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调研,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企业家对于投资回报的预期之高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预期?这与我们的监管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显然,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需要一个前提,即要与自己的内控成比例。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的有限的对外开放,更好的解读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
中国现在是一个金融大国,一个经济大国,我们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尽管在不断下降,但是还是排在世界前列。我们的金融资产结构可能跟美国有些差别,金融资产大多属于以银行信贷为主要特点的债权类资产,我们约有100多万亿的商业银行存款余额,40万亿股票市值,5千家新三板融资,等等,累计有256万亿~300万亿的人民币金融资产。应该说,体量非常庞大。
为什么我们考虑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要考虑这么长时间?原因就是我们以前不具备应对这种风险的能力。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应该是渐进的对外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又是必然的,这和我们的经济实力提高,经济影响力提高,和全球化是紧密相关的。
金融体系非常脆弱,那么,金融市场应该怎么改革呢?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怎么改,永远不能忘记金融市场的功能是什么。
金融市场是配置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防范系统性风险是所有金融体系、金融改革最核心的话题。现在,无论是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体系,我认为,其实在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和我们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有个笑话说中国是人傻钱多。中国确实是钱多,中国是全世界货币供应量最多的国家,全球最不缺钱的国家一定是中国。但问题在于,流动性极其充裕,但资金成本又极其高昂。这是个非常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的金融体制。
中国流动性充裕,但是融资很难,而且很贵。创业创新企业融资难,中小微企业融资更难。
通过调研,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企业家对于投资回报的预期在全世界一定是名列前茅的。问一般投资人一年10%的回报满不满意?答案一定是不满意。而美国的养老基金花重金请人管理,问的却是一年能不能赚8%。中国投资者,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预期?我认为,我们的监管体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和谐,要稳定。因此,当我们的一些金融产品出问题的时候,例如我们的信托产品,监管部门或明示或暗示,要求企业刚性兑付。这其实是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而刚性兑付的后果就是,把有风险的投资变成了无风险的投资。高风险对应的是高回报,十几个点的刚性兑付则把有风险的投资变成了无风险投资,实际上无疑是在推高中国的无风险利率。
如果无风险利率上升成了十几个点,企业融资要多少个点,可想而知。所以,中国的资金成本居高不下一定是有原因的的,这个原因和我们整个监管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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