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我提前回了城。扶贫一年了，眼看到年底了，大事做不了，做点小事也行，看能不能找点钱来把老梁、老苟几个特困家庭的问题解决解决。一是我得找领导，让单位挤出点钱来；二是我想找找老功，看能否为上庄做点事。我去镇上上网专门查了功全泰，知道他是功臣集团的董事长，以煤起家，产业涉足能源、旅游、房产等诸多行业，实力雄厚，近年来热心公益事业。回城前，我去找老村长，把老村长扶贫记录本带上，这样对领导有说服力。老村长说你那单位穷，不要太过为难，你放心我会把字签好，年底再给你送个旌旗。我说不搞送旌旗的事。老村长说对你有用哩，过去当官的在地方上做官一场，临走不还要个万民伞呢吗，上面认这东西哩，再说你这一年比别的都强。
回城一下车，我就去了单位，把老村长记的本儿掏出来摊开在领导面前，领导翻着看看，拿着笔在便笺上一下一下戳着说：“咱们单位情况你也知道，那点经费已经超支了，还有老大的亏空，许多工作都按年初计划开展了，花的钱还欠着，文化是软实力，首先这经费就软得不行嘛。”我说：“眼看一年了，多少得有点吧，一点都没有，总结时也不好说，万一大会上点了名就是个麻达。”领导直挠头。我说：“把年终联谊晚会取消了，经费挪出来就够了，把几个特困户慰问慰问，这可是个好新闻，我让媒体给咱们好好报道报道。”领导苦笑着说：“咱们这么多演艺团体，一年不搞台晚会咋行，只有每年的联欢晚会领导们才会光临，咱们也才有机会和领导亲近，趁机汇报汇报，领导看高兴了，还能解决点问题，再说这已是常规，不搞晚会领导会怎么想我们，而且今年计划中也写进去了，你说不搞就不搞了？”我说：“可这扶贫……”领导挠着头说：“还有两三个月，我再想想办法。”叫来了办公室主任，领导说：“你给财政打个报告，假期过后我就找领导去，看能不能争取点经费。”我说：“谢谢领导。”领导拍拍我说：“谢啥，这是工作，难道是你家的私事？”我说：“让秦腔剧团下去一趟演一场戏吧，也算文化扶贫。”领导说：“这主意好，反正每年有送戏下乡任务，让下去多演上几场。”
从领导办公室出来，我就联系老功，老功说：“你在家先陪陪老婆，我闲了联系你。”我心里发凉，我可是把为上庄做点事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的，可他却跟我说“闲了跟我联系”。老板都忙，尤其眼看到了年底，他什么时候才“闲了”呢？回到家，老婆说：“啊呀，你咋回来了，我打算这周末给你打电话，去上庄过黄金周哩，这时间的上庄肯定漂亮。”我说：“一片枯黄，千户萧疏啊。”
三天后老功就“闲了”，我和老功去了另一个上庄。朱光耀在城里打工，母亲去了女儿家给女儿带孩子。老功就像个访贫问苦的老干部，坐在村巷的老人堆里，问这问那的过渡到了朱光耀身上，一位鸡皮鹤发的老奶奶说那娃孝顺，吃啥都想着娘，有一回带回啥日本蛋糕，坏了，他娘舍不得扔吃了，拉了几天肚子。村巷里几个老人说去年带着他娘去北京几天，见了毛主席，啧啧啧，一个儿子做得到，几个儿子的做不到。老功想去朱光耀的姐姐家见见这位母亲，可刚下过一场暴雨，一道沟扯了一公里，把路截断了。老功感慨地说这在古时候，是能进二十四孝的。
回来的路上，我跟他谈起上庄，希望他到上庄看看，老功明白我的意思，说：“那一带没少跑，我太了解了，你说我能为上庄做些什么呢？”我一时茫然，回答不出来，一个为干旱所折磨又为孤寡所困扰的村，我确实想不出他能为上庄做些什么。我想到老村长一再提说的搬迁，老功说：“那难度太大，一个村往哪里搬，得有接收地，这是政府的事，政府要搬迁我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些事。” 老功问学校咋样。有多少学生。我说：“40多个。”老功说：“从现在起我全资助了，他们念到什么程度我资助到什么程度。”我说：“学生都被资助了。”老功呃了一声。我把老梁、老苟几个特困户的情况说了，老功没有说话，分手时，老功说：“你想想为上庄我能做些什么，到时候联系吧。”
第二日，我去了洗相馆。相片已经洗出来，我挑出一部分，装了相框，连要带买又装了十几本照相馆自做的简易相册。出门时，遇到了孙达，我眼睛一亮，咋把这个家伙给忘记了。一人捣了一拳，紧紧搂抱一下，孙达说：“你说怪不怪，昨晚梦见你，今日就相见了，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孙达是我在省报时的同事，一个办公室坐了好几年。报社记者都有分口，他分的是工商口，大小企业都是他的自留地。他很会做事，经常为企业策划宣传方案，擅长组织策划老板与官员之间的互动，抢抓领导与老板交谈、握手、碰杯的镜头，洗出来装裱好，送给领导、老板，深得老板赏识。我拍拍脑袋，在解决盼香的问题时咋就没想到他呢？我装作回信息，翻手机通讯录，果然把他的号码也丢了。
吃饭还早，我们进了一家茶楼，喝茶，叙旧，抬杠，热身过后，把想法说了，我说：“上庄那一带的情况你也熟悉，我在上庄扶贫一年，不能啥事都不做呀。”孙达说：“这些年老板们做扶贫助学都是围绕那一带，时间太久，他们都失去了激情，对那方土地麻木了，因为无药可救啊。”我就说起老功，孙达说：“老功这人很有爱心，这几年公益事业做了几千万。”我说：“问题是我想不出来老板在上庄能做些什么，我把几个特困户的情况说了，他没反应。”孙达说：“贫困户这些年老板们见得也实在太多了，他们也麻木了。”我说：“那咋办？我总得为上庄做点什么呀。”孙达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事需要策划，你回上庄跟村长商量商量，我也想着。”又说，“上庄的事咱们就在老功的身上做文章。”
晚上，汪惠梅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有点事，请我帮她代一周课。我说你忙去，我也没啥事。回到上庄，我跟老村长商量，老村长说做啥都得有人，没人能做啥呢？我说修路？老村长说危房危窑改造都没几个人响应，修路谁走？让人家花那钱做啥，你和他商量吧，能做啥就做个啥，实在没啥做的，也别勉强，不要让人家花没意义的钱。
过几日，我给孙达打了电话。孙达说让老功给上庄人民拜个年吧，上庄不是革命老区嘛，1935年红军经过上庄，还住过几日，老板给革命老区贫困村拜年，这还是有新意的，老功肯定兴奋，老板们热心公益事业，也希望产生社会效益。我想也只能这样了，说到老梁、老苟几个特困户，孙达说到时候安排老功访贫问苦，到特困户家走访走访，他自然会准备红包。我说他们的困境红包解决不了。孙达说见面时你提出来，我敲边鼓促促，几万十几万对他不是个啥，你先跟他沟通一下，把大致意思说一下，不要说找过我，别让他觉得咱们合起来给他做套，老板们忌讳。给老功打了几次电话，老功不是出差，就是开会。我担心老功太忙，把这事不当回事，我又给孙达打电话，孙达笑笑说我约他他保证有时间。我说那拜托了。他说客气个毬！忘了我老家是那一带的，我联系好了给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