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公报·儿童特刊》是将母报“文章报国，文人论政”的编辑思想投射到儿童副刊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儿童媒体中培养儿童具有理性思维、社会责任心、平和心态和开放视野等公民素质的教育范本。文章通过该刊的全部文本发现，该刊独树一帜地发展与时代同呼吸的儿童政论，开风气之先发现了儿童作为新闻受众的存在价值，更善用高妙的编辑智慧引导儿童观察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在儿童报刊发展史和儿童教育史上都具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大公报》 儿童特刊 编辑思想 现代公民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以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影响了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思想解放斗士，也影响了叶圣陶、陈鹤琴等儿童教育家。儿童开始被知识精英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成人的预备”，儿童的认知和行为特点得到尊重，中国儿童教育逐步具备了现代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儿童媒体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突破。有实力的大报和出版社纷纷设立专供儿童阅读的副刊、专栏，或出版儿童文学刊物。这其中创办于1927年的《大公报·儿童特刊》表现出独树一帜的编辑特色：它既能尊重儿童的天性，平等地与孩子对话，更善用巧妙的编辑理路引导孩子观察社会、评论政治、参与公共事务，既是将母报“文章报国，文人论政”的编辑思想投射到儿童副刊的经典之作，更是现代儿童媒体中培养孩子具有理性思维、社会责任心、平和心态和开放视野等公民素质的范本。
本文以《大公报·儿童特刊》自1927年创刊到1931年终刊共计469期刊物为研究对象，以何心冷及其夫人李镌冰主持编辑工作的样本为研究重点，探讨该刊在发展现代儿童政论、儿童社会新闻、引领儿童进入社会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编辑特色。
一、与时代同呼吸的儿童政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正面临着国内军阀混战和外国侵略者的觊觎。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中，年幼的孩子们其实也有强烈的基于切身体验的爱国热情，却常常因为言语稚嫩、见识清浅而被排除在成年人“共商国是”的圈子之外。实有见地的“言论”是新记《大公报》（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史称新记《大公报》）的编辑特色之一，它的《儿童特刊》也别有新意地为孩子们的政治言论提供了珍贵的展示空间，在同期儿童媒体中可谓独树一帜。该刊专门设立了《来论》栏目，刊登小读者对贫富分化、强国之路、抵抗外辱等社会问题的见解。这些成人报刊上频现的话题被孩子们用别致的视角重新观察和讨论。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10岁以下低龄儿童发表的描写家庭生活、游玩经过和小动物的文章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10至14岁少年发表的政论性文章。
“人的境遇生而不同”可能是孩子们最容易观察到的生活现象。据我们统计，《来论》栏目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度最高，平均每两期就会出现一篇。有小作者在《对于洋车夫的感想》［1］一文中写道：
在寒冷的冬天，有钱的人，便穿着皮裘，坐在路旁取暖。中等的人，也穿着温暖的衣服，出去办事也要坐车，他们都不知道那些穷苦的洋车夫，还是在寒气里挣扎啊，为什么他们要拉车，不去享福呢？不过没有钱罢了，还是金钱做的恶啊！若是在夏天，却可以看见他们在烈日的威严下，汗湿透了，还是不能休息片刻，我劝小朋友，对于洋车夫要和气一点！
透过日常观察，小作者对穷苦人衣食无着的生活境遇有着深深的同情，对富人奢靡的生活也十分厌恶。贫富分化是当时中国突出的社会矛盾，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复杂的。《儿童特刊》并不试图向小朋友阐释抽象的社会历史症结，也不做带有政治导向性的宣传，而是让孩子们自己去仔细观察生活、书写所见所闻。他们真实的感受对同龄人来说更具有感召力。
面对畸形的社会现状以及痛苦的战争经历，《儿童特刊》特别注重从孩子的视角抒发对救国强国之道的渴念与思考，其政论文章均以儿童可以实践的路径和方法为重点。有小作者写道，“我们是小孩子，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打仗这一件事，我们的能力，一定是很薄弱的”［2］。那么，什么才是孩子可以身体力行的救国强国之法呢？
学习知识武装自己从而改变国家命运是孩子最容易想到的方法。“中国人多不肯用工求学，因为不求学，才学问不充足，无学问，才实业不振，经济恐慌，枪械战船不及他国，因此，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以致我国用和平办法，不敢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开仗”［2］。孩子们把努力读书增长科学文化知识看成是为救国贡献力量的关键。尽管小作者的观点算不得成熟，但不难看出，战争给儿童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已经把他们推入“共商国是”的圈子，促使他们去思考国家任人欺凌、无力抵抗的原因，并积极提出自己的政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再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儿童特刊》的小作者们也成了这一爱国行动的呼吁者。《提倡国货》一文写道：
爱国的小朋友们！你们可知道，中国现在的乱和受他人的欺侮，有一半是受了经济的压迫么？我国地大物博出产丰富，为什么会穷到快破产的地步呢？都是因为国人，喜欢用外国货，每天每时每分钟，把成千成万的银钱向外国送，哪得不穷呢？［3］
还有小作者意识到“抵制日货”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实际行动：“意识不用外国货，我们要抵制他，不能把他当做口号，应当时时的不买他，并且宣告大家买外货的害处，这样算实行了抵制外货的口号”［4］。更有小朋友深入思考了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认识到抵制日货必须以振兴中国实业为基础。《抵制劣货必先振兴实业》一文中说：
现在因为国内没有出品，故一方面抵制劣货，又一方面改购买西洋货，如此之抵制，岂不枉费徒劳。要知今日之日本欺辱我，谁能知来日之西洋人不欺辱我。要解决外人之欺辱我的问题，还得自己努力。先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誓死购用我国自产货品。倘若有一种货，为我所必备而我国产亦没有，购买期亦应有以限制，最迟亦要在一二个月内将唯有而必需用之货制出，以应国人需要，如此则不愧为爱国矣。［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连载了《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史事还原给读者。而同期《儿童特刊》也刊载了《日本小研究》等介绍日本地理历史的精短文章让小读者了解对手日本。作为一份儿童刊物，《大公报·儿童特刊》并不直接承担“文人论证”的重任，但培养儿童的爱国热情却是儿童报刊实现教育功能的应有之义。
二、儿童新闻的开山之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各大报馆的新闻采编队伍日趋专业化，现代新闻产业也初具雏形，但是以儿童为目标受众和报道主体的“儿童新闻”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大公报·儿童特刊》虽是报纸的副刊，但开风气之先，对“儿童新闻”做出了有益尝试，开创性地设置了儿童新闻栏目并进行专题新闻事件策划。
《儿童特刊》在创刊之初就设置了专门的新闻性栏目，如《儿童新闻》《要闻》《世界新闻》《紧要新闻》等。从内容上看，栏目登载的国内新闻绝大多数是对新成立的儿童团体的介绍，投稿者即为组织内成员，如《西开小朋友们的新团体》《儿童界空前之新组织》等。国外儿童新闻多引自当时的海外报纸，介绍各地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比如《德国将有透明的小学校》《美国夜学校拿报纸作课本》《美国小朋友皆大欢喜》，三篇新闻分别报道了德国新建校舍、美国新教学方法和美国的儿童玩具汽车比赛，饶有趣味地开阔了国内小读者的视野。
当时中国业界关于新闻事件策划的观念还未形成，但实际上有不少报刊已经有了类似的实践，《儿童特刊》也在为孩子们策划有意义的新闻活动。为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刊在创办之初就成立了卫生检查小组“儿童清洁密查处”，并委任了正处长“千里眼”和副处长“顺风耳”定期到学校检查儿童的卫生状况。还专设了《儿童清洁密查处布告》栏目，刊登“儿童清洁密查处”的检查结果，诸如“某学校小学生，指甲不剪，头发不梳，鼻涕两行，手脸一片乌黑”。特刊对这类事件的策划和实施带有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使栏目具备了一定的新闻价值。
尽管《儿童特刊》的新闻性栏目和新闻策划存续时间并不长，作者也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发现了儿童作为新闻受众的存在价值，在现代新闻发展史上可谓开风气之先。在这种新闻观照下，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社会公民中的一员，有能力更有权利知晓和介入与自身相关的社会事件。这对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精神具有相当的前瞻意识。
三、培养现代小公民的编辑智慧
《儿童特刊》在尊重儿童、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也始终坚守着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职能，这一点最为体现编辑的智慧：教育而非教化、尊重而非放纵，肯花心思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引领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国之心、有文明礼仪的现代公民。
（一）叙写亲历体验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儿童特刊》存续的时期正是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带给儿童的伤害是直接的、生存体验性的。一名12岁的小学生写道：“我们跑的快近隆新里的时候，又听得啪的一生，一个枪弹由我脑后打来。这一下子，几乎把我吓得魂飞天外。若不是我头低得快，恐怕要与世长辞了。就是今天我执笔作这篇稿子时，还有些不寒而栗呢”［6］。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局势更加动荡。一个9岁的哈尔滨小朋友这样描述：
我在学校上俄文课的时候，忽然有人说，日本兵到一点钟要来了，大家立刻惊恐起来，没有得着老师喊正式命令，大家不约而同一哄而散了。我温习完地理，刚要睡觉，忽然听见轰的一大声，一会又是轰的一大声，我和小弟弟再也睡不着了。今年我妈妈没有给我们月饼吃，我们和她要，妈妈说：“东三省给日本占领了，月饼是苦的不可以吃了。”小朋友们，你们如有吃了月饼的，是甜？是苦？究竟是什么味儿？请告诉我。［2］
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他也许不能理解日本占领家乡意味着什么，对母亲的话他也不甚明白。但是通过朴实的描写和天真的发问，小读者不难体会自己的小伙伴面对头顶盘旋的飞机、四起的枪炮声时的惊恐以及美食一去不复返的深切遗憾。
新记《大公报》创刊后十年间，爱国主义一直是编辑方针的主线之一。《儿童特刊》在编辑思路上秉承了母报的精神，读书救国、提倡国货、揭露列强侵略行为的主题屡见报端。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爱国救国的主题明显增多。
从1931年9月19日至停刊，《儿童特刊》一共刊登文字作品354篇，其中以爱国、救国为主题的文章约占14%，均为儿童所作，作者平均年龄14岁。
关于如何向儿童传递政治军事理念的问题，周作人主张“政治上的主义”应在儿童“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啰，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7］。当时有些儿童刊物专门推出“国耻号”“国货号”等向孩子灌输政治军事立场，这种行为遭到不少知识精英的反对。而《儿童特刊》没有进行生硬的概念灌输，而是用孩子之间耳濡目染、感同身受的表达方式叙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代替了编辑对小读者“自上而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编辑的教育目的得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实现。
（二）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件
新记《大公报》曾在《本报续刊二周年之感想》的社评中明确表示“盖本报公共机关也”。“公共机关”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共言论机关，国人有所欲言者，可到该报言之；二是社会服务机关，国人有难、有求，该报有为之解难、服务之义务”［8］。这份定位为“天下公器”的报纸即使在副刊编辑上也在保持消闲娱乐的同时力求发挥社会服务的作用。《儿童特刊》鼓励孩子们参与社会公共事件，将服务社会的宗旨贯穿始终。
1931年，全国各地遭受水灾，湖北、安徽等省灾情尤甚。自8月初起，《大公报》开始大量报道灾情，并成立了“大公报水灾急赈委员会”。《儿童特刊》积极配合赈灾进展，8月26日头条发表了编辑文章《请小朋友们参加救灾运动！》，首次将儿童纳入救灾“大军”之中：
全国的少年们！我们三千万同胞人民，在这种悲惨严重的境遇之中，我们大家，谁都应该尽力帮助他们！现在盼望小朋友们都做两件事！第一：盼望你们在学校里，家庭里替灾民募捐，你们自己也节省几元零用钱捐赈，不论钱数多寡，都要表示热心！第二：盼望大家多作救灾的文字，本栏尽量替你们宣传！［9］
从1931年8月28日到10月1日一个多月的时间，《儿童特刊》共刊发了救灾文章27篇，几乎每日一篇。除文字作品外，还有不少表现灾情的绘画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特刊》没有抽象地灌输捐款救灾的号召，而是采取“征稿”的方式让孩子主动观察和感受灾民的苦难，体会救灾的必要，再借儿童之笔触将这种直观的情愫传递给更多的小读者。他们自己写作的文章更能让同龄人产生共鸣。这种编辑策略既配合了母报发起的救灾运动，也培养了儿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感。
为社会公益而奔走是《大公报》的一贯传统，报道灾情、募集善款、为政府出谋划策被《大公报》视为己任。《儿童特刊》并没有因为儿童的弱小而将其排除在社会救助的议题之外，而是以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激励他们关注社会的种种不幸，尽其所能去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也是《儿童特刊》对《大公报》“天下公器”理念的延续与践行。
（三）循循善诱中建立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儿童特刊》珍视孩子的天性，坚持对来稿如实刊登，不做刻意的修改和润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小读者的曲意附和。编辑会从小朋友叙述的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问题，精心安排话题，用可亲的“大朋友”身份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928年《儿童特刊》“新年专号”登载了两个孩子关于过新年的感想。编辑有意将这两篇稿子安排在一起发表以示对比。一个孩子写道：“我最喜欢过年，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全都吃着好东西，还有许多人来贺年，这时候，我有很多的钱，可以随便买东西吃。”另一个孩子则写道：“现在快要过年了，我很不喜欢的，因为大家都穿着新衣服，戴着新帽子，我还是这一身衣服，怎好和人家在一起玩呢？在家温书吧，地方又小，碍妈妈的事，还不胜我平常在学校念书好。”［10］文后的“编者注”表示：“小小这两篇，活现出世上的不平等。”编辑分别劝说两位小朋友：“兆仲妹妹，吃多了伤脾胃。”“绍兴弟弟，你不要耻旧衣，孔子有个大徒弟，终生穿破袍子，敢与阔人立，你没新衣，又怕怎的。”这样温和的口气和平实的分析既不夸大激化阶级矛盾，又给每个孩子以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应持有的理智和信心。
1927年，《儿童特刊》第二期登载了《西开小朋友们的新团体——儿童自治会》一文，自治会的章程中写道“欺负本会者全体争斗”。面对这种集体性的暴力倾向，编辑用平和商议的口气进行劝导，“若是大家去动武大家，当心砍伤了人，可不是玩儿的！要是你爸爸妈妈知道了，定要骂你们、打你们，那团体就团结不成了，本报的愚见：还是把这条改成‘欺负本会者，全体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妈妈、爸爸，大家评判’不知贵团体的意见如何？我们大胆、多嘴，贵团体以为如何？请回答！”［11］编辑既保持了态度上的温和谦逊，又明确表示了反对暴力行为的严肃和坚决，对孩子来说不失为一种适宜的疏导方式。
在政局瞬息万变的背景下，《大公报》不断调整编辑方针以适应读者需要，副刊也随之几经变化。但是即便在艰难的出版环境中，《儿童特刊》也被一直保留下来。《大公报》在1930年5月31日的《本报副刊部启事》中宣称：“除原有之妇女、儿童两种已决定自六月一日起，改为每日出版，以应家庭读者需要外，其余科学、艺术、电影等刊，均暂行停刊。”［12］1931年1月1日《本报启事》中又说明：“本报自今年起，将努力缩小广告范围，扩张新闻记载，除文学副刊、医学周刊、经济周刊照旧外，儿童版每周刊行五次，其他周刊停止。”［13］这说明该刊有着广泛的读者支持，也说明《大公报》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报在培养儿童方面的坚定的社会使命感。
时至今日，儿童读者的需求得到了新闻出版业的极大重视，儿童报刊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长，品种也逐渐丰富。然而，随着儿童受众带来的利润逐渐丰厚，一些出版者越来越重视儿童作为消费者的身份，而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公民和受教育者的双重身份。《大公报·儿童特刊》的编辑思想无论对现代儿童报刊的发展还是教育理念的革新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代表了当时儿童报刊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代特色的儿童教育观点，在儿童报刊发展史和儿童教育史上具有双重意义。
注释：
［1］ 查富准.对于洋车夫的感想.大公报，1931-03-07.
［2］ 王汶满.这几天的哈尔滨.大公报，1931-10-08.
［3］ 提倡国货.大公报，1931-09-25.
［4］ 沈秀英.过双十节的感想.大公报，1931-10-16.
［5］ 仲贤.抵制劣货必先振兴实业.大公报，1931-11-07.
［6］ 孙冠儒.可怕的四号晚上.大公报，1928-06-10.
［7］ 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晨报副镌，1923-08-01.
［8］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9］ 佚名.请小朋友们参加救灾运动.大公报，1931-08-26.
［10］ 郑兆肿，宋绍兴.过新年.大公报，1928-01-01.
［11］ 佚名.西开小朋友们的新团体.大公报，1927-11-10.
［12］ 本报副刊部启事.大公报.1930-05-31.
［13］ 本报启事.大公报.1931-01-01.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媒体市场细分与性别策略”成果之一（课题编号NKZXB1465）。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