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历正月初十，年味尚未散去，天气乍暖还寒。
我和戏校的演出团队，一起坐在大卡车上。大卡车呼啸而行，冷风飕飕，可我们并不觉得寒冷。我们戏校的实习演出团队，经常出没在荒山野岭上、深山老沟里。
人迹罕至的地方，只要有我们出现，就渐渐地热闹起来了。戏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台周围，摆满了卖饭的、卖副食的、卖鞋袜衣服包包的摊点。
三天后，我们从刚刚熟悉的地方出发，到另一座庙上演出。实习演出的地点，都在寺庙上。寺庙的楼阁堂殿或新或旧，规模有大有小。有些寺庙，仅有一间楼阁。不管寺庙大小，寺庙跟前，往往会有一座戏楼，没有戏楼的寺庙，就会有一座用土石修筑的简易戏台。庙小神大，有庙就有人朝拜敬奉。朝拜敬奉最隆重的方式，就是集会唱戏。
现代戏已退出乡村的舞台，乡村的大部分的文艺演出活动，是唱庙戏，演古装戏。
坐拖拉机，坐卡车，步行。奔走在山野里，尽管很累，可我们并不厌烦。三天换一个住宿的地方，有时住草窑，有时睡在石檐里，可我们并不觉得苦。新生活，新热闹，抵消了生活中的苦和累。
我依然负责班务事务，兼搞下乡演出的财务业务。我们演出名为实习演出，其实都是商业活动，每台戏都收演出费。演出费由我负责管理。
我正式登过台，却不会演戏，也没有演戏，如我在生存的道路上，直直地往下走，不会拐弯抹角，面对常人虚假的客套表演，不会敷衍应对。我登台的任务是，在每场戏开演前，向观众介绍演出剧目的内容，行话叫说戏。
我是个边缘人物，可是，往往会站在核心的位置上。
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去一个叫沟岔的地方唱戏。沟岔是深山老沟，有条小河，由北向南流去，小河畔上，有一座小庙，小庙对面，是一座新修的气势宏大的戏楼。小庙距沟前沟后的村子，都有三五里的路程，可以想到，平日小庙的冷清景象。随着我们戏校演出团体的到来，小庙热闹起来了。
那天，唱正戏的时间，我说戏后刚刚走下戏台，陈杰就走过来了。
陈杰走到我面前时，我叫了一声：“陈校长。”
陈杰没有应答，而是眯起了眼镜片后的双眼，镜片上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显得神秘而诡异。
陈杰用这种表情看我，还是第一次。我心里不舒服了。
“冯老师，我们要查你的账。”陈杰口气沉沉地说。
要查就查呗，用得着这么看我吗？我不高兴地问：“怎么查呢？”
陈杰说：“你把所有的账都给我找来。”
本来，我的账本和条据都放在木箱子里，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可我偏偏说：“有些条据我没带，放在戏校了。”
陈杰右手挠挠稀疏的头发，焦急地说：“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
我没吭声。就他这种态度，他越急，我心里越痛快。
陈杰说：“这账非得今天查不行。老王都发话了。”
老王？这个老王是文化局的干事。戏校下乡实习演出前，那些正式招聘的专业教师已经去职，教师队伍自然薄弱了，文化局就给戏校派来两个蹲点干部，协助管理戏校演出团队。当时他们都没有职务，我们就以老再加上姓来称呼。这两个人一下来，就把戏校镇住了。传说他们下来是考查学生的，为剧团接收优秀学生打基础。也有人说他们是准备整体接收戏校，成立佳平县第二剧团。那个老田是县剧团的中年演员，由他任团长。老王帮助老田接收戏校，然后扶老田上马后再送一程。由此看来，老王和老田对戏校来说，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我们这些教职工，还有戏校的法人代表陈杰校长，渐渐走向了边缘。学生开始向老王老田靠拢。
老王在戏校去教师化的言行非常明显，他能对学生示好，却不尊重戏校领导，经常会说：“这个事就这么定了。”“这个事我说了算。”“这个事出了问题我负责。”
戏校到处都是老王霸道的声音。
陈杰对这两个人心怀不满，只是人胆小，不敢对抗。所以，戏校就成了老王的天下。
我对老王的这种霸道行为看不惯，所以，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抵触的情绪。
我脱口而出：“老王算个甚？！这账没带全。”
我要硬顶到底了。我不是害怕他们查账。我是对他们的突然袭击感到愤怒。
陈杰说：“前几天，王尚友书记就喊着说要查账，我没有理睬，今天老王说一定要查。估计是王尚友这个老家伙说甚闲话了。他今天也来了。你没看见？”
我说：“这账今天还真的查不成。要查，咱们一起回戏校查。”
陈杰无奈地说：“咱们正在演戏，怎么能回戏校查账？”
我说：“那等不演戏了，再查吧。”
陈杰质问道：“这账出了问题谁负责啊？”
我铁硬地说：“我负责。”
陈杰说：“我就把话直说了吧。他们说，你一个临时工，说走就走了。要是你把钱卷走了，就不好办了。”
我气愤地质问道：“他们既然认为我是一个临时工，说走就走了，那当初为甚让我搞财务工作？是他们的脑子进水了？不是当初脑子进水了，就是如今脑子萎缩了。为了这几个钱，我会损害自己一生的名誉吗？”
陈杰说：“你不要发火了。我对你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可王尚友，还有老王老田，他们不信任你。”
我郑重地说：“那就让他们来和我谈话。要是这账查过后没有问题，他们就要给个说法。”
陈杰不满地说：“有甚说法？查账也是正常的工作程序。冯老师，你就不要犟了，这戏校也够乱了。一人一个套路，人人都成了老大了。”
我硬邦邦地说：“反正今天没带账本。”
陈杰转身走了，一副灰溜溜的样子。陈杰是两边受夹击，不灰溜溜才不正常哩。
我的心情也好不在哪儿，心里的怒火直往上蹿。好端端的，就被人怀疑，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我顺便坐在了一个小土堆上。
戏开演了，锣鼓喧天，又吼又喊。
我面前有很多人在晃动，可我没有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与我毫不相关。外部的热闹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只顾埋头生闷气。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杨天突然喊道：
“冯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我在戏台上找了你好几圈。”
我问：“甚事情？”
杨天说：“老王叫你回去！”
我问：“回哪里？”
杨天说：“就是咱们住的那地方。”
我站起来，向前村走去。
杨天跟在我身后。
老田迎面走过来了。他主要负责演出事宜。按说开演前他就要到戏台上。可是，今天戏唱了几十分钟，他才来了。
我走在前边，老田却和我身后的杨天打招呼。
老田爱吃爱喝，没事的时候，就和杨天一起喝酒。总务上有吃喝的条件，杨天和老田的关系自然就搞好了。
老田不搭理我，我也没有正眼看一眼老田，一声没吭地走开了。
老田只负责演出事务，不与我正面接触。老田对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既像看不起，又像惹不起。我是陈际斌的人，人人皆知。他平民百姓要在文化系统出人头地，就不能得罪文化局的人，更不能得罪陈际斌。当时，已经传出了陈际斌不主张由老田统领戏校的口风，提出了另外的人选。
快进村子时，杨天说：“冯老师，今天头头脑脑都在开会，是针对你的。他们好像在说，账面上应该有好多钱。他们怕你把钱卷走了。”
我苦笑了下，说：“他们还会说，我把钱贪污了。”我突然激动起来了：“他们都得了妄想症。他们不信任我，就不要让我搞财务上的事了，用得着这么造谣生事吗？”
杨天说：“那你就不要固执了，让他们查查账嘛。”
杨天这么劝说，是在显示他对我的友好态度。他造过我的谣言，我对他有看法，时时提防着他，不与他有太多的交往。母亲去世的那些日子，我悲痛过度，不能自拔。办完母亲的后事，我回到戏校，整天躺在炕上，很少走出办公室。十来天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和戏校的人正面接触过。杨天知道我回到了戏校，就天天到我办公室和我叙话，有时引我到云雾观去散步。我终于从痛苦的深渊挣扎出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我很感激杨天，不再计较他造谣的言行。下乡演出，我管理财务，负责伙食核算，自然，给了他不少方便。
我大声说道：“我要让他们把肮脏的想法都想过了，再让事实说话。”
杨天说：“这陈校长让老王骂了一通。如今还在挨训。”
我说：“活该。”
杨天说：“陈校长对你不错呀。”
我说：“谁让他能硬的时候硬不起来？！”
杨天说：“他能硬起来吗？他人本身也是个绵善的人。还有老王，还有王尚友书记，都压着他，就是老田，也时不时给他出难题。他能硬起来吗？”
我和杨天走进村里老王住的地方。
陈杰低垂着头，老王黑着脸，王尚友的表情却很平静。
王尚友首先说话了：“冯老师，你把账放在戏校了？”
我“嗯”了一声。
王尚友说：“这账放在戏校里，要是丢失了，就说不清了。”
我说：“账带在身上，更有丢的可能。”
老王大声说：“你回去找账去，赶天黑回来。这叫甚事情。乱哄哄的。这个人说一套，那个人说一套，唯恐戏校不乱。”
看来老王也有怨气。
我质问道：“几十里的路程，我怎么能赶天黑回来？”
老王说：“你雇上一辆摩托，用不了几个小时的。”
王尚友不失时机地说：“这是我们才开会研究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违抗。”
账就在身边。我回去干什么呀？我要想往过转向，说明情况，可已不可能了。
我一声没吭，走出了窑洞。
我回到了我住的窑洞里，打开了小木箱。这只小木箱，是专门放账的。我把账务整理了一下，然后就躺下睡觉了。我虽然心情不好，可躺了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
太阳落山，我拿着账本和条据，还有二百多块钱，走出了窑洞，向灶房走去。
吃过晚饭，学生们又回到庙上演出去了，老王和陈杰、王尚友还站在灶房的院子里说着什么。老王居住的地方就是灶房院子里的另一孔窑洞里。我走进院子时，老王问：
“冯老师，吃过饭了没有？”
老王对我还算客气，像学生们一样，称呼我冯老师，可我觉察到，他内心里是对我有成见的。这成见不是因为我对他的不恭。我隐隐感到，与陈际斌有关。
我没有吭声，把账向陈杰递过去。
他们几个似乎觉得对我太过分了，王尚友马上向灶房里喊道：“老张，快给冯老师重新弄点饭菜。”
晚上十点钟，陈杰抱着账本和条据，来到了我住的窑洞。
陈杰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这账没有一点问题，他们就要瞎折腾。”
我说：“陈校长，这账我不能再管了。”
陈杰笑着问：“有气了？有气你就向我出啊。不过，全戏校，大家就信任你，才让你管账的。当初，不让原来的老李管账，就是怕他出问题。你管上钱，大家都放心。”
我质问道：“事实上，你们放心了吗？”
陈杰说：“不要闹情绪了，这账非得你管不行。这个是戏校研究决定的事情。账务没有问题，谁也不能更改财务人员。这也是文化局同意的。账务有问题，你想管都管不上。你放心，以后他们肯定不会再刁难你了。咱俩关系不错，就算你在帮我的忙。”
我说：“既然陈校长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我听你的话。不过，我想知道谁力主查账的。”
陈校长犹豫了一下，说：“我看是王尚友在兴风作浪。如今戏校下乡实习演出了，戏校的大事小事老王都要做主，王尚友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故意出来搬弄是非。这个老王头脑太简单，就跟着王尚友跳起来了。老王这人，其实就是个鲁莽的汉子，上当了还不晓得上了谁的当。”
我明白了，戏校现在是三个领导三条心，谁都不服气谁。我管理着账务，他们都在盯着我。我随时都会成为他们的靶子。不过，我并不害怕。我在工作中没有如履薄冰的习惯，依旧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
二
农历四月十八，我随戏校的演出团队，回到了家乡。
我们的演出地点在武家寺，距我们王家寨村只有十里路程。这个庙会，是四十八个村的庙会，每一个村子为一个坛脑。我不明白坛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一个坛脑意味着一个村子。王家寨也是其中的一个坛脑。四十八个村子的庙会，规模是非常大的，赶庙会的人很多。
在开戏前，我没有站在台上说戏，让陈杰顶替我说戏了。我没有必要站在台上，向家乡人显示自己的身份。况且，我也算不上一个有身份的人。
陈杰说罢戏，在戏台上向乡亲们公布道：“你们的老乡冯凯盈送你们一本折子戏，叫《三岔口》。”
唱这出戏我是不用自掏腰包的，是戏校给我的面子。
这是一次给我长脸的演出，学生们知道这是我的家乡，所以每一场演出都很卖力。他们也没有挑三拣四，抱怨饭菜不可口，抱怨睡觉的地方太破旧。
庙会上我遇到了许多同学和熟人，自然，我们都会说说话，打打招呼。
父亲也来赶庙会了。父亲还在卖香纸。我觉得卖香纸不体面，但我也没有干涉父亲的行为。我明白，我太多地干涉父亲的行为，会惹父亲伤心的。他不管想做什么营生，我都应表示尊重。
学生也认识了我的父亲，有些学生还会和父亲说上几句话。
开饭时，不用我招呼，那些庙会会首都会叫我父亲去吃饭。有时，他们会把饭端在父亲卖香纸的地点。等父亲吃完饭，他们再把碗端回去。
我抽时间，就到父亲身边坐一坐。父与子，并不怎么说话，可是我们坐在一起，心里都踏实了。
三天后，我又走了。长大了，出去了，我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
我盼望着下一次在家乡的周围唱戏，父亲再出现在戏场上。
五月初，没有唱戏台口，我们回到了戏校。
在戏校休息了几天，又一轮的演出时间到了。
出发的前一天，老王对我说：“冯老师，你给杨天买辆自行车。杨天打前站，不能和咱们一起坐车，天天要步行，太辛苦了。”
我和杨天的关系最近不错，给杨天买自行车，只要领导说了，我不应该反对。可是，我偏偏就说：“账上没有钱了。”
老王一听说没钱，眼就瞪大了。他的眼珠子本来就大，这一瞪眼，还真有些骇人。
老王质问道：“我们天天在挣钱，又没甚大的开支，这钱都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也不晓得。”
老王还是质问的声音：“你管着钱，你怎么能不晓得？”
我说：“我是管钱的，又不是花钱的。这个你也不明白？”
我在明显地顶碰老王。这个老王，他看着我顺眼不顺眼，我不晓得，可是我就是看着他不顺眼。他太霸道了。他在戏校称王称霸，最看不惯他的人，就是我。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还没到毕业时间，怎么就轮到他调遣指挥，还把我们这些教职工都抛在了一边。他手一挥，就想遮住戏校的天，我偏不能让他得逞。
老王愤怒了，大手一挥，说：“查账！”
我说：“查就查。你们不是早就做过这种事？再做也没甚。谁查？”
在戏校，也只有我这么顶碰过老王。老王气得瞪了几瞪眼睛，可最后只大声说了两个字：“我查！”
我真想说：你不是财务主管领导，你就没有查账的权力，但我忍住了。我说：“账在办公室里。”
老王盛气凌人地说：“走，到你办公室去。”
领导说到这种地步了，我没有理由再用语言对抗了。我转身就走。
老王似乎怕我在查账前搞什么诡计，紧跟着我到了办公室。
老王查账，没有细看，只是粗粗地看了看报销的条据。他看到一张教练补助的条据时，说：“戏校都下乡实习演出了，这教练补助费就不能领了。我给陈杰谈过了，怎么陈杰还领这补助？我在会上也说过不止一次。”
陈杰既是校长，也是音乐老师，是当下戏校唯一能享受教练费的教职工。陈杰作为校长，主动放弃了教练费，那是陈杰的高姿态。如果陈杰想领这个教练费，也没有违反原则。因为学生虽说下乡演出了，可还在学习期间，教练依然在起培训学生的作用。我觉得，老王取消陈杰领取教练费的资格，是故意向陈杰发威。陈杰考虑过老王的态度，向我表达过不再领教练费的意愿。我劝他继续将教练费领上，看他老王能怎么样。这不是一个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权威的问题。我这么说，其实就是故意在让陈杰挑战老王。陈杰听我的话了。
我说：“陈校长主管财务工作，只要他在条据上签了字，我就得支付。这是财务制度。”
我说得有道理，老王没办法反驳，但他感叹道：
“陈杰这人的私心太重了。戏校只有他一个在职的正式教师了，他还不取消教练补助费。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再发放教练补助了。我说了算。”
我嘴上没说话，心想：制度不是你说了算不算的事情。
老王又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要在戏校牟过甚私利。我在戏校跟着你们跑来跑去，没跟谁多要过一分钱。这个你是晓得的。”
说实在的，老王的确在戏校没有牟过私。但我看不惯他的霸道言行。
老王最后说：“以后我要经常查账看条据。不能让陈杰瞎胡闹。”
我无所谓地说：“看就看呗。”
老王只是看了看条据，并没有真的查账。
过了两天，老王又向我强调道：“自行车一定要买。”
杨天比我大几岁，刚过而立之年。这个人，不管做什么，都是有一手的，上接下应，游刃有余。以前他和王尚友关系不错，现在又和老王老田搞好了关系。这三人，在戏校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所以，老王想给杨天办点实事。
我一人顶不住了，就向陈杰汇报了老王要买自行车的意见。
陈杰说：“看着办吧。”
陈杰的话是模棱两可的。
有一天，我去文化局，见到了陈际斌，说了老王要买自行车的事情。
陈际斌说：“戏校都快解散了，他还要买这买那，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在财务的事上，你不要听他的。人家陈杰才是戏校的负责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蹲点干部。”
我明白了：陈际斌对老王有成见。我也明白：老王不能对戏校全权负责，他只不过是一个蹲点干部。以后，我对老王的调遣都以消极的态度应对。自行车终究没有买回来。我们两人的间隙越来越大。老王一直在盯着我的账本，平时还不时找我看看条据。不过，只要陈杰签过字的条据，我都报销了。陈杰的教练费还在照常领取。只是，我把老王不准报销的条据，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平时老王检查条据时，他就看不到这些条据。戏校解散结账时，老王看到了这些条据，吃了一惊，质问道：
“这些条据哪来的？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玩笑道：“戏校的天，你没有遮住。”
老王感叹道：“我怎么就让你冯凯盈耍了一把。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反问道：“我是管理财务的人，可我多吃多占过吗？我没有贪占过戏校的一分钱，难道还不是个正派的人吗？你说你不在戏校捞一分钱的好处，可你给杨天买自行车是甚意思？难道不是为了送人情吗？你为甚要对杨天好？你不清楚吗？”
我的反问，让老王无话可说。老王拉下了脸。
老王心里不好受，以后见了我，脸上总挂着那种既无奈又冰冷的笑意。我呢，也不理睬他。我没有和老王建立起一起工作过的友谊，当然，也没有大的冲突。
老王是个有后台的人，回文化局不久，就破格提拔当上了一个大镇子的党委书记。
最后，县委把他安排到权威部门当了一把手。以后我们见面，仍然形同路人，很少说话打招呼。现在回想起来，和当今的官员比较，老王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起码，我不服从他的领导，他有气，却始终没有给我穿过小鞋。
三
我们戏校的美男俊女，往往在不唱戏的时候，会得意地在台上走来走去，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身姿派头，显示着明星的范儿。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盯着看。有些男生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有些男生在台下挑逗一些看戏的女子，有些男生还无事生非地向看戏的年轻人示威，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小打小闹的冲突。戏校渐渐地转成了文艺演出团体，走向社会。
戏校走向社会的时候，爆发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
那是一个初秋的中午，我们戏校的演出团队，从邻县坐大卡车回张家砭唱戏，途经的公路，正在油路。这边的工人把我们挡住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老王下了车，和工队的负责人交涉道：
“我们要到张家砭唱戏，现在过不去，黑夜的戏就误了，请你们放我们过去吧。”
工队负责人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也没有为难我们，痛快地说：“行。”接着，他挥了一下手中的小红旗，将我们放过去了。
我们的车就缓慢地往过开了。
那些油路工人，看到车上的年轻男女，大声调笑道：“戏儿子。”
戏儿子是贬义词，学生们听了当然不高兴，男生回骂道：
“你妈才是戏儿子。”
车下的工人骂道：“戏子婊子，是一样的。”
这句话激怒了戏校的学生，他们也大声骂开了。
人一旦开始破口大骂了，一时是止不住的。
我也坐在卡车车厢里，大声劝道：“不要骂了。”
如果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对骂，我的话还是有权威的，能够制止住。可是，这是戏校与外边的人的对骂。我的规劝不起作用了。
公路在改修，路况差，车行驶的速度慢，车上车下的人在互相大声骂嘴。
那个黑瘦的中年人向前边的工人挥了挥旗。
我们的车到了油路的那边，被工人挡住了。
拿小红旗的人问：“是不是那边没有放行，你们就过来了？”
老王已听到车上车下的吵闹了，没好气地说：“那边不放行，我们怎么能过来？让开。”
拿小红旗的人说：“不行。他们都追过来了。”
老王和老田先后从驾驶室里跳下来。
黑瘦的中年人带着一伙人，冲过来了。他一过来，就骂道：
“你们算甚东西？我把你们放了，你们怎么还骂人？你们这些烂唱戏的！”
司机在驾驶室里吼道：“他们不能骂人，你能骂人？”
黑瘦的中年人向司机骂道：“你个烂开车的，有甚牛的，老子见惯了。”
司机跳下了车。
车上的男生们也跳下了车，扑在了工人们面前。
工人们也向男生们扑来。
老王一看事情不妙，大声喊道：“不要动手。”
黑瘦的中年人首先向老王胸上打了两拳。
司机一看黑瘦的中年人先动手了，从一个工人手中夺过了一把铁锹，示威地向那个黑瘦的中年人砍去。
黑瘦的中年人躲开了。
男生们也向工人动手了，有的揪住了工人的头发，有的去夺工人手中的工具。
司机拿铁锹砍黑瘦的中年人，并不是真砍，完全是吓唬，可黑瘦的中年人动真的了，抢过一个人手中的铁锹，向司机身上砍了一铁锹。
司机三十来岁，经常运送我们下乡，是个血气方刚的人。他挨了一铁锹，愤怒了，抡起铁锹，疯狂地向身边的工人抡去。这阵势吓呆了工人们，他们一个个抱头逃窜，可是还是有几个工人被司机的铁锹打倒了。
一个工人抡起油路的木拐子，打在了老田的身上。
老田挨了打，却不能还手，不住地说：“你们打人犯法了。打人是不对的。”
这样的阵势，谁也不会去想打人对不对，犯不犯法。
双方仍然纠缠在一起，大打出手。
老王一直在喊：“不要动手。”
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老王的话。我在男生们跳下车的时候，也跳下了车。我不停地往住挡靠近学生的工人，还不住地劝说道：“我不是戏校的人，我是坐顺车的。”有几个工人，都被我推到了路边。
司机仍然不停地抡铁锹。有几个工人想扑过去打司机，可司机抡起的铁锹在转圈，形成了防护圈，他们根本靠不近司机。
老王和老田挨了很多打，可他们始终没有动手，反倒制止和拖拉动手的男生。
男生们终于在老王老田的阻止下停手了。工人们看到男生们不动手了，也停止了打斗男生，向司机围去。
老王命令男生们都上车。
我和男生们一起上了车。
我上了车，有一个工人指着我骂道：“那个人也不是好东西，还说他是坐顺车的。”
为了不再引起冲突，我没有吭声，由他去骂。
老王走到黑瘦的中年人跟前，质问道：“我都被你们打这样子，还没有出手，你们怎么还不停手？”
黑瘦的中年人指着地上躺着的人说：“你们都打倒我们的几个人了。”
老王大声喊道：“你们不住手，打倒的人会更多。这个责任我负不起，你也负不起。出了人命的事，你我都得坐禁闭。你比我更惨。是你先动手的。”
黑瘦的中年人一愣，终于明白祸端是他挑起的，事情闹大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即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工人们停止了向司机进攻。
司机双手握着铁锹，站在一边。司机的胳膊上浸出了血水。
冲突造成了连司机在内的六个人负伤。老王老田只是挨了打，没有明显的伤痕。这次冲突，造成了五个工人受伤，戏校无一人负伤，过错方自然就成了戏校。
一个副县长来到现场，首先就训了一顿老王。老王心中有气，吼叫开始了。老王说他为了制止冲突，挨打受气，还要受领导的批评，这成了甚世道。没有他的制止，死几个人都是眨眼的事情。
副县长吼道：“这么说，你成了功臣？那我们应该给你颁奖戴红花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是戏校的带队人，戏校和工队打架了，这责任就得你负。这个你都不明白，还当什么负责人！”
老王有苦无处诉了。目前陈杰是戏校的法人代表。这次演出陈杰没有出来。这个责任，真的就要老王负了。
这场冲突经过多方协调，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这场冲突，戏校的命运很快就终结了。
四
戏校最后一轮演出的三台戏，是在父亲的故乡冯家窑子的那个乡镇上。戏是我写的。写戏，就是联系写演出戏剧的合同，简称写戏。戏校与油路工人发生冲突后，就到了张家砭演出。这台戏，戏校领导层只有老田一人参加了。第四天从张家砭出发时，老王来了，老田却回去了。两辆大卡车，运送我们去下边三台戏的演出地点。从张家砭到王家寨村，再到演出的地点距离不过几十华里。可是王家寨到演出地点的公路被洪水冲垮了。我们只能绕道走大漠城，然后折回来到演出地点。这三台戏写好后，老王想退掉。他们村附近也有几台戏要唱。我不同意。我对老王说：
“没有演出的台口，你们让我出去写戏。现在有台口了，你们又让我退戏，是甚道理？”
老王说不过我，只在他们村的附近演了一台戏。那三台戏和张家砭的演出依次向后推了三天时间。
大卡车过了大漠，向东南方向驶去。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大卡车停住了。老王从驾驶室出来，踏在踏板上，向上大声吼道：“这是到哪里了？”
车上的人都没吭声，大家都晓得他是在质问我。
老王又大声吼道：“冯老师，路怎么走？”
我说：“向右走。”
老王回到了驾驶室，怒气冲冲的，把车门摔掼得很响亮。
大卡车又行驶了几十分钟后，又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大卡车停住了。
突然，有几十个人站起来了。他们身边都停着毛驴架子车。我一惊：坏了。这成了甚事情。不用问，我就明白，前边的路肯定断了，这些架子车是来接我们的。我首先跳下了车。老王也下了车。老王黑着脸，没再大声吼叫。
到了开戏的时间，我们才到达演出地点，所以大家不得不加快速度吃饭，安排住宿，布置舞台。大家都忙的时候，我一个人却住进了一个老乡的家里，不再露面。这里是我写的戏，需要我去对接协调，可是老王却找不到我。第二天，我听一个学生对我说，老王骂冯凯盈这算甚东西。
陈杰和老田都没有随戏校团队下乡，只有老王一人负责。我这个助手不帮他的忙，他的确受不了。第二天，老王找我谈话了。
早晨，学生都在练功吊嗓子，我和老王走在河畔上。
老王说：“你不能再闹情绪了。你晓得吗？戏校很快就要解散了。”
我摇摇头。其实，我摇头只是对老王说话的一种回应。
老王说戏校学生原定七月份毕业，随后戏校解散。可是，因为戏校学生何去何从，还没有定论，所以推到了九月份。打架事件发生后，县上的领导开始慎重对待戏校的事了。
这时我的心情格外的平静。对我来说，戏校何去何从，已不重要了。我明白，戏校并非我的久留之地。我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老王说：“最后阶段，你要好好地工作，你的出路，要看文化局了。戏校再出了甚事情，对你肯定不利。前两天戏校打了一架，就加快了解散戏校的速度。”
我一直没有说什么。
当天下午，老王向我交代了一下工作，就被人接回去了。接下来的演出，由我一人负责。唱第三台戏时，陈杰一人回来了。
以戏校名义演出的最后一台戏，是在虎头峪庙会上唱庙戏。这是一座偏僻的寺庙，周围没有村子，我们老师和学生，都住在寺庙旁的石檐里。我一人住在小石檐里。以前寺庙一公里内没有村子，学生们只能睡在戏台上、庙会的窑洞里、寺庙周围的石檐里。我们当老师的，往往会住在距寺庙比较近的村子里。虎头峪庙几里路周围都没有村子，我们老师们也只能住在石檐里。我一人住在小石檐里，已算是受优待了。
下午，我正躺在石檐里休息时，陈杰走进来了。
我站起来，问道：“你回来了？陈校长。”
陈杰说：“嗯。”
陈杰没有坐在石檐里的意思，仍站在石檐口。
我问：“老王和老田没有回来？”
陈杰说：“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我一惊，问：“为甚？”
陈杰没有回答我，看看石檐，笑着说：“这真是个好住处呀。”
我说：“住孬住好，都是三天换一个地方。”
陈杰说：“这就是演戏人的生活。不过，我是再不用受这种罪了。”
我一怔，明白戏校解散的日子到来了。其实，戏校解散，前几天就有征兆了。前几台戏，陈杰没有到演出地点来，接着老田也消失了，这次下乡，连着演三台戏，一台戏还没有演完，老王也被人接回去了。这足能够说明戏校的日子不长了。
陈杰向外走去，我跟在陈杰身后。走在平地上，陈杰站住了，转身说：
“戏校的前途定了：戏校将组成一个剧团，不过不是原来传说的佳平县第二剧团，是叫云雾山戏校剧团。张正平这个人你晓得，是他承包了戏校。这人是个人渣，不过，会溜须拍马，领导就把戏校白白地送给了他。领导还说培养了一批学生，一个都不丢。甚丢不丢的，其实等于都丢了。云雾山戏校剧团不伦不类，也不是县上的正式单位，更没有编制，其实就是一个私人剧团。跟上他，戏校的学生就没甚前途了。戏校整体向承包人移交，你们几个临时工，都移交过去了。唱完这台戏，咱们戏校的工作就结束了。咱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三年的学生，最后交给了张正平，让人放心不下啊。”
陈杰过去的主张是，将戏校转换成一个正式的第二县剧团，县剧团自然减员过多后，就将两团合成一团。这个计划县上的领导也表过态，认为可以考虑。
我说：“张正平平时见人一面笑，看起来是挺好的一个人。”
陈杰叹息道：“不打交道不知道，一打交道吓一跳。不过，老王老田也白干了。老田也一直盯着戏校这块肥肉。老王想扶老田上马，也扶不成了。最后，张正平成了戏校的最大受益者。听说，在张正平承包戏校的过程中，陈际斌帮过大忙。所以，张正平应该不会为难你。你在戏校过渡一个时期，再找一条新的出路。演出团体，不适合你。”
就在这时，张正平走过来了，步子大，节奏快，气势很足的样子。他身后跟着文化局的干事刘永。他觊觎戏校已久，据说他曾多方活动，要来戏校取代陈杰当校长。所以，以前他见了戏校的教职工，不管正式的，还是临时的，都会主动招呼，一律叫老师，极为客气。今天他看见我，斜了一眼，一言未发，好像我欠着他的债。
张正平声沉气粗地说：“陈校长，我们走了。后天我们在云雾山见。”
陈杰说：“好的。”
刘永在戏台下骑上摩托，张正平骑在后座上。摩托吼叫了一声，呼地开出去了。
陈杰说：“我们后天就回去了，他还要骑着摩托来戏场示一示威。真是一个无聊的人渣。”
陈杰在恨声恨气的语言中，宣泄着对张正平的不满情绪。
五
云雾山戏校剧团这个名称，是张正平命名的。云雾山上有西北地区影响最大的道观，名气比佳平县大，所以剧团开头称呼云雾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能增大剧团的名气；戏校下乡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所以这戏校二字也不能丢。云雾山戏校剧团成立后，其称呼还是戏校，日常的对话中，从来没有人叫过云雾山戏校剧团。在我人生的履历表上，我也没有写过在戏校工作过几年，在云雾山戏校剧团工作过多少时间。
戏校演变成一个私人剧团，私人剧团所有的业务，与我的爱好不沾边。我的前途黯淡了，但是我还是留下来了。戏校是我的临时栖息地，是跳板，我要利用好这块跳板。不过，这块跳板我终究没能利用起来。正式招聘的专业老师，早在戏校下乡实习演出前就被解聘了。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几个临时的教职工。我们临时教职工，大都不能上舞台，所以成了张正平铲除的对象。首先，炊事员老张被踢出局。我意识到，第二个出局的人，就应该是我了。我并不留恋这个由戏校演变的私人剧团，可是我要找到新的出路，才能离开我曾经热爱的戏校。
冬天，戏校的学生在加紧排练新戏，而我，却无事可做。张正平见了我，总是左眼斜右眼瞪，没个好脸色。杨天也不与我来往了。每次见到杨天，都是我先开口，杨天的回应总是淡淡的，好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杨天是张正平的表弟，当初杨天进戏校搞总务工作，也是张正平推荐的。张正平承包戏校，杨天成了事实上的第二号领导。打发炊事员老张，也应是杨天出的主意。杨天一直与老张不合。
我找过陈际斌，说了自己对目前处境的担忧，可陈际斌安慰我暂时就在戏校混日子吧。他还说，有他在文化局，张正平不会将我清除出戏校的。
我请假去了大漠一次，试图在大漠寻找工作的机会。然而，我住了两天，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我去大漠的那天，武功老师刘正在县剧院演出时受伤了，住进了医院。
我回来后，张正平露着笑脸，客气地问：
“你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张正平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刘老师的跟腱断了，刚做过手术。你没甚硬业务，侍候他一段时间吧。学生都在排戏，再抽不出闲人了。”
侍候病人是苦差事，但我只能说：“行。”
刘正是外地人，在戏校当了两年多的武功教师，最终没能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在戏校混日子。他的心情不好，年纪轻轻的，跟腱又断了，脾气更大了。我将他背出来背进去，还背着他上厕所，给他倒尿盆，尽心尽力地侍候着他。可他因为心情不好，总对我的侍候挑三拣四，吩咐我为他做什么的口吻都是冷冰冰的。我没有过分地计较他的言行，但我也没有对他显示真诚的人文关怀和热情，公事公办地侍候了他一个多月时间。
六
侍候了一个多月病人，我身体垮下来了。一度时间，头疼，浑身酸乏，夜夜失眠。人常说，好人侍候病人，侍候的时间长了，好人也成了病人。我亲身体验了。
我回到戏校，见到张正平，张正平的脸色阴沉沉的，对我的打招呼视而不见，一声没吭地就走过去了。
这天黑夜，我坐在椅子上看书时，杨天闯进来了。
杨天喝过酒，脸面亮光光水津津的，走路有些摇晃。他一进门，还没等我说话，就大声骂道：“你是个甚东西？！你他妈的住在戏校不走是甚意思？你给老子明天就走人。”
我一看就明白，这个小人是想借着酒精向我撒野。他想把我赶出戏校。但要赶我走，又没有个好借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他就以撒酒疯辱骂的方式污辱我，逼迫我辞职。
杨天越骂越有劲，骂了几十分钟的时间，骂累了，才坐在炕上，喊道：“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今天就不走了。”然后，杨天躺在了炕上。
我一声没吭，任由杨天破口大骂。如今戏校是他们表兄弟的天下，他们的天下他们想打谁就能打谁，想骂谁就骂谁。这是我们的皇帝留下来的传统作风。真理、正义、错误只不过是有权者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别人的评判说辞，与己无关。比如杨天酒后骂人，我要是还口了，人家会说我和一个醉汉斤斤计较，心眼小，把所有的过错推在我身上。如若我酒后骂了人，人家就会说我在酒后耍赖，还会骂我是酒鬼。有权者可以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谁也不能哼一声。谁要是胆敢哼了一声，祸福就难料了。
杨天躺了一阵子，站起走了。此后几天，杨天见了我，头扬得高高的，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反倒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这个小人，在此前的戏校演出期间，我给了他不少方便。他要借钱，公款不够了，我就将自己的钱拿出来。灶务上开支超了，我就找陈杰协商，多给灶务上拨些款。可是，这个小人刚刚得势，就不认人了。这是一个狡猾残忍也势利的男人。多少年后，我想起这个人，还心有余悸。
七
正月初八刚过，戏校就开始下乡演出了。张正平安排我去打前站。打前站是辛苦的营生，总是要比演出的团队早走一天。那时的车辆少，远路坐班车，不通班车的地方，就要步行。
此消彼长，我和学生在戏校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学生成了戏校离不开的人物，我却成了无关要紧的吃闲饭的人。那些我曾经批评过的学生，开始有意跟我搞对抗，或许，也是杨天在怂恿他们跟我闹纠纷。我安排下住的地方，他们不满意，就质问我怎么安排他们住这种地方。有时，有些学生无缘无故地讽刺我几句。当然，多数学生对我还是非常友好的。张正平的一个亲戚，是一个很傲的女生，性格也不怎么好，可对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友好的态度。多年后见到她，我还觉得格外的亲切。
有一天，我们在一座离村子比较远的庙上演戏。我打前站，先一天到了演出地点。
食宿地离村子远，大家不太高兴，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有一个叫王成的男生，却抱怨起来了，他说他的住处在后村边太远了，他不去住。我没有理会，安排下的地方大家都不住，不就乱套了？
吃过晚饭，我正躺在住处休息时，张正平找到我，一进门就气冲冲地喊道：“你甚事都弄不成。打个前站都弄下一堆麻烦事。”
我站起来，问：“怎么啦？”
“你安排的地方王成不住，说太偏僻了。”
“偏僻也得有人住啊。他嫌偏僻谁不嫌偏僻？人人都像他一样，安排下的地方都不住，不是乱套了？你也是唱戏出身的，这个道理你不懂？”
“太偏僻的地方你就不能安排人，应该和管事的人协商调换一下地方。”
“我协调过，人家说地方有限，没办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还不是你的方法不对头。我就不信他们再没近一点的窑洞。你看这事弄成甚了。王成说他的脚崴了，晚上的戏演不成了。这明显是在闹情绪。”
“人人都像他这么闹情绪，这戏真还演不成了。责任也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张正平喊道：“就是。”
张正平如此蛮不讲理，我无话可说了。
张正平大声喊道：“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要负完全责任。”
张正平说罢，愤愤地走了。
我打了一阵子前站，张正平又让我跟他去写戏。他要到外县去写戏，得有一个帮手。他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到处跑。我们进过沙漠，睡过庙会上的冷窑。还在庙上长跪不起，等祝神的人三番五次地向神仙征询意见，写我们的戏。有一天，张正平让我回戏校演出的地方通知新的演出地点。我坐班车到了武远县，天就黑了。武远县城距我们演出的地方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我认识文化馆的一个摄影家，就问询着找到了这个摄影家，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向那个偏僻的地方行进。天黑，路生，平时又不敢走夜路，可我还是硬着头皮出发了。我上坡推着自行车，平路下坡骑着自行车，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了演出地点。我通知了新演出地点后，就连夜骑着自行车，回到了武远县城。第二天早晨，我将自行车还给摄影家，又坐班车与张正平去会合了。
不久，没有演出台口，我们戏校团队全员回到了云雾山。张正平承包了戏校，除了给演职员们发工资外，不上缴一分钱，住的地方，是云雾山会务上窑洞，也不用出租赁费。这样的好事，只有张正平能遇到。中国有好多事情证明，奸诈阴险者往往能够荣华富贵，讲良心道义的人往往要穷苦一辈子。
戏校新一轮下乡演出的前一天，张正平在路上遇到我，漫不经心地、以淡淡的口吻说：
“你不要跟我们下乡演出了。”
这是一句含糊的话。不过，他不明说，我也不能明问。他们下乡演出去了，我一人留在了戏校。后来，我想，要是那天我没有遇到他，他会不会说那样的一句话。他的一句话，让我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
八
一九八九年的仲夏，我一人在戏校的上院生活了两个多月。
太阳升起，我走出办公室，不由得四下张望。院子空荡荡的，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一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座院落，有十来孔窑洞，中部有一个折角，所以窑洞同排不同向。入口处的几孔窑洞前，有堆厚实的土圪塄，窑洞与土圪塄的距离不到两米，院子就成了窄窄的走廊。从走廊穿过，转一个大角度的折角，便是另一个方向的窑洞，这面的院子宽敞了很多。大院子的侧面和西边，是陡立的土坡，没有出路。尽管这是一院普通的院子，尽管只有我孤苦伶仃地住在院子里，可我不想离开，也不忍离开。可是，我在戏校成了无一用处的人。一切迹象表明，我与戏校告别的日子到来了。
有时，我会走出校园，去山头上的庙宇间散步游荡，直至夜色降临，才回到办公室，动手做晚饭。那些日子，无所事事，我本该看些书籍。可是，心烦意乱，我没有看过一本书。有时实在是寂寞难耐，我就会搭乘顺车进城，在街道上溜达几圈。
这时，我怀恋起了那些下乡演出的时光。
两个多月后，一个学生回到了戏校，见到我，说他们住在了县城的招待所，准备在体育场演出。我随后和这个学生一起进了县城。我进城要找张正平谈话，探他的口风，看他是不是真的准备辞退我。明人不做暗事，他要辞退我，就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从正月起，他就没有给我发过工资。现在辞退我，总该多少给我发些工资吧？
我走进招待所，正是下午的开饭时间。戏校的学生都进饭堂吃饭。遇到了几个学生，他们说：
“走，冯老师，吃饭去。”
尚没有人正式通知我离开戏校，就是我离开了戏校，遇到了一块厮混过几年的人吃饭，一起吃一顿饭，本该没什么。
我随学生们走进了饭堂。我刚坐在凳子上，拿起了筷子，张正平走过来了。张正平的脸色黑愤愤的。我朝张正平笑了笑。
张正平突然大声质问道：“谁让你吃饭的？”
我愣住了。我跟前的几个学生也愣住了。这样心狠尖刻无情的人，人生难见几回。
张正平接着喊道：“你有甚资格在这里吃饭？走开。你今天能吃我们的一口饭，我就不姓张！”
这是我终生受过的最大的羞辱，比无缘无故地被暴打一顿都让人难受。
我就是再脸皮厚，也吃不成这顿饭了。后来，我想是不是该出手和他打一架，骂他一顿，出出气。事实上，他管理戏校后，用了许多亲戚朋友，只要我出手了，他不动手，他的一句话，他的亲信完全会将我打成残废，甚至置我于死地。这个人人品很差，心狠手辣，当时已是佳平县人人皆知的人渣。戏校的学生回忆起他，没有多少人能说他的一句好话。他承包戏校剧团时，克扣学生们的工资，作威作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后，戏校的学生一个个出走，不到两年的时间，戏校这个大家庭，彻底瓦解了。
云雾山戏校剧团解散后，我不经意间，和张正平又见面了。他毕恭毕敬地说：“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我淡淡地一笑，没有搭腔。后来，我才听说，张正平巴结上了县长，还有一个副县长，因为一件不能明说的事情，和陈际斌翻脸了，所以不再顾忌陈际斌的面子，强硬将我踢出了戏校。
十多年后，我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可是他早已作古。在他儿子的婚宴上，能想起他的人不多，我想起了。我没有一点恨意。他干了太多的坏事，可老天爷最终惩罚了他。不要记恨一个被惩罚过的人，他在受惩罚的时候，人们再仇恨，等同火上浇油，落井下石。虽然中国有句古话，叫痛打落水狗。可是落水狗已经落难了，我们再痛打落难的狗，或置于死地，那属于人性泯灭的行为。逝者为大，我不再追索张正平做过的那些丧尽天良的往事。
记得，那天下午，我从招待所出来，无心看一眼县城的景色，低垂着头，步履匆匆地向戏校走去。我不知道是否遇到过熟人，不过，我低着头，谁都不想理睬的样子，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人主动向我打招呼。
回到云雾山的戏校，天色已暗淡了。我开开办公室的门，扑进去，躺在床上，一夜再未起来。这一夜，我失眠了。我想走出山村，走向更远更理想的工作岗位，可是，最后还是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愿再忍受那些嘲弄讥讽的眼神。可我别无选择。又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回归。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铺盖和衣物，手里提着一纸箱子书籍，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没有送行，没有话别，我心里塞满了忧伤。
我不能背着行装回家。我将行装委托给了在交通局工作的老乡，让他托顺车捎回王家寨。然后，我坐上班车，到了张家砭。
张家砭到王家寨还没有通班车，也没有遇到顺车，我只能步行回家。
当我回来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头上时，心潮涌动，百感交集。高中毕业，我没能上大学，回来了；应征入伍，我没能如期服役，又回来了；在戏校任教后，大家都认为我终于走出了山村，可是，我还是回来了。每一次回来，都不是荣归故里。每一次回来，都是落荒而逃。归去来兮，这就是我的命运。
九
那天前晌，有人传话说我的铺盖从县城捎回来了，放在一个小卖部的台子下。父亲不在家，我又没有脸面去背铺盖。可是，铺盖放在小卖部的时间越长，看到的人就越多，议论的人也越多。几天后，事实证明，我不是凭空胡猜乱想。后晌，我让人把在学校上学的外甥叫出来，吩咐他替我去背铺盖。随着铺盖的回来，我再次成了村人耻笑的话题。我在戏校工作期间，多次回过家，也在村子周围的寺庙上唱过戏，熟人见到我，都是赞不绝口的姿态，都说我有出息，终于出人头地了。他们没有料到，两年多后，我又回到了原点。嘲弄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我的身上。多少年来，我一直摆不脱被人嘲弄的命运，好像我的身子，就是聚集嘲弄视线的身子。
有一天，我在乡政府硷畔上的小卖部买牙膏，小卖部的小老板陈怀文问：
“你为甚不在戏校干了？”
第一次被人这么问，我不好回答。
陈怀文接着说：“对你来说，戏校的这份工作不错呀。”
我觉得陈怀文不怀恶意，自信地说：“我还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突然，陈怀文以不屑的口吻说：“人家谁要你哩，要你做甚哩。”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尽管我明白，背后的非议更甚，可是从戏校回来后，直接面对面挖苦的话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刺耳的话，灼人的目光，见不得，听不得，可是，必须面对。我明白，要在这个村子生活，就要直面那些嘲讽的目光。否则，我就不能活下去了。
十
我突然醒了。两眼蒙眬，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怔怔地望着窑顶。
灯泡亮着，散发着昏黄的光辉。
父亲坐在后炕上，盘着腿，吸着老旱烟锅，面露忧悒之色，还好像在沉思着什么。
吃过晚饭，我觉得晕晕乎乎的，就倒躺在炕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坐起来，准备出去方便一下。可是坐起来，又觉得浑身发困，不想动了。我低着头，呆呆地望着两腿之间的炕皮。
窑洞里静悄悄的，静得连父亲吸旱烟的咝咝声都能听得非常清晰。
突然，父亲说了一句话：“回来就回来吧，天塌不下来。”
遭遇解职回家，从常人的角度看，我给父亲丢了脸。也许，父亲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自从我回来，父亲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在我身处逆境时，父亲永远是那个默默关注我的人。没有说教，父亲也不灌输自己的做人理念，他相信他的儿子，本质和他一样。
父亲一生很少做饭，母亲去世后，每顿饭，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做。我回来了，想帮父亲做营生，帮父亲做饭，可是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只会做粗茶淡饭，可我总觉得父亲做的饭很合我的口味。
十一
时令刚刚进入秋季，天气非常的闷热。人常说，秋晒如刀刮，就是这种天气。我们家的土窑洞地势低，夏天秋天有些阴暗潮湿。阴暗潮湿的地方往往会有很多跳蚤。我睡在土炕上，跳蚤你来我去，一夜不停地咬着身子，很难入睡。原来的小土窑洞也有跳蚤。记得，我住在小土窑洞时，每天夜晚睡下来，感觉到跳蚤上身了，就用手一按，按住了跳蚤，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放进准备好的塞着橡胶盖的小瓶子里，然后盖住盖子。这样的捉跳蚤的流程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第二天起来，瓶子里往往会装有几十只已经闷死的跳蚤。有一夜，我被跳蚤咬得难受，实在是难以入睡，所以一直翻动着身子。父亲被我惊醒了。
父亲担心地问：“你怎么了？”
我说：“让跳蚤咬得睡不着觉。”
父亲再一声未吭。
第二天吃前晌饭时，父亲说：“王保忠家里没有跳蚤，你到他家里住一段时间吧。天气冷了，跳蚤就自消自散了。”
王保忠这个人，以前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好印象。他指责过我，唾骂过我，也刁难过我们家。可是，今次回到村里，他是对我最客气友好的人。他见了我的面，总会友好地笑一笑。我进入戏校工作时，他就改变了那种看不起我们家庭的态度。他说：“你是个有骨气的人，正派的人，以后不管做甚，你都能够做好。你小时候我错看了你，如今我不会再错看你了。”
我长久地记住了王保忠这个人。他大半生看不起我们的家庭，欺负过我们一家的人。可是他人到老年，在我身处逆境时，又送给了我一份温暖的友谊，馈赠了我一份精神力量。
王保忠的养子买定结婚成家，住在石窑洞里。王保忠住在了土窑洞里。这孔土窑洞位居高处，干燥清爽，没有跳蚤。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黑夜睡在了王保忠的家里。
十二
村子，景物依旧。我熟悉村子的每一块地方，仿佛不曾离开过。然而，我已经看不到我们曾经生活戏耍过的场景。闲来无事，我不停地到处转悠溜达。
我走到戏闹过的场上，场上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小河畔上，小河水淙淙流淌，却不见戏水的孩子。我走进山野里，山野空旷，也没有看到一个拔草的孩子。一眨眼，我们那帮孩子都长大了。当下的孩子，跟着时代的步伐，玩耍新的玩具，寻找新的刺激。我们那种老套的耍法，只能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秋天，快到收秋的时节，庄稼不用锄务了，庄稼尚未成熟，所以有一段短暂的农闲时间，硷畔上的房根下，常常会坐着一些年轻人，打扑克下象棋。上年纪的人，也坐在房角里，说着村事家事。他们没有大事可想，随遇而安，不会为达到很高的目标发愁。他们是快乐的。望着他们散淡快乐的举止，我想，当初高中毕业，我随波逐流地当一个农民，也许今天会和他们一样的随遇而安，谁也不会再把我当作嘲弄的对象。如今，我已无法融入乡村的生活。我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只能走出山村，一直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
我的路我自己走，我的命运我自己安排。我不能屈服外部的干扰。我要越过一道又一道的障碍，走自己的路。
人年轻，有信心，胸怀大目标，所以，我有勇气面对一切闲言碎语。他们除了说闲话，冷嘲热讽，还能把我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倒下去。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有伤害过别人，四没有干过任何有违道德的事情。我有理由站直了。我要站直了。被唾沫点子溅死的人有，可不能是我。让唾沫点子溅死的人是无能的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是一个胸怀壮志的文学青年。只要我努力，美好的前景依然能够闪亮呈现。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我的心情渐归平静。
我再次踏上寻找工作的路途。
我搭顺车，进了县城。
县城，一个熟悉的地方，却依旧没有我的份额。
我在二中上学时，经常进城买书溜达。后街那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戏校工作期间，我也会经常进城，游走在这条街道上。为数不少的人，都知道我是戏校的老师。那时我觉得自己与县城沾着边，走在大街上，也是理直气壮的样子。今次进城，我感到自己是这座小城的局外人。那时，乡村的人还不习惯住在城里，也没有资本住在城里，更没有随便打工的地方。我脱离戏校，也成了县城的匆匆过客。
我来到了武开明工作的商贸公司。
武开明在我们村当过十来年的干部，一家人住在我们村的沙坡上。武开明那时虽是三十来岁的人了，可是性格像小孩子，贪玩。我们小时候经常和他一起打扑克、溜冰、游泳，自然互相非常熟悉，算得上是忘年之交。
武开明家正在城坡上修建石窑洞。
武开明说：“这几天你就住在我们单位上，在我们家吃饭，给我帮几天工。我是说你半天给我帮工，再用半天的时间找县上的领导，看县上的领导能不能重用一下你。我听说新来的副县长常敬斌是个热爱文化的人，他分管文化单位，你可以找找他。”
武开明的建议不错，我既给他家帮了工，也不用住旅店，同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在给武开明家帮工的期间，我找过几次常敬斌。可常敬斌不是下乡去了，就是开会去了。找一个副县长，真是很费时间。
武开明家的石窑洞建起来了，我出来也有十来天的时间了，我准备回家。就在回家的头一天，我终于见到了常敬斌。
常敬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为人很爽朗。他翻看了一下刊登着我的小说的杂志，连连说：“不错，真不错。佳平县能有这样的人才，确实不错。”
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假。我以为，这是一个官员的客套话。
最后，常敬斌说：“人才难得呀。我们会尽力想办法，给你创造一个适合你工作的机会。”
这是一个空头承诺，但这也是我唯一能看到的希望。
十三
乌云满天，阴风四起，或者是阴雨绵绵，这样的气候会促使我的情绪更加消沉。事实是，这个秋季，天空明媚，气候清爽，每一天，我都觉得神清气爽。我虽心有隐忧，心情却渐渐地好转起来。苍天也在帮我从逆境中往出走。我相信，我将会再次走出山村。那些嘲弄的目光，会从我身上折射回去，转变成羡慕的柔光。
秋意越来越浓，眨眼间就到了收获的季节。
我和父亲一起上山收割庄稼。我们按着节令，按着庄稼成熟的顺序，拔糜子，割谷子，掰玉米棒子，刨洋芋，拔黑豆。我们遗弃了那些贫瘠的土地，种的庄稼越来越少，这收秋的速度就快了。我们收割半天庄稼，歇半天，觉得还没怎么受累，庄稼就都收割回来了。我已不再害怕苦功气力活，我身上吃苦耐劳的精神渐渐显现出来。最先是母亲认为我是能吃苦的人，渐渐地，父亲认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村里的人也认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同事们也认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多少年来，遇到苦活重活，我从来没有回避过。熟悉我的人都说我有吃苦耐劳的品格，我却玩笑着说：“我本来就是个受苦人。”
收罢秋，已是初冬时分。这个季节，是修建梯田的时间。全村能上地的男女劳力，都会集中起来，上山修梯田。
父亲已年过七旬，村里的人自然不会再指望父亲出工修梯田。可是，不出工修梯田，年终按人摊工分，不够分的人家，就要出钱。这是常规。我的户口在村里，我是王家寨的一员，我回到村里，就是一个壮劳力。
我既看到了再次工作的希望，又不在乎人家的议论，自然就能够轻松的出工。
我随着几十个男男女女，一起上山修梯田。山坡上，人来人往，你追我赶，有人推平车倒土，有人挥舞着老镢头，有人铲土，有人说笑，有人吆喝，工具碰撞工具，也发出清脆的声音。这样热烈壮观的劳动场面，农村单干后，几乎见不到了。
我被热烈的劳动场面感染了，心情愉悦，卖力地挥舞着老镢头。小队长丑小子巡视着我们小队的地盘。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单干后，村里的大小村干部，已没有多少机会吆喝着农民干活了，唯一的机会，就是修建梯田。生产小队的建制渐渐取消，目前村里自然不设小队长一职了。丑小子，这个最后的生产小队长，不放过任何发威的机会。他走在我跟前，喊道：
“冯凯盈，称甚好汉哩？！”
我有点莫明其妙：“卖力修梯田叫称好汉？”
我停住手，扶着老镢头，望着丑小子。
“光用蛮力，不看人，镢头掏在人身上怎么办？我看你也白活了二十几岁了。”
我看出了，丑小子不仅仅是想发小队长的威，而且是想羞辱我。
我说：“我看你是白活三十几了。”
丑小子说：“你看你活成了甚人了，还和人顶嘴。你把顶嘴的本事用在正事上，也就不会让戏校开除了。”
我不能白白的让他羞辱。我回敬道：“我没本事，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也就当了个小队长。这个官，谁爱当。也就是你这种灰汉才当哩。也只有你的老婆会给你搞这么个官。”
最后的这句话，揭了丑小子的老底。他的婆姨和村支书有暧昧关系，多少年了，是村里人人皆知的事情。只是没有人公开对他说过。
丑小子被激怒了，骂了一声我日你妈的，抄起一把铁锨，扑过来了。
我也挥舞起了老镢头。一场血拼眼看就要发生了。不过，我们两人仅仅对峙了短暂的几秒钟，就被其他人劝住了。
这天，我劳动的好心情，就这么被丑小子破坏了。当然，他的心情也好不在哪里，可他那叫自作自受。
后来的几天时间，再没有人在我面前说过风凉话。我明白，人一旦软弱了，就会受人欺负和凌辱。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人。然而，当你凡事忍让的时候，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窝囊废，任人宰割的对象。他们就可以随便欺侮你。唉，活成一个正派的人，讲道理的人，真是太难了。
十四
冬天，跳蚤消失了，我搬离了王保忠家的土窑洞，回家居住了。今次回来，我更愿意陪伴父亲，和父亲一块住在家里。黑夜，父亲到邻居家串门子，我一人坐在家里看书。白天，我们吃过饭，父亲洗罢碗筷，才出去溜达。我要洗碗筷，父亲却不让我洗。今次回来，我感觉到父亲像小时候一样疼爱我。那浓浓的爱意，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都会眼睛发热。
有一天，我出去转了一会儿，回来时，看到院子里放着一堆劈碎的硬柴片子，这是烧火的硬柴。碎柴片子跟前还放着几根粗木桩子。我拿起斧头，开始劈粗木桩子。父亲回来时，我已把粗木桩子都劈碎了。
父亲不高兴地说：“谁让你劈柴哩？这柴木碴子溅起来，溅在脸上，会把脸扎烂的。我的脸就扎烂了。”
父亲说着，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脸。他的脸真的有一绽半寸长的划破的血痕。
父亲接着说：“我这老皮老脸，划烂了没事。可你年轻，划烂了，脸上就会留下疤痕。”
我说：“其实，我年轻，比你反应快，能躲过溅起来的木碴子，根本不会划破脸。”
父亲瞪了我一眼，没再吭声。
十五
漫长的冬天来临了。怎么才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把自己封闭起来，像高中毕业那阵子，闭门读书？在戏校混了一段时间，我已不能长时间地安静独处。我不愿再长时间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有着活跃的思维和充沛的精力。我希望找到自己的活动场所。
有一天，我在硷畔上溜达时，看到一个乡上的干部，背着一杆土枪，手中还提着一只打死的野兔。我的眼前一亮，盯住了乡干部身上背着的猎枪。
几天后，我就出了五十块钱，买了一杆土枪。
吃过早饭，我就背着土枪上山了。
山连着山，空旷静谧。我翻越着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寻找猎物。黄土群山中，最多的猎物就是兔子，山鸡，鸽子。
我在山野里奔走时，偶尔会遇到放羊的人，拦着一群羊。冬天的山野上，只有放羊的人在放羊，打猎的人，少之又少，一个村，还不会出现一个打猎的人。以农耕为主的陕北人，向来把打猎看作是不务正业。在村人的眼里，我常常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一座小山丘上，蹲着一只狐狸。
我站住了。狐狸与我的距离超过了一百米。土枪的射程仅仅是五十米，真正的杀伤距离在二十米左右。我想绕一下路，在侧面的土丘上向狐狸射击。
狐狸看到我在注视它时，就站起来了。我向侧面包抄过去时，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跑开了。狐狸是很聪明的动物。我们常常说人精明过度时，会说：你比狐狸还精。狐狸是我们这里最值钱的动物，一张狐狸皮能卖一百多元钱，这在月工资三四十元的时代，确实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传说狼是玉皇大帝三儿子三官爷的狗，狐狸是三官爷的猫，狼和狐狸也算是沾神仙气的动物。我们这里的人一般不会惹动狐狸和狼的。狼已在我们这地方绝迹，狐狸却依旧养尊处优地在山里晃荡。因为狐狸皮值钱，也有胆大妄为的人，铤而走险，打狐狸。人们就骂道：打狐子套狼，爬一辈子干场！爬干场，就是指在讨吃要饭混赌博场。我才不在乎人家骂什么，今天遇到了狐狸，狐狸就是我的猎物。
狐狸跑下了土丘，向对面的山坡上跑去。
我绕过山丘，向狐狸追去。
狐狸跑一会儿，还停下向后看一眼。没有多少人敢惹动狐狸，所以狐狸并不太害怕人。它有时似乎不相信人还真的敢追杀它。
狐狸奔跑的速度并不快。上坡时，我追它比较吃力。下坡时，我的奔跑速度比它快。快要接近狐狸时，我举起了枪。狐狸向后看了一眼，发现危险就在眼前，拼命奔跑起来。狐狸逃离了有效射程范围，我只好收起了枪。可是，我不能就此罢休。我跑不动了，狐狸奔跑的速度也慢了。狐狸看到我被它甩开了一段距离，就蹲下来休息。当我快接近狐狸时，它又跑起来了。我追着狐狸翻过了两座大山，终于跑不动了。我坐在土坡上。狐狸也停止了奔跑，面朝着我蹲下来。我歇了一会儿，站起来，举起了枪。狐狸不明白我是在吓唬它，站起来就跑。
我把枪挂在肩上，往回走了。
我翻过了一座山，开始寻找新的猎物。突然，我看见那只狐狸出现在左侧的一座小山丘上，望着我。我看不清狐狸的眼神，更不会看穿它的心思，可我感觉到，它在挑衅我。
一个被我追得落荒而逃的逃兵，竟然在我撤退时跟在了我身后，这算甚事情！我发怒了。我迅速举枪对着狐狸，扣动了扳机。空旷的山野里，“砰”地响了一声。这一声枪声，惊动了猎物。有野兔在树林里跑了出来，有些飞禽也从地面上飞了起来。那只狐狸不见了。示威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的猎物躲起来了。看来，冲动会坏事的。接下来，我不得不到另外的山上寻找猎物。
就在我即将离开之际，那只狡猾的狐狸鬼头鬼脑地在那座土丘上伸出了头。有人说过，狡猾的狐狸是斗不过狡猾的猎人的。可是，我没那耐心，我不是狡猾的猎人，那么，狡猾的狐狸自然就能斗过我的。
我没再理睬狐狸，向另一座山上走去。
这一天，我奔波了几座山头，再没有机会对着猎物放一枪。
我奔跑了一天，一无所获，可这一天是繁忙而充实的。没有忧愁烦恼，没有眉高眼低，眼中只有目标，全身心地在奔波打拼。
十六
我喜欢上了打猎。每一天，我都会上山打猎。只有打猎，我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我涉猎的对象，几乎都是鸽子、山鸡、野兔，始终都没有狩猎到一只狐狸。
白天，鸽子成群结队地出动，在地里走动觅食，有什么动物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会飞起来，飞到尖尖的山头上。鸽子在地里寻觅食物时，是很敏感的，不好接近。土枪在近处有很强的杀伤力，超出五十米的范围，就没有杀伤力了。鸽子飞在山尖上歇息时，我会慢慢地移动到山根下，枪口朝上，对着鸽子，开枪。土枪的子弹是几十粒的小铁子，我们称为洒子，土枪也叫洒子枪。土枪射出去的铁子覆盖面积大，只要对着一群鸽子开枪了，一般都会射中一两只鸽子的。到了傍晚，鸽子就一只两只地分开住在石崖上的石檐里。山鸡与鸽子不一样，白天相跟着在地里觅食，傍晚也会聚集在一起，蹲卧在石崖下的石檐里。
有一天傍晚，我回家时，看到一个石檐里蹲卧着五只山鸡。五只山鸡身挨着身地蹲卧在一起，两只在前，三只在后，都向上仰着头，好像望着什么，其实它们都闭着眼，在睡觉。我慢慢地趴在地上，枪口朝下，对准了五只山鸡。枪声响了，两只山鸡挣扎了几下，就断气了。另外三只山鸡飞走了。那三只山鸡，也不会全身而飞走。我看见一只山鸡飞起时一条腿向下垂着。山鸡飞行时，两条腿都会收起来。向下垂着腿的山鸡，肯定是腿部受伤了。我提上两只毙命的山鸡，向下走去，寻找那只腿部受伤的山鸡。到了沟渠里的石檐里，我看到那只山鸡像鸽子一样，蹲卧在一米多高的石崖上的石檐里。山鸡一般只会蹲在石崖下不会蹲在石崖上。这只山鸡受伤了，痛苦地闭着眼睛。我慢慢地走到山鸡跟前，伸手捉住了这只受伤的山鸡。山鸡也是很灵敏的飞禽，要是不受伤，哪怕一点很微小的响动，都会惊动了它。我原想把这只山鸡养起来，可是，刚提回家，它就断气了。山鸡是很难喂养的飞禽。大多数山鸡就是不受伤，把它关在笼子，它也不吃不喝，不几天就会死掉的。
十七
我在山野里寻找猎物时，通常看不到一个人影。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竟然没有见过几个村里人的面。然而，我并不感到孤独。我想，如果我寻找不到新的工作，那么，打猎将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最充实的职业。没想到，临近老年，我放弃了打猎的行动，终生再未狩猎过动物。是一只野兔，改变了我打猎的嗜好。
那天，我看到一只野兔，就追了过去。野兔的奔跑速度非常快，人是追不上的。可是，它有时会跑进山渠里，躲避追击。我看到那只野兔跑进了深山渠里，就钻进了渠口。野兔看到我追来了，竟然爬上了土崖。上边土崖是立的，它趴在半土崖上，上不去了。三面是土崖，出口又有我在阻挡，野兔很难逃脱了。我端着土枪，盯着野兔。就在这时，我看到野兔眨着眼，可怜兮兮地望着我，浑身不住地颤抖着。这只野兔身处绝境，比身处逆境的我更可怜，我还不能放过吗？这时，我对野兔涌出了同病相怜的情感。我朝天放了一枪。枪声响起，野兔一惊，从土崖上滑落下来，然后从我身边逃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可怜兮兮的野兔，还有那只受伤后在我手中断气的山鸡。
我没有再上山去打猎。那支土枪，被我砸断了。
十八
母亲去世的那年，父亲说：“过年你就不要回来了。你在戏校过年，我在你姐姐家过年。过年就是过夜，睡一夜，年就过了，没甚意思。你回来，我就不能走。咱父子俩汉脚汉手的，做不了年饭。”那年，我第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我连续两年没有在家里过年。
这年，临近大年的时候，父亲买肉买面，精心地准备着过年的食物。父亲一直对过年不上心，可是，他非常想过好这个年。他问我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我年幼的时候，父亲才问过我想吃什么喝什么。他似乎意识到，我仍然会走出去，我们父子聚少离多的景况仍将延续，所以，他要珍惜这次过年团聚的机会。
大年三十，仍然是父亲做饭，我吃饭。我要给父亲帮忙，父亲干脆地拒绝了：“不用。”
一整天，我们父子像往常一样，再没说几句话。过年，我们没有说客套话，也没有举办仪式。多少年来，我们一家人一直延续着父母的生活习惯：过年和过月过日一样，也就是睡一夜的事情。
晚上，吃过年夜饭，父亲找出了几串鞭炮，说：“我人老了，你把这炮放了。”
看到父亲手中的鞭炮，多少让我有些惊讶。儿时，我非常喜欢放鞭炮，每遇过年，就嚷着向父亲要钱买鞭炮。父亲心疼钱，只给我买一串鞭炮的钱。我就用压岁钱买鞭炮。父亲说：“真是个灰小子。鞭炮响几声就没事了，还不如买些糖吃。”长大后，我不再对鞭炮感兴趣。那几年在家里过年，我只是象征性的买一串鞭炮，放一放。可是，这年父亲竟然买了几串鞭炮。我突然明白，父亲又把我当作小孩子了，甚至当成了没娘的小孩子。我的泪水溢满了眼眶。我急忙接过父亲手中的鞭炮，转身走出了门槛。终于，那两颗管不住的泪珠，滚出了眼眶。父亲疼爱我，呵护我，可他从来不表露心迹，也不倾诉自己的苦衷。他发脾气了，也只是一两句的话，从来没有长篇大论地灌输自己的理念，说教子女。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在我高中毕业回村的那些日子里抱怨过我，那也是因为我当了农民，可又不好好地侍弄庄稼，他才气不过，指责几句。
放过鞭炮，我返回到家中。父亲正收拾碗筷。
我说：“大，你歇歇吧，我来洗碗筷。”
父亲说：“算了吧。能侍候上你，也是我的福分。你看你妈，她就走了。想侍候你都侍候不上了。”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转身，大跨步地走出了家门。我站在院子里，泪水接连不断地滚出了眼眶。
我听到门开了，可是我没有回头。
父亲似乎就站在门槛上，默默地盯着我的后背。
过了几分钟的时间，父亲才说话了：“真不是说你妈的时候。你看我这张嘴。我想让你高高兴兴地过个年，没承想弄得你都哭鼻子了。都是我的罪过。”
我说：“我想我妈。”
我说着，就放声痛哭了。
父亲说：“我晓得你想你妈，你的亲妈，你咋能不想。可哭鼻子能顶甚用呢？人死了，是哭不回来的。你就不要再哭了。人哭多了，会伤身子的。你妈就是哭多了，才走在了我前头。”
我不能再让父亲为我的身子担忧。我止住了哭声，揩尽了泪水，转身走回来了。
第二天，是春节，父亲早上起来，做了饺子馅，然后揉起了白面。父亲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又很少做饭，所以做饭的动作远不如我灵活，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同我一起做饭。只有包饺子时，他才让我和他一起包饺子。
一个家庭里，虽说只有两个男子汉，可是到处弥漫着温馨的气息。这是一个温馨的年，温馨的春节。
逆境中，能和慈父相伴，能和慈父一起过一个温暖的年温暖的春节，我觉得逆境就不是逆境了。我这时才明白，心中没有逆境，就不会有逆境，世上没有走不过的路，心上没有过不去的坎。路途对我来说，依然很遥远，可我心里没有逆境，不会胆怯。我要一直走自己的路，把逆境当作阳光大道走。
是父亲，带着我走出了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