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去盼香那里的公交上。城里学校今儿开学，我得去看看鹏程和万里报名的情况，顺便问问盼香有没有往回捎的东西。我对村长说老人家放心，绝对误不了开学的事，明天我就去上庄。乡村学校比城里开学迟三天。老村长说我正要给你说这事,分来一个考上特岗的教师，人已到了，你就不用来了,忙自己的事去，落在这里的东西我会给你捎回去。我说不教书了，扶贫我还得去。老村长说靠天吃饭的地方，老天爷不照顾，省长来也没办法，上庄就这么个条件，别把自己的事撂荒了，年纪轻轻的正扒前程哩。我笑笑说单位也没啥事，我想把上庄每个庄子走一遍，写点东西。老村长嘿嘿一笑说对对，你是作家嘛，深入生活也是事，你把咱上庄好好写写，让人都知道咱上庄的苦焦和可怜，我明天去驴崾岘接你。我说不用，这次又没铺盖行李，我走着去，跟坐驴车一样快。
一个人突然从马路上横穿过来，公交紧急刹车，还好有惊无险，司机恶狠狠丢下一句“死也不找个地方”便继续上路了。然而，车内却出事了，城市与乡村冲撞在一起——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农民工踩了城里人的脚。一只脚踩了另一只脚，这么正常的一件小事，却导致一场战争。战争是城里人发起的：“瞎了眼，臭脚往哪里踩？”农民工口齿伶俐，不显丝毫胆怯，回击：“你的脚香得很，咋不扛到肩膀上。”于是他们从脚骂起，没走出一站路程，已完全脱离“脚”，转换成城乡对骂了。一段骂白表明了他们的宿怨：“没教养的山猪，不看自己是啥玩意，满身臭气熏天，跑到城里来飞扬跋扈，我要是市长，妈的就下令不让你们进城，影响市容。”“老子就是一身臭气也比你们他妈的干净，到处是治淋病、梅毒、阳痿的广告，走上三五步就是治性病的医院，是谁在影响市容?”显然他对城市的观察比我们更为细详。城里人低估了农民工，没想到他还击得如此凶猛，竟一时说不上话来。可农民工还在骂，“妈的，嫌弃我们?有啥了不起?哪栋高楼大厦不是我们建的?在你家厕所屙第一泡屎的就是老子，看不起乡下人，你吃屎都没人屙。”直到我下车战争也没有升级，或许城里人觉得不是农民工的对手，或许要保持文明姿态不值得动手，而农民工也许想这是别人的城市，不想在客场惹出大事来。因此两人像一对观点相左的学者，在争论(或是声讨)一个学术问题。我想，城里人踩了城里人的脚，会产生“对不起”“没关系”之类很文明的对话；农民工踩了农民工的脚，会相互憨憨一笑，一切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在城乡之间，这种战争就会爆发了。和那些蓄意已久的战争一样，“脚踩脚”仅仅是战争的导火索，这是“城乡之战”，或者说是“体制性战争”。我下车了，农民工也下车了，他在跨出公交车时唾了一口，站在站牌下踢了站牌的立柱一脚，说：“妈的，老子都进城十几年了，还把老子不当城里人。”他一脸茫然。站了一会儿，他又上了一辆同一路公交车。
盼香已经搬到租的房子。鹏程和万里正在套书皮，齐齐叫声老师。书包、衣服和鞋也都是新的，头发也理成城里孩子的模样。我问了报名情况，有同学的权威面子，报名顺利，也没收什么赞助费。我问他们见到李志远没有？他们说见到了，跟他们不是一个班。临走时，我对盼香说：“我要去上庄，你往家里捎啥不？”她拿出一大包东西，说：“是些衣服和药，准备让万里回去时带回去的，你捎个话让我爹过上庄来取。”
下午，我去了趟学校，学校门前及两边的马路上，停满了送孩子上学的小车。隔着铁栅栏我看到了马鹏程、马万里、李志远，还有几个孩子在一起，看得出他们是一伙的——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远离学生活动的广场，靠着校园的铁栅栏，目光投向那个庞大的快乐的城市群体。
这个群体显得孤独，胆怯，敏感，自卑，忧郁，有些小心翼翼，弱不禁风。事实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教育部公布至2011年义务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超1260万。随迁子女“被歧视”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虽然国家和一些地方对农民工子女异地入学出台了一些优惠照顾政策，然而在落实上往往被地方保护者所扭曲，而且敷衍了事，我们办过“农民工子弟学校”，办过“农民工子弟班”等等，这些“标签”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成了“异类”，成了“特殊群体”。如果说硬歧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会议来解决，那么解决城市里涌动着的难以掩饰的“傲慢与偏见”对他们构成的软歧视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更多的歧视来自日常生活中，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会让他们感到彻骨之寒。2012年5月30日《羊城晚报》报道，北京22中学生言覃遭老师辱骂，老师称其非北京户口，是借读生，家里无权无势无钱，是个三无人员，随时可以滚蛋。言覃滚蛋了，退学回湖南老家休养。22中校长向言覃父亲致歉，表示将处罚“出言不逊”的老师，希望言覃返校。这样的道歉我们见过的实在太多了，伤害已经造成，道歉又有何用，从某种程度上讲，道歉又是一种歧视。“滚蛋”从教师的口中说出，无疑是软歧视的硬表现。想及他们的以后，我后背生凉，软歧视对他们更具杀伤力，他们的父辈在城市遭受到的类似于上午公交车的那场城乡之战的歧视会在他们身上重复，在他们的读书路上，他们除了要忍受孤独、自卑、尴尬、羞愤，还要承受歧视、污辱、排斥、欺负，他们需要具备海绵一样的修复功能——无论有多大的压力，都能恢复原初的状态。
三年前，我把堂侄根子的儿子毛蛋从乡下转到省城一所学校。毛蛋上学后同学叫他山棒，山野菜，合起来捉弄他，班里丢了东西同学审问他，连老师也怀疑他。毛蛋给惹毛了，死活不想上学，给老子揍了一顿。不久，一个同学耍笑捉弄毛蛋，毛蛋一把将同学从楼梯上推了下去，造成同学腿和胳膊骨折，花掉了两万多，人家还没完没了，学校也不要他了，我只能再给办转学。到了新学校不久，毛蛋又被几个城里孩子打了，根子对儿子说石头大了弯着走。可又过了不久，毛蛋又给打了，两只眼睛给封了。根子想着儿子缓上几天也就好了。可谁知几天后，一只眼睛好了，另一眼眼睛却越肿越大，像个烂桃子不停地流脓。带到医院去一看，大夫骂都这样了，才来医院。做了手术，花掉了一万多，儿子那只眼睛的视力就剩下02了。根子火了，对儿子说再谁惹你就揍他，揍那带头的狗日的，揍倒了其他的就不敢惹你了。结果毛蛋揍倒了一个。学生家长闹上门来，说把人家儿子打成了脑震荡，要求赔偿。根子说你找公安让判刑吧，我管不了，那娃苕着哩，拿刀连我都扎，我也想让抓进去关上几年哩。说着露出腿上的伤痕让来者看，那是他在工地上打工给钢筋戳破留下的伤疤。闹事的人骂骂咧咧走了，根子对着背影说给你儿安顿，让你儿离我娃远点，我娃性子烈，恶着哩，判刑不够年岁，公安也管不了，让我自己教育哩，再出个啥事担待不起。可这以后，毛蛋在学校被同学孤立了，又让学校列为问题少年。毛蛋的学习成绩下降得厉害，根子很无奈，找我说这么念下去能有啥前途，还不如不念，你给转到县上让去念吧。毛蛋又转回了县上。
我猛然想到这半年来在上庄小学教书的重大失误，——忽略了对他们的普通话培训。虽然在课堂上他们说的是普通话，可一下课他们就还原成了家乡话。他们的家乡话将成为他们受到歧视的一个导火索。而上庄小学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将进入城市，他们别无选择。
我叫了声李志远，他们三个跑了过来。我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可又能说什么呢？歧视涉及面太广，且说出来就是歧视。我只能在他们的肩膀上拍拍。我把班级合影和给李志远单独拍的相片给了李志远，问他爹在干啥。李志远说跟我二爹干装潢。我说你二爹是谁？他说李上，我四爷的儿子，是个木匠。李上我在李谷家见过一面，人很精神，听说干得不错，打算在城里买房子。我说让你爹晚上给我打电话。李志远说谢谢老师。晚上，李谷打来电话，我问他咋样？他说没出来挺怕过活不下去，出来才知道挺好的，比守在家里强，谢谢你。我说一起吃个饭。他笑笑说等我发了我请你。我说到了我门上了。李谷笑笑说你有心我还没时间，这两天活紧。我说有事打电话。他嘿嘿一笑说肯定饶不了你，这辈子跟你黏上了。我说上庄有事没，我要去上庄了。他笑着说没事了，你带一场雨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