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时代之后
一座中医药之城，正在努力赶搭精准医学时代的列车。
文/ 本刊记者 叶静
摄影 | 纪珂
新一代创业者
在英国学习生活27年的科学家李进3年前回到成都，创办了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拥有120多名员工，去年与合作客户共签署了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商业合同。
公司的宣传页上这样介绍：“先导拥有 14 亿个 DNA 编码化合物的化合物库，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巨型化合物筛选平台，也是国际上仅有的4家商用巨型DNA编码化合物库筛选平台之一……可以大大降低筛选的成本和缩短苗头化合物的发现时间、增加筛选成功概率……”这些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专业术语，说明了这家公司在现代制药产业链里的角色与价值。
回国之前，李进曾就职于世界四大制药巨头之一的英国阿斯利康公司，担任全球化合物科学/计算科学总监。创办先导后，他用“药物种子库”来比喻这一平台，先导就是要从这些种子中筛选出那些最有可能起到治疗作用的种子。目前，先导正在进行30余个新药项目的研发。
在中国，新药研发产业只是近年来才受到关注的事。十多年前，中国新药研发的基础薄弱。但随着上海、北京等地CRO产业的发展及大批海归科学家的回流，实施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计划，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已有明显的提升。生物医药的未来被寄予了很大希望，中央政府将其列入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中，成都市政府也将其列入了相应的产业计划中。他们正在欢迎更多李进这样的科学家的到来。
吸引李进回到这座城市的理由有三个：这里有生物医药工业基础；这里有华西医院；成都创业成本相对低，而且多年前他也曾在成都上过学。其他科学家来成都的理由也大多如此。
成都，这座西部最重要的城市，除了它知名的电子信息产业外，生物医药一直是个重要的产业，尤其以中医药产业为代表。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进在这座城市上学的时候，这里就已有了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
成都汇集着四川省80%以上的医药研发资源，拥有四川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等64所高校、科研机构，4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9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个国家GLP中心（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国家GCP基地（新药临床试验基地)。
四川生物资源丰富，野生药材种类多、分布广，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之称，药材种植历史悠久，中药材种植和动物养殖均已形成产业化。成都是全国最大的药材生产基地之一，荷花池中药材市场也是全国三大中药材交易市场之一。经过多年发展，成都先后获批国家中药现代化基地、国家医药出口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生物医药）、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及医疗器械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孵化基地等称号。
上世纪90年代起，这里涌现出成都地奥集团、恩威集团、康弘集团、华神集团、中汇制药、新荷花药业、绿色药业、协力制药、仙牌灵芝集团等一批医药企业。
在李进回国的那一年（2012年），成都市中药产业在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例仍高达40%，产业规模和总量均位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但是上一代中药企业的生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一个有足够想象力的未来。
与成都2000年后崛起的优势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相比，中医药产业在产业规模及发展速度上，有着很大差距。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年均增长30%，产业总量增长10倍以上；而中药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5倍，由2001年的4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02.47亿元。
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变缓之后，成都正在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生物医药是重点发展的方向。他们希望在成都本地已有的资源优势基础上，为这座城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崛起注入更多活力，跟上现代生物医药发展的节拍。
摄影 | 纪珂
老一代从业者的变化
不只是政府，上一代生物医药产业从业者也在求变。新一批生物医药产业创业者部分出自老一代企业，或是从上一代创业者中获得了资金、人才等支持。
在先导药业隔壁的一栋大楼里，有一家同是2012年起步的公司，成都华创生物。这家公司目前的规模还很小，仅有8个人。创始人陈寿春，华西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并未像他的大多数同学那样进入医院，而是选择了产业界。1999年，他加入了地奥公司。
从那时至今，地奥公司都是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典范。它最新一次又被当地政府大力宣扬，是因为其中药产品“地奥心血康胶囊”成功在荷兰以治疗性药品身份上市，成为非欧盟国家第一个在欧盟国家获准注册的植物药。
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一代公司发展的困局。陈寿春进入成都地奥时，它是一家和云南白药齐肩的公司。2000年后，地奥增长速度缓慢，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14亿元，2012年增加到18.82亿元，与云南白药已不在一个量级。
从产业发展速度上看，成都中药产业整体增速相对偏慢，自2007年来，不仅低于全国中医药产业整体增速，甚至低于四川本省的整体增速。这里没有孕育出云南白药这样的龙头企业。2011年仅地奥、康弘进入全国中药工业五十强。2012年，地奥甚至已跌出全国中药工业百强。
政府也在找原因，从产品结构分析，认为成都市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中药品种较少，市场占有率有待提高。比如市场规模最大的心脑血管疾病用药、肿瘤疾病用药、呼吸系统及消化系统疾病用药，全国重点城市医院统计用药前30位的品牌，除了康弘的一清胶囊进入呼吸系统疾病用药前十位之外，其他的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排位靠后。
在地奥的11年间，陈寿春从事的是新药研发工作。所谓新药，主要指生物仿制药，也就是把国外已上市的产品，用自己的方法做出来，或者是借鉴别人的方法做出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多数国内药企在遴选新药项目时，总是先询问这个项目国外有没有人做过以及在国内是否有知识产权，如果能够规避知识产权问题，企业就会马上立项。陈寿春的经历也是上一代国内药企研发人员的共同经历。
“做‘新药’的这批人，也没有真正做过新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地奥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还能够做一些研发的研究人员。”陈在地奥也曾负责过跟进（仿效）一个海外项目，中途随着海外有所停滞而停滞，直到他离开后，这个项目才正式进入临床。仿制这一项目的还有国内好几家药厂。
这些经历，使陈感叹药物研发有时像巴黎时装周，总有一个流行的风向标，比如前几年流行做小分子激酶抑制剂，国内仿替尼的产品可能有上百个处在临床前或者临床阶段，不过现在大多沉寂了下来。
陈不愿多谈离开地奥的理由，他有点惋惜这家公司没能获得更好的发展。陈记得辉煌的日子里客户们用密码箱提着现金来地奥等产品。“那是一个供不应求的时代，那个时代早已经结束了。”
尽管华创规模还小，但陈寿春比较自豪的是已经有5个很有潜力的候选新药在研发中，并且已经拥有国内及国际专利。他相信做药某种程度上很依赖于科学家的直觉，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位从上一代药企出走的研发人员，其支持者也是上一代成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业者—曾经从事医药营销，后来进入医疗器械领域，目前在成都、重庆、武汉、西安建有4个厂，正在将3D打印技术引入他的工厂中。
在成都，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上一代生物医药产业从业者通过投资或是自己直接转型进入新型的医疗服务领域。比如艾克尔特，一家移动医疗公司，其产品是医学智能手环，用于监测血氧、心率、体温，记录睡眠情况和运动状态。这一产品正在申请相关认证，希望以医疗器械的身份为医院内外的病患服务。
艾克尔特创始人刘俊，还是成都老肯医疗的常务副总经理—这个家族公司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医用消毒设备制造商之一，正在冲刺A股上市。
艾克尔特现有的技术团队，始于GE之前在成都设立的研发中心。这一研发中心裁撤后，刘俊投资了其技术团队，进入到移动医疗领域。今天艾克尔特在做的事的一些原型及想法都离不开这些工程师在GE时的训练。
曾经在外企大药厂做销售的杜祥林近期也加入了艾克尔特，他也感受到了传统医药行业正在发生剧变。杜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这所东北的老牌学校，在国内医药销售圈里很有影响力。在四川，一些主要的研究机构及药监部门管理者均出自这所学校。仅就杜所知，他至少有七八位师兄将企业做到了几千万到上亿元这一规模，但因为没有新品种，又缺乏转型的能力，这些企业的境遇一年不如一年。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传统药品市场在整体萎缩，从业者要么往器械转，要么往高端的基因检测等领域转，或者是往这种移动医疗领域转。”“以前靠卖药赚钱，现在的环境下，我们用移动医疗来帮助医院，或者说帮助医生管理病人，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通过这个服务来赚钱，这也算是一个大的转变。”
艾克尔特最近完成了A轮融资。投资人最早就职于软银赛富，后在杭州创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艾克尔特是其在西部投资的第一家医疗类公司。
《创业家》在成都也遇到了上一代中药原料产业从业者直接转型做互联网服务的。比如中药材天地网创始人，初中毕业，当年从荷花池销售药材起家，之后进入到中医药信息服务行业。全国三大中药材交易市场之一的成都荷花池市场制定了国内唯一的中药材价格指数，提供这一服务的就是天地网。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传统药品市场在整体萎缩，从业者要么往器械转，要么往高端的基因检测等领域转，或者是往这种移动医疗领域转。”
先导和华创共同所在的天府生命科技园，隶属于成都高新区。在这座园区成立之前，2001年，成都市在高新区投资建设了国内首家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天河孵化园。2008年，四川省、成都市和高新区提出重点打造天府生命科技园，规划以成都高新区作为承载新引进医药企业以及新建重大产业化项目的主要区域。
2010年，天府生命科技园管理服务中心的孔宪凯主任到任时，这里还是一片搭着很多脚手架的工地。几年间，随着先导等一批公司的进驻及成长，这座园区在成都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超出了最早成立的天河孵化园。
孔宪凯以前通常是在园区小范围沟通项目情况，现在园区不仅能跟高新区相关部门直接对接，还可以跟成都市及四川省的相关职能部门乃至科技部的一些部门直接对接。以前偶有成都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园区时，会提前打招呼，而现在很多部门经常直接来园区了解企业情况。新上任的成都市长任职不到半年，已经来了园区两次。
这其实是个不大的园区，占地面积只有200亩，约有180家企业。整体发展良好，只有极个别企业出现了大的困难。入驻人群既有李进这样的海归，也有陈寿春这样的本地创业者，企业类别包括抗体药物及蛋白质药物类、重大疾病诊断及检测技术类、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生物治疗技术类、创仿化学药物类、CRO和医疗器械类等。
尽管发展迅速，但和上海、北京等地的园区相比，成都的生物医药园区缺乏聚集效应，即便相较中部的武汉，成都生物医药园区的发展规划也显得不够“大手笔”。
2007年6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武汉设立光谷生物城，又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这是继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以来，武汉东湖高新区建设的第二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在武汉市的规划里，光谷生物城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是一个集生物产品研发、生产、流通为一体，基础设施齐全，产业链完善，产业分工明确，产业竞争力强的产业聚集区。
之所以将这两座城市相比，是因为有意在中西部地区布局的公司常在成都、武汉以及重庆、西安等地间犹豫，尤其是成都及武汉。生物医药是个很大的产业，而且有着明显的聚集效应，在东部等地区已经形成产业集群时，如何找到新的机会与爆发点，是成都亟须解决的问 题。
尽管在摸索，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缓的今天，成都对生物医药产业寄予了越来越大的希望。2012年，生物医药产业被列为成都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3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工业“1313”发展战略，生物医药产业被列为加快发展的五个重点产业之一，政府为此成立了专门的产业发展推进小组。
如今，成都市高新区正在准备资料申请生物医药园区的扩容。此外，他们也积极去波士顿等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地拜访，希望将人才及与全球同步的研究引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