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方 图 紫色轨迹 朱成义
造成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沿海经济在发展中乱象丛生,导致海洋污染日益严重;二是渔民违规捕捞,致使鱼类资源过度消耗,近海生态系统退化。
改善近海环境、恢复渔业并非易事,相关部门尝试过诸多办法,但时至今日,效果均不理想……
2016年3月14日,在阿根廷丘布特省附近的南大西洋海域,中国远洋渔船“鲁烟远渔010号”遭到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巡逻舰枪击后沉没,船长等4名船员被扣押,并被指控“涉嫌非法捕鱼”和“对抗执法”,其余28名船员则被一艘中国渔船救走。
据悉,中国渔船在阿根廷东部海域捕捞活动较多,绝大多数都属于在公海上的合法捕捞,但近几年,也有个别的渔船,在没有申请捕捞证的情况下误入阿根廷专属经济区捕捞,时常导致执法船在海上追逐违法船的事件。不过,将渔船击沉这种做法,还是阿根廷15年以来首次出现。
其实,不止是阿根廷,俄罗斯、朝鲜、韩国、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帕劳等国都曾以“非法作业”为理由,扣押过中国渔船及船员。因此,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声讨声:中国的非法捕捞者给太平洋岛国的海事部门带来了麻烦。
这不禁让人深思:为什么中国远洋渔船总是陷入此类麻烦?如果分析内因便可发现,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近海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渤海湾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这四大传统渔场几乎已无鱼可捕,为了生存,渔民们不得不竞相到海外甚至远渡重洋进行捕捞……
“云如船,风如酒,撒下丝网垂金斗。云里游,天上走,画中人家笑声流。渔歌当香饵啊,鱼群追着走。”这首经典的《渔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渔民曾经的生活景象。但如今,从辽宁到山东再到两广,在我国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各大渔场却纷纷出现“无鱼、无渔”的尴尬景象,尤其是上述的四大传统渔场,都面临着丧失渔场基本功能的危机。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但在2011年,国家海洋局却声称:“渤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丧失。”
如此评价并不夸张,就拿渤海渔业的支柱产品“野生对虾”来说,年捕捞量曾经可达到600~700吨,但如今却难觅其踪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渤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博士则给出了更多的数据:“1982年黄渤海的渔业生物是68种,1992年开始大规模下降,真鲷、绿鳍鱼和牙鲆几近绝迹,到1998年渔业生物只剩下44种,真鲷、绿鳍鱼完全绝迹,而鳓鱼、黄盖鲽鱼、梅童鱼也濒临绝迹。如今,渤海大量滩涂、湿地被占用,鱼汛早已消失。”
而作为中国最大渔场的舟山渔场,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从1974年到1984年间,舟山渔场的传统捕捞种类“四大家鱼”所占海洋捕捞总产量的比例下降了40%左右,到了2015年,“四大家鱼”所占比例已不足1%,其中只有带鱼还能形成渔汛,但产量也逐年下降。至于其他大型渔捞种类,如绿鳍马面、鳓鱼、鳐类等,均处于濒临绝迹的状态。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日益衰减,海洋捕捞便逐渐转向以鱿鱼、金枪鱼等为捕捞对象的远洋渔业,到目前为止,远洋渔业已约占舟山渔场总产量的15%,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再来看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对于前者,当地渔民用“守株待鱼”来形容其渔业困境;而后者已陆续被撤走大量渔船,渔民生存状况堪忧……
四大传统渔场的严峻现状,迫使渔民除了发展远洋渔业,更多的是纷纷改行。在渤海湾区域,一直以耕海牧渔为生的长岛人,现在很多都转投旅游业。记者走访长岛,发现数百家“渔家乐”旅馆分布在各个渔村,据悉,这种将渔业与旅游业结合的新型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有村民告诉记者:“岛上捕捞业早已衰退,而开船出海捕捞一趟的收益还不够支付油钱,所以很多渔民开了家庭旅社。”而在秦皇岛的渔港里,记者几乎没有看到年轻的渔业从业者。面对年龄的断层,老渔民感慨地说:“现在做这一行赚不了钱,年轻人都选择到城里去打工了。”
违规捕捞加剧渔业资源枯竭
中国的沿海渔场究竟是如何走到“无鱼可捕”的地步呢?据国内媒体调查显示,这跟近岸过度开发、近海环境污染严重有直接的关系。
从南方的北部湾起,一直到北部的渤海湾,人们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填海造地,导致鱼、虾、蟹、贝等重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被破坏,而沿海港口密布着的各种化工厂、钢铁厂、电厂等重工业企业,对近海环境造成的污染更是不可估量。
2011年,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发生漏油事故,造成渤海湾出现约2海里长的赤潮带,即便是在半年之后,渤海附近的沙滩上仍留有明显的油污痕迹,渔民成了这场灾难的直接牺牲品。
然而这一事件绝非个案。渤海彼岸的辽东湾营口市,自2009年起,工业占地猛增,原本近百公里的自然海岸线如今仅存十几公里,渔民们被迫搬迁,而海水污染使得留下的养殖户们也难以维持生计。营口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工业废水是海洋污染和影响辽东湾生态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岸海域的水质也在变差,尤其是各个排污口附近的海滩,方圆几公里都没有任何生物,被渔民们称为‘死滩’。”
由于近海岸的无序开发,导致了渔民对近海鱼类进行掠夺式的捕捞,从而又加剧了渔业资源的枯竭。
记者来到青岛附近的渔场时,正值“休渔期”(按照农业部出台的伏季休渔制度,每年6月16日至9月16日禁止从事捕捞生产),正看见渔业局和青岛市公安局水上边防派出所在对违章捕捞渔船进行突击查扣。据悉,进入休渔期以来,执法人员已查扣了150多艘违章渔船。在这些渔船的甲板上,通常散放着各种身长不足10厘米的幼鱼,其中大部分会被送往市场,剩下的就被倒进垃圾站,还有很多死掉的鱼又被重新扔回大海。
对幼鱼的违规捕捞是加剧渔业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早在1979年,相关部门就出台了规定,在幼鱼成长期,禁止使用“底拖网”等渔具。但如今在长江口渔场到闽东渔场一带,水深30米以上的部分都被拖网控制着,有些渔民甚至还偷偷使用电网,致使带鱼、大黄鱼、海鳗等底层鱼类无一幸免,尤其是带鱼的幼鱼,被捕获的比例已高达25%。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看了“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面临‘无渔无鱼’尴尬”的报道后,立即做出批示:“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要加强,管理要统一、有序、有力,各有关部门要职责明确、密切配合。”但是,时至今日,海洋污染、非法挖沙、渔场衰败、幼鱼上市等问题依旧没能得到有效控制。
从渔业管理措施来看,我国一直主要采取“投入控制”的方法来管理渔业,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控制捕捞船只的数量,但是控制力度不大、实施方式不当、收到的效果也不好,不少渔民认为这种限制捕捞的措施与国外相比只是花架子,比如在新西兰,政府对多大的海域允许有多少只船、能捕捞多少鱼、多大的鱼、在哪个地点上岸等,都有具体、明确、严格的规定,这样不仅便于管理,而且还以控制产量来保证整个渔业链条避免进入恶性循环。而我国的渔业管理未能采取这样的“产出控制”,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我国海域结构复杂,二是因为管理水平有限,三是因为渔民素质有待提高。
如何让渔民配合渔业管理,一直是相关部门致力于研究和尝试的问题。山东省海阳市是我国最早实行“海域有偿使用”的地方,经过数年的尝试,当地渔业恢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海阳曾是有名的“中国蛤蜊”生长基地,据老一辈渔民回忆,以前码头上堆满了装蛤蜊的麻袋,每袋足有一米多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渔船数量猛增数倍,蛤蜊资源消耗迅速,到了90年代末,码头上已经很难见到装蛤蜊的麻袋了。于是在2000年,海阳政府公开投标发放海域使用证,海阳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海上资源归个人所有后,渔民能自觉严格按照生长期捕捞了,而且遇到幼鱼也会主动把它们放回海里。”
除了加强渔业管理,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保护近海环境。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建立在牺牲海洋环境的基础上,让人们为了保护海洋环境而放弃眼前的经济利益并不容易,在2008年和2010年,渤海东岸的营口市就曾两度叫停违章排污的造纸厂,但作为当地国企,关停造纸厂涉及数百人的生计和社会稳定,所以该厂一直顶风开工,未经处理便将污水直接排向海口。
要想有效改善近海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海洋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其次要实现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控制近海盲目开发的现象;再次要提高海洋环境监测水平,加强海洋环保技术;最后还要不断提高人们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做到这几点,也许某一天能还渔民一个良好的近海环境,也许还能重现渔场往日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