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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澜，1904年生，安徽无为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曾参加古北口战役、中条山战役、台儿庄战役。19042年，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当年5月殉国。戴澄东，1941年生于广西全县，戴安澜幼子。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

8月初，南京的天气还很炎热。《环球人物》记者刚下火车，就给70多岁的戴澄东老先生发了短信。半小时后，记者赶到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江苏省统战部。谁知老人早已等在那里，一见记者便招呼：“这么大老远的，辛苦了。”

戴澄东是戴安澜最小的儿子。他1岁时，戴安澜牺牲于缅甸茅邦。长大后，戴澄东常读父亲的日记，上面写着：“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而更多关于父亲的故事，他都是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我的父亲是抗日英雄戴安澜，我一直为此骄傲。父亲曾在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1933年，父亲29岁，日军进军热河，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长城抗战打响。父亲从南方赶来，参加了古北口战役，任17军25师145团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父亲先后率部参加了保定、漕河、台儿庄和中条山等战役。1938年5月，因屡立战功，他被提拔为第85军第89师副师长。次年1月，又升任第5军第200师师长。

父亲曾率第200师出征缅甸，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师。在出征缅甸的关键性战役中，父亲取得了胜利，全师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父亲也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而盟军对他也赞赏有加。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评价父亲说：“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你一定愿意要英雄父亲”

父亲1904年生于安徽无为。小时候读过些书。父亲原名戴炳阳，1924年大革命爆发，他投奔国民革命军，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当时，祖国正处于危难中，父亲十分难过，为“镇狂飙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改名字叫“安澜”。

1926年，父亲与自小定亲的母亲在广州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成了家。婚后，养育我们兄弟姐妹4个。1928年大哥满月时，父亲陪母亲去照相馆拍照。其中有一张父亲的单人照母亲一直带在身边，刚识字的母亲还在背面写下“亲爱的澜哥哥”。

在母亲眼中，父亲是个善战的军人。父亲曾跟母亲说过在前线作战的细节，他们常准备一桶凉水放在身旁，枪打热了，就放进去降温。寄回来的家书中，父亲总提到今日大捷的消息。母亲就认为，父亲是不会打败仗的。

在哥哥姐姐的记忆中，父亲在军队训练时，声音很大，大家都怕他。但回家后，却很少说话。父亲平常喜欢看书，不管行军打仗多累，回家后都会安安静静读书。

在部队，父亲同样没停止学习。他跟大学生学几何、练英语。在日记中，父亲写道：即便在炮火连天的日子，也要求得知识的丰富。日记中有70%的内容记录了他的学习成果。后来，父亲带远征军作战时，已经能和英国人用英语交谈了。有一次，父亲去缅甸眉苗开会，迷路了。两辆小轿车打他跟前过，父亲挥手拦下，大概问了一句：“Where is Meimiao（眉苗在哪里）？”坐在副驾上的人刚好认识父亲，说：“老戴你疯啦，这是委员长的车。”父亲一看，里头是来缅甸战场视察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父亲在前线，总会记挂着母亲和我们。他曾遥寄家书说：“篱儿（姐姐戴藩篱）要买皮鞋，是不成问题，现在还在打仗，无市场可买，稍迟再买来给她。”四处的征战，常让他与我们聚多离少。哥哥告诉我，父亲曾跟他说：“你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但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愿意要英雄父亲。”

“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

大革命那几年国内混战，父亲在广州，后来参加北伐。1928年，他亲历了日本人制造的济南惨案，决心要与日寇拼杀到底。

有人说，与其他将领相比，父亲是更纯粹的军人，他是国民党将领，但对国共合作、全民团结抗战的支持是无私的。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当听说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给了日军沉重打击，他写下：“抵抗日寇必然是前方与后方两个战场一起之努力，中国之抗战必然是全民族之抗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英美的一再要求下，中国组建远征军，父亲受命率第200师征战缅甸。蒋介石曾单独召见父亲，询问在日军进攻的重镇东瓜，第200师能否坚守一两周，打胜仗？父亲立下军令状：“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战前，父亲立下遗嘱：“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之后，父亲率领部队同4倍于己的日军苦战12日，成功掩护英军撤退，歼敌5000余人，东瓜保卫战大胜。

1942年4月21日，父亲又奉命收复东瓜以北的棠吉，大批日军由泰国、老挝边境窜至中国军队后方围攻，第200师陷入重围，上级急令其突围回国。5月18日，父亲率部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过公路时遇敌人伏击。大炮轰鸣，敌军的机关枪一阵扫射，父亲中了4枪，胸部、腹部各两枪。这4枪都没打中父亲要害，如果有药品医治是不会致命的。父亲顾不上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全师向缅北撤退。几天后，伤口都生了蛆。5月底，父亲的担架被抬进缅北茅邦村山上的一座小庙。598团团长请示部队该从何地退回祖国，父亲已说不出话了，他指指地图上的瑞丽，示意部队在此过境回云南。随后，父亲朝北向祖国看了一眼，便与世长辞了，年仅38岁。

1945年，蒋介石慰问戴安澜的家人。最前者为戴澄东。

“国家没有忘记抗日英雄”

父亲牺牲的时候，哥哥还在读中学。那天，他正在学校玩双杠，高年级的同学走过来问：“你爸爸是戴安澜？”“是。”“死了。”哥哥听到手一滑，从双杠上摔了下来。回家后，母亲已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两个人抱头痛哭。母亲曾收到父亲从前线寄回的“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家书，但真正面对父亲的死讯，还是没法接受。迎接父亲棺木时，母亲哭得撕心裂肺，一定要开棺见人，几个抬棺木的士兵劝了好一阵子，说“公殡过了才能开”，母亲才作罢。

家里没了主心骨，母亲很消沉、也不想活了，后来才慢慢坚强起来。小时候，我们一家人过得很苦，炒菜放很少的油，冬天穿着单裤。父亲生前节俭，除了几件好点的衣裳，什么也没留下。即便如此，国民政府给的20万元特别抚恤金，母亲还是全捐给了戴安澜高级技术学校，作为办校经费。为了生计，母亲带着我们耕地种菜、种棉花学纺织，很是辛劳。她还要照顾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奶奶、叔叔和姑姑，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父亲牺牲后，我们住在贵阳，而父亲的棺木一直在广西。后来日本人打到广西，我们将父亲的棺木迁到贵阳。抗战胜利两年后，母亲带我们去了南京，又多次找政府，终于将父亲的棺木运回家乡，安葬在芜湖赭山北面，坐朝长江和故乡无为县。国民党退败台湾前夕，有人找到母亲，希望我们全家能去台湾。母亲拒绝了，她说：“安澜葬在哪里，家人就要一辈子守在哪里。”

很多年后，母亲还是常常提起父亲，她总唠叨：“几十年了，你父亲连个梦都没有托给我。”母亲说，父亲的魂还在缅甸，他牺牲的那座寺庙里。1971年，母亲去世，和父亲葬在了一起，但她的心愿成了我的心事。2007年我退休了，就想着要去父亲牺牲的茅邦村祭拜，把父亲的灵魂迎回来。

2011年，我去了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坑坑洼洼的土路，行走十分不易。我很难想象，父亲与战士们行军打仗，要经历怎样的苦难。如今，茅邦村已被废弃，寺庙只剩墙基痕迹。我拿出手抄的《陀罗尼经》焚烧，跪在地上祭拜起来。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一位当地人告诉我，灵魂不能暴露在太阳下，这是你父亲来与你相认了。

这次在缅甸，我还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东瓜、棠吉。有一座碑上刻着“中国远征军纪念碑”8个字，据说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仅剩下这一座。我想在父亲牺牲的地方建一座第20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一份战士名单。当年赴缅作战有9000名官兵，死伤5000名，名单上却只有56个人的名字。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举行了盛大阅兵，很多老兵受邀参加，我姐姐戴藩篱也坐在参阅敞篷车上。她跟我说：“国家没有忘记抗日英雄，我们为父亲，也为更多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先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