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侨时代

华侨文化的形成和特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是岭南文化结构的独特形态，它形成于异国他乡，反哺于祖国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由于华侨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因此成为最直接接触西方、学习西方的中国人群体，这使得华侨文化始终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开拓性。与广东本土相比，华侨更“得风气之先”，当中国面对西方挑战而作出近代化回应时，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的华侨首先成为这种“回应”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这不仅体现在精英文化层面，更广泛地渗透在大众文化之中。

华侨与近代革命文化

中国近代革命之所以策源于广东，是因为华侨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本人长期在海外活动，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勾画出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华侨不可分离，换句话说，没有华侨力量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体，而美国、日本、南洋、广州也成为华侨革命力量最活跃的四个地区。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保皇派流亡海外。之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南洋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华侨社会”因此成为保皇派与革命派激烈论争的战场和争夺的力量，二者的交锋在华侨社会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林立缺乏凝聚力的分裂社会，华侨基本上只有“帮”和“宗族’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辛亥革命以华侨社会为阵地，发动华侨依靠华侨，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

华侨之所以被誉为“革命之母”，一是华侨是孙中山“走向共和”之路的支柱。他们不仅在海外成立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还积极回国发动和参加历次武装起义。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初期，其成员全部都是华侨，以商人居多，而且在美国和日本的各个兴中会分会中，广东籍华侨人数占九成。1905年8月孙中山又在华侨的支持下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之后，南洋、北美洲、欧洲、南美洲、檀香山的华侨纷纷响应，成立了数十个同盟会分会。由于美洲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因此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年孙中山专门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即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总会。在辛亥革命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多数由华侨革命党人发动并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比如参加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的800名先锋中，华侨就有500人。二是华侨创办进步报刊，与保皇派论战，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侨胞支持革命。华文报刊自十九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属于中国报纸系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在号召和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据不完全统计，论战的舆论中心南洋华侨创办的书报社，马来亚有69家、荷属爪哇群岛（今印尼境内）有43家，缅甸有18家。在辛亥革命的另一个舆论中心美洲，兴中会机关报《檀香山新报》和美洲同盟会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都是在海外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他们公开与改良派论战，广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提供舆论准备。三是华侨募集革命经费支持孙中山，华侨捐款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不少华侨倾家荡产支持革命。正如当时广东政府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的：“华侨义士咸怀振兴祖国之思，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燃眉救急。”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兴中会成立到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建立，华侨捐款额估计达七、八百万港元，仅辛亥革命当年，南洋华侨便捐助了五、六百万元。同时还认购兴中会和同盟会发行的各种债券等。因此，当中华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选举法时，批准华侨拥有参政权，并规定在国会中拥有6个席位，华侨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纵观辛亥革命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在华侨支持下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陆皓东、杨仙逸、黄兴、孙眉、司徒美堂、邓荫南、朱执信、陈少白等人为代表的华侨精英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近代岭南文化的典型。中华民国建立后，华侨又积极投身地方政治，自1911年起至1948年，先后有15位广东香山华侨担任香山县长，他们以实际行动建设家乡繁荣家乡，使民国时期的香山地方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城镇的雏基，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模范县”。华侨文化由此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华侨与近代商业文化

当华侨以革命手段推进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时候，在经济领域，华侨资本也启动了中国现代商业革命。历史惊人地相似，正如香山人孙中山、陆皓东、杨仙逸等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另一个香山人群体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革命的先锋。民国肇建，中山华侨积极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将海外产业转移香港，并以之作为回粤投资的桥头堡，再转往内地，这构成了华侨商业革命的基本路线图。先施公司是香港第一间华资百货公司，1900年1月8日由在澳洲开果栏致富的香山华侨马应彪创办，1912年6月20日在广州长堤318号开设分店，1917年10月20日在上海南京路630号开设规模与总店相当的分店，引入西式商业文化，轰动一时，开中国现代民族百货业的一代先声。二十世纪初，大型华侨资本开办的先施、永安、大新和新新“四大百货公司”，均沿着澳大利亚→香港→广州→上海的路线图而掀起中国现代百货业革命的浪潮。

由于具有良好的西方商业实践经验，华侨大资本很好地把握了经营上海南京路百货公司的历史机遇，即在二十世纪初上海以华人社会财富积蓄和消费能力增强基础上加速形成的大众社会，从而开商业文化之新风。四大百货的创业者都是香山华侨，创业时以非常高的比例采用广东人当店员，因而有“纯度极高的广东帮”之称。它们经营“环球商品”，打出“经营舶来品牌商品”的招牌，通过明码标价，使用收银机、发行发票等手段，树立对顾客的诚信；通过 “彩票”、“礼券”、“摸奖”、“电台广告”、霓虹灯广告、“大甩卖”等吸引人流和物流；他们还实行店员周休日、雇佣女店员，培育“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理念，等等，这些都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商业的经营方式形成强烈冲击。“四大百货”首创的这些新的商业实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审美情趣及至生活方式。百货公司内建有自动扶梯、旅馆、娱乐场所，吃、喝、玩、乐无所不有，俨然成为制造快乐生活的多功能机器。南京路代表着上海的“摩登”，“游商场”和“逛商场”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生活”，被称为“彻底欢乐的百货公司”，是“快乐生活的胜利”。52年后，1988年上海华联商场(原永安公司)在改造商场时才导入自动扶梯。

四大百货的出现是以二十世纪初上海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前提的，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多功能塑造进一步扩大并加速发展大众社会，培育消费市场。他们一边提供文化一边销售商品，将西式商业文化导入上海，提供了全新的商业样板，从而成为南京路商业的革新者和上海都市文化的塑造者，引领时代潮流。其结果是包括四大百货公司和丽华百货公司(1926年创立)在内的五个百货公司在1936年的营业额达到2674万元，远远超过上海全市约700家中小规模零售店总销售金额的2000万元。这既表明上海都市商业文化的繁荣，更彰显了“四大百货”领导的上海南京路商业革命的辉煌胜利。

广东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发祥地，近代教育文化构成华侨文化的重要成分，对广东乃至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以后，“西学”的传入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气象。广东位于“西学”进入中国的“入口”，伴随着传教士携“西学”东来，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特别是广东等侨乡设立各种文化传播机构，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文社会模式契入中国。西式教育不仅向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注入了异质的西方人文社会模式和因素，而且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进展，逐渐被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并效仿。香山人容闳就是在首得西学之新风的环境中，首倡“教育救国”，他开办新式学校，首次组织中国首批留美学生计划，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留学之父”。1872年容闳在香山开办甄贤社学，成为广东废除科举制度后最早的民间学校之一，一度被清政府指定为培养选拔出国留学学生的学校。1872－1875年，容闳率领四批共120名幼童留学美国，其中广东籍占三分之二，有40人来自香山。特别是艰难地走出第一步的第一批入选的30名儿童中，广东籍占了24名，其中香山县多达13名。曾国藩、李鸿章赞誉派幼童赴美留学“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为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发展培育了国际化人才。近半数幼童迈入美国耶鲁、哈佛、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一流大学学习，见证了电灯、电话、留声机这些工业革命标志性的突破。虽然这一留学计划只执行了十年，因清政府中途招回幼童而搁浅，但是这个历史事件却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铁路、工商、厂矿、外交、军事、教育人才，他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如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一生从事外交事业的外交家欧阳庚，等等，都是留美幼童。在学习“西学”的历史上，容闳突破了林则徐、魏源、康梁的局限，也超越了洋务“中体西用”的框框，把学习“西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华侨与近代侨乡教育

在大众教育层面，广大华侨由于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影响，开始认识到兴教育才能救中国，并很快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侨捐办西式教育在侨乡蔚然成风。他们或捐资教会学校，或创办独立学校，在侨乡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启蒙和传播新式教育，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发达的教育体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广州已有各类新式学校270所，其中私立高等学校3所，在校学生393名；新式私立学校168所，在校学生6892名。教会学校18所，在校学生4061名。这些新式学校拥有比较宽敞的校舍、操场，配备有若干教学器材和设备，有的还设有礼堂、图书室、实验室、标本室以及实验设备、挂图、标本、体音美课程器材等，迥非旧式学校可比。华侨在广州先后于1872年创办真光中学、1882年创办培英中学、1884年创办格致书院和培道女子中学、1889年创办培正中学，并赢得“北有南开，南有培正”的赞誉。格致书院后来改为岭南学院，并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合并到中山大学。到1939年梅县共有659间小学和27间中学，其中90%以上得益于华侨捐资兴建。解放前江门五邑地区的学校几乎都有华侨捐资，仅台山籍华侨就捐办了82间小学和9间中学。由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并且都以传授新知识和培养新式人才为目标，从而使广东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的早期现代化运动。

华侨与侨乡建筑文化

以碉楼和骑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堪称中国农村主动接轨世界的一大奇迹。在广东五邑和潮汕地区的广大乡村，各种仿文艺复兴式、仿巴罗克式、仿古典主义式、仿芝加哥学派式、仿南洋式等西方建筑文化景观比比皆是，甚至成为新兴市镇的主流建筑风格，显见广东是西方建筑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登陆区，堪称是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的博物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二十世纪前后，当中国内地广大农村仍处于高度封闭自守状态的时候，广东的乡村侨乡已经开始主动学习并吸收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本土化，这是广东特别是农村侨乡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化见证，这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广东侨乡农村市镇化的基础。比如五邑侨乡在近代以后建设“模范村”，其管理方式完全依章管理，依法治村，这种村民自治的社会管理模式标志乡村侨乡在向近代侨乡转型过程较早出现的主体意识。华侨不仅在广东本土对西方建筑文化进行大胆的文化创新，更大胆地将这种创新的成果移植到近代上海都市商业文化的塑造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四大百货”公司，他们把骑楼建筑作为打造近代上海商业帝国的一个文化元素，骑楼上的大型霓虹灯广告曾经是南京路摩登的象征，金陵路至今还是骑楼建筑相连的街。2007年，华侨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成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了广东“申遗”零的突破。

华侨与侨刊乡讯

侨刊乡讯是岭南文化中具有厚重人文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是还原侨乡现代传媒业发展的“活化石”。广东现有合法登记出版的侨刊乡讯138家，发行到全球161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学术界都把创刊于1909年的《新宁杂志》作为广东第一份侨刊，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第一份侨刊。纵观侨刊乡讯的百年历程，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其文化价值有待开发，这就是侨刊乡讯中的“五邑现象”。广东侨刊乡讯集中分布在广府地区，其中五邑地区是侨刊乡讯的发祥地和重镇，该地区侨刊乡讯创办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这与该地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众多有着密切关系。从1909—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五邑地区先后出版的侨刊乡讯至少在200种以上，仅1921—1937年高潮时期就达150种。现在仍在出版的有80家。这种文化现象为全国所仅见。这也是100年来五邑乡村通向世界的文化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