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园林

大遗址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须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的保护发展4原则。这4个原则当中，讨论最多、往往也是争议最多的是“原真性”问题，因为大遗址在发展过程中原真性丧失一直是一个极容易出现的问题。近年来，在一些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原真性”的丧事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发展模式还在不断摸索中。

在当今国际上诸多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之中，《威尼斯宣言》(1964年)和《奈良原真性文件》(1994年)是针对原真性问题的权威文件。《威尼斯宣言》中明确指出：“古代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指导原则应在国际上得到公认并做出规定这一点至关重要，各国在各自的文化和传统范畴内负责实施这一规划。”《奈良原真性文件》提出的依据是：“根据文化遗产的本质、文化背景以及随时间的演进，对原真性的评判可能与大量的信息来源有关，包括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利用与机能、传统与技术、区位与场所、精神与感情，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的因素。”根据各种真实的信息来源，判断文化遗产的建造年代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态[3]。文物古迹的原状为：“实施保护工程以前的状态；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能够体现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局部坍塌、掩埋、变形、错置、支撑，但仍保留原构件和原有结构形制，经过修整后恢复的状态；文物古迹价值中所包含的原有环境状态。[4]”原真性和完整性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理念，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评价指标。就原真性指标而言，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设计、材料、工艺和环境。这四方面内容也是《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原真性是检验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标准。

下文将从大遗址原真性保护的重要性视角，来讨论不同历史时期兴庆宫遗址公园与大明宫遗址公园在建设和发展中所存在的原真性问题。

3 案例研究：兴庆宫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

兴庆宫遗址公园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化遗址公园，位于西安明城墙东南城角咸宁路，南邻西安交通大学(图1)。兴庆宫始建于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曾在此处理政事和颁布诏书。1957年，相关机构对兴庆宫遗址进行勘察探测，第2年在遗址基础上建立了遗址保护与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兴庆公园，占地52hm2，园内重要的历史建筑有勤政务本楼、沉香亭、彩云间等。

大明宫遗址公园位于西安市太华南路，是国内至今规模最大，发展体系较健全的遗址公园，于2010年向城市开放运营。大明宫始建于634年，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历时达200余年，是当时政治的中心与权力的象征。历史上大明宫有着辉煌壮丽的建筑群，自南向北有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等重要宫殿建筑，北部的内廷中心为太液池，池中有蓬莱山。今大明宫遗址公园共占地320hm2，东西长1.5km，南北长2.5km，成楔形。

3.1 兴庆宫遗址公园与大明宫遗址公园的现状

唐长安城内共有“三内”，是当时最重要的3座宫殿。隋初建造的太极宫为“西内”，唐初新建的大明宫为“东内”，而盛唐时期所建的兴庆宫则是“南内”[5]，可见兴庆宫与大明宫在唐长安城内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功能角色，地位不分伯仲。但2座遗址公园如今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却大相径庭。

兴庆宫遗址公园已经从以遗址公园为发展背景转变成为供市民娱乐休闲的城市公园，园内的“古建筑”重建和仿古的手法较多；而近期才保护发展并开放的大明宫遗址公园突出的是遗址本身的科学性保护，整体格局清晰，在对遗址着重保护的同时，局部的现代材料建造的构筑物只为传达重要的宫殿建造技术信息，给宫殿群的考古可持续性带来便利。2座不同时期的遗址公园体现出的文化价值不同，甚至在学术领域所具备的可持续发展价值也不同。其中原因，笔者认为源于二者“原真性”的保护程度不同，使得遗址公园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的破坏，导致如今的城市功能与空间角色不同。

图3 兴庆宫平面布局图[8]

讨论原真性的4个方面——设计、材料、工艺和环境，当我们将此4个评定标准放到遗址公园当中，可以从3个层面对这4个方面进行全面的保护，即地形地势的保护、建筑群格局的保护和重点遗址的保护。

3.2.1 针对地形地势的保护

中国古代君王在建都与造城之前都会进行一项必要的步骤即选址的风水占卜。此处的风水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谈论客观的自然环境，也就是地形地势问题。因此，地形地势的保护与信息的解说传达，是原真性保护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其基本要求。

兴庆宫地处隋唐长安城内东部，地势平坦，宫内龙池区域最初为平地，其形成湖是因为长期的雨水汇聚成小池，有了湖的雏形之后，又引龙首渠入池，湖面日益宽广，才形成了可供皇家游玩的人工湖景象。可见，兴庆宫本身没有太大的地势变化，唯一需要我们去表明的地势信息则是其中间低、四周高，可供雨水顺利汇入池中。

大明宫的地势信息相对于兴庆宫有些许复杂，大明宫在龙首原上建造成形，与兴庆宫相同，有一个宫内的嬉戏人工湖——太液池，由于太液池是处在龙首原的片区地势之上，故其地势明显高于长安城中其他人工湖(池)。大明宫内的地形在含元殿处最高，向北地势开始降低而后又升高，因此在含元殿以北的地区形成天然的凹地，太液池正是利用了这一凹地进行建设[6]。通过论述可知，兴庆宫本身地势较为平坦，无特殊性，但其边界同最初修建时期有非常大的改变；而大明宫则不同，遗址范围内地形高差变化丰富，并且这些丰富的变化在保护过程中都进行了较好的表达，不论是地势最高的含元殿，还是相对较低的太液池，这些地形特点是大遗址所处环境的原真性保护，也是保护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3.2.2 针对建筑群格局的保护

中国传统宫殿在总平面设计中，设计者会引入一些轴线与分区的概念。轴线体现出了宫殿中重要建筑与重要节点之间的秩序关系，支撑起了宫殿的布局，起到骨架作用。此外，宫殿的格局分区体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区域内活动，不能超越自己的活动范围，所以在大明宫设计中出现了殿前区和宫苑区等(图2)；兴庆宫内也分成了北区和南区，供生活和行政分别使用(图3)。

从兴庆宫的宫殿格局尺度来谈原真性保护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兴庆宫正门(西门)的遗址保护；2)兴庆宫北区与南区分隔的明显遗址标识；3)南区龙池遗址保护；4)其他遗址单体的位置关系保护。以上4点是保护兴庆宫格局的4个层面，而现如今兴庆宫遗址公园内比较有辨识度的类似遗址保护的仅有龙池遗址——兴庆湖，而其他几个方面显得较为薄弱，勤政务本楼遗址也没有实现较好的解说功能，诸多保护方面的缺失，使得遗址格局设计原真性价值受到严重破坏。

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宫殿格局保护从原真性的角度出发，需要我们保护的是：1)宫门宫墙的保护，体现出宫殿宏大规模；2)南北轴线的保护，体现空间秩序；3)功能区划分与各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保护[7]。大明宫内一共存在了2条轴线——东西向和南北向各有一条轴线，东西向轴线主要是以道路为依托，从入口通向紫宸殿；南北向轴线则是从丹凤门开始，经过含元殿、紫宸殿、太液池等，最后到达玄武门，这条轴线贯穿了大明宫内最重要的建筑单体和空间节点，所以这条轴线的保护实际就是对大明宫整体的空间秩序与序列进行保护。对于建筑格局的保护最后一方面则是功能区的划分，这一点是建立在遗址探测的基础之上，功能区的划分更多时候并不是通过一堵墙或是一排柱分隔，而是在这之中利用了空间节点的人群停留、视觉聚焦的变化和以重要建筑为区域中心等手法，形成片区来划分。

从2座宫殿的格局保护来看，兴庆宫遗址公园由于拥有龙池遗址——兴庆湖的存在，还能总体上将宫殿的环境格局传达出大概信息，但是格局分区、主要入口以及一些重要节点均已经消失，并且由于许多社会原因，现在兴庆宫遗址面积比当时兴庆宫的建成面积缩小较多，因此可以认为兴庆宫已经失去了格局保护的原真性。大明宫遗址公园在格局保护方面则做得比较完善，从轴线、节点和反映规模的城墙保护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保护并传达了原真的宫殿格局信息，做到功能结构与规划结构清晰。

3.2.3 针对重点遗址的保护

重点遗址的保护主要涉及遗址公园中的建筑单体、一些建筑构件与(局部)城墙的保护，其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是解说系统的选择，即什么样的展示方法不仅可以较全面地展示出遗址信息，还能够保持遗址原真性，继续考古工作。因此现在诸多遗址公园重点遗址和重点文物的解说系统的选择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只能局部重建，并对重建部分进行标识；2)禁止大规模重建形成仿古建筑群，造成鱼目混珠；3)可用虚拟与模型相结合的展示系统，辅助传达遗址信息。

兴庆宫遗址公园在最开始的考古发掘初期进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遗址真迹，包括城墙遗址和诸多建筑基础、柱础与构件文物等。当时马得志先生写的《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中记录到当时发掘到了勤政务本楼等17处建筑及建筑构件遗址[9]，兴庆宫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单体包括勤政务本楼、沉香亭、彩云间、南薰殿和花萼相辉楼等(图4)，但之后的建筑保护过程中并没有遵循上述几种解说系统的选择原则，而是采用了大面积、大规模的重建。在整个重新修建的过程中，重建建筑有沉香亭、彩云间、南薰殿和花萼相辉楼等(图5)，这些重建建筑并没有在形式、设计、材料与物质等方面去反映该建筑的原生状态，甚至连建筑单体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进行精确探测，不但没有让人们直观去解读到遗址的原真信息，还对原始信息进行了篡改，导致遗址建筑原真性的丧失。因此，现如今在兴庆宫内的遗址点，不论是利用绿地标识(勤政务本楼遗址区)的遗址区还是已经重建的建筑，在原真性信息的传达上基本已经丧失了功能(图6)。

大明宫遗址公园经过保护后的建筑单体展示效果更加具有原真性，园内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和兴庆宫重要遗址进行的保护进程不同(图7)。这些重要遗址在进行保护的进程中，需要同时关注2个方面：1)向观光人员进行解说，且解说方式多样；2)为后期考古发掘提供场所便利性。以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保护为例，遗址位于大明宫的最南端，是整个宫殿空间序列中的南向起点，也是最重要的遗址之一。由于遗址人为与自然的破坏较大，给现代呈现出来的可读性差，传达的信息十分有限。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遗址信息展示，同时还可以对遗址本身进行保护性发掘，丹凤门遗址保护在展示模式上属于室内露明保护加城楼意向展示[10]。这样的保护方法实际上就是建立城门示意性建筑作为博物馆，不仅可以使得遗址在博物馆中不受到外界环境的继续破坏，维持一个平稳的室内环境保护遗址；还能够在博物馆内利用多样的博物馆展示方法对遗址进行解说，充分传达遗址的文化信息(图8)。此外，含元殿的遗址解说基于考古发掘建了大殿基座，并在基座上举行祭天等活动，加强场所感的营造；对于紫宸殿遗址的景观解说，设计方案用钢架做出了紫宸殿的建筑轮廓，并没有进行遗址的重建(图9)。

兴庆宫和大明宫在主要遗址保护上出现的最大区别在于对遗址原真性的把控程度，兴庆宫大面积的遗址重建，缺少材料、设计、工艺和环境上的原真保护，并且有以假充真的嫌疑；而对于大明宫，原真性保护的4个方面由于发掘等多方面原因，虽说没办法顾及每一个领域，但在遗址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性展示解说，充分显示遗址原真性，提升遗址保护价值。

图5 沉香亭实景(作者摄)

图6 勤政务本楼遗址实景(作者摄)

通过2座遗址公园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新建成的大明宫遗址公园相对于较早时期的兴庆宫遗址公园，在遗址原真性保护的理念和措施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改善，前者能够从地势、格局与建筑单体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性考虑。这都为我国今后其他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提供了若干经验。

总体而言，大遗址公园建设中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围绕遗址保护当中的原真性内容展开——这也是大遗址保护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因而大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及时、合理开展就显得十分关键，事实上这也成为未来大遗址公园保护和建设的成败关键。此外，大遗址公园在对公众开放过程中，可以结合对遗址本体、考古发掘过程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的综合展示，而不应一味追求大幅度重建，或者过于求新求异，这些都容易使大遗址公园变为不伦不类的假古董或者“主题公园”，而严重背离大遗址公园本身所应具有的原真性或真实性原则。

参考文献：

[1] 张成渝.国内外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研究综述[J].东南文化，2010(4)：30-37.

[2] 杜金鹏.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J].东南文化，2010(1)：9-11.

[3] 阮仪三，李红艳.原真性视角下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J].华中建筑，2008(4)：144-148.

[4] 关肇邺.从“假古董”谈到“创新”[J].建筑学报，1987(3)：14-17.

[5] 贺从容.古都西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4.

[6] 张薇.隋唐长安城自然形胜及其保护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8.

[7] 刘克成，肖莉，王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设计[J].建筑创作，2012(1)：28-43.

[8] 李百进.唐兴庆宫平面布局和勤政务本楼遗址复原研究[J].中国古建园林，1999(1)：23-35.

[9] 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J].考古，1959(10)：549-558.

[10] 苏燕.大明宫遗址公园展示解说系统浅析[D].西安：西北大学，2012.

(编辑/王吉伟 王媛媛)

作者简介：

李骥/1990年生/男/云南临沧人/西安交通大学人居学院建筑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保护与更新(西安 710049)

翟斌庆/1976年生/男/山西闻喜人/西安交通大学人居学院建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旧城居住区的保护与更新；城市工业遗产区的保护与更新；大遗址区的保护与再利用(西安 710049)

图8 丹凤门遗址博物馆遗址解说场景(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a337590100ob9j.html)

图9 紫宸殿遗址景观实景(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e3a4e40100nq6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