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一个人以客观的叙述者的身份来讲述那段过去。他就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者重生，他是一个哑巴，不缺少听力，但不能用有声的语言来表达。换言之，他无须与这个世界对话，却知晓这个世界的所有秘密。重生的叙事将把读者引向一段真实的过去——
1970年夏天，少年张敬之在汉口火车站等火车。
烈日燃起的高温，使汉口火车站就像一口沸腾的热锅。火车还没有开动。黑乎乎的车厢入口处，检票员已开始检票。此刻，汉口的天空下，浮动着灰蒙蒙的烟尘，常年地炼钢，使得城市周边的房子看上去也像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颜色的灰颓。人们只要抬眼望一望，就会发现，翻飞在云天底下的烟尘，在亮得有些发白的阳光下，也显出了某种庄严与肃穆。
此时的张敬之，刚满十七岁，是个目中无人，对自己的前途与去向毫无所惧的少年。他脸上的笑容，像阳光一样透明。少女徐晓雯也站在人群里，如花的脸上透着的是一股寒梅般的冷艳。他们身后站着一群少男少女，与他俩一样，脸上都是热汗涔涔。
这一群聚在一起的少男少女，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是武汉某重型工厂子弟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刚刚参加完父母单位的欢送会，准备前往江汉平原A县插队。他们随身的行李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套《毛选》，一个印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字样的搪瓷缸子和一个搪瓷脸盆。这是厂里送给他们的插队礼物。
杨柳的网兜里另外装着几本书。从露出的书脊上可以看出来，它们是高尔基的《人间》《星火燎原》和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这使他的行李看起来比别人的要笨重一些。
六月的阳光，像鞭子一样打在他们年轻的脊背上，弹起层层晶莹的汗珠。他们前呼后拥，登上了其中的一节车厢。
一路上，他们神侃着，操的是标准的武汉腔。只有徐晓雯显得格外的安静，她五官生得十分精致，脸色略显苍白，眼神看起来有些虚幻和淡漠。她很少说话，始终陷在自己的沉默里。偶尔开口，却是一口纯正的京腔。她不是武汉人，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女孩。去年的某一天，她的户口突然被在武汉军区某部当团长的舅舅弄到了武汉，落户在其妻所在的工厂，徐晓雯因此成了这群插队学生中的一员。
其中，少女林红缨特别引人注目。她是一个长相十分标志的女孩，白里透红的脸，黑得透亮的大眼睛，五官端正秀丽，个子十分高挑，嗓门略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武汉姑娘。她一上车就从背包里摸出一瓶上海产的“双妹牌”花露水，嘴里嚷着真热，一边倒了一点在手上，小心地抹在后颈上。她的眼神一直追随着她的同班同学张敬之，透着崇拜与好感。
火车吐着黑烟，在烈日下前行。经过一天的颠簸，他们终于在日落时分，到了A县的清水河公社。饭后，他们被分成两组，一组前往红旗知青点，一组去往星光知青点。
张敬之、杨柳等十二名知青被分到了星光知青点。
当晚，一位姓罗的公社干部带他们去报到。走出公社大门的那一刻，张敬之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看天空。满天的星星是那样稠密，灿烂的星光从幽蓝的天幕上投射下来，仿佛一个没有开启的寓言。
夜幕下的平原显出了它特有的神秘。凹凸不平的泥土路狡黠地隐伏在一片片棉花地、麦地与黝黑的稻田中。他们迎着热烘烘的夜风，踩着满地的星光与泥尘，踏上了一条曲折的泥土路。星光下，土路两旁不时冒出一两个大小不一的湖泊，仿佛平原突然睁开了一只明亮的夜眼，有些鬼魅地觊觎着路人的身影。那一刻，杨柳的心不觉微微有些颤抖，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的选择有些仓促和错误。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大队部的路口迎接他们。他是星光大队的巫国喜书记。巫书记长得又黑又瘦，黑夜里戴着一顶看不出颜色的破草帽，他一只手里提着一盏马灯，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根半尺长的铜烟杆，不时伸进嘴里吸一口。
罗主任指着他们向巫书记做了介绍。然后说：“老巫，我把人给你送来了，挑堤的任务要是完不成，小心县里王主任提你的脑壳！你们大队水田最多，是粮食高产区，也是我们公社的排头兵，挑堤和双抢要两不误！”
巫书记的脸隐在幽暗的夜色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
“伢儿们哪，先对不住了，明天就得上堤。”
巫书记的声音有一点嘶哑，隐含着一丝不安。那会儿，他们并没有捕捉到其中的准确情绪。他们不知道“上堤”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插队的新奇与激动还在他们的心里泛动。
在半是兴奋半是疲惫中，他们度过了在乡下的第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