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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难民，颠沛流离的20年

1936年，格鲁夫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父亲经营牛奶厂，母亲是图书馆管理员。在当时“反犹太人反资本家”的政治氛围下，小安迪一家过得并不安宁。

4岁，感染猩红热，差点一命呜呼，最终痊愈却造成听力残疾；

5岁，父亲召集到劳改队后，就失踪了，后来虽然活着回来，但已患病不轻；

8岁，纳粹德国在布达佩斯大肆搜捕犹太人，格鲁夫与母亲不得不隐姓埋名的生活；

20岁，匈牙利爆发十月革命，格鲁夫乘坐军舰逃亡到美国。

格鲁夫的前20年几乎都是动荡不安中度过。这些经历造就了他强硬、偏执以及不服输的个性。

辗转到达美国后，他进入了纽约城市大学念书。口袋里只有20美元，就当侍者赚取学费；不会英语，就拼命的自学英语，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后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从硅谷仙童到英特尔总裁

从伯克利毕业后，格鲁夫加入硅谷仙童公司。四年后，他不仅成为仙童公司的研发副主管，还成为集成电路领域的专家，甚至还写了一本大学教材《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

1968年，仙童公司创始人中的诺伊斯和摩尔决定自行创业，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因为在仙童的出色表现，他成为英特尔的首位雇员。

1976年，格鲁夫出任公司首席运营官。主动进攻是格鲁夫一惯的特色，1979年，他将战斗的炮火瞄准了当时的芯片行业巨头摩托罗拉，直接从摩托罗拉手中抢下了2500个客户，其中包括IBM。

1981年，在日本电子行业蓬勃发展的压力下，英特尔日子很艰难，英特尔推出8087芯片，技术落后于日本松下公司的3200芯片，英特尔单个芯片价格在一年内就从28美元惨跌至6美元，英特尔这个新生的巨人被狠狠地教训了。

此时，格鲁夫推出了“125%的解决方案”，要求雇员必须发挥更高的效率，以战胜咄咄逼人的日本人。这也是“迟到登记表”的由来，公司员工每天得工作10小时，所有在上午8 : 10以后上班的人都得签下大名。即使高管也不例外，《纽约时报》的记者甚至看到格鲁夫也签过名。

我们所有人，都要有将自己置于变化狂风之中的勇气。

自己淘汰自己

1985年，格鲁夫与公司董事长兼CEO的摩尔讨论公司困境。他问：“如果我们下台了，另选一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业务。”葛洛夫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1986年，公司提出新的口号“英特尔，微处理器公司”，果断放弃了主营业务存储芯片，将业务重心转向属于未来的微处理器，英特尔顺利地穿越了存储器劫难的死亡之谷。

1987年，格鲁夫成为英特尔新一任CEO，成了英特尔名副其实的掌舵者。到1992年，英特尔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作为摩尔定律的坚定支持者，格鲁夫一直秉持“自己淘汰自己”，不停推出新产品。

1994年，英特尔奔腾芯片出现严重缺陷，一度遭到IBM的全线弃用。在公司陷入恐惧中，格鲁夫果断耗费了近5亿美元，召回所有芯片进行重新设计，挽回了这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

格鲁夫说过：“我信奉偏执的力量。商业成功包含自身毁灭的种子。你越成功，越多的人就想吃你一口，再吃你一口，直到你一无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格鲁夫所称的偏执狂并不是一种临床状态，而是一种警觉的状态，即商业必须时刻为意料之外的变化做好准备，以变应变。“我不惜冒偏执之名，整天疑虑事情会出岔”

结识盖茨、乔布斯，Wintel联盟相爱相杀

盖茨与乔布斯比格鲁夫年轻将近20岁，前两位初出茅庐时，格鲁夫已早负盛名。Intel与Windoors，一个硬件老大，一个软件之王。双方优势互补，互为成就，业内称为“Wintel”联盟，虽然，双方都未承认过。

格鲁夫和盖茨都是“霸道总裁”，不能容忍有人压制。私底下，双方都曾涉足对方的产业，或干脆支持对方的竞争对手，企图瓦解对方的霸主地位。但直到今天他们还是业界“合作伙伴”之表率。

与乔布斯，就更多是导师与朋友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