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侨时代

这是日本遗孤田山昭子（孙艳平）的内心独白。在长春生活41年后，她回到日本，曾把养母曾秀兰接去长住过2年。2003年，大女儿张凌在日本读完博士后返回长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迈的姥姥。

实际上，这种浓重的中国情结，在日本遗孤群体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习惯讲中国话，做中国菜，看央视4套的节目，对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几乎都是心存感激。但岁月的流逝，人情的芜杂，使他们对中国养父母的孝心表达冷热不均，而更多的是双方渐行渐远。

长春的禹桂荣大娘，曾跟回来探亲的养子试探性提出：“娘跟你去！”养子却不哼声。只有一个女儿的禹桂荣认为，在中国是男孩子养老送终，她没人养，就应该跟儿子去日本一块生活，儿子一走，就等于挖了她的心，抠了她的肉。可是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77岁的房桂荣大娘则“黑下就哭”：两年了，（养子）怎么都不来个电话呢？2004年，她在思念中去世。

一些还在世的养父母表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接到日本那方面的电话了，“就是在电话里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是高兴的啊，我们并不要他（她）给我钱啥的。”

这些一生穷苦的老人，对日本养子女的心态很矛盾，既盼望孩子们能多回来看他们，又担心因此耽误了孩子们工作，“在日本赚钱不容易哪！”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有一定文化层次、回国后生活较宽裕的日本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来往要频繁很多。而实际上，回国遗孤大多都来自中国农村以及城市平民家庭，他们在日本的境遇远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

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每月四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的补助度日，在高消费水平的日本，这些钱只能维持最低日常开支。已然59岁的归国遗孤田中丽子说，自己平时只能买最便宜的东西，连回中国给养父母扫墓的路费都没有。

据调查，在不满60岁的归国人员中，仅有32%的人在日本找到了工作，多是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临时性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2/3。超过65%的归国者只能申请“生活保护”。在日本，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以及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接受“生活保护”，申请者往往因此感到屈辱。

根据日本有关规定，这些遗孤归国后，必须居住在其亲属或者保证人所在的地方。由于这些遗孤多出身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好住在农村或者山区，而且住房条件也比较紧张，50平方米左右房子里住着六七口人的现象在日本遗孤中相当普遍。

“日本遗孤返回祖国，大多是为了孩子能有个较好的前程。”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说。

但现实的贫困生活，却给遗孤后代的教育造成了一定困难。据《环球时报》报道，这些归国人员的子女能够上到高中的比率只有50%。一些归国者的子女甚至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了忧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

另外，这个行为方式完全中国化了的群体，有时还会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受歧视。“我到底是哪国人？”这种迷茫而悲怆的情绪在很多归国者中弥漫。

据统计，归国者中对生活的满意率不到1/5，还有1/5的人对返回日本十分后悔，但是他们发现很难回到中国了。

这些已经加入日本籍的遗孤，在中国已经被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在中国没有社保和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要重新加入中国籍，只会比当初加入日本籍更为艰难。

而且，很多归国者悲哀地发现，哪怕只是去中国探望养父母，也是非常的不顺心。因为他们要离开日本的话，日本国政府就会相应地扣去他们本就菲薄的经济补助，离开时间越长，就扣得越多。

在这种政策下，绝大多数归国遗孤回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养父母去世。

从2001年12月起，有近2000名归国遗孤向日本12家地方法院先后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这个数字占到了归国遗孤的80%。

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在认识到存在遗留孤儿的情况下，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此置之不管。回国后也没有提供充分的援助，使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