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全书·传道书》第十一章
知青们真正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是从高考开始的。
1977年10月20日，全中国的年轻人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好消息：高考恢复了！这个消息首先是通过广播散播出来的，接下来，人们就看到了登载这个消息的最新报纸。当很多在农村已回城无望的知青们看到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时，他们抱在一起哭了。泪水打湿了他们手中的报纸，打湿了他们的衣衫，打湿了他们历经岁月风霜的脸。他们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大叫：
“我要去报名，我要高考，我要上大学！”
“只要考上大学，我们就能回城了！”
“快去报名啊！我们要回城！”
他们挥舞着手里的报纸，哭哭啼啼地喊。喊完才发现，他们不知该怎样复习，怎样考试。他们对真正的考试早就陌生。
“可是，考什么呢？怎么考？”
他们全都愣住了，全都不知所措。
这是A县清水河公社星光大队留下来的十多名知青共同面临的困惑与困境。得到消息后，一群分散在各生产队的知青，齐聚在他们曾经的知青点，星光小学。他们中有的已结婚，有的已生了孩子。有嫁给当地人的，也有双双都是知青落户成家的。这排已经略显破旧的红瓦屋，在他们眼里，就像一道他们不愿触及的青春的伤口，他们急于摆脱这道伤口，急于远离这道伤口。
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他们都想起了杨柳，想起了徐晓雯。他们两个人，无疑是他们所有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功底最厚的，最重要的是，这几年中他们一直在教书。他们天天跟书本打交道，他们比大家更有复习和应考的经验。
杨柳像金鸡一样立着他的单腿，面对大家的疑问，沉吟了一会，说道：“要考试，你们首先得有复习资料。”
“可是我们去哪里弄资料？”
“是啊，我们都这么多年没摸过书本了，去哪里弄资料？”
“当年的课本都没有了，更别说资料！”
……
知青们你一言我一语，又急又难过。
杨柳想了一会，冷静地说：“赶快给家里写信，叫他们寄！”
一语点醒梦中人，知青们都说：“是啊，写信叫家里寄！”
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的徐晓雯，突然看着丈夫道：“杨柳，你父亲不是已经恢复工作了吗？他在大学里，这方面的信息可能畅通些，你让他赶紧寄一套复习资料过来。我们把它刻出来，每个人发一套，不就都有了？”
“对啊，每人刻一套！还是晓雯想得周到！”知青们纷纷嚷道。一群共患难的年轻人，在这关键时刻，顿时感受到了同舟共济的力量与感动。
收到儿子发来的电报，杨柳的父亲立刻寄来了一份复习资料。这份沉甸甸的复习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杨柳的父亲根据自己的经验亲自拟定的，杨柳的母亲也参加了部分抄写工作。只有极少部分是从武汉市面上购买的，但杨柳的父亲认为这些资料内容不全，缺漏很大，于是又做了大量补充。夫妻俩都觉得对不起儿子，都认为这是关爱儿子的最好时机。这对学者夫妻，各取所长，文理并用，连夜动手，为儿子赶写了一份复习提纲。他们不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而是担心他体检通不过（他断了一条腿），但杨柳的父亲准备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儿子弄到自己所在的大学里读书。现在首要的是先让儿子备考。
他们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根本就不打算备考——复习资料是他为插队的同伴们要的。
资料一到，知青们纷纷聚到星光小学。复习资料只有一份，不能人手一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手抄或用蜡纸刻。高考临近，复习时间紧，大家白天都要参加劳动，谁也没有时间抄写。只有用蜡纸刻。
杨柳想到了重生。学校有一台推蜡纸的油印机，平常用来给学生刻卷子或复习题，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刻一份出来，用油印机按人头推一份，每个人就都有了。只是自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一时洛阳纸贵，到处都在闹纸慌，去哪里找那么多的白纸来推油印？
就在杨柳和徐晓雯为推油印的白纸发愁时，重生却给每位知青发了一本“黄纸钱”（祭祀死人的）。打开“黄纸钱”，知青们才发现他们要的复习资料都被油印在黄表纸里面，字迹清晰，一目了然。一沓沓裁剪整齐的黄表纸，被重生裁成一本书的大小，一律用麻线纳得结结实实。捧着这些用“纸钱”印成的复习资料，看着上面那一丝不苟的字迹，知青们流泪了。这些整齐得仿佛印刷体一般的字体，竟然都是出自一个从未张口说过话的哑巴！他们的心颤抖着，收缩着，体味到了这一沓沓“纸钱”的珍贵。他们开始尊重这个发不出声音的哑巴青年，尊重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从内心理解了杨柳夫妇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付出。
“纸慌”的问题就这么被重生解决了。在江汉平原农村，人们可以缺油，缺盐，缺吃的，缺用的，但永远都不会缺这种祭祀死人的黄表纸。为了高考，黄表纸不再成为一种忌讳。每个知青手里都捧着一本厚厚的“纸钱”，这“纸钱”不是躲在知青们贴身的兜里，就是躺在知青们的枕边。
为了赶时间，杨柳一边让重生刻资料，一边抓紧时间看题。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每天收工后，把知青们招集到星光小学的教室里，由他来给知青们上课补习。
这让大家既欣喜又感动。为了听杨柳讲课，知青们把棉花桃子背进了课堂。阳历的十月底，正值秋冬之交，棉花地里的棉秆上还挂着未收干净的尾桃，深秋的冷雨却已落下，尾桃不摘回来就会烂在地里。每天收工前，他们把收尾的青桃子摘下来，带回家，赶上有太阳的日子铺在地上晒干，依然可以剥出雪白的棉花。但大多数的桃子，因为淋了秋冬的雨，多是发了黑的烂瓣，烂瓣也是要剥出来的，轧出来的是五级甚至等外级的次级棉，但那也是生产队的产量。
这年因为复习备考，棉花桃子没有及时采摘，很多桃子烂在地里。为了减少队里的损失，他们把晒干的桃子背进课堂，放在笸箩里，一边剥一边听杨柳讲课。就这样，杨柳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给知青们上课。一条腿撑着一百多斤的体重，在黑板前跳来跳去地写板书，演算。看到杨柳如此的付出，知青们没有理由不拼命。
为了给知青们授课，杨柳每天都得提前复习和备课，这一切都只能在课余完成。为了让徐晓雯顺利通过高考，他还承担了全部的家务。
这一切，刘雪梅都看在眼里。看着这个撑着一条单腿的硬汉的作为，看着他那张俊朗的脸日趋消瘦，刘雪梅的心在隐隐作痛。她主动承担起了照管杨小米的责任。按政策规定，刘雪梅属于回乡知青，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但她是69届的，自知底子薄，于是放弃了报名，主动为杨柳和徐晓雯分担了大部分家务。
徐晓雯起初也是不想报考的，是杨柳逼她报了名。
从不对她发火的杨柳那天发火了，他对她吼道：“好不容易恢复了高考，你为什么不去考？就算不为你自己，为了我，为了你的这些学生，你也应该去考！”杨柳的眼睛红了，他说：“晓雯，上大学，是你的梦，也是我的梦。我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可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梦。你上了大学，也就帮我实现了这个梦。答应我，去报考，好吗？”
“可是……你怎么办？”她的眼睛红了，她怎么忍心把孩子和家抛给他一个人？要知道他只有一条腿。
“我继续留在这里教书，这里的孩子们需要我。”他伸手抚摸她的脸，笑着说，“去考吧，啊？”
她点头，眼泪淌下来：“可是，小米会拖累你的。”小米应该拖累他吗？他有这个义务吗？
“小米是我的女儿呀，我应该把她带好，对不对？你放心，我们父女俩一起等你回来。”
“如果考不上呢？”她动心了，有些忐忑地问。
“不会的，你一定能考上。你肯定会比他们每个人考得都好！”
“就算考上了，政审通不过呢？”她近乎有些孩子气地啰唆起来。他知道她是在为不去报考寻找理由。
他坚定地说：“不会通不过的。邓副总理不是说了吗？这次高考将不唯成分论了，我们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属于这次高考的招生对象。相信我，晓雯，我们的国家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从这次恢复高考就可以看出来。我要不是少了这条腿，还真想去报名呢！”他笑着摸摸她的头，既是鼓励又是坚持。
她知道她是推不过去了。如果她不去报考，将会是对他的伤害，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心，还有他的梦。考大学，那又何尝不是她的梦？
高考，她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这辈子还能有机会参加高考！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她其实和所有的知青一样激动。那天，她拿着报纸在教室里愣怔了许久，最后，她躲进厕所里哭了。
她决定去报考。是的，就算她上了大学，离开了这里，最终也会回到这里。她想，这离开只是暂时的离开，这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她对这片土地已有了感情，这里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女儿，有她视为亲人的重生，有她喜爱的乡亲，还有她爱的学生。是的，我会回来的。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同时，她也祈求着父母的原谅。不管他们能不能回北京，但她是回不去了，回不到他们身边了。现在，他们还在山西。前几天，她刚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说是马上要回北京了，单位正在给他们落实政策。她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杨柳父母那样的幸运。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陆续平反，已经是大势所趋。她想，要不了多久，她的父母就会回到他们在北京的家了。
而她，是注定永远也不会回去了。
与此同时，武汉市里的高考报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刚从华工进修回厂的张敬之，已升为技术科的一名骨干。这年9月，新上任的老厂长在厂里做出了第一个改革动作：在企业内部招考中层干部。
招考的目的是为了任人唯贤，唯才是用。在这次的考试中，刚刚进修归来的张敬之拔得了技术科的头筹。此次任用干部的标准有三：考试成绩、技术考核、政治表现（包括群众关系与家庭出身）。这样的标准公正合理，几乎全厂职工都积极响应。
张敬之三条均优，直接坐上了技术科的第一把交椅。林红缨果然被张敬之掀了下来，她心里虽然有些恼恨，可又无可奈何。这次招考是在全厂职代会上通过的，既公平，又合理，谁也没有话可说。她的公公，厂里的前一把手，已经被省厅纪委弄去停职写检查，住进了省里的“学习班”。此时，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林红缨心知郑家的大势已去，她只能抱怨命运不济，世事多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能预知明天。所幸，张敬之有把柄捏在她的手里，他再怎么升腾，也逃不出她的手掌心。除非他不曾在她的身体上作威作福，不曾在她的身子里撒下种子，育出那个屁股上长着一枚和他一模一样小红唇的儿子。是的，他现在敢跟她耍赖皮（她已经见识过他耍赖皮的嘴脸了），但是，总有一天，她会让他骑虎难下，乖乖地向她认领儿子——她已经查过书了，是不是自己的亲儿子，完全可以做医学鉴定。她听说目前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技术了，只是不知如何找到具有这种技术的权威机构。此时的“亲子鉴定”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一个陌生的新词，它的使用也还没有像后来的几十年中那样广泛。
对于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张敬之根本就浑然无觉。他想，只要自己死活不承认郑小强这个儿子，林红缨就对他毫无办法。
就在张敬之当了不到一个月的技术科长后的1977年的10月20日，他突然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党中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个天大的喜讯立即扰乱了他的心，让他的情绪变得躁动不安。他想当科长，但更想上大学。他思来想去，决定偷偷去报名。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他想，要是考上了，他就去读大学，万一考不上，他就继续当科长。他当时根本没有考虑早已大学毕业的林红缨的感受。此时，林红缨对他的恨已经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入木三分。这个原本用来形容书法，跟感情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用来形容林红缨此时的心情，真是再准确不过。现在，她不再是厂里的红人，她的公公被隔离审查了，其实就是软禁；她的丈夫也在招考中落榜了，重新成了一名工段长；她自己也从科长降到了副科长（待遇未变，职位却下降了），已是有其名无其实。她以前的幸福生活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后的生活肯定还将走下坡路。如果找不到新的突破口，她这一生将不再有幸福可言。
高考的消息虽然对林红缨触动不大，但却让她看到了一丝机会——她决定怂恿张敬之去报考。
所以那天在办公室里，她突然走到张敬之的桌边，笑里藏刀地问：“张科长，你好像还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大学吧？”
她充满讽刺地叫他张科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他张敬之。事实上，在她心里，她就没有张科长这个概念，他身上的哪根毛她没见过？去华工进修了几个月，就敢跟她这个科班比？
“怎么了？”张敬之用挑衅的目光看着她，他看出了她的不怀好意，心想，你上过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你是怎么被推荐上的，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别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是说现在要恢复高考了，你不去报名试一下？在技术科都能考第一，真要参加高考，还不考个北大清华，复旦交大？”
他怔了怔，沉默了。她的话正说到了他的心动处。是啊，她不是读了三年大学的正规毕业生吗？跟他比又怎样？她还考不过他呢。他为什么不去试试，白白把机会浪费掉？她的话给了他刺激，也给了他信心，他真的悄悄地报了名。
他想，就算考不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考个W大学还是有希望的。他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幸亏有三年当兵的经历，他在部队没少学习文化知识，加上在华工的半年进修，市面上能找到的那些高考复习资料对他而言，真的易如反掌。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复习，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考场。由于对自己的考试成绩缺乏充分的估计，他给自己填的第一志愿是W大学，第二志愿才是清华大学。两个月后，他拿到了W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分数在武汉地区的考生中排在前十名，远远超过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这成为他痛悔一生的事。他想，他本来可以上清华的，可他却只上了W大学。尽管W大学也是名牌，可到底比他心中的清华差一个档次。
张敬之考上大学的消息，轰动了全厂。不仅是因为他考分高，而是因为他刚成为厂长的红人就要走了。想想，一个近万人的大厂，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能当上技术科的科长有多不容易！可他却要放弃！读了大学又能怎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不是厂里搞改革，进行中层干部的招考，哪轮得上他张敬之当技术科长？做梦也别想！厂里的大学生也有好些个呢，可人家谁也没命当科长。
再说，就算他读完大学再进厂，也不一定还能当上技术科长。
当然，这只是厂里众多职工们的杞人忧天。在张敬之看来，这就像是妇人的见识，比头发短，比嘴巴长。他想，我去上大学，那是叫把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怎样更有力，你们慢慢想去吧！
张敬之走前，与老厂长握手告别。老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上大学好！就是要去上大学，上了大学还回来，我这把椅子啊，就留给你来坐！”老厂长深知上大学的好处，对张敬之的离去举双手赞成。老厂长本人就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摸过飞机，造过原子弹。落到这个大厂，已经是虎落平阳，“文革”十年，被造反派们打入冷宫，窝在一间小黑屋里，只能“坐井观天”。
张敬之不好意思地笑笑：“老厂长言重了，谢谢老厂长这段时间对我的栽培，来日方长，日后再报。”
“要报就要报国家！这是党的政策好，拨开乌云见彩虹，好小子，你是赶上了好时候。我是夕阳西下，没几年了啊！”老厂长感慨万端，“不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现在百废待兴，我还想好好再干它几年呢！”
张敬之笑笑：“您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毕业回来给您当学生呢！”
张敬之的恭维恰到好处。老厂长听了不觉心花怒放：“说话算话！那咱爷俩说好了，你毕业后就回来！你放心，一定有好位置给你留着！”
老厂长的承诺，等于是给了张敬之一颗定心丸。此刻，他还真想到了毕业后再回来，既然有好位置留着，何乐而不为？四年大学归来，一切都不可预测，将来厂里的江山谁来坐，眼下还不好说呢。
他紧握着老厂长的手，踌躇满志地告了别。他要去上大学了！他对自己的前途预见是正确的，但有一样却没有预见到：他将在大学里与自己的情人再续前缘，而与自己的初恋失之交臂。
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场风花雪月一场痛。
星光大队的知青们是幸运的。别的地方的知青们所遇到的难题，他们一点儿也没遇到。他们遇到了一位好支书，他们报名参加高考，不仅没遇到来自基层的任何阻拦，还得到了大队干部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巫书记，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军人，为了他们考大学的事，就像为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东奔西走，竭尽全力。清水河公社的干部们也没怎么为难他们。因此，留下的十多个知青中，除了杨柳和另外两名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外，全都顺顺当当地报上了名。
杨柳没报上名，是因为他没报名。最最让人吃惊的是，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的哑巴重生，居然也报上了名。重生报上名，完全出于杨柳夫妇对巫书记的恳求。
巫书记说：“一个哑巴，没上过一天学，也报名去考大学，这不是闹笑话吗？到时候，上面以为我们对高考这么重要的事不严肃，岂不是要批评我们大队？”
杨柳和徐晓雯就求：“巫书记，大队出个证明，就让他考一回吧！”
“你们这是扯淡呢，他一个哑巴伢子，别说考不上。就是考上了，哪个大学肯要他？你们又不是不晓得，大学不招残疾人！”说完，顿了顿，看看杨柳的腿，立即意识到说错了什么，又补了一句：“伢们哪，我不是不支持你们，可这想法不现实。不现实，晓得不？”
“我们知道他考上了，体检也是通不过的。他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但考上大学对他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会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信心。他会觉得他不比别的正常人差。您明白吗？”徐晓雯于是给巫书记讲了重生想报名参加高考的经过。
原来，重生刻钢板时，已经把所有的复习资料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晚上杨柳给知青们上课时，他也在竖起耳朵听，听着听着，他就动了心，想去参加高考了。那晚上完课，杨柳和徐晓雯正在教室里收拾东西，重生忽然走到他们面前，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写道：“我也想报名。”
“报什么名？”徐晓雯莫名其妙。
“高考。”重生又写道。
杨柳和徐晓雯都傻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重生看他们都没有表态，就伤心地走了。这晚，夫妻俩都失眠了。徐晓雯问杨柳：“你说咱要不要给重生报名？”
“这不可能的，他根本不符合条件。再说，谁给他出证明？”
“找巫书记呀！让他帮忙，以大队的名义出证明。”
“你说这事荒不荒唐？”
“起初，我也觉得荒唐。后来想想，又觉得未尝不可。你说，要是重生也能考上，那咱俩可不算得上是教育专家了？”徐晓雯掀开被子，兴奋得坐了起来。
这一说，杨柳也有些激动。他说：“是啊，如果能报上名，还真可让他试一试。重生要是能考上，保准是个特大新闻！”
“我只是觉得，如果重生真考上了，你说这会给他增添多少自信？就算大学不录取他，他也会觉得自己不比正常人差呀！你说呢？”
“我倒是担心，如果他考上了却读不成，他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不会的。到时我会跟他讲，那是国家的政策，他就能接受了。”
“那咱俩就去找找巫书记，他一直偏袒你，说不定真愿意帮忙。”杨柳计划道。
得知重生想要报考的经过，巫书记最终心软了。他给重生出具了报考的证明。
重生就这么报了名。重生报的是文科。
随着高考的临近，其他知青的家人也纷纷寄来复习资料。那段时间，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几乎每天都在往星光大队送邮包，邮包里装的都是高考的复习资料。但知青们习惯了翻阅重生刻印的“纸钱”，反倒不喜欢家里寄来的那些铅印资料了。每天，他们手捧“纸钱”，按杨柳为他们设计的复习大纲复习。
高考的日子终于如期来临。
星光大队共有十一名知青参加了这一年的高考。
1978年2月初，他们的高考结果下来了，星光大队的十一名知青考生全线通过。当十一张录取通知书到达A县招生办时，整个A县都轰动了。当时全国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有570多万，录取的不到27万，上线的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五，可是在星光大队的知青考生中上线率是百分之百！百分百的上线啊！这是多大的新闻！
与此同时，星光大队还爆出了一条更大的新闻：星光大队的哑巴重生也达到了录取分数线！重生可是没上过一天学啊，他是怎么学会了知识，只有星光大队的父老乡亲们知道……
知青们含着眼泪，敲锣打鼓地庆贺。他们终于要离开这里了，终于要回城了，他们将去城里读大学，他们怎么能压制这种兴奋与激动？
然而，接下来是残酷的政审与体检。当徐晓雯从欣喜中冷静下来时，这才明白，她不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能顺利进大学的。
为了离家近一些，为了能经常回来看看孩子和丈夫，徐晓雯填志愿时，没有填报北京的大学，而是选了武汉的大学。她的第一志愿是武汉的一所师范大学。
政审时，她的档案中因有父母均为“右”派的记录，A县公安局出具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的批示。此时，徐晓雯的父母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得知这一消息，A县招生办为了保住他们这个“百分百”，不惜以县招办的名义向省招生办请求录取徐晓雯。与此同时，徐晓雯父母的单位也向A县有关部门出具了他们“被改正错误，恢复工作”的证明。证明到达A县，A县负责招生工作的同志立即亲赴省招生办，说明情况后，直到2月底，徐晓雯才终于获得了第二次被录取的机会。
由于她的考分高，在第二次录取中，徐晓雯被幸运地录进了更好的W大学。
自然，哑巴青年重生是不能被录取的。体检的第一关他就被淘汰了。但他没有感到悲伤，当徐晓雯把不能录取的原因告诉他时，他笑了，他对她“说”：“我早就知道，我参加高考，只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我身上创造的奇迹！”
徐晓雯幸福而满足地笑了。
1978年2月底，星光大队的十一名知青，终于告别了他们生活八年（有的是十年）的江汉平原。告别的场景充满了悲伤。十一名知青走时，每个人都哭了。他们齐聚在星光小学的操场上，一个一个地与杨柳拥抱，他们泪流满面，深怀着对杨柳的心痛与感恩。
“杨柳啊，你怎么就失去了一条腿？你傻不傻啊？”
当一个女知青的哭喊尖锐地响起时，所有的知青终于忍不住失声恸哭。
哭声响成一片，汇聚成一曲沉痛的天问。
“杨柳，跟我们回去吧，你不是丢了一条腿吗？去办病退吧，跟我们一起回去！”
杨柳也在流泪。是的，谁也没有要他丢掉一条腿，是他自己要把它丢失的，是他的良心要他把它丢失的。一条腿，换取了一条命，这不是生命的等式，是不等式。多好！他缺了一条腿，还回去干什么？他回去又还能干什么？
他一边流泪，一边笑着，说：“你们走吧，不要放心不下我。这里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学生们。”
“杨柳，你叫我们怎么忍心丢下你，怎么忍心！”
哭声响成一片。是啊，他们怎么忍心，他们是一起来的。现在，他们却把他丢下了。他来的时候是两条腿，他们离开时，他却只有一条腿。这条腿，虽是他一个人失去的，其实也是他们一起失去的，是他们全体共同失去的。
八年了，他们失去的，何止是一条腿？
徐晓雯抱住杨柳，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她哽咽着说：“等我回来！”
杨柳点点头。说：“小米就交给我了，你放心吧。”
徐晓雯踮起脚，捧住丈夫的脸，看着他那湖水一般深邃的眼睛，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她说：“杨柳，我爱你，爱你一辈子！一定要等我回来！”说完，又低下头来亲女儿小米的脸。刘雪梅站在一旁，她一只手牵着杨小米，一只手牵着刘保尔，她说：“晓雯，你就放心读大学去吧，孩子就交给我了。”
徐晓雯点头，说：“雪梅，辛苦你了。帮我照顾好杨柳和小米。还有，”她转身握起重生的一只手，叮嘱道，“重生，姐走了，你哥和小米就交给你了。”
重生郑重地点头，他弯腰挑起了徐晓雯的行李。
知青们走了。在杨柳的视线里消失了。他不知道，他和他们，哪一天还能再见面。除了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还能再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个。
但是，这群离去的人心中，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在眼泪与不舍中，告别了一个单腿的年轻知青。他曾经是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同伴，他们的战友，他们的老师。他的单腿，是他们插队生活的见证，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疼痛。在残酷的岁月里，展示着他们青春的残缺与壮美，也温暖着他们日后的回忆。
杨柳知道，他将永远留在他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就像这片土地一样，春来秋去，直到把生命嵌入这片土地，化成这里的泥土与他们共同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