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向航母的透甲锥
文/余峰
反舰弹道导弹的特殊性
在传统的弹道导弹中，主要依赖精密的惯性导航技术，测量出导弹偏离理想弹道的偏差，然后通过操控系统实施修正，以保证导弹沿着固定的弹道实现远程抛射，最后命中目标。然而，由于惯导元件的精度不尽如人意，即使是射程较近的战术弹道导弹，其命中精度（CEP）也高达数百米，远程弹道导弹的命中精度更是可能高达上千米。为了改变这种命中精度不尽人意的状况，实现对具备一定核防护能力的点状“硬目标”的精确打击，美国率先在1974年开始研制具有末端制导系统和机动能力的“潘兴”2型战术弹道导弹，并于1984年装备部队使用。与早期的“潘兴”1型战术弹道导弹相比，其最大射程从740千米提高到了1 800千米，命中精度却从约400米大幅度缩减到了约40米。这个巨大的飞跃，是与“潘兴”2型战术弹道导弹采用了雷达区域相关末制导技术，并采用了裙部三角形气动控制舵面来进行末端机动飞行直接相关的。
从阅兵方阵中的DF-15B导弹可以看出，其采用了与“潘兴”2类似的带气动舵面的弹头，而从之前官方公布的DF21D导弹发射试验照片中，可以看出该型导弹同样采用了与“潘兴”2类似的弹头，这意味着中国战术弹道导弹研究人员已经熟练掌握了具备末端制导系统和机动能力的战术弹道导弹末制导弹头的研制技术，并将其推广应用到了具有高命中精度要求的多种战术弹道导弹上。阅兵方阵中的DF-26导弹由于有护罩遮盖，未能显露真身，但从弹头位置的长锥形护罩外形来推断，其采用同类的末制导弹头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DF-26导弹 龙石/摄
虽然官方并未公布DF-21D等反舰弹道导弹的末端攻击方式，但从早已经揭秘的“潘兴”2导弹末端攻击方式中，可以窥管见豹，做一个近似的了解。“潘兴”2导弹的发射、一二级与弹头分离和弹头再入的初段，与传统弹道导弹并无二致，都是沿着惯性抛物线弹道飞行，当越过大气层外约300千米高的弹道最高点后，弹头开始调头向下，当高度下降到约40千米时，制导系统控制舵面给予弹头一个25°的初始攻角，执行速度控制机动，弹头开始减速，下降到约15千米高空时，弹头已经拉起到接近平飞状态，接着进入锥形运动减速阶段，弹头朝下，绕速度矢量旋转，此时雷达相关器开始工作，以每秒两转的速度进行扫描，对目标地形进行扫描，以产生实际位置图像，并与预先储存的目标图像进行比较，得出位置误差，产生控制指令，操纵空气舵修正飞行轨迹。雷达相关器的工作一直进行到高度下降到900米为止，此时经过多次相关与位置修正之后，弹头已经基本上位于目标的正上方，随后弹头进行最后一次俯冲，最终可以保证弹头以较高的命中精度击中目标。在实弹测试中，“潘兴”2导弹的命中精度比“潘兴”1导弹提高了10倍，可谓是弹道导弹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突破。
由此可见，如果将“潘兴”2导弹的雷达相关器更换为适用于海上搜索跟踪的末制导雷达，不难使弹头成为一颗从天而降的超声速反舰导弹，由于其最后弹道为俯冲攻击，正好避开了现有绝大部分军舰末端防御系统的有效射界，可以做到乘虚而入，对军舰的威胁可想而知。而如果按照“潘兴”2导弹的40米命中精度计算，大型航母长度约350米，宽度约70米，已经足以保证击中敌舰的需求，如命中精度进一步提高到与一般超声速反舰导弹相似的不大于20米，则可望对航母的具体部位实施精确攻击。“潘兴”2导弹的常规战斗部为带76个8.2千克重反跑道炸弹的集束战斗部，重1 360千克，可以击穿0.6米厚的水泥跑道，如用于攻击大型航母的飞行甲板，虽不能造成彻底破坏，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压制其正常起降的能力。如果更换为同等重量的穿甲战斗部，则可望在击穿飞行甲板后，对其下的机库等舱室造成较大破坏，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战斗部方案，一旦命中，航母最低限度也要退出战斗，从而失去继续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然而，也必须看到，“潘兴”2导弹的末端攻击也并非无懈可击。其弹头由于没有动力，从拉起到进入平飞段，速度会快速衰减到8马赫，而雷达相关器的最大工作速度为约5马赫，为此必须采用锥形运动进一步降低速度。而在接下来的搜索修正阶段，速度将会继续减小，直到末段攻击前，降到3马赫以下。弹头的不断减速可谓是无奈之举，因为要为末制导系统留有足够的搜索修正时间，这使得弹头被先进防空导弹拦截的可能性明显增加，但由于初速较高，末端飞行时间总共只有约1分钟，留给防空导弹的拦截窗口也是相当小的。
不可忽视的支撑体系
虽然国外和国内的实例都证明了反舰弹道导弹是切实可行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张在雕弓上的一支利箭，而长箭要想准确的射中靶子，起到最重要作用的，还是“射箭的人”这个背后的大体系。简单的说，除了直接执行打击任务的武器系统之外，还必须要有探测情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系统的协作，才能发挥反舰弹道导弹的威力。
探测情报系统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靶子的位置，换句话说，也就是航母的位置。太平洋广袤万里，要在其中找出小小一艘航空母舰，简直是“大海捞针”。然而，这也并非无迹可寻，由于要执行干涉任务，航母编队必须进入一个较小的战斗区域，而不能肆意游走于大洋之上。目前美国航母编队对地打击有两种主要手段，一种是使用战术战斧巡航导弹进行远程打击，一种是利用舰载飞机进行攻击，当采用前者时，必须接近到离大陆海岸线约1 000千米处，而采用后者时，必须接近到离大陆海岸线约500千米处。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机动性也很强，最大航速可达30节以上。但目前除核潜艇之外，美国海军其他舰艇均为常规动力，不足以长时间伴随航母高速机动，且一般舰艇的全速航行时间也受到限制，按30节可航行12小时计算，航母编队可能的活动区域要增大360海里（约670千米）。即便如此，需要监控、搜索的海区范围已经相对大幅度缩小了。
美国“潘兴”2导弹发射班组，拍摄地为白沙靶场。
“辽宁舰”的服役证明了中国发展航母的决心，图为“辽宁舰”上的两架歼15舰载机。
划定监控区域之后，各种探测平台便可大显身手。从历史角度来看，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在冷战期间都曾建立起一个海洋监视网络，并不断对其进行完善，最终成为全球性的监控网，其中美国海军的监控网络主要针对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而苏联海军的监控网络则主要针对美国航母编队。显然，从苏联海军监控网的构成，可以从侧面了解中国海洋监控网络的能力。
苏联早期海洋监控网采用的是无线电高频测向这种电子侦察手段，技术来源是二战末期从纳粹德国获得的乌兰韦伯阵列测向技术，美国海军将其称为“克鲁格”系统。该系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苏对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侦察机在其指引下，常常无需进行机动搜索，而直接飞到航母编队的附近实施抵近侦察，而美国海军直到1964年获得苏联正在建立某种监视系统的情报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所在。由于航母编队无线电通讯频繁，特别是在舰载机起降和进行舰队补给的时候，为了顺畅沟通，繁忙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到达顶峰，很容易被无线电测向网定位。而苏联随后在舰船和巡逻机上也装备了类似的电子侦察装置，使得监测系统覆盖的区域和监测精度都得到了发展。一个可以证实其强大威力的例子，是在1968年出现的，当时“企业”号航空母舰奉命开赴越南，而美国水声监控网发现一艘苏联核潜艇直接从千岛群岛海域高速航向航母位置，简直就像美国潜艇接到命令与航母会合一样。
然而，单纯的无线电侦察手段也容易受到忽悠，美国海军在1964年的一次演习中，测试了与“克鲁格”系统对抗的方法，“香格里拉”号航母战斗群在被苏联海军情报船发现后，分成了欺骗群和航母群两部分，欺骗群可以自由通讯，像蜜罐一样引来了“熊”式侦察机，而保持无线电静默的航母群却直到重新恢复通讯之后，才被苏联人发现。而在1968年，“埃塞克斯”号航母则做到了通过适当控制无线电信号的发送，在长达五个星期的时间里没有被苏联人发现。这说明了电子侦察系统的局限性。
从1970年开始，苏联的天基海洋监视系统也进入了部署，首先投入使用的是一颗电子侦察卫星，接下来的两年里，电子侦察卫星成功进行了机动变轨试验，1972年，又发射了第一颗使用主动雷达的海洋监视卫星。但总体而言，苏联的天基海洋监控星座并不算很成功，因为只有陆基控制站才具备完整的卫星控制功能，而水面舰只和潜艇则只有接收设备，无法向卫星发送指令，使得卫星实际上很难对已经部署的舰艇实施支援，而必须通过苏联海军指挥系统兜一个圈子，情报的时效性遭到损失。
由于苏联末期国力下降，天基海洋监视系统首先因为缺乏补网卫星而遭到了破坏，随后苏联的崩溃解体，更是直接导致了苏联海洋监视系统的破碎，时至今日，实力严重萎缩的俄罗斯海军也无力重建一个新的海洋监视系统。
早在1999年，美国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歇尔就曾经预测，中国到2005年，就可能建立起一个由卫星、预警机和侦察机构成的网络，通过其取得的目标信息，获得攻击第一岛链以外的海上目标的能力。 而2002年5月，中国发射了第一颗海洋探测卫星“海洋”1号，揭开了组建海洋卫星监测网络的序幕。目前，中国已经发射了多种海洋探测卫星，并且具备了快速发射卫星补网的能力，天基海洋监视系统已经走向实用化。另外，新一代电子侦察船、海上巡逻机、电子侦察机、预警机等均已装备使用，“北斗”系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也成为了军民通用、不可或缺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可以确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海洋监视系统已经成形。
指挥控制系统由多层次的指挥中心/平台组成，是整个打击链的中心环节，负责精确打击行动的决策和具体组织，包括了岸上的指挥中心和海上的旗舰。其中，较高层次的指挥中心主要实施作战决策，以形成详细打击计划，并分发给下级指挥平台。下级指挥平台将打击任务和具体打击要求以作战指令方式下达给作战平台，并监视各参战平台的任务执行情况，及时向上级反馈，进行打击效果综合评估。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指挥控制系统从传统的金字塔层叠结构趋向于扁平化，一方面高级指挥官需要接触、处理更多的综合性信息，另一方面基层指战员拥有更高的决策权限，这对人员素质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要求。
通信网络系统由各类通信系统构成，是进行信息沟通和数据传输的重要脉络，通常与指挥控制系统有机融合在一起，特别是现代化的数据链系统，对于顺利发挥武器系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信网络系统的主要要求是稳定可靠和无缝衔接，确保系统与系统、平台与平台间等至少有一种以上通信手段实现互连互通。一旦通信系统出现连通性差、抗干扰能力弱以及误码率高等问题，会极大影响精确打击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甚至可能导致打击行动的失败。
不可或缺的支柱——航母
虽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可以支持反舰弹道导弹运用的海洋监视系统，但从苏联的经验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在和平时期还能勉力运转，在临近战争的状态下，就可能产生许多变数。
首先，是天基卫星监视系统容易受到限制，被动的电子侦察卫星和主动雷达卫星都容易受到电子对抗的蒙骗，而卫星有限的能源和载重量，注定了它们不能使用许多在普通平台上可用的手段来增强功能。另外，卫星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当年只短暂维持了2小时的重访周期，这导致监视的漏洞太大，航母在这个时间段内，完全可以跑出一百多千米之外，脱离卫星的视野，使卫星失去持续监控的作用。根据卫星轨道参数测算卫星位置的方法也很成熟了，进入战区的敌对舰船完全可以主动选择航线以避开卫星可能的监控。
其次，在临战状态下，侦察船、侦察机、巡逻机的行动范围也将受到极大压缩，敌对舰船也将更频繁的使用无线电静默和电子欺骗的手段，这将严重影响指挥系统的目标信息判断，甚至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使反舰弹道导弹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战术弹道导弹的高昂成本，由于飞行参数高，工作环境更加恶劣，而大直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生产工艺要求极高，且储存寿命相对较短，这使得战术弹道导弹的成本远远高于使用喷气发动机的飞航式反舰巡航导弹。以美国的“潘兴”2导弹为例，其价格为529万美元（1986年），而“战斧”巡航导弹的价格为162万美元（1989年），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潘兴”2导弹的价格也是“战斧”导弹的3倍多，而如今美国海军大批量采购的“战术战斧”导弹单价更是降低到了60万美元，如若考虑通胀因素，与“潘兴”2导弹类似的战术弹道导弹单价将会是“战术战斧”导弹的10倍以上！显然，在消耗巨大的现代战争中，类似于“战术战斧”的巡航导弹属于“用得起”的武器，而战术弹道导弹则属于“用不起”的装备，这也是美国海军敢于将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改装为巡航导弹潜艇，却对“常规三叉戟”导弹计划弃之如敝屐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即将变为现实的改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获得了一份为期10年的新合同，以继续为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宙斯盾”系统进行软、硬件现代化升级，升级之后的 “宙斯盾”系统（基线9.C1）包含当前阶段的弹道导弹防御程序，使得“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除了传统的防空能力之外，全面拥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这也可以认为是美国海军针对不断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而做出的改进，无疑会对反舰弹道导弹的效能产生削弱。
事实上，反舰弹道导弹的本质，就是换了新世纪高科技马甲的海岸炮，而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海岸炮具有比舰炮更高的精度，有效射程也更远，但几乎每一次都是来自海上的入侵者击败了对手。
可见，只有主动出击，积极防御，才能真正盘活各种所谓的“撒手锏”。在中国军方的手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军国重器，就是中国的航母编队，只有航母编队才能承担积极防御的重任。在先进的舰载机和护航舰只的拱卫下，航母编队具有足够的自保能力，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生存力的前沿堡垒，并整合了探测情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通信网络系统以及武器系统，不仅能对敌方构成强大的实质性威慑，而且更有利于反舰弹道导弹发挥作用，是“撒手锏”战斗力的倍增器，这也是中国海军一直没有放弃航空母舰的发展，并坚定自行建造新型航空母舰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观苏联海军，由于航空母舰的发展走了弯路，在大洋上处处受制于人，耗费巨大资源建立的舰队在解体之后成为了废铁，此中缘故，不可不发人深思。
责任编辑：王鑫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