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新闻出版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要成为思想舆论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新闻出版工作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 编辑出版 党性 人民性 社会效益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在出版行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培训的意见》，决定在全国出版行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教育培训工作。这一文件对于引导出版采编人员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对于编辑出版行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抵御错误思想观点的侵蚀，解决当前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导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新闻出版界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学习教育活动始于2003年。十多年来，特别是从开展“走转改”活动以来，此项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新闻出版界涌现出了一大批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指导实践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但从目前整个新闻出版队伍的现实状况看，违反行业规范、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的表现还十分严重。例如，长期以来，新闻出版界一直在治理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不正之风，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新闻出版界又出现了“新闻敲诈”等现象，这更是突破了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底线，触犯了法律，成为附在新闻出版体内的一个“毒瘤”。另外，一些新闻出版工作者放松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要求，偏离新闻出版工作指导方针，违反新闻出版工作纪律，导致出现政治方面的导向错误。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败坏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声誉和形象，大大损害了新闻出版行业的公信力，在社会上和群众中产生了恶劣影响。

当前我国新闻出版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从思想作风方面找原因。而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学习教育。为此，在新闻出版行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学习教育和培训工作意义重大。

下面将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谈谈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新闻出版工作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

一、新闻出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新闻出版工作，他们把办好出版物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报刊出版格外重视。1848年，在德国爆发民主革命之际，他们亲自创办了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用来指导斗争和发动民众。19世纪7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普鲁士实行《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党的领导人，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保住《社会民主党人报》、《新时代》杂志和苏黎世出版社（社会民主党人在瑞士建立的出版社），他们将其比做党的重要的“政治阵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第一个对出版物同党组织的关系及其党性原则问题作出系统论述的是列宁。1905年11月，列宁发表专门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明确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他认为，党的出版物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这部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出版物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主动向党“请示汇报”工作，这是对出版物坚持党性原则提出的明确要求。他还要求党组织要关心和重视党的出版物，要加强对出版物的领导，要清除新闻出版队伍中那些违背和破坏党性原则的成员。他认为，只有具备了上述条件，只有完全按照党性原则工作，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党的出版物。［1］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一传统，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几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把新闻出版作为党的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做好新闻出版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同时强调新闻出版工作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些讲话中，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有许多深刻阐述，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例如他把包括思想宣传和新闻出版在内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要求对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

这些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向导和指南。全国新闻宣传和编辑出版部门要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纳入党和社会主义整个事业之中，增强大局意识，真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自己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并且始终坚持正确方向，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各项中心任务发挥积极作用。

当下，在新闻出版队伍中存在的一些违背党的原则，无视新闻出版方针政策等情况需要在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基础上加以遏制。新闻出版战线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学习教育，认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引导新闻出版采编人员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新闻出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牢记自身使命，恪守新闻出版工作职业道德，编辑出版更多传递正能量，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为传播先进文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新闻出版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创作）导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涉及思想立场和世界观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强调新闻出版工作要立足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把出版物真正办成人民的出版物，要争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当年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3］他在1842年主编《莱茵报》时就提出，人民的报刊应当成为“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4］后来在主编《新莱茵报》时，他又强调无产阶级报刊应当成为“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5］。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的报刊应当体现人民精神，表达人民思想，与人民同甘共苦，同生同在。

列宁强调党的出版物要代表和反映工人群众利益，充当工人群众喉舌，他反复告诫党报工作人员不要脱离群众。他还把“是不是真正联系群众和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群众的策略”［6］，作为考察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一传统。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办报刊作为对报刊工作的基本要求。1942年，他亲自指导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使党报更能“适应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1944年年底，他在给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告诫报社的同志，不要忘记自己“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7］

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和“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方针，都把服务群众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提出要把坚持党的主张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正确引导舆论同反映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和服务人民作为对党的新闻出版工作的根本性要求。他强调新闻出版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创作）导向，要把坚持党性同坚持人民性统一起来。他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这使我们想起当年列宁在论述出版物的党性时特别强调说，党的出版物“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8］，而且将此作为对出版物坚持党性原则的要求，这也是对出版物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一种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论述对我们理解新闻出版工作如何坚持和维护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做到既让党和政府放心又让人民群众满意提供了指南。

而从一些新闻出版物的实践看，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情况是一味地强调坚持党性，只顾为党和政府说话，而忽略了为人民代言的倾向，有的官员甚至质问前去采访的媒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显然他们把关系弄颠倒了。另一种情况是过于强调要为人民代言，只顾反映民情、表达民意，而对如何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及意图，引导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去实现共同目标没有兼顾，这种做法也不足取。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既要当好人民的耳目喉舌，又要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要多找他们之间的结合点和平衡点，真正做到把坚持党的主张同反映人民心声、把正确引导舆论同反映社情民意统一起来，真正体现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既对党和政府负责，也对人民群众负责。

三、新闻出版工作要成为思想舆论中心，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新闻出版工作处在意识形态的前沿，在党的事业中有着无以替代的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作用。当年马克思在创办出版物时就希望能够为独立思考的人们建立一个“新的集合地点”，恩格斯则把党的出版物喻之为社会主义的“中心”，列宁把自己创办的报刊比做“思想中心”，而斯大林更是将其比做“组织中心”“政治中心”“领导中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有不少类似的比喻。刘少奇就将报刊比做党的工作中的“中心一环”。邓小平借用了列宁的比喻，称党的报刊是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胡锦涛则强调新闻出版工作处在意识形态的前沿。习近平强调新闻出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些都是要强调新闻出版工作对社会与公众的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十分重视并强调新闻出版工作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强调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

对照检查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有的出版物和出版人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行动上的失误，不去弘扬主流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正确引导舆论，而是把精力放在传播一些或低俗信息或奇闻怪事上，有的甚至公开宣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有害思想倾向，在社会上和公众中产生了消极、负面的影响。有的则不加分辨地盲目宣传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甚至公开出版和传播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内容，混淆了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对此，新闻出版单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增强阵地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要自觉抵御错误思想观点的侵蚀，牢牢把握新闻出版工作的正确方向。新闻出版单位还要采取积极措施，打好新闻出版领域的舆论仗，通过细致、有效的工作，努力消除负面舆论的影响，壮大主流舆论，唱响主旋律，真正让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新闻出版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多向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产品

“两个效益”，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提出来的。他提出要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之后，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也都强调要把两个效益结合起来，而且指出，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特别是他提出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形象的视角。

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当年马克思关于作家写作与挣钱之间关系的论述，其观点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同样很有启示。马克思说，作家当然要挣钱才能活着，但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在写作《资本论》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妻子燕妮身患重病，女儿因病夭亡，自己连抽烟的钱都没有。凭他的才华，挣钱的路子很多，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与写作计划，他忍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坚持写作。后来在恩格斯的资助下，他才渡过难关完成了写作任务，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巨著。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感来看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要毫不动摇地把社会效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去争取好的经济效益，要尽快建立起确保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机制，通过一系列制度、政策和方法来保证两个效益的统一。

当前，我国许多新闻出版机构在经济指标的考核上都有一系列硬指标，执行起来往往比较明确，也易于把握，但是在社会效益的体现上则缺少有效的机制保障。因此，如何进一步在保障社会效益方面做到制度和措施的细化，以便更好地操作、落实，还有待于进一步创新思维，革新观念，细化管理，找到新的路径和方法。

我国新闻出版机构都须努力把向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既唱响主旋律又受市场欢迎的优秀作品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要努力提升新闻出版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要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来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积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