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最早在舞台上表演莎剧的中国人，已无法考证。据说民国初年，雅安川剧团的王国仁先生曾将《哈姆雷特》改编成川剧《杀兄夺嫂》，在四川演出。当时的大中学校里，偶尔也会有改编的莎剧上演。

第一位以完整的白话文戏剧形式翻译莎剧并发表的，是剧作家田汉。1921年，他刚刚从日本归来，便在《少年中国》杂志上译出《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随后几年，又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有人说田汉在上世纪30年代前的作品，大多充满了感伤的基调。很难否认这种情绪不是来自莎士比亚戏剧。田汉曾写道：“读哈孟雷特的独白，不啻读屈子离骚。”在翻译这些莎翁悲情剧的同时，他写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描绘当时青年男女在封建制度下的爱情悲剧。

莎士比亚的悲剧与古典主义悲剧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古典主义戏剧中条缕分明、规矩森严——它讲究所谓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和情节必须一致，也就是只能有单一的叙事线索；感情上，讲究悲剧就是要表现崇高、恐怖和豪迈，喜剧则表现卑贱、滑稽和诙谐，二者丁是丁卯是卯，绝不会混在一起，类似于非黑即白。莎士比亚的戏剧则不一样，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和喜剧的界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地混合在一起， 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

没那么多条条框框，或许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人生本就自由——他不是贵族出身，也没有接受过什么科班教育。

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镇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小商人，本来生意做得好好的，却又跻身政坛，当选为参议员，后来干脆成了镇长。因为忙于政务无暇顾及生意，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艰难。7岁时莎士比亚还能在当地一所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待了6年，就因为父亲破产不得不提早离开，走上谋生之路。

刚开始，莎士比亚帮父亲处理快要破产的生意。没活儿时，他会去手套加工房帮工人裁皮子，或给客户送手套。他还去肉店当过学徒，也在乡村学校教过书。他并不喜欢做生意，更不想接手父亲的烂摊子，相对于和钱打交道，莎士比亚更喜欢和文字打交道。在尝试了很多工作后，23岁的莎士比亚打定主意去伦敦谋发展。

通过熟人介绍，莎士比亚到格罗斯特郡的勃克雷伯爵家，给伯爵的儿子做家庭教师。这位伯爵是一个戏剧保护人（当时戏院属于特种经营，演员、剧场一般都有贵族保护人），很赏识莎士比亚。在给他丰厚报酬的同时，也会给一些剧本让他改。后来，伯爵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莎士比亚推荐给了伦敦的一个剧团。

那几年，虽然前途渺茫，莎士比亚心中却有坚定的方向：写剧本。

当时戏剧界已经开始迎来一场革新，出现了一批作家，被称为“大学才子派”。他们都在最优秀的学校接受过最精英的教育，如约翰·黎里、克里斯托弗·马洛等。尤其马洛，是莎士比亚的同龄人。当莎士比亚结束学业时，马洛进了剑桥，一气儿读到艺术硕士。两人同时到伦敦，莎士比亚默默无闻，马洛却已混得功成名就，写出了《帖木儿》》等引起轰动的剧作。

“不应当急于求成，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锲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一切。凡事开始最难，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莎士比亚曾有如此名言，这也是他的真实经历。虽然不断被“大学才子”派嘲讽和排挤，莎士比亚却远远超过了他们。马洛写得血腥，莎士比亚能比他更血腥；马洛写得宏大，莎士比亚能比他更宏大。

1593年，马洛因在酒吧斗殴死于伦敦附近的德特福德。而那时，莎士比亚的成功刚刚露出端倪——他的剧作《亨利六世》上篇已搅动伦敦戏剧界，甚至有挑衅者用这部剧里的台词骂他是“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可见他已初获成功。

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固执的偏见和文人的酸腐味，立体、鲜活，受到从贵族到大众的喜爱。其后的人生似乎顺风顺水：从1594年起，莎士比亚被遴选为宫廷戏班子成员，不仅每次演出可获得10镑赏赐，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源；1596年，他申请到“绅士”称号及家徽；1597年在斯特拉福购置了房产；1599年成为拥有环球剧场1/10股份的股东……

人生何其复杂

几十年前，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等中国作家都尝试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如今，莎剧的魅力，证明了他们的远见。与莎士比亚同年去世的文艺复兴巨匠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世界戏剧史上“并峙双峰”的席勒，乃至上世纪前半叶对中国文坛影响更大的剧作家易卜生，都没有莎士比亚的舞台生命力更持久。

梁启超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并历久不衰，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没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

另一位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因病早逝未能完成），也明确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远在荷马、但丁和歌德之上，乃是因为他“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性格绝不是单一的，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立体、丰富又复杂，普希金说过：“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那样是某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环境在观众面前把他们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性格发展了。”

现实中的莎士比亚，同样是一个性情复杂、难以评说的人。有研究者说他获得成功后，把创作剧本只当成“副业”，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非法牟利”。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莎士比亚多次恶意囤积粮食，与其他富商一起哄抬价格，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当他退休时，他已是家乡最富有的地主。

但他也是那种能直指人心拷问终极人生的哲学家。1601年，莎士比亚写完他最有名的作品《哈姆雷特》。这是个源于丹麦民间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名叫阿姆雷特（Amleth）的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

有人推断，莎士比亚对这部剧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儿子哈姆尼特（Hamnet）。1585年，莎士比亚有了一对孪生儿女，其中儿子叫哈姆尼特，11岁时不幸夭折。莎士比亚从伦敦回到家乡，将病逝的儿子葬在了镇上的圣三一教堂。1601年，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也到了弥留之际，9月8日也葬在了圣三一教堂。

《哈姆雷特》中，幽灵与哈姆雷特父子间的对话，以及哈姆雷特从头到尾一大段又一大段充盈着浓郁的忧郁气质，或异常清醒或貌似疯癫的独白，或许融入了莎士比亚因失子和丧父而产生的对于人的终极命运的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辜正坤2014年有一个演讲，主张将莎士比亚放回他的时代中，从英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有关问题。

人们常常以莎士比亚时代，来指称伊丽莎白时代。1558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25岁的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年轻的女王解决了许多问题：国内的宗教矛盾，国外与法国、西班牙的关系，最终打造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都铎王朝的鼎盛时期，并被赋予和平、繁荣、统一和强盛等时代特征。新航路的开辟，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让全球都似乎向英国敞开大门。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场，后来所起的名字就叫“环球剧场”。

1588年，莎士比亚还未成名时，伊丽莎白女王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举国欢庆。莎士比亚写过一系列历史剧，并且超越了一般的颂歌模式，王权问题、贵族问题、教会问题、战争问题、叛变都出现在其中。他刻画的亨利六世心慈面软，治国无能，是英国红白玫瑰战争的罪魁祸首；他笔下的理查三世暴虐无常，简直是一个吃人的魔王，也是莎翁戏剧里最腹黑的人。

“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确实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政治活动。由于他的保护人南安普敦伯爵深深地陷入了当时的政治纠纷乃至叛乱中，莎士比亚想要完全置身其外，是不太可能的。”辜正坤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

辉煌的伊丽莎白一世之后，詹姆士一世在1603年继位。莎士比亚的剧团改称“国王供奉剧团”，他被任命为御前侍从，因此剧团除了经常的巡回演出外，也常常在宫廷中演出。但这个时候，英国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狂热的宗教分子企图暗杀国王和重要大臣；平民为生计反抗圈地；原本强盛的王国成了“纷乱的英格兰”，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悲剧几乎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一个怕黑的长情的人

莎士比亚留下了37部剧作和154首十四行诗，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的叶秀敏，正是一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草根”译者。“他的剧作是写给观众的，但十四行诗却是在表达他真实的心境，属于他自己。”

这154首诗中，大部分都是写给莎士比亚的保护人南安普敦伯爵，有20多首则是写给一位“黑女士”。叶秀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的看法：“给伯爵的信里，能深深感受到莎士比亚对他的爱。莎士比亚的婚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比他大8岁，两人分居20多年，妻子在老家养育儿女，莎士比亚孤身一人在伦敦。他似乎爱上了自己的保护人，为他写了那么多年诗，非常长情。后面出现的所谓‘黑女士’，我觉得只是他在放‘烟幕弹’，掩护真情实感。”

莎士比亚的一些小心思，在叶秀敏看来则有“萌萌”的感觉。“比如他怕黑，觉得黑夜预示自己年岁渐长时日无多，而他的爱人却正年轻，因此非常苦恼。”

1616年，莎士比亚在家乡去世。他用作品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宝藏。正如30年前4月23日作家曹禺在纪念莎士比亚活动上所说：“ 他作为人的生命逝去了， 但是他的思想与艺术的生命是永生的。我们永远听得见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思想的翅膀在我们头上翱翔， 他的激情的火焰在我们心里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