天后晌，拴牛见了我，问是不是我把野兔扔进他家院子的。我的脸唰地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拴牛笑着说：“有人看见你临黑时去过杨槐林。”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想到了课本上学过的一句俗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掉头跑了。
第三天。我放学回家。锅台上放着一碗肉。我上去闻了闻，看是猪肉还是羊肉。结果不是猪肉味也没有羊膻气。
“是甚肉呢？”我问母亲。
母亲没理我。
我又问父亲，父亲不高兴地说：“你还能不晓得？”
我诧异了。我怎么能晓得呢？
父亲就告诉我，这碗肉是拴牛送的。拴牛家孩子多，家境不好，套的野兔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拴牛说我是个懂事的好娃娃，为了奖赏我，才把我捡来的那只野兔下锅了，送了我一大碗。父亲最后质问道：“拴牛说你是个好娃娃，你说你是不是个好娃娃？”
我的脸红了。
父亲说：“这肉你不能吃。宁给狗吃也不能给你吃。看你还敢不敢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了。”
第四天是星期天。父亲把二叔家的大黄狗引来了，又把我叫到狗跟前。大黄狗一向和我很亲近，只要到我们家来，首先就要和我亲近一番。大黄狗的头插进我的两腿中，拐来拐去，和我玩起来。父亲踅身进了家门，再从门里出来时，端着那碗兔肉。父亲看了一眼我，就把兔肉放在了大黄狗跟前。这时父亲真够残酷的，把我最想吃的肉竟当着我的面倒给了狗吃。平时他不是这么狠心的人啊。冬天的夜里，他串门子时，常和一伙人打平伙。打平伙分到碗里的肉他往往只吃一两口，就端回来了。我睡眼蒙眬的时候，被父亲叫醒。我就趴在枕头上，稀里糊涂地吃。第二天要是父亲问我夜里吃过什么，我往往记不清吃过什么。父亲笑着说你个没良心的，以后打平伙，他照旧往回端香喷喷的肉。大黄狗毫不客气地吃了兔肉，还不时抬起头，感激地看看父亲和我，欢快地摇着尾巴。我羞得无地自容，真想上去一拳砸死这个让我难堪的家伙。当时我不但恨大黄狗，也恨父亲。
过了几天，我就不恨大黄狗了，也不恨父亲了。可是父亲似乎并不晓得我恨过他。冬天庄稼人身闲了，夜晚照样串门子，照样时不时打平伙吃肉。不几天，父亲又在深夜端回了打平伙的肉。可是他没有叫醒我，而是在第二天我清醒的时候让我吃肉。
父亲看着我吃羊肉，叹息着说：“半夜糊涂的时候吃肉吃不出香味；可今天的回锅肉，也不如头锅肉有味了。”
我低低地问：“兔肉好吃吗？”
父亲的脸颊抽搐了下，一声没吭。
十二岁的时候，父亲还记着我想吃兔肉的欲望，他在集市给我买了一只野兔。父亲说，他当时就想给我弄只野兔，让我美美地吃一顿，又怕给我惯下了坏毛病。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在杀羊的事上，我宁愿听周老师的话，也没有听父亲的劝告。
十四
一九七五年，十三岁的我，开始跨越少年时代。我不再承认自己还是孩子。我心中有了不能公开的秘密：喜欢看到周老师的身影，喜欢听到周老师的声音，周老师成了我心中的异性偶像。只要周老师讲课，我就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认真听讲。其他老师上课，我就成了捣乱分子。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天空晴朗，寒气袭人。我提前到校了，学校里没有几个人影。我走上学校的戏台，学着样板戏中的动作，手舞足蹈了一阵子，就拿出语文课本，朗读课文。
我感觉到有人站在了我的身后，掉过了头。
是周老师。周老师牵着艺艺的手，好像是刚走进校门的。
周老师微笑着望着我。
周老师的微笑含着欣慰、柔和、纯净，也流露出一种引人向往的情愫。我出神地望着周老师，眼睛流露出了心中的秘密。
周老师的眼神慌了，扭下了头，然后又正过头来。她的表情告诉我，她的目光碰撞到了从我眼里流露出来的秘密。
我没有慌乱。我总以为，我不说，我心中的秘密谁都不会知晓。
周老师很快恢复了神态，问：“听其他老师说，你老在他们的课堂上出杂音，是不是真的？”
我说：“他们讲的课不好听。”
周老师又问：“那我讲的课好听吗？”
我略一犹豫，说：“好听。”
周老师突然叹息了一声，说：“你这孩子，真没办法说了。”
周老师说罢就走了。
我对着周老师的背影说：“我不是孩子了。”
周老师听到我的话，停了下脚步，然后又走了。
周老师的背影线条均匀端庄，清晰优美，走起路来轻盈而有节奏，风姿绰约。我没有在乎身边的老师和学生，全神贯注地盯着周老师的背影。突然，我闻到了迷人的气息，是周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我痴呆呆地盯着周老师那风生水起的背影，有点晕眩。
这天，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周老师失踪了。
周老师失踪的当天，学校召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接着学校停课了，同学们整天写大字报，批判教师搞智育第一，批评周老师的大字报也出现在了墙壁上。
周老师失踪后，我心焦心慌，像疯了似的，天天跑到周老师的家院大门周围，看周老师回来了没有，在学校就经常在周老师的办公室门前徘徊。看到墙上贴着写周老师的大字报，我趁没人时，就把大字报撕了。有时，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我在黑夜出去撕大字报。有天夜晚，我又去撕大字报，竟然被那个我们称为瘟神爷的校长逮住了，好在他并没有处罚。从此他不再是我眼中的瘟神爷。
一个月后，周老师又走进了教室。
周老师回来后上罢第一节课，出了教室，我的心一下子慌跳起来。看不到周老师的身影，我害怕周老师再次从我眼前消失。我这时觉得，见不到周老师，是我人生最大的痛苦。后来我听说，由于周老师的身份不好，学校当时怕周老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冲击，特意让周老师请假离开学校，直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风头过去了，才通知周老师回到学校里。
那天后晌放学回家的路上，周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家里。
周老师拿出两本书，说：“我晓得你爱看小说，可看小说会影响学业的，我不鼓励你看小说。现在上边不让老师好好教学，也不让学生好好学习，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你自己多看看书吧。多看书没坏处。”
我接过书，一看，是《艳阳天》和《暴风骤雨》。
我喜欢小说，周老师也支持我看小说，我一发而不可收，走进了文学的宫殿。我深深地眷恋上了文学。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就是作家。十三岁，我立志当一名作家。
十五
一九七五年农历的腊月，公历的一九七六年的元月，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
我们沙坡背后，有一条深沟，沟掌是一座旱坝。每年冬季和初春，民兵都会到这里集训，操练队形、训练射击、打靶比赛。冬季放寒假了，我们也不用去给家畜弄草，所以只要训练民兵开始，我们就天天盘踞在训练场上。趁民兵不注意，我们会偷偷地摸一下枪。
出事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虽然是冬季时令，可感觉不到一丝寒意。我吃过早饭，叫了孝根、买定、从娃、正军等几个伙伴，去打靶场看民兵训练。
训练场上，半自动步枪都是三支一组地架起。三十来个基干民兵在训练队形。孝根首先凑在枪边，摸了摸枪。买定看见孝根摸枪，也凑上去了。几个孩子都跟着去摸枪。我前两天就偷偷地摸过枪，觉得没有多大的意思。我想瞅机会把枪端起来，或者扛在肩上。买定觉得摸枪不过瘾，又上去双手捉住了枪。几个孩子看见买定双手捉住了枪，也扑上去用双手捉枪。不知是谁用力过大了，把一组三支枪掀倒了，几个孩子一惊，站起来就跑，跑动的过程中又把几组枪踢倒了。民兵连连长金锁看见枪倒下了一大片，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祸不是我闯的，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孝根也站着没有动。他家是干部之家，他不管干了什么坏事，大人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枪也不是他弄倒的，他一点也不害怕民兵们兴师问罪。金锁走到我们跟前，二话没说，就甩手打了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过，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又疼又麻。我怒吼道：“我把你妈日了你打老子？”
“这枪是谁弄倒的？”
“你老子们弄倒的你老子们跑了。”
枪弄倒了一大片，几个民兵看见买定和几个孩子要逃跑，就跑过去挡住了他们的逃路。
“你没有往倒弄枪，老子今天也要扒你的皮。你说这些孩子是不是你引来的？”
买定他们被几个民兵们提过来了。
“老子没动枪你打老子，你有本事你把老子的命要了。”我骂道。
“把你的小命要了谁也把老子的球咬不下。你以为你是谁？你姓冯不姓王，这里是王家的天下。”金锁说着朝我腿上狠狠踢了一脚。我感到一阵刺骨的疼痛，跌倒了。
有一个兵民劝道：“不是他弄倒枪就算了。”
金锁好像没听到劝他的人说的话，得意地笑笑，走到我身边，喊道：“老子今天整不死你才怪哩。整死你，也把村里的害除了。”
还有这样欺负人的人？无缘无故打了人，还不算，还要往死打。我愤怒了。我左右看了看有什么还手的东西。他打我一巴掌时，我就想还手。这次我再也不能让他了。我看到了枪。我向后滚了下身子，拉起了一支枪，立马站起，枪口对准金锁，食指扣在了扳机上。
金锁本能地退了两步。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一招，都愣住了。随即，金锁镇静了。
金锁冷笑道：“你打吧，枪里没有子弹。”
是的，训练时子弹不会上枪膛。
金锁漫不经心地向我走来，还说：“敢拿枪对着老子？看老子怎么往死打你这个坏小子。”
金锁说着向我走来了。
子弹没有上膛，枪刺刀却是上正了。
金锁怒视着我，攥紧拳头，逼过来了。
我无法退让了。我只能拼一拼了。我双手捉枪，用力向金锁刺去。金锁向左一闪，躲开了，随后他向我扑来。我退了一步，又一刺刀刺过去。这一刺刀刺在了金锁的肚子上，金锁皱了下眉头，双手捉住了刺刀。他不敢再往前扑，再扑刺刀会刺得更深。几个民兵扑过来，把我按住了。
眨眼工夫，一场大祸就这么酿下了。
十六
我被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
公社武装部长打开门时，窑洞里的寒气扑面而来。
我被推进了窑洞。这里好像是公社的库房，里边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文件袋，也有宣传牌子，还有些棍棒。
正是隆冬季节，窑洞里不生火，破烂的门窗上还不停地往进灌寒风。我在窑洞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冻得受不了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冻死在这孔窑洞里。我要出去。我的手从背后绑着，我就用脚踢门，并且大喊大叫。
外边站着一个民兵，向我大喊道：“你想找死！”
我喊道：“老子不怕死。”
我还在一边一脚一脚地踢着门，一边叫骂道：“放老子出去。”
突然，周老师出现在了门边。我浑身的血液“轰”地涌到头上了。委屈、害羞，心中还升腾起不服气的火气。我忽然明白，犯人并不是坏人，我如今被五花大绑起来，关了禁闭，就是犯人，可我不是坏人，真正的坏人是金锁。周老师坐过牢，当过犯人，周老师就不是坏人。周老师在我心中是一个美中十足的女性。这个世界混乱了，怎么好人竟然要坐牢？
周老师走到门边，问：“你怎么了，凯盈？”
我说：“周老师，我快冻死了，还不如一刀把我杀了，让我死得痛快点。”
周老师说：“你这孩子说些什么话。人生不能轻言死。”
我说道：“是他们把我逼成这样子的。”
周老师说：“你再坚持坚持，我和他们说理去。”
公社的武装部长走过来了，质问道：“你要跟谁说理去？”
周老师说：“跟你们讲道理。你们把一个小孩子关在这种窑洞里，就不怕冻坏了？”
武装部长说：“那你说关在哪里？关在暖窑热炕的窑洞里？你以为你是谁，还跟我们说理？不自量力。”
周老师气愤地质问道：“怎么不能跟你们说理？我问你，把他冻死了谁负责？”
武装部长说：“冻不死的。”
周老师说：“你进去试试看冻死冻不死。”
武装部长强词夺理地说：“我又没有犯法。”
周老师说：“犯法的人就该往死冻？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你有没有一点良知？”
武装部长说：“对犯罪分子就不能有良知。”
周老师大声喊道：“你不配说他是犯罪分子。”
我从来没有见周老师生这么大的气。
武装部长也生气了：“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怎么就蹲了五年大牢？你以为我们不晓得你的底细？你是个烂婊子。”
周老师大概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脸青了，眼红了，发疯地喊道：“牲口！你这个连牲口不如的东西！”
听到吵闹，窑洞门前来了一些公社干部。
周老师为我受了这么大的气，我愤怒了，大骂道：“你这个流氓，恶棍，老子出来一刀就把你捅死了。”
我说着，用力踢着门。
门本来就是扇旧门，让我几脚就蹬开了。
守门的民兵一把捉住了我。
公社书记也出现在了窑洞前。
公社书记问：“你们吵闹什么？”
周老师满脸是泪水，看到公社书记，说：“吴书记，我的学生出事了，你们公社派人把我叫来了。我来了一看，他竟被关在了这孔寒冷的窑洞里。你说这窑洞冻死冻不死人？孩子犯下天大的罪，也没有犯下冻死的罪啊。我讲这个道理，这个恶棍不但不给孩子一点照顾，还对我破口大骂。”
公社书记皱了一下眉头，没吭声。
周老师又愤怒了，喊道：“我们都是人父人母，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孩子？你们这些当官的真是丧尽天良，猪狗不如！”
公社书记说：“周老师，你骂够了没有？”
周老师干脆地说：“我不但要骂，对那些牲口不如的人，我还要上告。我不怕你们造谣瞎说，也不怕再坐牢。有本事，你们今天就把我抓起来。”
公社书记没吭声，走到窑洞门前站了一会儿，似乎在感受窑洞里的温度，也在思考着什么。
公社书记又走回来，面对着周老师，说：“周老师，你不要用‘你们’这个词，做出这种事情，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我们公社。你听着，我现场就做出处理意见。一、立即在这个窑洞生火，也要摆放能睡觉的床，并且把这孩子的手松开来；二、停止公社武装部长高其瑞的工作，将在下次党委会上研究开除高其瑞的党籍，并建议县组织部将高其瑞开除出干部队伍，这样的党员干部，是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破坏了我们共产党的形象，也破坏了革命干部的形象。”
武装部长傻眼了，可怜巴巴地叫道：“书记。”
公社书记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好像记起了什么，掉过头，对周老师说：“周老师，你不顾一切地保护别人家的孩子，吴某深受感动，也让有些人无地自容。周老师，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调查处理冯凯盈伤人的事；同时，希望你告诫你的学生，如实交代问题，以求得公社的宽大处理。如果他涉及严重犯罪问题，我们就将他交给县公安局处理。但因为他年幼，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前会非常慎重的。请你监督我们的调查过程，看看我们公社的干部是人多还是牲口多。”
周老师感动地说：“谢谢吴书记。”
周老师两眼流出了泪水，随后哭出了声。
我的眼眶里也涌出了泪水。
十七
我以为会坐禁闭的，甚至会被判刑，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谁知，我在公社关了一个星期，就被放出来了。
公社书记亲自审问了我。
我说了刺金锁的理由：“我不用枪，他就要往死打我。”
没几天，我就被放了出来。
是父亲接我回到家里的。
在路上，父亲说，现场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做了笔录，都说了金锁口出狂言，要往死打人的过程。
父亲说，公社书记说一个民兵连长，叫嚣着往死打一个没犯错的孩子，他挨了一刺刀，就是挨上两刺刀，也是活该。就是把他刺死了，也叫正当防卫。
父亲说，金锁肚上挨了一刺刀，所幸冬天衣服厚，没有扎深，只扎破了肚皮，没有伤到致命处。金锁很快就能出院了。医药费也由他自己负担。我们主动出了二十块钱，够手术费。
父亲口口声声说：“你遇到了好人。”
十八
那天夜晚，父亲坐在煤油灯边，闷头吸旱烟，母亲也盘腿坐在炕上，把手压在衣襟里。平日里，母亲的话是很多的，东家来了什么亲戚，西家什么人得病了，啰哩啰唆，听到她说话我就心烦。我常说：“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做甚！”今天，母亲却是一言不发。
我蜷曲在下炕角，还想着这几天的事情。要不是父亲说的那个好人，我现在恐怕是蜷曲在禁闭窑里。想起那天发生的事，真有些害怕。不过害怕归害怕，刺金锁一刺刀，我不后悔。我是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待我。我调皮是事实，可是，比我调皮的孩子太多了。孝根就比我干的坏事多，买定也比我干的坏事多。我为人强悍，但除了和孩子们一起偷红枣偷豌豆角，再不拿谁家的一根针一根线。有几个孩子，经常会偷人家家里的东西。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打孩子。他金锁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除了我被大人打过外，我再没有见过大人打孩子。人常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哩。他们却不给我父亲面子。这是为甚？我知道这是为甚，但我又不愿承认。我还在从心底里发狂地问为甚为甚！
父亲终于说话了：“你在人家的地皮上活着，就不能逞能；逞能多了，不吃亏才是怪事哩。”
人家的地皮？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怎么是人家的地皮。我没有吭声，但我内心非常抵触父亲的话。
“我在这里生活了快三十年了，遇事从来没有硬碰过。你想想，人家都姓王，一个祖先的后人，你单帮孤人，你能碰过他们吗？”
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受的冤枉气，再也忍不住了，狂叫道：“我要回家，回老家！”
终于，我在口头上，在心里承认我是外来人了。
父亲说：“是该回去认一下门子了。”
第二天，父亲就引我回到了冯家窑子村。
这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条土渠里住几户人家，那条土渠里住几户人家，零零落落，横七竖八。二十来户人家，十来户是冯姓人家，十来户是白姓人家。这样的村子，和公社所在地的王家寨相比，差远了。怪不得父亲一辈子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意让儿女离开条件优越的王家寨而回到落后的冯家窑子。
一九一八年农历十月初十，父亲出生在冯家窑子。父亲十六岁结婚，十八岁，他那个十六岁的妻子因病离开了人世。父亲二十九岁离开了冯家窑子，来到王家寨村，当了一名招汉。母亲是丧夫的女人，父亲上母亲的门只能称为招汉，而不能称那个叫起来很文雅的词——上门女婿。只有男女双方均未婚，男方上女方家结婚安家，男方才能称为上门女婿。
一个村子，我只认得二叔和三叔，他们去过我们家。几个堂兄都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和我说话时极为客气。看着堂兄，我觉得很亲切，我知道这些人才是血脉相连的弟兄们。王家寨的堂兄只是名义上的、礼节上的堂兄，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的堂兄。他们引着我在村里转悠时，有人问这是谁，他们就会回答说这是王家寨我大老的儿子。二叔三叔给人家介绍我时，也是说这是王家寨我大哥的儿子。王家寨我大老？王家寨我大哥？这些字眼我听起来极不舒服。父亲念念不忘老家，念念不忘家族的老老小小。可是，他们在对父亲的称呼前加上了王家寨。显然，他们已经把父亲当作王家寨人了。我呢？出生在王家寨，更是王家寨人了。仅仅在冯家窑子住了一天，我就不想住了。这里不但没有我的份额，连父亲的份额都没有了。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住不惯。这里是父亲的故土，并不是我的故土。原定回来多住几天，可是第二天我就闹着要回王家寨了。
十九
我端着一大碗鸡蛋，走进了周老师家的院子。
我放出来的时候，鸡蛋还不够十颗。攒够了十颗鸡蛋，母亲就让我给周老师送过来。我关进去的那几天，周老师天天往公社跑。她讲道理，摆事实，说服了公社所有的人。公社开会决定把我放了。
我推开门时，周老师正坐在小凳子上，左手捉着书脊，右手捏着书沿，在沉静而专注地看书。
周老师抬起头，看到我，叫道：“凯盈。”
我叫道：“周老师。”
周老师看到我手中的鸡蛋，笑着说：“感谢我来了？”
我不知怎么嘴里就涌出了一句话：“大恩不言谢。”
这是我在小说上看到的一句话。
周老师一怔，眼眶涌出了泪花，说：“好孩子，有出息。”
我把鸡蛋放在锅台上，说：“周老师，我不是孩子了。”
艺艺正趴在桌子上写字，这时抬起头，看了一眼我，说：“在我眼中，你就是大人了。”
周老师笑了，亲昵地摸了摸女儿的头。
我贪婪地望着周老师修长的手指。每当我看到周老师用手摸小孩子的头或牵着小孩子的手时，我就会心生遗憾：要是我也是小孩子，就能接触到周老师那修长白净的手指，那种触摸的感觉肯定好极了。
周老师指着小凳子说：“坐呀。”
我乖乖地坐在了小凳子上。
周老师坐在我对面的小凳子上。
周老师说：“你能平安地出来，不是我的功劳，是公社的吴书记主持了公道。吴书记当过县法院的院长。他在我们这个以权代法的年代，以法治的意识行使了公社书记的权力。”
我说：“我父亲说你那几天，天天往公社跑，也跑到我们家给我父母出主意，还找证人做证。他说要不是你，我肯定出不来了。”
周老师说：“学生遇到困难时，当老师的就应该挺身而出，负起责来。”
我说：“可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老是犯错误。”
周老师说：“你身上有一股让人喜欢的劲头。当然，胆子也不小。”
我一怔，首先想到的是周老师要说我刺人的事情，训导我以后注意控制自己情绪之类的话。公社书记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周老师也承诺会好好地教育我。
周老师却说：“学校大贴大字报的时候，你天天黑夜去撕大字报，就不怕有人逮住了？”
我惊呆了。她怎么晓得我撕大字报的事？校长说过，那夜发生的事谁都不能告诉，他怎么告诉周老师了呢？
周老师说：“那些日子，校长早晨起得最早。他起来看墙壁上的大字报上写些什么。他经常看到很多大字报被撕掉了。他拾起来看撕下的大字报，都能在残缺的大字报中看到和我有关的字迹。他就在黑夜守候撕大字报的人。他看见你每天夜晚都要来撕大字报。真危险。撕大字报，比刺刀刺金锁的举动都危险。”
我说：“好在校长是个好人。”
周老师说：“校长真的是个好人。他怕同学们冲动起来，批斗我，就让我请了病假。那么大的一场运动，我们学校没有任何人受到冲击。大字报照写，口号照喊，看起来势头很大，实际是一种形式。现在学校就平稳多了。”
我头脑有些糊涂了，不由得问：“为甚？”
周老师长长叹息了一声，说：“还是装糊涂吧。”
周老师说罢，站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
周老师把碗里的鸡蛋放下了，我要拿碗时，周老师抢过了碗，走在后边，找了些什么，放进了碗里。
周老师把碗递给我，说：“我送你们些花椒、茴香、姜片，马上过年了，你们办整年饭就不用再买调料了。”
我说：“我不要。”
我要把碗中的东西往出拿，周老师按住了我的手。
温热、柔软的感觉，由手上延伸进了心头，我浑身燥热起来了。我长久的渴望，竟然在一刹那间实现了。我心中的躁动扩张开来，头脑发热了。我想俯下身，亲吻一下这只温柔的手。我抬头看了一眼周老师，渴望、热烈、贪婪，在这一眼中表现出来了，周老师碰撞到了。周老师一惊，脸上出现了羞涩而不安的神情。这时候我真该一把搂住周老师。
周老师望着我，眼神有些发呆。
我不晓得她在想什么，也不好意思和她对视，低下了头。
我低下头，把碗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锅台上了。
周老师说：“看来，还非得我到你们家走一趟。”
周老师送我出门时，说：“你长高了，快跟我一样高了。”
我讷讷地说：“我长大了。”
周老师笑道：“小孩子一个。在我眼中你就是小孩子。”
周老师说着，抬手在我头上摸了摸。
这是大人对待小孩子的亲昵的举动。尽管看到她抚摩别的孩子的头时，我心生羡慕，但我如今不想再让她抚摩我的头。她抚摩我的头，说明我还是孩子。我希望握住她那温热的手。
出周老师家的大门时，我突然觉得这个大门不再高大宽敞，好像萎缩了。我真的长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