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领导力,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您如何看领导力?
马奇:我不认为领导力是一个能够进行正统学术研究的问题,但是大家都爱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对它的本质并不了解,也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因此,我拒绝招聘所谓的“领导力研究者”来研究领导力。任何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例如当下热门的创新课题。面对这些重大课题,大学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一般应首先招聘创新实践者来教学,我们可以与之展开对话和讨论,我们鼓励年轻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年轻学者可以从不同视角研究创新。最后,他们成为没有创新实践的创新学者。但是,有些课题很难由此推进研究,例如“领导力”这个问题。在“领导力”这个大问题下也有一些小问题取得了一定进步,例如领导个性或者领导与下属的关系。然而,对于最为重要的问题,例如何为优秀领导人以及如何产生优秀领导人,我们知之甚少。
李平:在中国,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成功”。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铺天盖地,但没人知道成功的真谛究竟是什么。经常会有成功者,诸如知名企业家,被当研究对象,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当人们对于“成功”并没有统一定义之时,“成功”的内容维度太多、太复杂了!
马奇:我在课堂上经常讲,很多事情对成功都重要。其中之一是你有什么样的父母。另外,你的性别为何。领导力常常受这些先天因素的影响。在什么大学读书也有关系,例如从哈佛大学毕业比从加州州立大学毕业更容易成功。当然还有机遇的原因。然而,这些因素对领导力的培养意义不大,大家也不爱接受。最后,“成功”人士时常夸张或撒谎的做法,使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李平:您认为他们的成功是源于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是企业家精神?或者是领导创新?
马奇: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原因也很重要。很少有连续成功创业的企业家。
李平:特例还是有的。比如来自南非的、创建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埃隆·马斯克,他是还活着的企业家中被认为最为成功的,他在多个领域里创业,取得巨大成就。
马奇:机遇也很重要。当然,人们最看重结果,俗话说成败论英雄,这成就了史蒂夫·乔布斯。
李平:是的,对他而言,有三次创业。最初是成立苹果公司,后来是建立动画公司皮克斯,最后是重造苹果公司。所以他有三次创业成功的经历,这是非常少有的。
“愚蠢”:不确定性时代的探索
李平:当下的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涌现出大量的新机会、新问题,充满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说,组织学习能力变得更加重要。您讲的“愚蠢术”与之相关,它与直觉有关吗?
马奇:“愚蠢”与探索式学习有关。所谓理性就是指理论性或推理性。“愚蠢”就是没有理性。由于“愚蠢”缺乏理性的推理结构性,它随意而行,偏离主流。玩耍式的尝试是“愚蠢”的重要特征之一。玩耍式的尝试也就是逃离理性限制所享受的自由。
(注:探索式学习是指尝试全新事物,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可以替代旧有事物的全新事物。与此相对,利用式学习是指在短期之内将既有的想法、技术、战略或知识常规化、完善化、精细化,利用其来努力提高效率。)
李平:所以我们大多情况下遵循主流轨道,就像大家都走的阳光大道。但是,偶尔我们也可能脱离大道,尝试到大道以外的独木桥那里探险。
马奇:当你偏离主流大道时,你必须知道你脱离了大道。
李平:你知道这种脱离是有危险的。
马奇:这就像有人有时喝醉了一样。当我喝醉时,我已经不是原来或正常的我了。就像“我又是我,又不是我”。“愚蠢”就是逃离固有思维的限制,不仅是理性的限制,理性的概念还太窄了。这里指的限制是任何已经定型的思维。如果你的习惯思维是道家的,那你就应该采用儒家思维。
李平:您用“暂时”逃离这个术语描述“愚蠢”的实现,即“暂时”放下已有规则或习惯这样的阳光大道。你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逃离。这对企业另辟蹊径,进行探索式学习会有帮助。
马奇:你知道这个事实,而且你也知道,你还会回到阳光大道上来。
李平:您认为“悟”这一概念如何?我对悟的定义是通过直觉想象力,运用比喻,获得洞见。人们发现新事物时,常常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
马奇:我对悟的了解全来自于你,相当有限,所以无法进行有建设性意义的评论。
李平:那您如何评价阴阳观点?
马奇:我这方面看过一些。对我来说,阴阳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这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悖论情况,我们必须将这种问题解决。学习承认矛盾、接受矛盾、容忍矛盾,这种想法对我来说较为新奇。
李平:这是否如同“有益的张力”?
马奇:对。我曾对一位朋友解释阴阳的意思。我对他说,阴阳的张力就像我们心里对两个完全不同的孩子怀有一样无条件的爱。
李平:您是否觉得您会对孩子中的某个爱得更多?
马奇:从来没有!绝对一视同仁,完全无条件地、一样地爱孩子。
李平:如果两个孩子中,一个很乖,一个经常惹祸,您会对一个更满意,对另一个比较失望吗?
马奇:可能花的心血不同,关心的程度不同,操心的方面不同,但爱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在两个或多个你最爱的东西之间选择是最为痛苦的事情。
李平: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认同导向(品德导向)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例子。父母爱孩子是无条件的,是不计后果的。夫妻关系也大概如此。我想起曾经有一则报道,有一位老太太生病入院,快要死了,看起来非常憔悴,但她的丈夫却紧紧握着她的手,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旁人不理解这老头的行为,而这老头说:“你们看到的她与我看到的她完全不一样。我看到的是当年的她,是年轻漂亮时的她。”
马奇:我很喜欢这段对话,可以把婚姻视为利用式学习,人生有时最好只有利用式学习。
李平:的确,有研究发现,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更长寿。总结来说,管理者在不确定性时代,需要学会“愚蠢”,学会“暂时逃离”,进行探索式学习,但也要学会“阴阳平衡”,保持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之间的“有益的张力”。
启程:接纳本土管理学
李平:在中国学术界,只有少数学者提倡中国本土研究,绝大多数人都是强调在主流英文杂志上发表路径依赖性的利用式文章。以前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平衡比例,但现在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平衡比例。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可以致力于发表路径依赖性的利用式文章,而少数学者应该另辟蹊径,开展探索式研究。但是,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更为多元,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科领域内更应该鼓励进行另辟蹊径性的探索式研究。因此,应该对另辟蹊径性的探索式研究多一些空间和接纳,即使此类研究文章尚不够成熟,还比较粗糙。这正如创业者在早期更需要风险投资者的大力扶持,否则无法存活。因此,我一直大声疾呼,希望中国主流学术界能够接纳中国本土研究。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奇:这其实就是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平衡问题。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对的。对于全球学术社区以及中国学术社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全球主流学术研究,在主流期刊发表英文文章,但也需要少数中国学者进行本土研究。其中一部分也会在主流期刊发表英文文章,但会有中国的特色。这些本土研究者会吃很多亏,例如在学术成就认可等诸多方面,但这是值得提倡的探索式学习。欧洲学术社区就有这种情况。我个人甚至希望,中国学术社区里一批中国学者用中文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虽然那样会对不懂中文的西方学者不利,但对中国本土研究意义重大。北欧学术社区就是很好的榜样。由于很难同时在全球学术社区和中国本土学术社区取得成就,一些学者必须专注于本土研究。这种平衡很难掌握,这样带来的坏处是与全球学术社区的脱离。如果我们能够将本土研究与全球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搭起一座桥梁,那么本土研究大有前途。
马奇:是的,但是这并不要求学者个人容忍学术多样性或多元化。作为个人,这些学者不需容忍学术多样性;而作为整体的学术社区,必须在制度上保证学术多样性或多元化。
李平:是的。我认为,中国可以采用以上两种逻辑和标准,既鼓励在西方主流杂志上发表全球学术社区关心的、全球性课题有关的论文,也同时支持研究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社会面临的独特问题。中国的本土问题必须从中国独特的视角开展研究。现在的矛盾是,中国大多数学者所关心的、西方期刊乐于发表的课题,常常不是中国独特的本土问题。
马奇:我认为,你说的情况似乎恰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矛盾的接纳:既要全力进行全球研究,又要全力进行本土研究。这当然是矛盾的,但却两者都要。全球学术社区需要这种处理矛盾或悖论的能力。中国学者可能在此方面提供帮助。
寻路:在多元与统一之间
李平:您曾指出,欧洲学术社区的管理研究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有着借鉴意义。您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可以从欧洲学术社区的经验里学到什么?
马奇:首先,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任何研究的未来发展轨迹,它只能自然发生。另外,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保持研究的多样性或多元化。当然,全球学术研究社区总体上希望整合统一,但常见的危险是整合统一会过快并且过多。全球统一整合式的主流研究非常必要,但是它会妨碍突破性创新。为此,我们应该保持研究的多样性或多元化。从全球统一整合式主流研究的视角来看,最好是完全统一,但是从非主流本土研究的视角来看,愈独立多元愈好。非主流本土研究大体按照国别以及文化划分,以此保持本土研究的热情。多元的最佳程度异常复杂,难以把握。当然,完全统一肯定不好。
李平: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不保持这种探索式学习,那么就会形成统一化趋势,即变成利用式学习?
马奇:是的,统一与多元的平衡问题可以被看作是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平衡问题。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但是,我们无法预知或设计多元与统一之间的最佳搭配比例。我们没有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最佳方案。这与时间的长短有关,从长期视角来看,独立多元更为有利;从短期视角来看,整合统一更为有利。这类似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区别。这就像赌场里有很多老虎机,而你知道每一台老虎机的输赢概率都不一样。很明显,如果你找到某一种规律,你就会重复使用那种方法,但会因此失去发现其他更好方法的机会。这个矛盾似乎永远无解。
李平:我认为,非主流本土研究至少可以保留研究的多元化,就是为了抗衡主流研究也得需要非主流研究。为了全球文化的平衡,我们需要多元文化的并存。
马奇:是的,但这还不完全。多元文化社区仅仅存在还不够,他们彼此之间必须互动,应该逐步整合或融合。多元文化社区的永久性并存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共同探索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在短期内保留多元化非常必要,但那只是为了探索式试验或试错。一旦发现新的有效方法,就应该朝着新方法趋同与整合,形成主流方法。然而,趋同与整合形成的主流方法又会排斥其他不同的方法,降低多元化或多样性。
李平:如此说来,多样性与探索式学习或试验密不可分。
马奇:对,从这一视角来看,多样性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并不需要永远不变的多元。
李平:是否可以说,多元与统一之间的关系就像摆钟一样,永远来回左右摇摆。我们既要整合统一,又要独立多元。由于社区会因整合而自然趋同统一,我们必须为独立多元留出空间。社区可以试着学习别国的所谓“先进”文化,但是依然需要为自己所谓“落后”的本土文化保留一定的空间。
马奇:美国文化的优越性在于,它体现了文化多元与统一之间动态互动的发展机制。新移民带来不同文化,增强了文化多元性,但主流文化又将其融合,增强了文化统一性;下一轮新移民又带来不同文化,不停反复。如此反复的模式就是美国文化的特色,也是美国移民的独特意义。
助推:艺术种类多元式的“和而不同”
李平:学术多样性或多元化是否可以参考艺术种类“和而不同”的特征,例如音乐的分类,有古典音乐、爵士乐等不同流派。如果可以,我们应该允许学术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吗?因为我们谈论的东西就是不同的类型。
马奇:有趣,我从未听到任何人将艺术种类的概念用于学术研究领域,然而这是可能的。
李平:我们可以试着用不同艺术种类的不同评价标准来衡量不同的本土学术研究类型。我们不能用古典音乐的标准来评价爵士乐或其他音乐类型,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音乐类型。
马奇:曾有人研究艺术种类形成的历史过程,即如何整合统一,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种类。
李平:如此说来,任何一种艺术种类的内部必须是趋同统一的。
马奇:一种艺术种类必须建立统一的评判标准,借此区别哪些应归于此艺术种类,而哪些不应归于此类。
李平: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将文化的多元比喻成艺术种类的多元。
马奇:这是可能的。
李平:我采用艺术种类的比喻与您对艺术的偏好有关。如果我们说凡事都有理性,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也有理性?艺术理性与艺术种类有关,完全不同于科学理性。因此,这两种理性不应该用唯一标准来评判,不应该被认为属于一类。
马奇: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同意以上说法,我当然也同意。
李平:我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不少人认为理性只有一种。
马奇:有些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可以通用于任何学科,包括神学与艺术,但这只是少数。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更多的人认同多元理性。当然也有人认为,那是烂掉的科学,必须加以清除。第三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并且可以,加以整合。可以将此争论视为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平衡问题。某些标准是必须的,但也需接纳差别。传统的科学,例如物理,应该会有一些全球共同采用的基本标准,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李平:其实就连物理学也有不同派别,甚至还有文化的影响。例如,丹麦的波尔借用中国的阴阳哲学解释著名的“波粒二象性”。
马奇:但波尔又是全球物理学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奥地利学派也是全球学术界公认的,但它却有其独特之处。
李平:我认为几乎每一个学科,在不同的文化里总会以特色风格存在。对相同的现象可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没有完全一致的。这似乎与您有关模糊性的观点有关。主流观点会占主导地位,但一定会有其他非主流观点存在。现在的非主流观点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主流观点,而现在的主流观点则可能成为未来的非主流观点。就像市场的作用,即公平地允许多元的方法试错。现在也有人开始讨论“制度逻辑”并非只有一种,而是以多元的形式存在。一个有效的制度应该允许鼓励多元化的“制度逻辑”公平竞争,特别是让非主流的“制度逻辑”成长。新的逻辑可能取代旧的逻辑。
马奇: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维也纳学派。这一学派偏离主流,但又受人尊重。
李平:这两个词非常重要,偏离主流,受人尊重。这两个条件都必须有,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产生有益的重大影响。
马奇:当然,这种尊重也是相对而言的,卡内基-梅隆学派也是这样,偏离主流,但又受人尊重。但刚开始时,卡内基-梅隆学派默默无闻。偏离主流,同时又受人尊重,是后来的事情。这些人是不循规蹈矩的,但其他群体也可以与其打交道,相互交流来往。
李平:是的,总结来说,我们应该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衡量研究类型,推动学术的多样性、多元化发展。在未来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应该有“融入主流”的部分,也应该有 “偏离主流,但又受人尊重”的部分。
本文责任编辑:刘永选[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