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低薪优势
北宋的读书人不可以擅杀,这就导致北宋官员的薪资就呈现出一个惊人的增长态势:其薪资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6倍。
有现代学者将这些数字按购买力折算成现代货币。据估算,当朝一品的文武首席官员(宰相和枢密使)的月收入有128万元之巨,年收入超过1500万元;位居二品的官员月收入也有25万元。据说,宋代以清廉名垂青史的包青天,其年收入在千万元以上。直觉上看来,薪资如此之高,所有在职人员都应该爱惜这个体制才对。但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情况却完全相反:越低薪,越忠诚;越高薪,越有砸锅的冲动。
近年来有一个词语特别流行,叫人口红利,这个词实际上说的就是“低薪优势”。对于资方来说,若一个职位有十个人在争夺,这就叫人口红利。资方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职位的薪水压到最低,因为人多职位少,再低的薪水也会有人抢着干。这就成为了买方市场,资方可以从富裕的劳动力中,获取巨额红利。
人口红利是很残酷的,为什么却被视为优势呢?因为劳方的劣势恰恰是资方的优势,而劳方的损失构成了资方的红利。北宋之所以在历史上获得美誉,就是因为它不讲究人口红利,而沦为劳动者的卖方市场。北宋不仅公务员的薪资水平过高,还有很多冗员。一个人的工作,十个人来做,人人都还拿着高薪。
管理学告诉我们,低收入人士往往才是最忠诚的族群,他们害怕失去眼前这活命的低薪岗位,而这个岗位甚至有可能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相反,高薪人士对于自己的职位反倒不当回事。尤其是当他身边的同事都拿着高薪时,他就会视此为自己的正当权利,非但不会再有感激之心,反而还会横生出许多怨怼之言。
现代化公司管理中,许多企业也陷入北宋的困境,拿了高薪的员工缺乏忠诚,低薪员工不过是期待以忠诚换取高薪。当企业走到这一步,往往就会考虑,是不是应该采取激励机制,提升大家的积极性呢?但这个美好的期望,再次遭受到管理学的无情否决。
配套的激励制度
假设有一家企业,普通员工的月收入为1万元。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薪水已经足够让他丧失对企业的忠诚,转而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为了鼓励该员工好好干,老板决定拿出1000元作为奖金,如果该员工这个月绩效翻番,就可以拿到全额奖金。这时候,该员工心里会怎么想?“我每天一点事儿不做,就能收入1万元,现在要我花费全部精力,才增收10%。这亏本的买卖,换成是你,你愿意吗?”
于是,当员工无所事事就足以养家糊口时,激励制度就已经失效。所以,激励制度只有在低薪员工族群中,才会起到作用。但企业管理是残忍的,极少会出现对低薪员工采取激励制度的情形。因为做决定的往往是高收入人群,他们永远只会奖励自己。
南宋时期,朱熹开创理学,因为政争而遭受到朝廷的封杀,被视为伪学。理学士子遭受流放,永远不许入仕做官。当宋金之战拉开大幕时,打压理学士子的官员,或弃城逃亡,或投降金兵,反倒是理学士子殊死血战,成批战死在沙场上。
北宋立国,爱惜读书人,这没错。由于当时的人不理解管理学的概念,结果把帝国拖入管理黑洞之中,陷入了越高薪越缺乏忠诚的死亡怪圈。
同样的模式,在西方也经历很长时间的摸索,无论如何做,也无法解开劳资博弈的死结。因为资方所获,必是劳方所失。无论是高薪还是低薪,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直到股权激励制度的出现。
股权激励制度,化劳资对抗为双方合作:拥有股权的劳动者,本身也算是资方一员,必须要让所有人都成为资本家。只要有股权激励制度,无论是高薪还是低薪,每个人都干得眉开眼笑。相反,如北宋、南宋这般,股份由皇家全资,大臣清一色都是打工仔,低薪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高薪又无以保证大臣们的工作积极性,无论这个国家多么美好,死亡也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