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白说不白说
□ 文字统筹 许陈静□ 本刊记者 肖莹
白岩松，蒙古族，1968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93年参与创办央视《东方时空》，并推出了《东方之子》等栏目，现主持央视《新闻周刊》《新闻1+1》等节目。
2016年4月21日，白岩松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眼前的白岩松，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一样，又不太一样。
他的眉头，大多数时候依然深锁着，说话也一如既往地耿直、犀利。但脱下标志性的西装外套，他的情绪似乎更加丰满、生动——满足、赞许、不屑、鄙夷……一个小动作、一个小表情，甚至一声轻轻的嗤笑，都透着浓浓的“白式范儿”。
这么多年，白岩松一直靠嘴活着，也活在别人嘴里。今天有人为他点赞，明天有人对他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让他无处可躲。他也不想躲。虽然明知“话多是件危险的事”，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沉默更加危险。
“没有大国民怎么可能有大国”
《环球人物》：从3月的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到4月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到5月的魏则西之死，您怎么看当下热门事件的层出不穷，以及这样的舆论环境给媒体人带来的挑战？
白岩松：一个热点消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它被解决了，而是下一个热点出现了。例如，魏泽西事件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新的热点——所谓的硕士生（招嫖）事件又出现了。这个事件还没解决，江苏、湖北等地高考名额的问题又出现了。我觉得一个新闻人如果只纠缠于某一件事情的解决与否，而不是通过一件事、几件事的解决推动一些制度的取消、新制度的建立，就不是好的媒体人。所以，新闻人应该具有足够的定力，不能熊瞎子掰棒子。如果你都乱了分寸，天天陪着大家走马观花，谁还看你的东西？
《环球人物》：不光是媒体人，大家似乎都乱了分寸、少了定力。是因为人心的浮躁？
白岩松：可能跟时代背景有关，但也别忘了思考，我们活着到底要得到什么。这个世界是平衡的，有时候你看似得到了一些便宜，但一定在另一方面有所吃亏。
就拿音乐举例。我成长所经历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90年代初，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有那么多好歌陪伴的青春，穷得很富有。现在呢？能免费下载海量的歌曲，可那又怎样？远不如当初一天听一首歌却听了20遍更能让我热泪盈眶。现在听歌那么容易，一首歌听一遍不入耳，就此打入冷宫，反正还有那么多歌没听过。于是，创作者必须上来就打动你，否则就会被淹没到浩扫二维码观看白岩松专访视频瀚的“垃圾场”中；再于是，口水歌更容易走红，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可唱的好歌却越来越少。前些年有人问李宗盛，“为什么现在的流行音乐好像很烂？”他回答:“音乐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什么样的时代对应着什么样的音乐。”这是一个快餐、免费又过剩的时代，钱走得多，心就走得少了。一样的道理，人们从海量信息中得到很多便利，也越来越满足于量，对质却变得很不在意。
《环球人物》：互联网是这种状态的帮凶吗？
白岩松：我觉得不能把原因归到技术上，而且这（浮躁）一定是阶段性的问题。我一直是互联网的坚定支持者，它能让中国人学习怎样和不同的生命并存，学习民主的气息，学习如何当一个公民……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它会给人们带来无限选择，但大家慢慢就会发现，自己要的其实没那么多，就会自行过滤。就像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吃肉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道理。
《环球人物》：仅就现阶段来说，大部分中国人似乎还缺乏信仰？
白岩松：40岁时，我给自己写了12个字，“捍卫诚实、坚持理性、寻找信仰”。当时有人批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怎么还要寻找信仰”，我只能摇摇头，因为我所说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我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全世界没信仰的人只有十一二亿，大部分都在中国。
信仰最核心的概念是敬畏，就是你尊敬什么，你畏惧什么。而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底线不能逾越。我有一次坐飞机，有一个人大声喧哗、蹬踏座位，很不礼貌。和他同行的伙伴有点不好意思，劝阻他，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儿谁认识咱啊。”你看，只要周围的人不认识他，他就能作出在熟人面前绝对不会作的出格举动。这就是中国人的两张道德面孔，在熟人面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大方、克制、礼貌、尊老爱幼，甚至会为了抢着买单打起来。面对陌生人呢？就变得自私、急躁、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高层建筑数量世界排名靠前，仿佛已很现代，可实质上我们才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真要想走向远方，成为一个大国公民，还要慢慢适应。先让自己有信仰吧，只要有信仰就总不会太差，否则就太可怕了。
《环球人物》：除了自身完善，这种信仰是否可以通过外力获得？
白岩松：比如教育改革。想培养出未来的大国公民，现有教育体系内需要添加些什么内容？这个得慢慢思考，着急不来。毕竟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转变，两夜也不可能。
还有道德改革。这需要决策者、执政党更大的勇气。比如，中国人对佛教有天然的亲近感，那么佛教中类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文化部分，是否可以剥离出来，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环球人物》：改变需要政府强力推进，但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公权力滥用正一点点透支着政府公信力。
白岩松：稍微有点历史视角的人就会知道，近20年来，公权力已经被逐渐约束，而不是逐渐放大。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任何一件事，出个红头文件马上就能落实。现在呢？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和老百姓无数次沟通，还不一定落地呢。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当然，公权力得进一步约束、监督，可人们只是一味地反抗、抱怨、推卸责任，却很少自责，似乎忘了公权力也是由每一个个体构成的。我走在路上喜欢观察，有的人完全不顾红灯，噌噌噌地闯过马路，把交通秩序弄得一团糟，可过去之后，他只是站在马路边笑呵呵地等着自己的夫人过来。哦，原来他没急事，只是习惯而已。大家都抱怨交通秩序不好，但政府已经设了红绿灯，你怎么还视若无睹，光顾着抱怨呢？
《环球人物》：习惯了抱怨，似乎让社会情绪更容易被煽动起来？
白岩松：永远不要在寻找答案的时候，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暴力基因。为什么现在中国人的火气这么大，随时可能以暴治暴？那是因为在很多人的认识里，只要目的是正义的，就可以采用不正义和非法的手段。
修改某项法律规定，尚且需要很长时间的呼吁、推动、博弈，改变一个民族内在的认识，更是相当缓慢的过程。比如，法律已经规定“疑罪从无”，这是很大的进步。可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人尊重这种法律精神？北大朱令案，互联网上、公众舆论中，大都是以“疑罪从有”的方式展开怀疑。中国人大都是“疑罪从有”的支持者。即便出台了某项法律规定，也很难让他们在一夜之间改变。
《环球人物》：所以我们一边呼唤着更好的东西，一边自己又难以做到？
白岩松：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启蒙极其重要。我一直认为，中国从没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1919年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根本不是启蒙，而是救亡的副产品，而且刚进行了一段就因为外敌入侵而中断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也是很好的启蒙时机，也没做到，然后迅速进入到90年代，物质、商业充分发展。而如果没有一次像样的启蒙，我们无法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蜕变。我们总在谈论大国，没有大国民怎么可能有大国？开玩笑呢！
当然，真正有效果的启蒙，不能再以运动的方式进行，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教育、建立信仰，一代又一代地洗牌、一代又一代地进步。“90后”“00后”对秩序的遵守要比以前强太多了，最起码我所看到的经常乱穿马路的都是中老年人，也就是“文革”一代。
《环球人物》：所以您觉得这个启蒙已经慢慢开始了？
白岩松：刚有一点苗头吧，但大家还没进入一个整体社会的自觉状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着不得急。
“不存在敢不敢说，而是该不该说”
《环球人物》：您说话很犀利，大家对您和您所主持栏目的一大印象也是“敢言”，您怎么看？
白岩松：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觉。做新闻不是一个练胆的事业，不存在所谓的敢说不敢说，而是该不该说。我相信我骨子里是一个建设者。社会上有很多伤疤，你指出它，自己也会感觉到痛，但又不希望把这种痛仅仅拿出来展览一下，而是希望它能变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不能说的。另外，我现在就是以志愿者的心态在央视做事，如果有一天不让我做了，没什么，我接受一切后果。很多时候，当你能接受任何后果，可能更容易按规律办事了，结果也就更正常了。
《环球人物》：“我承担一切后果”的心态，是从入行第一天就有的？
白岩松：我入行没几天就跟领导拍桌子了。我也问过我们组的一些“80后”，你们为什么不愤怒？为什么没有不同意见？你们真的都同意吗？但我慢慢也能理解了。可能是环境变了，越来越多的人只把新闻当成一份工作，不就是一个饭碗嘛，至于那么较劲吗？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新闻是你的命，有你必须要较真的东西，所以才会拍桌子。
1998年3月，白岩松在主持《东方时空》。
《环球人物》：不少人怀抱新闻理想入行，却慢慢对现实妥协。
白岩松：所谓理想，如果在遇到挫折后就被打掉，还叫什么理想？很多人顺的时候天天谈新闻理想。真逗！顺的时候还用你谈？难道理想是顺的时候才能谈的事？你告诉我，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新闻人不面对一堵无形的墙？我不知道你看过《纸牌屋》吗，两个调查真相的新闻人，佐伊地铁惨死，卢卡斯进了监狱。但你就是爱这一行，没办法。选择一个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我相信，每个时代都会有人飞蛾扑火地想干些什么。我们可以列举新闻的一系列问题，但我也知道，尤其在中国，新闻有着其他行业所不具有的优势。比如，会让你认识原本没想到会认识的人，到达你原本没想过到达的远方，你也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每一次你觉得糟糕，可能都是这个行业的一次洗牌换水，挺正常的。
《环球人物》：近些年央视主持人接连离职，也是新闻行业换水洗牌的产物？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冲击的结果？
白岩松：你真觉得电视落后了吗？《新闻1+1》连续两年是互联网上搜索量、转播量最高的新闻专题节目，只是有的人通过电视收看，而越来越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收看。对我来说，这两种方式唯一的区别可能只在于，我是在55英寸的电视上，还是5.5英寸的手机屏幕上主持节目而已。我觉得我在小屏幕上可能更好看一点，因为清晰度没那么高。
好多人都在议论，“你们台走了那么多人”。可你仔细想想，是离开我们台吗？如果他们离开央视去了另一家媒体，的确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离开了媒体。所以这波浪潮不是离开央视的浪潮，而是离开媒体的浪潮，这是所有媒体人该思考的问题。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待这一波离开媒体的浪潮？
白岩松：这很正常。可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乐观吧，我觉得这说明媒体生涯让你认识的人多了、见识广了，拥有了巨大的跳槽空间。另一方面，媒体正处在变局之中，大家看不清未来会怎样，因此有一部分人想要换一种活法，还有一部分人想变现，都很正常。第三，可能是现在媒体从业者的成就感不强，媒体已经很难吸引优秀的年轻人了。所以我从来不担心人走，但要是没人来，那可就惨了。我说过，我办东西联大，原以为要办到70岁，现在看来，等哪一届我的11个学新闻的研究生毕业后没一个去媒体，我就该关张了。当然，我相信不会。
2016年4月21日，白岩松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环球人物》：做新闻近30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白岩松：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也问我感受，我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回答可能不太高大上，甚至有些灰色，但我想说的是——身在这里，还没走，就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就是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工作撞成自己和别人的信仰。偶尔有机会，就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吧。
“有几个互联网人拥有我这么大的话语权”
《环球人物》：作为标准的“国脸”，您的日常生活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怎么办？白岩松：前几天，我和家里人聊天，说到任正非在机场排队打车，很多人私下议论，觉得这是在作秀、浪费时间，我说我就特能理解他，他觉得这样舒服！
我不太明白，一些外在的东西为什么被大家看得这么重。我从来没有经纪人，外出参加活动也是该坐地铁就坐地铁。你眼镜一摘，帽子一戴，再戴个口罩，谁会认识你？这年头在地铁里，大家都在看手机，你觉得有人看脸吗？也有很多人、很多媒体想要解读我，可说来说去，无非省钱、低调、接地气，都解读错了，大家都没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有经纪人，外出也有司机接送，就意味着我要照顾更多人。但自由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环球人物》：不开微博、不用微信也是因为要自由？就没有通过自媒体表达自己的冲动？
白岩松：从来没有。微博里、朋友圈里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不去看手机，绕了一圈还是会回到你的眼前，跑不掉。既然能知道，我干嘛还要在微博、微信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你仔细看看现在的朋友圈，大家都在秀自己是怎么活着的。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怎么活着都不知道，天天看人家怎么活着干吗？连吃顿饭都告诉我，去哪儿旅游我也都清楚。别介啊，您忙自个儿的事去。
而且，5年前你一定觉得微博实在太牛了，现在最火的却是微信。你能告诉我微信之后流行什么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东西，我跟不过来。更关键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
《环球人物》：您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白岩松：活成自己就蛮好。我需要有我自己大量的时间，看看书、听听音乐、踢踢球、朋友聚会、喝喝酒、做节目、发发呆，不挺好吗？所有好的创意，都是在发呆时诞生的。互联网拿走了无聊，也拿走了伴随着无聊的那些伟大的东西。只要觉得无聊，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拿起手机。这样没有任何闲暇时间，你一定不会有创意。
《环球人物》：也没有创业的冲动？
白岩松：你忘了吧，20多年前我就完成过一次大跳槽，从广播跳到了电视。而且从今天看来，踩得还算准。人这一辈子，不需要总是创来创去。创业得有一个动力啊。我呢？非常遗憾，挣钱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驱动力。而一旦你对挣钱没那么强烈的欲望，别人想要说动你就非常难了。这一路上，想挖我的人不少，我前两年还心动了一下，这两年心都不动了。
《环球人物》：心如止水了？
白岩松：也谈不上。我依然好奇有没有新的玩法，有没有好的东西。但起码现在没有。你告诉我，离开央视，我该去哪儿做新闻？互联网？互联网只有编辑。而且，有几个互联网人拥有我这么大的话语权？
《环球人物》：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白岩松：我们家最近在集中看有关中东的书，比如《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耶路撒冷三千年》。另外我自己刚看完几部长篇小说，比如《极花》《南方》。我觉得《南方》的布局很巧妙，甚至写到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想象自己的灵魂在即将飘散之前，浮在天空中观察身边的人对自己的议论，等等，写得很有意思。
《环球人物》：感觉您的涉猎特别杂。
白岩松：看书是活着的需求，不是做新闻的需求。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当了主持人才爱看书？我倒觉得应该换个角度看，一定是因为我比较爱看书，才莫名其妙当了主持人。不管干什么职业，读书一定都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阅读有3个层次：每一天，为了找选题，我要读很多报纸杂志，也要浏览大量互联网信息；等确定了晚上要直播的选题，我会定向看相关的内容；最重要的一层，我有大量的、和这个时代无关的阅读。
我还是个杂志控，只要在北京，没有一天不逛报摊，对北京报刊亭的布局变化，也都很清楚。比如这个街口（指着窗外），原来有一个报刊亭，后来拆了；那里原来也有一个，挪位置后人流量小了，也就不认真开了。我对朝阳区意见大了，因为他们把报刊亭都给弄没了，这不是直奔没文化的方向去吗？难道一个城市为了干净就可以这样？如果干净了却不适合人类生活了，干净有什么意义吗？我很纳闷。
“只有不可再生矿才会被掏空”
《环球人物》：中国男人很少沟通中年危机的问题，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一种被掏空存货的透支感。
白岩松：我反而觉得中年是最佳状态。所有人都在谈论青春的美好，在回望时，将所有青春的不快、挣扎都遗忘了。但我不健忘。青春就像沼泽，难道不是吗？今天失望、明天希望、后天绝望、大后天又希望，有无数个第一次要考验你。我经历过这种日子，很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如果你问我，会不会选择再去过这样的日子？我不会。
另外，我从来不喜欢“掏空”这个词，它反映了一种很糟糕的生命状态——年轻时，你做了一定的储备，不管是身体的健康还是精神的健康，等它们一点一点消耗掉，你发现自己被掏空了。要知道，只有不可再生矿才会被掏空。你为什么不让生命成为不断再生的过程呢？我快50岁了，至今还在踢高强度的足球，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10米之内想拼掉我还很难，就是因为我坚持锻炼，从不间断。
《环球人物》：您20多岁时写过一篇《渴望年老》，现在还渴望年老吗？
白岩松：我现在该写《渴望年轻》了。其实，一个人的座右铭和想法，通常体现着他对自己未曾拥有的东西的渴望。就像上世纪80年代，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班上2/3的人都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当成座右铭。大家之所以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现实中都在走别人预设的路。而现在之所以流行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是因为大家都苟且着，没有诗和远方，它才会触动时代的痛点。我也是如此，年轻的时候当然渴望年老，但是当年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当然会渴望年轻。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环球人物》：抛开个体的流动性不提，截取整个社会此时此刻的横截面，当红的“90后”小鲜肉、渐成主心骨的“70后”“80后”、八九十岁的学术大家并存，您作为夹心层的“60后”，会觉得尴尬吗？
白岩松：我年轻的时候是玩短跑的，学校百米接力的纪录都是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创造的。但现在我玩长跑，每周要跑5次。长跑的时候，你通常不会在意谁突然跑得比你快。你一直在跑，这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旁观者会为你担心，那是因为他们把变化的东西看得太重了。刚才理发的时候我还在想，千百年来，人类不变的东西其实只3样，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柴米油盐酱醋茶。年轻人总是会产生错觉，似乎这个世界天天在变，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知道，很多东西变的只是外表。互联网改变了这些吗？并没有。它只是为它们安装了一对新的翅膀而已。互联网医疗不也是生老病死的一部分？各种表情符号不也是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淘宝解决了多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所以我经常提醒年轻人，不要被变化搅得太乱，到最后会忽略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了。让每个时代里优秀的人更优秀，是因为他们抓到了对不变的东西的渴求。人们对不变的东西是有永远的渴求的。
（图）2000年11月11日，白岩松（中间黄衣者）在福州市的一场足球义赛中带球突破。
（图）一位观众将曾经的老照片拿给白岩松（中）与敬一丹看，引起了他们对往事美好的回忆。
《环球人物》：您在坚守那些不变的东西？
白岩松：坚守这种词太没意思。坚守必死，因为这说明你已经不喜欢了。你看中国足球，总说“坚守就是胜利”，却从来就是失败。还有拯救，也一般都拯救到博物馆去了。有很多传统说法，其实不一定对，甚至可能是很危险的。
只能说，我永远对此时最关注。回望过去，当然你会有很多感慨，也有很多留恋的东西，但那又怎样？将来还很远，活着的状态就是此时此刻。每个人对生命流动过程的看法并不相同，有的人对此时此刻满意，有的人则心存不满，到最后，前者一生快乐，后者则一直生活在痛苦中。要我说，第二个人亏死了，你干嘛不喜欢此时此刻？我70岁的时候一定觉得70岁是最好的。
《环球人物》：甚至不会有关于此时此刻的困惑？
白岩松：我相信回到每一个朝代，包括你认为的盛世，比如贞观、康乾，知识分子一定也在茶馆里、酒馆里忧心忡忡地谈论一些事，因为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但岁数大一点的好处就是，你终会明白，终极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永远不要相信一旦得到了什么东西，你就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是童话的结尾。就好像你永远会畅想，忙完这件事我就解脱了，可刚忙完不到半小时，电话响了，下一件事又来了。这就叫“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没有电话快”。当你慢慢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变得心平气和、为而不争，去做该做的事情，但不强求某个结果。你说人类社会将来有一天会一切和谐吗？坦白说，门儿都没有。但门儿都没有是否会妨碍你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呢？我觉得不会。人还是要为希望和梦想使劲儿的。如果人类有一天真的失去了好奇、梦想和希望，那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