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柏杨（1920.3—2008.4），原名郭衣洞，生于河南开封，1 9 4 9年随国民党退败至台湾。中国当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深深刺痛一代中国人。其他代表作还有《异域》《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等，均产生广泛影响。

（图）2016年4月，郭本城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

郭本城，柏杨长子，1 9 5 4年出生在台湾，后从事文艺创作与实业贸易活动，现任柏杨文创执行长。2 0 1 6年1月，郭本城为父亲所写传记《背影：我的父亲柏杨》简体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中国的文化史中，从来不缺柏杨这样的批评者，尤其是近代。在他之前，有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判，到了柏杨这里，他更直指中国人“丑陋”，因为被“千年酱缸”酱成了“干屎橛”。

《丑陋的中国人》让他名动一时。大骂者有之，大赞者亦有之。改革开放、思潮涌动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开始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思，从那个时代走来的，很多人枕头底下都垫过这本书。

2008年，柏杨病逝。8年后的4月29日，柏杨忌日，长子郭本城带着为父亲所写传记《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到了大陆，通过儿子笔下的种种事迹，人们感受到了柏杨更真实的悲喜。

“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

郭本城提笔写这本回忆录，是在父亲病逝后第五年。他是长子，父亲过世后，家中长辈鼓励他为父亲写传，郭本城便开始回头寻找父亲的足迹。

在郭本城20岁前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几乎是空白，“只依稀记得小时候父母吵个不停的情形”。那是柏杨的第三段婚姻，维系6年以分手告终，郭本城当时还不满5岁，他和弟弟郭本垣随母亲齐永培与外祖父齐铁恨住在一起，与柏杨断绝了联系。

齐铁恨是一位语文学家，1947年被派到台湾推广国语，女儿齐永培也从北京跟了过来。齐永培在台大和台师大语文中心任教，她很开明，还鼓励郭本城，“书读不好没关系，想做什么职业都是自由”。唯独对于柏杨，齐永培却一直都有怨怼。郭本城在回忆录里写道，“母亲对父亲的怨怼，是身为长子的我独有的经历。”“父亲是母亲永远的伤痛，我们从小在家中就绝口不提。”

因为父母离异，郭本城对父亲也有过诸多的疏离和误解。直到他23岁，柏杨成了政治犯被关9年后出狱，父子才又相见。郭本城记得，“那是1977年的一天，我刚服兵役回来，父亲住在朋友家车库的地下室，他握着我的手说‘爸爸对不起你们’，那一刻我的心有被融化的感觉。”

但对于突然冒出来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郭本城更多是有一种陌生感。“父子之间，20年没见，两个大男人，有时候沟通真的很困难。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我忍不住说一声‘把灯打开’，两个人就会起争执。两个人都有点冲，但能收住，稍有一句声音大了点，两个人就很默契都停了下来。而这些冲突总归是疏于沟通，所以我写的回忆录叫‘背影’——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柏杨在世的时候，郭本城说过，“这个人，不好琢磨，对儿子远不如对朋友亲密热情。对他好的人太多。也因为他重义气，朋友都护着他。”平日待朋友，他轻松又幽默，和笔锋下剑拔弩张截然不同。“金庸先生曾来家里做客，楼上邻居闻声都蹦蹦跳跳跑下来，要请金庸签名，父亲打哈哈，‘唉唉唉，我才是主人。金庸不许给他们签。’金庸就笑得很开心。”

关于父子亲情，回忆录着墨很少。这些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有一首给父亲的诗，“深度不够，却有真情”。写到父亲被逮捕、诬陷，惨遭刑辱，郭本城好几次在洗手间痛哭，他写下了这首《悲伤的思念》，“我痛得心肺灼烈……”

“直到真正动笔，重温苦难，我才感受到自己对他的心疼与不舍。”现在郭本城想明白了，父亲对朋友好过对子女，因为那时他的朋友们爱他也许就超过子女爱他，“如果当时多些沟通和交流多好”。在自序的最后，郭本城献上父亲的这句话：“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

“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

柏杨曾提到，如果要挑最喜欢、最敬重的作家，那一定是鲁迅先生。郭本城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父亲受鲁迅影响最深。“鲁迅小说里每一个字都像石磨一样，在心灵上转动的压力，冷峻地把问题刻画出来。”柏杨的文学生涯真正始于1949年到台湾后，其时在台湾鲁迅被禁，他算是站在政治边缘写作，对鲁迅的思想感触更深。

初到台湾，柏杨在蒋经国主管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当差，任“写作会总干事”，正儿八经的“太子门下”。上班之外，他开始文学创作。郭本城说，柏杨骨子里是个浪漫文人，他爱读武侠，千古文人侠客梦。选书也有自己的态度，初中看旷世名作《红楼梦》，他却觉得太柔情了，莺莺燕燕的，读了一半就把书扔了。但柏杨喜欢张恨水，篇章布局宏大，男欢女爱之外，更有国难家仇，他以张恨水的知音自居，《金粉世家》《大江东去》《虎贲万岁》，每见必买。“柏杨也属于这种风格，他认为，在战乱的时候尤其会发生悱恻缠绵又可贵的爱情。”

“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柏杨以写作为出口，将对社会的不满、内心的愤懑发泄得痛快淋漓。小说集《秘密》描述底层小老百姓的悲剧，《挣扎》揭露台湾社会最黑暗的一面，“挣扎是一个人应有的最基本权利，也是唯一活下去的道路”。后来他在《自立晚报》开设专栏，直接抨击社会阴暗面，渐露锋芒。比起鲁迅沉重积郁的文字，他的笔锋多了几分诙谐犀利。

郭本城用“刚肠嫉恶”来概括柏杨的气性。“自始至终，自由和人性都是父亲的主题。”

好几次柏杨惹得蒋经国大怒，朝他吼：“你这是反动行为，要自负后果！”但蒋经国没“吼”住他，这种事情一来二去多了，柏杨反而更坚定地认为台湾不只是政治问题，更重要还是文化缺陷。当时雷震、胡适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批评国民党的贪污、党纪，柏杨对此从头到尾由衷地认同。后来他批判老蒋独裁，说“官员要能接受诤谏，才能呈现现代社会的文明与道德”。

以十年为期，划分开了柏杨的人生历练与创作生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前两个十年风花雪月，嘻笑怒骂，以一种感慨万千的语调写小民的爱情幻灭、理想受挫，对国民性的批判要隐晦得多。作家聂华苓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的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柏杨自己则认为，他的杂文十年（1958年—1968年）最美满安逸——和倪明华开始了第四段婚姻，女儿佳佳的诞生平添亲情慰藉，让他走出了小时候三天两头被继母暴打的心理阴影。颇具浪漫情调的笔名“柏杨”也来自这个时期。1960年台湾中部的横贯公路通车，从海平面直到海拔3000多米的合欢山区，中间经过隧道河谷，沿途奇峰美景。公路局长邀柏杨去作访问，一辆吉普车缓驶，黄土漫天中经过一个叫“古柏杨”的村落，他甚是喜欢这个发音，便有了“柏杨”笔名。

“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

郭本城现在回忆起父亲入狱的经过还觉得荒谬，柏杨是因为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惹上是非。有一期的漫画是大力水手父子在岛上建立国家、竞选总统，演说词里出现了“fellows”一词，柏杨幽默地翻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是那个年代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虎视眈眈的特务马上注意到了这一讯息。1968年春节假期，柏杨还浑然不觉，带着妻子去合欢山看雪景。3月年关刚过，他就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稍后又成了“共党间谍”，在牢里蹲了9年26天。

柏杨被囚在孤悬海外的绿岛，如同“绑在刀砧上的鱼虾”，受尽非人待遇。以至于后来被调去看守所的图书馆当苦役，他居然将此地视为“梦幻般的另一个世界”，一有机会，就窝在牢房一角看古书，还写下小诗“窗下读残书，悠悠意自如。”

“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子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钻的地方。”这是多年后柏杨讲给孩子们听的话。狱中十年，他依然没放下手中的笔。“牢狱又可以让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沉淀，得到一些改变。”柏杨读《资治通鉴》，酝酿要彻底取消朝代的框框，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晕眼花的官名一律现代化。

同押一房的有个叫黄华的难友，他跟柏杨说：“管什么传统，应该只管创新，能不能站住脚，由读者决定。”柏杨听到后，决定做一本平民百姓看得懂的历史书。他用早上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黏成一个纸板，凝干后像钢板一样，他背墙席地而坐，纸板放在膝上，借着微弱的灯光，专心构思，完成了以编年体入史的《中国人史纲》。1977年柏杨获释，6年后又开始写《柏杨版资治通鉴》，眉批“柏老曰”，留下自己的见解，令读者拍案叫绝。那些大胆的思维，也是在牢房里种下的种子。

说国人丑陋，并不始自柏杨。“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认为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日本有《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人类文化学者高桥夫教授，却因为书中言辞被革职。这是中西文化素质的差异。父亲并没有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只是批评中国的文字狱和八股文是酱缸文化的源头，他自认是中国人，而且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才敢直言不讳指出自己人的缺点。”郭本城说。

怎么才能不丑陋？柏杨认为“要活得有尊严”。在《丑陋的中国人》问世20年后，柏杨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他也一直以此教育子女，“人要有尊严，就是不能说谎，被捅穿的时候尊严在哪？就是耐心听完别人讲话，绝对尊重你发言的权力。有民族自尊，懂个人尊严，还要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这样的中国人才能不丑陋。”

“释怀从来都不是忘记。”

2006年岁末，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57箱文物，有人声色俱厉地把电话打到他家中：柏杨你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现在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当时，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周明已经到了台湾，陈水扁知道了有意阻拦。柏杨就催他快走，“赶紧回去，东西搬走，不然明天陈水扁来，后天就让你出个车祸，躺在台湾。”

大陆读者经常把李敖与柏杨放在一起，两人都是台湾作家，都曾因为政治入狱。李敖有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矛头直指柏杨，而在柏杨的回忆录里，对李敖只字未提。采访中，记者提起李敖，郭本城说，各种声音父亲都释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父亲‘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从没说过自己写的是多了不起的巨作”。

很多人认为柏杨的收敛是不得已。郭本城很客观，“恩与怨，归尘土”，柏杨的达观是因为牢狱之灾、时代变迁，还有岁月的打磨。出狱后，他和相差20岁的张香华走到了一起，古稀之年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还养了猫，喂得肥肥胖胖，他写东西时，猫儿就趴在桌上打盹儿。他对生活依旧乐观，爱美，夹克都是有品牌的，即使在家伏案写作也会穿得整整齐齐。

书房墙上，挂着他晚年的诗作《山居》：“海市蜃楼非是幻，梦中神话现真身；一叶扁舟从此去，双桨无声水无痕。”书房门上挂的却是“297”狱囚编号，柏杨曾笑着站在一旁留影。“父亲跟我说，释怀从来都不是忘记。”

柏杨晚年身体不太好，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但精力好的时候还是要听妻子张香华和护理给他读报，讲外界新闻，听到不愿意听的内容，会做一个简洁的评语：他妈的！

郭本城总结柏杨,“一生苦难，泪水远超过欢笑。他值得被原谅。所以之于我，柏杨就是慈祥的父亲。至于其他，留给历史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