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的山地开发与保护：关于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英文文献综述

作者:李正 / LI Zheng李雄 / LI Xiong

李正 / LI Zheng李雄 / LI Xiong

摘要：“二战”结束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世界各地平地资源的日益短缺，山地遂成为容纳城市扩张的空间，如何处理此类土地中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已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了找到针对该命题的最有效研究方法和技术，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相关英文文献进行了整理分类。首先，基于麦克哈格的山谷规划明确所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开发与保护，而这一问题可以从5个不同角度切入，梳理了每个切入角度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发现跨学科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是过去50年研究的两大趋势，但知识生产存在分散化现象。指出需要综合利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在一种整体性研究框架中探寻山地与城市的最佳关系模式。评估了中国大陆地区相关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个综合性工作流程框架。

关键词：风景园林；山地；城镇化；开发；保护；研究方法；技术

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4-0062-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6-18；

修回日期：2015-12-12

Abstract: The post-World War II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caused the shortage of flatland worldwide, which turns hillsides into spaces for accommodating urban sprawl, thu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n such lands becomes a global topic. In order to find the most effec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technology for this topic,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the relevant English literature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Based upon the "Plan for the Valleys" by McHarg, the study makes clear that a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hould be the core problem for research, and it can be approached from f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which are then summari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at of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 are two major trends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but the production of such knowledge is fragmente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use all kinds of research method and technology, searching for the best model for mountain-city relationship.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is evaluated, and an integrated workflow framework is proposed.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llsid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tection; research method; technology

山地占全球陆地面积超过1/4[1-2],“二战”以后，全球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已使坡地开发日益成为缓解平地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策略。当今全球26%的人口生活在山上或山边，其中27%属于城镇人口[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3年将山地列为“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第6个研究课题，1980年成立国际山地学会(IMS)，1981年出版《山地研究与发展》刊物，1983年在加德满都设立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D)，1998年又宣布将2002年定为“国际山地年”。作为世界上山地占国土面积过半国家中幅员最广的一个，中国也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山地研究，陆续创办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地城镇与区域环境研究中心、《山地学报》等。可见，城镇聚落与山地景观的可持续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

从风景园林学视角看，开展此类研究是为了能介入当代山地景观的开发过程，为相关规划和设计行为提供更坚实的数据、理论和技术支撑。但以指导实践为目的的山地景观研究所应针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应该从哪些角度切入该问题，每个角度又应通过什么方法求解呢？鉴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较早，下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现有相关英文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文本分析对象限于明确涉及山地与城市关系问题者，类型上偏重论述系统的专著，辅以方法明确的期刊论文。

1 问题及其切入角度

关于山地景观与城镇建设之关系的研究源于城镇无序扩张所导致的一系列危机。以 “二战”后全球发展最快的美国加州为例，该地区的山地开发模式原以畜牧、采矿和农业为主，到了“二战”后全州人口才逐渐向旧金山湾、洛杉矶和圣地亚哥3个城市区集聚，近郊的丘陵低山随之成为住房开发的热门区域，而远郊山地则多成为养老和娱乐性住房的开发对象[4]。这种无序城市扩张的危害不久便显现，如洛杉矶市在1951年冬季暴雨期间发生大范围山体滑坡，灾害大多发生在为开发楼盘而进行人工填土的地点[5]。此外，美国建筑师协会南加州分会于1964年指出了山地开发对洛杉矶城市风貌和市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呼吁保护那些地标性的、风景秀丽的低山丘陵[6]。近年来，山地城镇化现象在我国也已出现，特别是在那些位于迅速扩张中的大都市附近的低山丘陵区[7]。在人口聚集增长与平地资源短缺之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山地受城镇影响已不可避免，如何平衡开发与保护以达到山地人地关系的和谐是需要探究的首要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切入角度，麦克哈格(Ian McHarg，1920—2001)[8]及其团队于20世纪60年代初所作的“山谷规划”(Plan for the Valleys)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规划旨在使巴尔的摩西北郊的绿泉山谷(Green Spring Valley)和沃森顿山谷(Worthington Valley)免于无序开发，但仍能容纳未来住房需求。为找到最佳开发模式(图1)，研究者基于视觉美学和生态学识别现状区域内适宜建设的位置，以及历史发展状况、可用土地面积、外部连通度、视觉吸引力和上位规划等因素模拟未来40年的发展趋势，还探讨了兼顾各方利益和推动方案实施所需的公共政策工具。虽然关于景观历史演变的内容并未单独提出，但现状分析和未来预测部分的不少论断都是基于对过往情况的讨论。因此，抛开项目的具体背景信息及其结论性的最佳模式不谈，这份报告提示了3个切入山地城镇化问题的普适性角度，即识别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山地区(下文简称“问题区域”)，阐释景观变迁以及模拟系统演化。

山谷规划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不少研究者从上述3点切入山地与城镇关系，但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对这些新方法进行梳理可为将来的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借鉴。此外，该规划并未参考其他城市的法规文本和规划设计项目，这或许是由于当时此类资料较为匮乏。但时至今日，许多欧美城镇都颁布了山地开发法规和条例，而风景园林、建筑和城市规划等行业都已涉足山地开发项目。这两方面的文本凝结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或失败经验，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些文本进行了整理分析以期为当代提供有益的参考。鉴于此，下文将法规文本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作为另外2个切入点，梳理相关总结性著述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下文将就以上5个切入点所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探讨。

图1 1964年麦克哈格及其团队为绿泉山谷和沃森顿山谷设计的开发模式概念图，开发集中在山顶台地上(作者译自参考文献[8]并填色)

2 如何识别问题区域

麦克哈格的山谷规划在识别适合开发的区域时采用因子分层分析法，即在幻灯片上以不同颜色及明暗度标识各种因子，然后将所有幻灯片叠加。随着计算机图形和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实现因子分层叠加的方法有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山谷规划主要依靠研究者自己进行视觉美学和生态学评估，并未调查利益相关者的偏好，这在民权和社区意识勃兴的当代必然会受到批判和抵制。最后，山谷规划以识别最佳开发位置为目的，对陡坡、山谷、溪流和泛洪区只是笼统列为非适建区。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山地被划作国家公园等保护地，如何从各种非适建区中挑出适合作为保护地的区域成为一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权衡诸方面因素。这些不足在后来的研究中有所弥补。

新技术应用方面的一个较早例子是美国辛辛那提市1991年完成的山地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旨在使市域范围内的敏感坡地免于城市扩张的破坏[9]。为了识别出此类土地，SWA团队利用基于微机的GIS系统，根据视觉质量、山体滑坡易发性、生态价值和易遭开发性4类因子对市域山地进行可视化评估。与幻灯片叠加法相比，计算机辅助分析手段极大提高了信息处理和可视化效率，因而近年来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之前多先通过GIS分析明确和缩小需要踏勘的区域。在为美国匹兹堡市撰写2004年坡地研究报告[10]时，卡耐基梅隆大学研究团队在GIS平台上将坡度大于25%的地区的土壤数据、城市土地利用状况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耦合，然后选出3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徒步穿越以验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珀金斯·伊斯特门公司(Perkins Eastman Associates)则利用各种地理信息数据分析坡度大于25%的地区对匹茨堡各方面的宏观影响，再通过实地踏查识别出边缘式开发等五大类开发模式。

辛辛那提市山地战略研究报告在利益相关者偏好调查方面也具有开创性意义。研究人员用计算机合成30张效果图，每张图由一张未开发的坡地照片与一张建筑照片叠加而成，建筑的形式(高层、低层、群组、独栋)、位置(山顶、高缘线、山腰、低缘线、山谷)、布局(孤立、聚集、等距)和密度各不相同，当地居民对每张合成图打分的结果表明多数人喜欢将山顶与山脚之间的山体保护作为林带。受访者还在计算机技术人员帮助下描绘其心目中最理想的坡地开发图景，结果发现多数人认为在郊区环境中低密度开发最合适。这些偏好随后在市政府颁行的坡地开发导则中得到体现，如建筑开发被限制在山上和山脚平缓处，且要求以低密度方式融入地形。肯塔基大学风景园林系的师生于2008年将这种偏好调查扩展到了与辛辛那提一河之隔的肯塔基州北部的3个郡，但方法更为多元[11]。公众被要求在地图上标出6个最感兴趣的山地区域，再对计算机建模或照片拼贴出的各种开发场景打分(图2)。借助这些方法，研究者得以了解未来山地城镇化现象可能出现的位置和模式，从而帮助决策部门提前制订兼顾环境保护与市场需求的公共政策。

最后是如何识别适合建设保护地的问题山地。加州政府1973年委托哈尼特(Eugene R. Hunit)等风景园林师完成一个针对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和沿海低山的景观保护研究[12]，目的是识别出该区域内最具风景、科学和教育价值的山地以便将其纳入州立公园系统。研究团队通过实地调研、采访政府和民间机构相关人员以及查阅政府工作报告获得地理坐标、尺度、边界、所有权、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特征类型等基础信息，然后分4步选出亟须保护的山地。第一步选出资料充足和征地容易者，第二步就其风景、科学和教育价值打分加权，第三步对其受城市化威胁的程度打分，第四步就其是否具有建设州立公园所需的条件打分，四步分值加权得分最高者被优先纳入州立公园系统。最终选出的51片山地中有25个位于旧金山市周边，揭示了城市扩张对其周边山地的巨大威胁及城市人口对山地的娱乐游赏需求。上述评估过程本质上是因子加权分析，或可看成是对麦克哈格的山谷规划的一种继承，只是根据不同研究目的调整了评价因子。

3 如何阐释景观变迁

探索某山地景观的最佳开发和保护模式，最终是要弄清现象的形成机制，而仅依赖现状调研分析并不足以揭示这种不可见的过程。正因如此，麦克哈格在编制山谷规划时多处援引过往数据和现象来判断巴尔的摩的城市扩张趋势，其后的一些学者则专就山地与城市的历史关系作了更为深入的挖掘，有代表性的是辛辛那提大学的斯特拉得陵(David Stradling)[13]对卡茨基尔山(Catskills Mountains)之景观变迁的梳理。基于文献、地图和照片等史料，斯特拉得陵描述了纽约的城市发展如何将其周边山地变为木材、青石和皮革等自然资源的产地，然后又变为市民度假胜地和城市水源地，并指出这一过程是由往返于城市与山地之间的各色人等和诸多要素共同形塑的。这种关于景观变迁的阐释揭示了不同时期促使城市资本向山地延伸的驱动力及其载体，有助于当代规划设计者找到符合卡茨基尔山及类似山地景观变迁规律的经营策略。

如果说斯特拉得陵所采用的是阐释性的传统史学方法，那么奥本大学的威廉姆斯(Jack Williams)[14]对阿巴拉契亚山麓小镇历史成因的研究则借鉴了最新的技术手段。为揭示42个相关山地小镇的空间形态是如何形成的，该研究在GIS平台上耦合实测图、卫星影像、航海图、航拍图等历史图像资料，从中提取出地形、路网、建筑3类信息，每类信息分别生成1个图层，从而反映这些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可识别的城镇意象。此外，威廉姆斯还通过各时期的老照片来了解这些城镇的公共空间的质感、材料和使用情况。围绕图像信息展开景观变迁阐述对于景观规划设计实践的价值无疑更为直接，而因子分层叠加法与麦克哈格在山谷规划中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只不过研究目的不同。

这种基于GIS的景观变迁阐释法也可推广到更大尺度。马蒂厄(Jon Mathieu)[15]将全球20个山地的高程数据与1500—2000年间历史人口统计数据耦合，发现这些山地普遍存在城市数量和规模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减少的现象，特别是东亚城市大多低于海拔500m。除了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在1500年前后就有不少百万人口城市，中国中东部、北美、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等世界大部分山区都是在1800年后才开始受到城市开发影响。这种将多种历史空间数据整合在同一个地理信息平台上进行分析的方法可以揭示许多传统史学法不易触及的层面，只要可利用的史料足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进一步拓展。

4 如何模拟未来变化

为说服甲方采纳更合理的开发策略，麦克哈格的山谷规划预测了巴尔的摩的城市发展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将对绿泉山谷和沃森顿山谷造成的负面影响，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靠文字和简单制图来描绘未来图景。近年来出现的系统建模法(systems modeling)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分析手段，该法在山地研究中的应用源于阿尔卑斯山。20世纪60年代，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的国际生物圈计划(IBP)在奥地利的奥伯古格尔(Obergurgl)建立研究站，探究该区域内的人类活动与山地环境之关系，特别是旅游业对土地资源要素的影响[16]。为方便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并更直观地呈现给各利益相关者，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描述相关诸因素关系的综合模型，模型由娱乐需求、人口及经济发展、农耕及生态变化、土地利用及开发4个系统组成，每个系统内又包含若干因素，相关因素间以箭头线连接(图3)。由于系统模型是基于因素关系的，改变其中因素将导致模型局部乃至整体变化，因而其可用以模拟未来某些因素变化可能引起的系统演化趋势。该研究在1976年被纳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6)项目，其方法由此影响了MAB-6对阿尔卑斯山其他区域的研究。

从奥地利模型衍生出了2个变体。一个变体是由瑞士MAB-6团队1978年为研究其境内4个有代表性的滑雪度假山区而设计的，该模型仅由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两大系统组成，两者以土地利用模式作为中介，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系统，各系统中的因素得到大幅简化[17] 。该模型突出了需要优先研究的因素间关系，并为随后基于GIS处理的矢量和像素数据提供了一致框架。另一个变体模型是德国MAB-6团队1981—1991年针对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区而设计的，旨在研究该区内的国家公园和若干夏季旅游度假小镇对自然环境的影响，ESRI慕尼黑分部提供了GIS技术支持[18]。该模型将瑞士模型中的自然系统和土地利用模式合并为过程层，将社会经济因素拆解为动态层和策略层，各层的数据获取方式相异：过程层用多边形记录和计算同类物质能量的输入输出，动态层用聚合数据预测变量的变化趋势，策略层分析不同场景。和奥伯古格尔模型相比，瑞士模型和贝希特斯加登模型更加明确系统间的关系，相关因素得以简化归类以利于数据的采集分类，而GIS等新技术的应用则极大提高了系统建模的效率和价值。

系统建模法在模拟山地未来变化方面的应用历程提供了3点启示：首先，西方学界已认识到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无法解决山地开发问题，而系统模拟法有助于将分散的学科知识融合到一起，帮助制定整体性开发策略；其二，任何一种模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须针对研究对象的情况研发合适的模型；其三，系统建模法似乎更适合那些边界相对明确且功能相对简单的小型山地城镇，其在大都市区的应用价值还有待探索。

5 如何分析法规文本

自“二战”结束以来，位于或临近山地的欧美城市都相继编订了坡地开发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条例及导则。洛杉矶市早在1964年即有专门针对圣莫尼卡山脉(Santa Monica Mountains)的土地开发控制条例对整地、道路选址及设计、水电设施布置和种植设计等方面进行规范[19]。美国东部地区较早开始坡地规管的是辛辛那提市，其于1975年制定了包含49条原则的导则[20]。这类立法一直持续至今，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两侧多数城市目前均已编制了此类法规。由于这些法规是针对不同自然条件的山地环境而制定的，其相互之间在内容上存在差异，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作跨文本比较研究以建立全面的评估体系。

英文文献中最早的此类研究是由丘宁(J. A. Chewning)[21]于1974年完成的。该研究收集了来自美国2个州、4个郡和5个市共计11个坡地法规，从中识别出地质灾害、城市扩张、城市形象、生态破坏等促使地方政府规管山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奥申斯基(Robert R. Olshansky)[5]于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美国190个地方政府，从这些政府所发行的274个法规文本中发现34种坡地规划管理目的，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风景保护(75%)、环境保护(71%)和地质防灾(64%)。奥申斯基还识别出了31种实现这些目标的执行策略，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整地控制、强制性植被置换或种植及专家研究报告。丘宁和奥申斯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仅能识别出普适性的山地规管目标和策略，也能揭示出不同城市在关注点方面的差异性。

近年来美国各城市广泛采用该法来借鉴其他城市的相关经验，再与当地具体状况相结合形成新策略，辛辛那提市1991年坡地战略研究中所提出的145条策略建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一研究方法的成果[15]。研究者收集了来自全美各地的约300个坡地法规，按照问题类型(视觉特征、视线保护、植被、地质、水土保持)、空间尺度(城市、整个山体、部分山体、场地)和执行手段(土地分区法规、分区法规、建筑法规、雨洪管理规定、挖填方规定)3个层面对这些文本进行分类，再将法规内容择要分类输入dBase软件生成一个交互式数据库，方便政府和民众查询。当文本数量较少时，也可使用矩阵进行统计，这见于肯塔基大学风景园林系师生对肯塔基州北部的3个郡的研究中[19]。他们锁定9个已经编制了坡地法规的美国城市，从其发布的法规中识别出五大类(选址、场地规划、景观设计、场地要素、建筑标准)36小类设计策略作为一类因子罗列在矩阵一边，而9个城市则作为另一类因子罗列在相邻边，然后通过标识矩阵格来表示某城市是否采行某策略，以及各策略的优先级(图4)。

图2 关于某山地区域内的建筑大小和位置的视觉偏好调查结果，场景通过计算机合成，分值越高表示越受公众喜爱[11]

图3 奥伯古格尔模型(作者译自参考文献[26])

6 如何总结实践经验

山地景观规划与设计实践多以个体项目形式进行，针对此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出现于“二战”之后，研究者多来自建筑、风景园林、工程地质和城市规划等行业。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各不相同，但其工作思路却不外乎以下2种：一种是以坡地开发和保护所涉及的问题类型为线索；另一种是以坡地开发和保护的工作流程为线索。

最早采用第一种思路的是英国建筑师阿伯特(Derek Abbott)[22]，其研究旨在探索如何通过坡地住宅开发来保护平地资源、提供观景视野及促进人与土地的接触。他从欧美各建筑工程公司获取了五大类(独栋、台地、阶梯、挑台、群组)共计55个“二战”后坡地住宅的方案图纸和建成照片，从中识别出建筑群、建筑单体、场地环境、气候因素和地质工程5个专题展开分析。在探索如何顺应中纬度高海拔山地自然条件来营造户外空间时，美国风景园林师道沃德(Sherry Dorward)[23]从落基山和阿巴拉契亚山若干小镇的设计实践中总结出选址、交通、视线、小气候、空间结构、建筑风格和滑雪场等专题，分别配以手绘图、计算机图解和实景照片加以解释。

上述研究总体而言各专题是并列关系。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来总结实践经验的一个较早研究成果是由前苏联城市规划师克罗基乌斯[24]于1979年完成的，该研究将200多个有起伏地形的苏联城市的规划实践按照区域规划草图和设计草案、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设计、修建设计4个步骤依次论述。美国地质工程师列宁(A. H. Levin)[25]则侧重坡地房屋开发，将设计施工全过程分解为从场地选择、团队组成、法规限制、地形调查、土壤地质、建筑、结构、施工和成本核算9个环节，辅以170多张黑白线条图进行说明。

7 既往研究得失评述

上文梳理了继1964年山谷规划之后英文文献中关于山地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进展，比较了5种切入角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方面的异同(表1)。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方法论探索过程表现出2个明显的趋势。其一是新技术手段的应用，特别是计算机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被日益融入各种切入角度的研究方法中，提升了研究者获取、存储、分析和可视化数据的能力。其二，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历史等相关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被引入山地开发和保护的研究中，相对于山谷规划主要依赖因子叠加分析法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拓展。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交叉现象说明山地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并非某一个学科的既有知识能够解决。

但遗憾的是，能集5种切入角度于一身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虽然基于各个切入角度的研究都日益累积和深入，但不同切入角度的研究往往是由不同专业背景者完成的。各学科往往只关心一个方面问题或一种尺度类型，彼此缺少交流与合作，知识生产呈现一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状态。然而，山地景观与城镇化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通过一种整体性的开发和保护策略来处理，而这种策略的得出又有赖于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框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提出“山地研究与管理的综合性方法”[26]“山地学”[27]“山地城市学”[28]和“山地人居环境科学”[29]等理论时都强调在横向上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各学科知识，在纵向上统筹从区域到场地各种尺度。不过其往往仅限于罗列一般性研究原则及技术手段，或是勾勒相关知识和学科谱系，又或是停留在宏观管理层面而忽略场地尺度。研究方法论探讨的不足无疑是导致相关知识生产片段化的原因之一。鉴于上述缺憾，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将之前述及的5个切入角度融合为一体，综合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在一种整体性研究框架中探寻山地与城镇化的最佳关系模式。

图4 肯塔基大学风景园林系师生对9个城镇坡地法规的矩阵分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11])

8 中国山地研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地区也涌现了一些明确以山地与城市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其作者多来自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学科，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风景名胜区体系的建立，周维权[30]和谢凝高[31]等学者率先对名山风景区建设和保护进行探讨，针对的主要是城市化背景下休闲旅游兴起所引起的问题。其后，同济大学卢济威的《山地建筑设计》[32]对中外山地建筑的形态、景观环境、交通和工程技术等专题经验的梳理，重庆大学黄光宇的《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33]总结我国西南地区的城市规划设计经验，广东科学院的刘瑞华[34]则对华南地区城乡建设相关的边坡、泥石流、岩溶地面塌陷、居屋地盘、水文效应、砂石开发和软土病害等防治经验的总结。从2009年开始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基于GIS技术识别浅山区的景观安全格局以使之免受城市化破坏[35-36]，并与哈佛设计学院开展以西山可持续开发为题的联合设计课[37-38]，近2年又在地理设计研究框架下对浅山利用变化进行预景建模[39]。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者的工作单位分别位于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而这4个城市正是我国当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区域。从切入角度看，这些研究侧重总结实践经验和识别问题区域，对景观变迁阐释、法规文本分析和未来变化模拟等方面较少涉及。此外，知识生产也存在片段化现象，风景园林、建筑和城市规划3个学科的研究并未在一个统一框架中进行。

鉴于此，笔者建议按4个步骤系统研究我国山地与城镇的关系。第一，分析对象山地的现状及历史，首先按地质构造[40]或综合自然因子划分对象山地所属的类型，然后识别影响该山地的代表性城市，再进一步识别对象山地中受该城市影响最大的问题山地，最后分析问题山地的现状及历史。第二，基于现状和历史识别影响系统变化的核心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结合相关数据建立系统模型来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第三，从各地法规文本和实践项目中提炼出普适性的山地开发与保护原则及措施，用以评价对象山地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可持续性。第四，创新土地分区、分区规范、岩土工程技术措施、生态措施和公共事务政策等方面的开发和保护措施。当然，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由单一专业或研究团队研究所有环节不太现实，但如能按照上述工作流程框架来协调分散的科研活动，或可兼顾分工与协作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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