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侨时代

“我身上的一切一切，都已经中国了，我已经70岁了，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当年母亲对孩子的依恋，对生活了几十年故土的依恋，我完全懂了……”

70岁的席静波至今仍然保持着“内向、胆小”的性格特点，席静波说这与自己是一个日本遗孤的身份有着很大的关联。

从一个被遗弃的日本遗孤，到被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收养，再到先后辗转两个中国养父母的家庭……回首往昔，席静波感慨：相比于亲生父母给予的困顿的生命，中国父母在自己濒于死亡的时刻从没放弃拯救，才让自己一直安然地活到现在。

被抗联战士捡到收养

在上百具日本人尸体中，有一个小孩趴在妈妈身上哭，这个孩子就是席静波。

席静波坐在记者面前：“虽然我是日本遗孤，但我在日本找不到任何亲人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亲生父母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相比较来说，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在我两次快要死掉的时候，是中国人又把我救了回来。”

席静波的生日是5月15日，他告诉记者：“这是养父母给我定的，按照中国人的思维，5这个数字音同捂，中国养父母其实是想把我捂住。”

这样的美好意愿在另一个日本遗孤张传东身上也得以体现。张传东被其养父母定下的生日是5月25日。

曾经对日本遗孤做过大量研究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张志坤介绍，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东北的日本人就开始了撤退，截至1945年的统计，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共有开拓团是1000余个，开拓团民共有321873人，如果连带其他技术移民、工业移民和政治移民加在一起，东北的移民总数是166万余人。

如此数量对一个已经是战败国又经受了两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来说，显然无力承担，所以当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日本人未能撤退。

张志坤说：“当苏联红军进入中国的时候，日本关东军顷刻间瓦解。”握有武器的军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时，那些妇孺更不可能掌控自己的未来。

逃亡成了彼时日本人在中国最后的梦想，据张志坤调查了解到，相当一部分数量的逃亡队伍被恐惧和绝望所笼罩，回到家乡日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从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徒步行进，不敢沿着铁道线走，只能是迂回地走山路，或者沿着河边，松花江边走，行走非常慢。很多逃亡队伍就采取了自杀的行为。”

席静波就是在一支集体自杀的逃亡队伍中惟一存活下来的，而他为何得以逃离死亡，至今无解。

当时，一支抗联队伍在行军过程中，走过一个大沟时发现上百具日本人尸体，其中有一个小孩趴在妈妈身上哭，后来抗联战士就把他抱起，收养到军队里面。

“这个被抗联救活的孩子就是席静波。”张志坤说。抗联的全称是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的敌人18万。

这支旨在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并没有伤害席静波，反而是带上了这个孩子。在行军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姓张的百姓，老百姓认为，军队带着孩子既不方便也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自己愿意收养这个日本孩子。就这样，席静波来到了第一个养父母家。

养父母的坚持让他死里逃生

“在我生病很严重的时候，妈妈就哭着说，一定要让我活下去。”

张家与席家十分要好，张家看到席家只有一个女儿，而且无法再生孩子了，就把刚刚收养了一年的孩子转给了席家。这一年，席静波4岁，养父母的女儿6岁。

“那时候真穷，”席静波回忆着儿时，“虽然是两个家庭共同负担我，但仍然贫穷，那时候都是一样的穷。”他还记得，自己不大的时候，就跟随姐姐上山捡柴火，长大后就跟着家人种地。“从未有过‘要是在日本的话，就不会这么苦’的想法，那时候，很多日本孩子连被收养的机会都没有，就死掉了，而我能被收养，而且一直在关爱中长大，挺知足的。”很多年后的今天，席静波依然庆幸着自己的幸运。

1957年，席静波进了县城里的中学，由于离家比较远，只能住校。一场大病突如其来。“都忘了是什么病，就知道在县城的医院里躺了10天，除了最 开始几天还能喝点水，什么都吃不进去。我记得医生告诉我的父母，说这孩子没什么希望了。我当时就想，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就让父母把我接回家了。”席静波说。

但是，席静波的养母并没有放弃，而是四处找寻治疗的方子，“有时候能看到母亲眼睛红红刚刚哭过的样子十分心疼。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日本的孩子，但我知道父母十分忌讳这个话题，从来没提过。在我生病很严重的时候，我对死亡并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自己已经死里逃生过一次，多活了十几年，我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不要再为我操心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满足了’，妈妈就哭着说，一定要让我活下去。”

席静波的眼角有些湿润，这种感觉对席静波似乎有些熟悉，就像在十几年前成为集体自杀中，惟一存活下来的孤儿，再次陷入生命的沼泽之中。相同的是，这一次，仍然是中国让他幸免于难。

当时一位名医被下放到席静波所在的村里，在名医的治疗下，席静波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