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止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宇文泰走投无路,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向东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起了变化。隋炀帝离开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隋炀帝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试图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但他的理想没有实现,隋朝灭亡了。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被送到长安,需要走2000多里地。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到了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等到荒年过去再回到长安,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真正的首都,改称“神都”,洛阳的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武则天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武则天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不顾群臣反对,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
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历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的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400万石。400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100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唐玄宗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了所谓的中古时代,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天高几摄氏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生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至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然后再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