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直高下释台陛
撰文/于志飞 王紫微
一 台陛有制
三代之世，即使是帝王宫室、宗庙的台基，也只是薄薄的一层土台，仅能满足坚固、避湿的需求，遑论平民居所。盖三代君主以血缘为权力传承之本，宗庙宫室深藏于重重大垣廊庑之中，不欲为外人所见，故建筑布局方式采取平面铺陈而非竖向崇高。今天考古发掘所见夏之二里头、商之殷墟、周之周原宗庙宫室，一概如此。帝王坐于台基之上，群臣立于阶陛之下，尊卑既别，所以群臣奏事前要称“陛下”，以此引起君主的注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宫室台基矮小，臣子的发言可以直接被君主听见。
据传为夏都斟鄩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有多组建筑基址，其宫殿台基平面布局为方形廊院环绕独立的中央殿址（图1）；而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宫室之主殿却多与廊院连为一体，坐落于廊院北端；周原召陈、齐镇、云塘建筑基址则独立不连，围合于夯土院墙之中。各具特色的台基遗址，成为判断三代建筑格局不同的显著标志。因此，周原上另两处建筑基址就显得比较特殊:其一为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由前后三重廊院围合，中轴明确，廊、室相连，在结构上几乎不分彼此；其二为凤雏三号建筑基址，由一巨大而浑然一体的“回”字形廊院构成。两处基址皆表现出浓郁的商代宫室格局特征，因而被怀疑是商遗民的宗庙与社稷所在（图 2）。
图1 偃师二里头一号殿址 （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图2 周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底图取自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夏商宫室台基之阶陛数无定制，二阶、三阶、四阶以至五阶皆有。代表商代建筑风格的周原凤雏甲组、三号建筑基址皆有三阶。周代宫室台陛形制则趋于规范统一，代表周代建筑风格的齐镇、云塘建筑基址皆有二阶，推测其即为《礼记 》中记载的“宾阶”“阼阶”（图3）。建筑基址的实物资料正好可以印证礼乐文明肇自周人的文献记载。
二 升台纳陛
东周列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而臣君易位，楚王问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在倚仗政治权势而非单纯依靠祖先血缘取得社会地位的时代，低调幽深的宗庙建筑显然不足以宣示霸主权威，于是各国竞相兴起筑台之风。今天所见战国七雄故都城址，多有巨大台基巍然耸立，如齐都临淄之桓公台、燕都易县之武阳台、赵都邯郸之龙台、秦都咸阳之北坂宫殿。高台上建造宫室，既从视觉上压倒一切、摄人心魄，使君王在空间上凌驾于臣民之上，夸示统治权威，又兼有军事防卫功能，居高临下，对四周动静一目了然。
图3 周原云塘建筑基址 （底图取自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图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铜桮建筑图像及复原图（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科学出版社，2008）
一些战国铜器上镌刻着各式各样的高台建筑图像，并伴有人物，可见当时“台居”乃是列国风尚，故此装饰于铜器之上。在这些高台建筑图像中，还可窥见登台之阶陛的形象。既有突出于台外者，又有凹入于台内者，后者或为典籍中记载的“纳陛”，这种“纳陛”后来成为“九锡”身份的重要象征。
南方气候湿热而木构发达，建筑多高架，君主贵族活动于建筑上层，下层空间亦别作利用，譬如被楚人用来布置乐悬：
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种空间设计，可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铜杯之建筑图像上得以印证（图4）。
列国高台有发掘者，略可知其空间结构。如秦都咸阳北坂一号宫殿遗址，中央居高有大屋，方 13.4m×12m，当为王者之室。四周低下，环绕廊室若干，或为侍者所居。可见当时的高台乃是多室构成的复杂建筑，这种空间设计，使侍者、武士拱卫君主，正符合高台建筑的防御需求（图 5）。
图5 秦都咸阳一号殿址 （王学理《苦寻消逝了的壮美—秦都咸阳考古亲历记》，《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
筑台之风兴于宫室，波及陵墓。春秋时，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陵墓上皆无封土，选址亦往往居于城中。此皆因王室先祖灵魂皆归宗庙，陵墓仅存遗体而已。而战国诸侯王陵大作丘陇，近似筑台，逝者的权威化生为有形的巨型建筑，昭示后人。据考古发现，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之骊山陵墓，其封土并非纯粹的土台，而是层层回廊环绕的高台建筑。战国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更明示其陵寝之凸起建筑名曰“堂”，而非封土。也正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君主墓室开始规模扩大化、空间复杂化，精确模拟生人居所。生居高台，死亦建高台，就连周天子也不免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今洛阳西郊周山有周三王（敬王、悼王、定王 ）陵、灵王陵，巨大台基雄踞于台塬之上，俯瞰洛水，其势不在七雄之下。
三 合台为宫
秦汉宫室营造多承战国馀绪，高台建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汉都城宫殿中心皆置巨大高台，其深广尺度竟有达数里者。与秦骊山陵墓同时营造的阿房宫，前殿台基1270m（东西）×426m（南北），合当时 900 步×300步，也即3里×1里（以1尺=2.31cm，1步 =6尺，1里=300 步计），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体量空前绝后的巨型建筑台基，体现了秦统一时期宫室营造气吞万里的设计构想。这一空间尺度之上显然并非仅有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建筑组群的庞大聚合，实为后世宫殿核心区“禁中”的滥觞。
阿房宫东北，战国秦晚期营造的朝宫“章台”已是皇皇巨制，这座见证了“荆轲刺秦王”的高台建筑，后来为汉代继承使用，是为未央宫前殿，至今犹突兀于未央宫遗址中央，尺度为 200m（东西）×400m（南北），近于东西150 步×南北300 步。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虽有台基，却无房址可寻，但未央宫前殿弥补了这一空白。台基上坐落着前、中、后三座大殿基址，层层升高，其中央之殿，当为汉朝皇帝正殿——宣室殿，后部居高者当为后阁，周围台陛围合廊房，构成一组空间复杂而功能完备的高台建筑（图6）。已经发掘的西南部廊房遗址内发现了与医疗内容相关的木简，亦有各类武具（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由此推知，环绕前殿侧壁、总长数千米的层层廊房内，居住着侍奉皇帝、各司其职的官吏。直至两千年后，明清紫禁城的“前三殿”“后三宫”，仍然将三座殿宇置于同一座汉白玉高台之上，成为中国古典建筑制度绵延长久的生动写照。“后三宫”中交泰殿台基下，还设置有太监居住的值房，而紫禁城城垣外围也曾经环绕着一圈廊房，以为士兵戍卫之所。这些廊房虽在结构上已完全脱离宫殿台基，却仍延续着战国秦汉时代高台建筑的空间组合遗制（图7）。
图6 西汉未央宫前殿西南部依台而起的廊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图7 紫禁城交泰殿及东侧值房（小川一真1901年拍摄）
继秦之后，高台建筑的营造在汉武帝时期再次达到巅峰。武帝于未央宫之西营造建章宫，现已探明其规模“度比未央”，宫中前殿亦为高台，正与未央宫前殿规模相仿，宫内东部更筑双凤阙，台基至今犹存。武帝茂陵内亦有留存至今的高台建筑多处，如帝陵北之寝殿、帝陵东南之陵庙、“积石冢”，皆为当时高台遗存，而不见于西汉其他帝陵。汉武帝对于高台的热衷，或许来源于他的求仙之梦，其陵西北的李夫人墓有上下三重，令人联想到新近考古发现同为上下三重的甘泉宫“通天台”遗址，以及秦始皇陵——那位同样热衷于求仙的皇帝之陵。《尔雅·释丘》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郭璞注：“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求仙之梦寄托于这拟象昆仑的三重高台建筑之上，由此创立的“三重”台基形制传承至后世宫室，最终化身为北京紫禁城里的三重汉白玉台基。
图8 汉长乐宫四号建筑台基中的廊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汉宫高台建筑之台基更为汉人充分利用，其内多有曲廊秘室，长安未央宫椒房殿、桂宫、长乐宫殿址皆有发现，颇可窥见西汉后宫空间之复杂形态（图 8）。长乐宫台内廊中甚至发现有彩色壁画残片，见证了当时高台建筑的华丽之极。
廊房环绕式高台建筑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营造，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当政之世。先是汉平帝时于长安南郊营造明堂，嗣后王莽又造九庙。这些建筑均为中央高台上设“太室”，四周台陛环以“四堂”。汉人继承战国以来新兴的建筑技术与风尚，还原了汉儒们理想中的“复古”式庙堂空间。然而这些代表西汉晚期最高建筑成就的高台礼制建筑，不久即被绿林、赤眉起义的熊熊大火焚毁，侥幸保留的台基存在了近两千年后，也于20 世纪50 年代被现代工厂毁没，成为历史永远的遗憾。
西汉时，大型殿基设双阶已成定制，典型实例如汉长安未央宫椒房殿主殿、桂宫主殿、千阳尚家岭秦汉殿址。然而亦有三阶之例，见于阳陵陵庙、杜陵寝殿基址，或是西汉帝陵的独特制度。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宫室、陵墓规模都较西汉大为缩减，此后东汉宫室为魏晋继承，虽偶起台榭，但再未出现如阿房、未央、建章前殿般的高台巨制。惟光武帝于都城南郊建灵台，台壁环以围廊，台顶以观天象，而东汉末年曹操于邺城西墙处南北并立的“三台”，至今犹存，是兼具宴游与军事功能的建筑组群，也是战国秦汉以来筑台风尚的绝响。
图9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三号殿址（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四 度比山塬
南北朝统一于隋，隋朝营国于长安，新都大兴城的规划有模拟故汉长安城之意（参于志飞、王紫微《“拟古 ”与“溯古 ”——论隋唐两京空间设计中的文脉意识》，《形象史学研究》2015上半年），甚至在大兴城中轴线北抵龙首塬巅之处，仿照秦汉高台建筑意象营造了一座巨大的高台建筑，很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观德殿”（《隋书·高祖纪》）。此殿南对大兴城中轴，西对隋文帝泰陵，东对秦岭东部主峰，尽得形胜，与其巨大的规模相得益彰。可惜此殿近年未经考古发掘即因修路毁去，不得其格局之详。而隋文帝西北山中所建仁寿宫遗址亦发现多座高台建筑，典型如 3号殿址，中央殿基两侧连廊出阙，后亦出廊，曲折回转，颇似莫高窟壁画所绘佛殿建筑组群，当为仁寿宫内帝王宴游的主要殿宇之一（图 9）。
唐承隋制，长安新造大明宫中巨大的高台建筑首推含元殿，其殿基乃是销龙首山南壁而成，用自然之势而省人工之劳。李华《含元殿赋 》称其“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可窥”。含元殿后，宣政、紫宸殿地势愈加升高，至紫宸殿后乃下坡入太液池，也即大明宫三大殿皆坐落于龙首山之巅，以山塬为宫殿高台，颇得未央宫前殿高台之形势。自含元殿远望大明宫之西北，又可见两座高台宫殿隐现于太液氤氲之中，这就是三清殿与大福殿。二殿之位与关中北山两座山峰——北仲山与嵯峨山相重，颇见选址深意。唐朝皇帝推崇道教，唐宪宗甚至终日修道三清殿中，吞食“仙丹”而亡，这两座高台建筑寄托了他们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长安之外，东都洛阳也曾有一处显赫的高台建筑，位于洛阳宫西侧九洲池中，三殿东西并立，方形夯土每处角部皆有三个角柱遗迹（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故判断其为高台无疑，且规模巨大，是九洲池的主体建筑。按文献记载，或即瑶光殿（《元河南志》卷三），殿名取自汉代已有的西方瑶台传说。数百年后，北京紫禁城外西北、皇城苑中辽金元代逐渐建成的“团城”，或许就是九洲池瑶光殿的馀绪。
图10 唐大明宫含元殿址（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南北朝时期虽战乱频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为宣示“正统”，少数民族政权仍恪守汉地古制，因此北魏洛阳太极殿、东西堂亦各设双阶。大明宫麟德殿、三清殿亦为双阶。最大的双阶实例为唐大明宫含元殿前龙尾道，其九曲回折于翔鸾、栖凤二阁之下的龙首塬头，尽得“龙尾”之势（图10）。而大明宫中三清殿台基之南侧、西侧皆有夯土阶道遗迹，当是后宫宗教建筑的特例。南北朝以来的宗教建筑则已为单阶之制，如北魏平城思远佛寺塔、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唐长安青龙寺殿址，大概反映了佛教影响带来的某种空间特质，并在唐代以后成为主流。但唐长安西明寺佛殿址却为双阶，盖此寺原为隋越国公杨素宅邸，唐初先后为万春公主、濮王李泰宅，高宗显庆元年（656）方因孝敬太子病愈而改为寺院，其前身既为贵戚宅邸，保留双阶，或依旧制。
五 踵事增华
秦汉廊房式高台建筑消失后，多重砖壁台基较早的典型实例应为大明宫中的麟德殿，其殿基有上下两重，这已是大明宫中空间最为宏大繁复、装饰最为奢丽精致的殿宇。与之时代相近的永徽三年（652）确定的明堂方案之一是“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旧唐书·礼仪志》），可见唐代时三重台基是明堂这样等级极高的建筑才可以使用的。出于制度约束，及至明朝紫禁城中，三重台基也仅见于宫中前三殿，而城郊十三陵中，三重台基则仅用于陵寝之首——长陵祾恩殿，其馀陵寝即便豪奢如永、定二陵，也仅为单重台基而已。
图11 洛阳北宋大内殿址（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
北宋洛阳大内宫殿中考古发现的台基，虽多为局部而难见全貌，但已可获知其时代特质。有别于隋唐殿宇台基平面的方整简素，这些台基呈现出玲珑多变的特色，廊殿相连，院落重重，宫闱奥深，引人遐想（图11）。虽然木构无存，仍可想见其当年如院体绘画般精致典雅的面貌。
元代宫殿台基的突出实例，如元中都宫城中央大殿之“工”字形建筑组合，坐落于两重台基之上。这一“工”字平面形制亦源于北宋宫室，既体现了帝王自“后寝”经其间中廊而入“前朝 ”的政治想象，也保证了帝王行踪的幽秘。
元明朝廷实行土司制度。土司虽居偏远，然因受到汉地文教熏染，其居所亦趋徇汉地传统，又因当地地形崎岖而利用建筑台基高差，变通为层叠错落的山地建筑组群。新近发现的播州海龙屯土司衙署“新王宫”，即是一处利用山地形胜设计而成的大型组合式廊院。此建筑组群格局平面严整如平地而起，而实地观察则群台迭生，势如天宫。因其木构已毁，更可清晰地看到建筑台基已完全与台地融为一体，空间曲折，高低回转，尽显“庭院深深”之意，足见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建筑群体设计之匠意巧思。
砖石壁式台基多设有排水构件，往往雕为螭首，螭即后世所谓“龙生九子”之一，雨时万螭吐水，蔚为大观。最早的螭首实物见于邺城三台，风格为北朝时期。盖邺城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相继沿用，故有修葺增华。隋唐长安、洛阳宫室遗址更有若干螭首发现，雕饰精致绝伦（图12）。唐代时“起居舍人”的官职甚至以这一建筑构件而得别号：
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新唐书·百官志》）
图12 隋唐洛阳宫螭首（作者拍摄）
丹陛，本意为涂朱的台阶。又有“丹墀”，为阶间缓台。大概自元代以后，随着高等级建筑台基的修建逐渐以石代砖，石料的优势也被充分发挥出来，台基的雕饰日趋精致。元大都遗址已发现有镌刻精致的双凤麒麟纹石板。明清时，宫殿双阶之间正式设置丹陛石，紫禁城保和殿后丹陛石长达 16.57m，为现存最大的丹陛石。
丹陛石上依等级雕刻龙凤、山崖、水云等图案，而图形之异，正可反映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如清朝陵寝中独慈禧太后陵丹陛图案为“凤上龙下”，折射出其生前权势之盛。当然，也有个别帝王反其道而行之，不务奢华，厉行节约。譬如明仁宗献陵虽为帝陵，其祾恩殿丹陛却卑小之极，且铺满云纹，全无龙凤。这块小小的丹陛石，承载了仁宗“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明实录·仁宗实录》）的心愿，在历代帝王中亦属难得。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