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公益传播能够增强学术著作传播力，完善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体系，给国家、出版界、学术界、图书馆界带来正面效应。数字化公益传播的内容资源核心层是接受公共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主导者是国家出版基金为主的出版基金以及科研基金、公共数字图书馆建设基金管理方，承建者是有实力的出版商、平台商、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目标是建设高端内容资源数据库，面向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免费开放。
［关键词］出版基金 科研基金 数字传播 公益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数字化传播不仅增强了传统学术著作的传播力，而且改变了人们获取和使用学术信息资源的方式。我们认为，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体系应该是分类分层的，既包括追求规模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商业传播，还应包括遴选高端内容资源，为传统出版机构、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学术信息服务的公益传播。［1］目前，研究者对商业数字图书馆经营模式的研究较多，对数字化公益传播的提法和系统研究尚不深入。鉴于科学研究的公共性和数字技术对学术传播的重要作用，国家应对学术著作的数字化公益传播予以支持。愿本文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引发出版管理部门和业界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一、 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的媒介优势和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为了提高科研信息化水平，我国政府开始支持建设数字图书馆系统，建成了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等商业性电子图书数据库和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公共数字图书馆。商业数字图书馆面向机构用户（如公共数字图书馆、高校数字图书馆）和个人用户提供服务，是追求规模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2］现有商业传播平台和公共数字图书馆、高校数字图书馆初步实现了部分学术著作的数字化传播，为学术著作插上了数字化翅膀，但相对于完善的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体系，存在功能缺失，需要国家主导建设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平台。
1. 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的媒介优势
传统学术著作作为学术传播载体的优点在于单本著作内容系统性强、主题集中，形式完整、信息量大，能够满足研究人员获取特定学术信息的需求；缺点在于图书整体上非连续出版、主题多元，数量浩如烟海，且散布在世界各地，内容进入文摘等二次文献索引系统的比例较小，这造成学术著作信息检索的难度很大。学术著作庞大的存量和增量增加了内容信息检索成本，降低了使用效率，影响了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文检索是电子书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的最基本功能，大大提高了读者从单本和海量学术著作中获取信息的效率。学术著作的内容水准参差不齐，电子书数据库或数字图书馆基于全文检索技术，开发了图书被引统计、内容查重等功能，为读者鉴别图书质量提供了参考。
正如有人的诗意表述一样，数字出版解决的不仅仅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内容的问题，而且是让最擅长做事的人为你做事，让最优秀的资源为你利用，让最完善的呈现为你展示，让最上乘的精神文化产品为你欣赏，让出乎意料的事情使你喜出望外。［3］电子书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的产品展示平台与读者使用平台可以在联网的个人电脑上实现统一，在使用体验上避免了信息内容的空间转移，而且可全天候使用。在这个平台上，使用者可以以我为主调遣海量学术资源，随着语义出版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数据库还有可能成为学者的研究助手，不仅为学者获取和使用学术信息资源提供极大便利，而且帮助学者利用大数据开展研究，提高学术著作内容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学者研究效率，帮助学者实现此前无法实现的研究计划，做出此前无法做出的研究成果。电子书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成为数字时代学术专著的最佳传播方式。
2. 现有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平台的功能缺失和公益传播的必要性、可行性
目前，我国学术资源数字化的控制和获取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主要由商业数字图书馆和公共数字图书馆、高校数字图书馆运营或协助运营。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指传播机构将经过遴选的著作进行数字化加工，建立网络数据库集中存储，供个人读者或机构用户免费下载阅读。［1］这不仅可以增强纸质图书的传播力、影响力和使用效率，还能完善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体系，弥补现有传播格局的缺陷。目前，现有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内容资源建设方面缺乏学术著作遴选和推荐机制，在平台建设上存在公益性不足，在功能建设上存在专业化不足。
首先看商业数字图书馆。从内容资源建设来看，商业数字图书馆主要市场主体的信息资源建设不以学术性为首要标准，而是注重规模效应，采用资源集成型模式建设内容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集图书信息，提供有偿服务。主要商业数字图书馆内容资源来自现代出版业的三大领域：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资源集成型建设模式导致其内容庞杂，冗余信息过多，学术著作检索成本高。单就学术著作内容资源建设来说，由于缺乏有效的二次筛选和推荐机制，导致其传播的学术著作质量难以保障。从平台建设来看，我国商业数字图书馆由相关企业建设，主要追求商业利益，限制了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社会效益的发挥。从功能应用建设看，主要商业数字图书馆在学术著作信息服务方面专业性不足，服务缺乏深度，如学术信息分类和检索功能不健全、学术评价功能缺失、导向性不够等。
再看公共数字图书馆和高校数字图书馆。从内容资源建设方面看，包括外购资源和自建资源。目前，传统图书馆尚未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表现出竞争优势，而是主要依赖外购商业数据库资源。我国公益性学术资源数据库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内容资源建设在资源内容选择方面虽有重点，但在操作层面比较模糊。以采购中外商业数据库为主，2007年，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已达1 500万元。自建数据库是选择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馆藏文献予以数字化。［4］对馆藏特色的强调导致用户群体较小，数据库专业性和竞争力不足。这也是我国传统图书馆内容资源建设的基本模式。据调查，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采购数据库1 199个，自建数据库482个，采购数据库占总数据库数量的70%以上。［5］74高校数字图书馆主要为高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内容资源建设情况与传统图书馆类似。2011年，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购买和使用费已达889.59万元。［6］商业数字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公共数字图书馆和高校数字图书馆。在平台建设和功能应用建设方面，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建设水平不均衡，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标准各异，数字资源孤岛化现象明显；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资源建设存在风险。［5］103-104高校数字图书馆一般仅提供校内局域网服务或校内人员身份认证服务，在服务均等化和便利性上存在不足。
鉴于上述问题，由国家主导建设专业性的、高标准的、公益性的、完全开放的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平台是十分必要的。这一平台将给国家、出版界、学术界、图书馆界带来正面效应。
从国家利益来看，公益传播平台严格的内容资源遴选标准可以为提高学术出版质量提供导向，数字化公益传播能够确保学术出版社会效益的实现。在提高学术出版质量方面，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的学术出版质量标准，学术著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公益传播平台对优秀学术著作进行二次筛选和数字化传播的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在提高学术出版社会效益方面，一些出版社对图书社会效益的理解存在偏差，部分接受国家高级别基金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被做成了形象工程，专门用来评奖，在市场上难觅踪迹。那些进入流通渠道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价格持续攀升，往往是学术著作的资助级别越高或质量越高，定价就越高。这与各种基金资助出版的公益性质并不相符。科学知识是天下公器。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全球研究理事会2014年北京大会开幕式致辞时强调：打造更加开放的平台，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科学知识的营养。为了确保学术著作出版社会效益的实现，在数字出版时代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形式就是对相关图书进行数字化公益传播。
对出版界来说，数字化公益传播可以在降低经营风险的同时实现学术著作的数字化传播，还有助于把书卖给真正需要的读者。风险性是出版业经营的基本特征之一。［7］学术著作具有品种多、印数少、定价偏高的特点。读者需求分散，购书针对性强，读者面较为狭窄，发行成本高。出版机构为了获取稳定利润，仅对少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进行投资，而对大量书稿以出版资助的形式收取出版费用。一些出版者为了规避市场风险，“重出版轻传播”，仅面向作者市场做出版，实行“只出版不发行”的出版模式，不愿履行发行职责，导致学者辛苦撰写的著作难以与需要的读者见面。出版社如果把相关著作交给国家级的公益性传播机构进行数字化传播，既能满足作者的纸质图书出版和数字化传播需求，又能避免大规模造货带来的经营风险。即使对于畅销或常销书，数字化公益传播也不会挤压纸质本销售。据较早在线发布免费图书的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统计，一些图书的电子版大大促进了印刷版的销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发布的每一本免费电子书，几乎让印刷版销量翻倍。［8］数字化公益传播有助于出版社把书卖给真正需要的读者。
对学术界来说，根据科学社会学研究，公有性是现代科学的四大精神特质之一。在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后，承认和尊重是科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唯一财产权。［9］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加维（William Garvey）指出，传播是科学的本质。［10］承认和尊重要靠成果的传播实现，成果的数字化公益传播能够为著作插上数字化翅膀，是学者乐见其成的。
对图书馆界来说，购买商业数据库为读者提供信息查询和全文浏览服务存在较高的经济成本，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作为一种公共学术资源服务能够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必将受到图书馆界的欢迎。
二、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的内容来源
公益传播的功能在于提供公益性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2006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四家出版社为公益性出版单位，突出强化公益性出版职能。公益性出版社继续保留事业编制，享受政府给予事业单位的财政补贴。事实证明，我国公益性出版实际上存在公益不足的问题。［11］公益性出版事业仅仅依靠有限的几个公益性出版社是远远不够的，不论是公益性出版机构还是经营性出版机构，只要在出版过程中利用了公共出版基金，所出版的图书都应该参与公益性传播。
接受公共基金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应成为数字化公益传播的内容资源核心层。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出版规划、出版基金、科研基金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以“出版基金”为检索词检索，获得中文图书35 634种，以“资助出版”为检索词检索，获得中文图书43 836种（检索时间截至2015年10月30日）。主要的基金项目有国家出版基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还有很多图书是在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或其他基金组织的资助下出版发行的。接受公共科研或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将接受公共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公益传播，不仅可以体现公共资助的公益性质，这种遴选机制也可以为学术出版树立较高的标杆，有助于引导学术出版秩序和提高学术出版物质量。
1.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出版图书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始于1990年编制的“八五”规划时期全国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到制定“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各种数额不菲的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层出不穷，出版行业五年规划制定工作在行业内大面积覆盖。［12］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为检索词检索，共查到图书13 014种（检索时间截至2015年12月30日）。这些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图书，以国家规划名义出版，由出版社投资或国家相关基金资助出版。其中，由国家相关基金资助出版的应纳入学术著作网络数据库公益传播范围。
2.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出版图书
2005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出版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此目录收录了1949年10月至2003年12月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共13 968种。其中包括文学类5 136种、语言文学类256种、文学艺术类454种、历史类2 331种、地理类519种、哲学类672种、宗教类322种、科学技术类1 953种、综合参考类697种、普及读物类1 628种。［13］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中华古籍网检索，自2004年至2014年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共资助1 070个项目（检索时间截至2015年12月30日）。自基金设立以来，约资助出版了1.5万种古籍。此类图书一般印量较小，仅满足出版管理和馆配需要，在市场上难觅踪迹。少数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文史类书籍价格昂贵。为了真正体现国家级文化基金的公益性，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出版的古籍应纳入学术著作网络数据库公益传播范围。
3.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图书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是1997年国家财政拨出专款建立的专项科技出版基金，旨在支持我国优秀科技学术著作出版，繁荣科技出版事业，促进科技事业发展。出版基金面向全国，用于资助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优秀和重要著作的出版。科技部网站资料显示，1997年至2014年间共批准资助了1 748个项目（检索时间截至2015年12月30日），每年的资助经费百万余元。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图书应纳入数字化公益传播范围。
4.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图书
为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的出版，2007年，我国设立了国家出版基金，由国家出版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款，同时依法接受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社会组织的捐款。截至2014年年底，国家出版基金累计投入19亿元，资助出版具有文化传承与积淀价值的图书1 784项。［14］国家出版基金作为支持高质量图书出版的国家级文化基金，其成果传播应该体现公益性。《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规定，为体现国家出版基金的公益性，丙方（项目承担机构）核定项目出版物定价时，应充分考虑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因素，确保出版成果低价入市。项目验收合格后，丙方（项目承担机构）以光盘形式向甲方（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提供成果电子版本，并在项目完成后免费提供300册（套）成果供甲方（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调拨。截至2014年年底，国家出版基金已经产生了结项验收成果836项，取得了基金规模逐步扩大、项目成果不断推出，精品项目不断累积、社会效益更加突出，引领行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与传播等绩效。［14］但也存在“重出版轻传播”的不足。有些被资助出版的精品图书动辄数千元一套，不但普通读者望书兴叹，就连公共图书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或无力购买或仅购买一套作为保存本藏书，无法为读者提供外借服务。因此，项目承担机构还是应在定价上做些调整，以便提升其传播效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应纳入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的客体范围。
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资助我国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的两大国家级基金，两者都资助图书出版，且资助力度和强度大、受益面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的图书主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出版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专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系列图书和标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专著等。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相关图书，共获得7 070项条目（检索时间截至2015年12月30日）。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资助出版图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出版图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出版图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出版图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助出版图书和其他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的图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的图书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出版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图书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出版物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年度报告》系列图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系列图书、《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等。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图书，共检索出7 878项条目（检索时间截至2015年12月30日）。这些国家级科研资助计划资助出版的图书应纳入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范围。
三、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运营模式
在运营模式方面，数字化公益传播的主导者是以国家出版基金为主的出版、科研基金和公共数字图书馆建设资金管理方，承建者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或市场化的数字出版企业，传播内容来自国家出版基金和科研基金等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产品定位于高端内容资源数据库，突出公益性和学术质量；网络数据库公益传播对作者和读者都完全免费，体现彻底的公益性。
1.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的主导者
我国对科学研究和成果出版的财政支持规模大、力度强，但存在资助主体数量多而分散、重资助轻成果传播特别是忽视数字化公益传播的问题。较大的资助力度和规模意味着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的强劲需求，也为数字化公益传播平台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内容资源和建设资金。在出版基金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新闻出版项目获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21亿元，其中获得中央文资办支持的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项目达77个，获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6.27亿元［15］。2015年2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申报2015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中，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纳入重点支持内容之一。在科研基金方面，2013年，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达到2 729亿元，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总额达到6 18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1%。［16］应抓住国家大力支持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和中央财政科技拨款增加的机遇，整合相关出版基金和科研基金资源或申请专项基金支持，建设一个或多个受资助的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平台。
相比设立专项基金，比较可行的方案是科研基金管理部门和政府出版、文化管理部门整合资助工具、出版资源、公共数字图书馆建设资金等，采用共建共享形式，以国家出版基金或数字图书馆建设资金为主导，以各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为补充，建设面向公众服务的国家级大型学术著作数字化传播平台。从现有基础看，作为我国三大国家级基金之一的国家出版基金是一个比较好的资助工具，更适合承担公共资助出版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主导者的使命。首先，国家出版基金是出版业的专项基金，专业性强，在数据库品牌建设上更易成功。其次，国家出版基金涉足数据库传播，不仅为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发挥示范作用，还能增加出版基金的社会效益，促进我国学术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最后，相比于局部省市、地区和行业内的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更能满足学界和社会的需要。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提供方和政府出版管理部门应整合资助计划与出版资源，扩大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范围，增加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强度，使其能够承担起公共资助出版学术著作数据库公益传播主导者的使命。
2.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的建设模式
以国家出版基金为主的出版和科研基金、公共数字图书馆建设资金管理方应采用招标或特别委托项目的形式资助和指导有实力的数字平台运营企业、传统学术出版企业、大型科研机构、公共数字图书馆、高校数字图书馆等创建专门性的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平台。承建方应有数据库建设运营经验和其他多种收入来源，有利用国家资助提供公益性学术资源平台建设和运营的实力。主导者应确定传播平台建设的性质、宗旨，为内容资源建设提供政策支持，为平台日常运营和宣传推广提供资金支持和舆论氛围，依法制定健全的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管理办法和运营机制，培育有活力的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主体。传播主体应全面负责内容资源建设、平台建设和功能应用建设以及日常维护运营。主导者参照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办法，按照合同规定对承建者进行考核和评估，在资源和制度的保障下，为各界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化学术资源服务，依靠内容质量、服务和公益性创立品牌。这种建设方法可以为公益传播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但存在与商业数字图书馆资源重复建设的弊端。
除了新建专门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外，还可以与商业数字图书馆进行合作，选择商业数字图书馆作为资助对象，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使商业数字图书馆中的部分学术著作数字资源进入公共领域，供社会公众免费下载。这种方式利在于能够节约建设经费，弊在于可能影响市场主体盈利水平和市场秩序。政府采购将强化某个商业数字图书馆的市场垄断地位，对其他市场主体而言有失公平。
3.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产品定位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平台定位于高端内容资源数据库，注重公益性和学术质量，不追求内容资源的海量。以接受中央财政资助或支持出版的图书（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支持出版的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出版的图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图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图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的图书等）为主要部分，高校、地方政府或其他公益性基金组织资助出版的图书作为补充，既能体现数据库的公益性，也能有效保障数据库内容的质量。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平台与商业数字图书馆客观上都为读者提供学术信息服务，但宗旨不同，前者致力于免费有效地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学术信息服务，所提供的服务基本免费或收取少量象征性费用。在与商业数字图书馆的竞争环境中和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的要求下，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也需要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帮助读者提高学术信息获取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身使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
公益传播平台在产品定位上与开放存取具有明显的不同。开放存取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学术传播形式，产品定位于传统学术传播体系的挑战者，致力于构建不同于传统商业学术出版和商业数据库平台的全新学术传播体系，即绕开原有渠道，建设“真正服务于学术界的传播体系”。其经济特征是作者付费存储，读者免费获取。鉴于信息资源的非消耗性和信息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与商业数据库传播、传统学术出版在信息资源配置上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协作关系。公益传播是现代学术传播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要构建新的学术传播体系。在产品功能定位上，公益传播平台不具备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机构的同行评议、首发确认等功能，而是致力于公共资助学术著作的公益传播。
学术著作网络数据库要集索引、文摘、全文为一体，提供多种检索模式，开发多种信息处理技术，提供多种检索工具，将著作按多重标准进行分类，通过统一的检索入口提供服务，为用户创造便利的文献信息获取条件。除了基本的文献检索和全文获取功能外，数据库还应增强用户体验，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知识服务产品和功能，比如学术趋势预测、学术热点分析、学术术语搜索、学术翻译助手等。这些功能对于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用户的检索效率、方便用户查找和获取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的版权机制
建设数字化平台为用户提供学术著作的阅读和使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版权问题。商业数据库资本力量雄厚，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结合自身特点，基本上都找到了一套解决数字版权授权的方法。比如超星数字图书馆通过争取尽可能与著作权人签约授权、与能够代理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出版社合作的方法来规避版权风险。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以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国家科研计划项目（包括科研专项项目）研究成果以及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国家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同时在特定情况下，国家根据需要保留无偿使用、开发、使之有效利用和获取收益的权利。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需要在《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数据库已有的管理办法和政策，结合公益传播的自身特性，对利益相关各方进行调和，明确各方权利边界，防范版权纠纷的出现。
鉴于学术著作数字化公益传播存在明显的国家利益，国家立法部门可参照国际上已经开展或正在进行的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立法经验，及时跟进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立法工作，设计合理的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实施规则，将学术著作数字化出版物纳入法定呈缴对象范围，建立保障学术著作数字化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的相关法律政策。
注释：
［1］ 梁小建.我国学术资源网络数据库公益出版研究.出版科学，2015（5）：20-24.
［2］ 肖强.商业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模式.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49.
［3］ 隅人，保华.数字出版的使命与特征.现代出版，2011（4）：12-15.
［4］ 《国家图书馆数字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图书馆数字战略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58-59.
［5］ 李晓明.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以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为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6］ 南开大学办公室.南开大学年鉴：2011.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147.
［7］ 于文.风险、利润与现代出版业的起源.出版科学，2012（6）：48-52.
［8］ 玛丽·勒伯特.电子书出版简史.刘永坚，译.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22.
［9］ 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 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5.
［10］ G arvey WD. Communication：the essence of science. Elmsford， New York：Pergamon Press，1979.
［11］ 张大伟，黄强.中国出版“公益不足”的制度障碍及市场机制效用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13（2）：15-18.
［12］ 聂震宁.又一个五年：出版业规划的反思与努力.现代出版，2015（4）：5-9.
［13］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长沙：岳麓书社，2006.
［14］ 贺慧宇.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成效分析——以历年国家出版基金已结项验收项目成果为例.现代出版，2015（4）：18-21.
［15］ 章红雨.2014年我国数字出版收入超3 300亿元.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5-07-20.
［16］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2013年我国R&D经费特征分析［EB/OL］.［2015-12-30］.http：//www.most.gov. cn/kjtj/201508/P020150817344504844807.pdf.
参考文献：
［1］ 周健.网络文献数据库知识服务功能及其评价研究.郑州：郑州大学，201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媒介融合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CXW011）阶段性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