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妻子的手指被掰断，被掰断的手指肿得像一根紫茄子，房国春非常气愤。他没有马上带妻子去医院，而是带妻子到乡政府去了，他要让县里领导看看，一个叫宋建英的女人是多么凶残，他为反映群众的呼声，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然而，县政府大院的门卫没让他进院，门卫让他到在另一个地方的信访接待办公室，说那里有人专门接待群众上访。房国春说了一个副县长的名字，说副县长是他的学生，他要找那个副县长。门卫问他，事先和副县长约了吗？房国春说没有。门卫又问他，知道副县长的电话吗？房国春没有回答知道不知道副县长的电话，他说：你给他打一个电话吧，就说我找他，我是房国春。门卫说：那不行，县领导都很忙，你事先没跟领导约好，又没有领导的电话，是不能进来的。你还是到信访接待室去吧。房国春有些生气，说：人民政府不让人民进，算什么人民政府，我看你们这里简直就是衙门，官僚衙门！门卫拉下脸子说：老同志说话注意点儿，说气话对你没啥好处。
县信访接待室在一个背街的小巷子里，房国春领着妻子、女儿，问了两三个人，转了两条巷子，才找到地方。其间女儿曾说：爹，我看还是先去医院，给俺娘看伤吧。房国春把眼一瞪说：弄不清责任怎么看伤！
河里没鱼市上看。房国春他们到信访接待室一看，见前来上访的人还不少。接待室门口有一道大铁门，大铁门里边还有一道小铁门，大铁门是开着的，小铁门是关闭的。小铁门旁边有一间小屋，小屋开有一扇像是医院的挂号窗口那样的窗口。窗口内有一位上岁数的妇女在小屋值班，凡有人来上访，须在妇女那里挂一个号，领一个号码。领到号码后，在小铁门外的候访厅里等待。轮到谁了，由妇女喊一个号码，并打开小铁门，把上访的人放进去。其形式跟到医院看病差不多。候访厅里靠墙置有一些连椅，中间放着一台比乒乓球台略小的桌案。候访的人有的在连椅上坐着，有的靠墙根蹲着。有的在吸烟，有的在发呆，也有的正在桌案上写申诉材料。房国春见妻子疼得脸色发白，出了一头汗，跟当值的妇女商量，能不能先放他们进去。妇女的态度是温和的，说：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有难处的人，不遇到难处，谁都不会到这个地方来。我看你像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还是耐心等一会儿吧。
别的上访的人见皇甫金兰的一只手肿得不成样子，问她怎么了？是不是被人打了？
皇甫金兰说没有，她下地干活儿时抻了一下，可能抻着筋了。
事到如今，妻子还为恶人遮着瞒着，岂有此理！房国春当即纠正妻子说：什么没有，她就是被别人打了，是支书的老婆打的，把她的手指头都掰断了。
听房国春这么一说，别的人纷纷围过来看皇甫金兰的手，有人说：这还得了，告她，让她赔医疗费，让她吃官司，蹲监狱。有人说：骨头断了可耽误不起，还是先到医院看伤要紧。还有人提供信息说：像这样的伤必须做手术，要是做手术的话，不交几千块钱的押金，医院是不会接受的。
一听说看伤要先交几千块钱押金，皇甫金兰说：算了，我不看了，指头断了一个，不是还有九个嘛。
房国春说：胡说，谁打断别人的骨头，我必须让她出血！别人敢欺负你，就是因为你太软弱。
终于轮到房国春的号了，拿看病作比，房国春和妻子、女儿终于可以见到医生了。不料那把守小铁门的妇女只让房国春一家三口派一个代表进去，不能全都进去。进去的人多了，说话乱插嘴，容易引起吵闹，对接访不利。房国春说：那不行，我带我老婆来，就是为了提供一个证据，让领导看看我老婆受到的伤害。妇女说：那就让你老婆进去吧。房国春说：我老婆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事情的来龙去脉她说不清楚。皇甫金兰也说，她不会说话，一句话都说不囫囵。妇女见皇甫金兰满眼含泪，不像是一个会说谎话的人，大概动了点恻隐之心，才同意房国春带皇甫金兰进去。
房国春对接访的工作人员讲了事情经过，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项，立即开除房守本和房光民的党籍。第二项，把打人者宋建英抓起来，并绳之以法。第三项，宋建英必须赔偿伤者的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工作人员对房国春的叙述和所提的三项要求作了记录，并现场一一做出答复：第一，是否开除房守本和房光民的党籍，县信访办要和吕店乡沟通，向吕店乡了解情况，最后由吕店乡党委做出决定。第二，是否把宋建英抓起来，并绳之以法，信访办管不着这一段，房国春可直接向乡里派出所报案，也可以向县法院递诉状。第三，是否对伤者进行经济赔偿，由法院裁决，或通过民事调解解决。答复之后，工作人员认为房国春可以走了。可房国春不走，让工作人员再看妻子受伤的手，提出妻子住院治伤谁交押金的问题。工作人员说：谁住院，谁花钱，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房国春想让信访办出一封信，证明他妻子是被宋建英打伤的，安排他妻子在不交押金的情况下先住院治疗。工作人员断然拒绝，说这个证明信访办不能出，因为他们没有调查，不知道伤者受伤的真正原因。听工作人员这么说，房国春好像也受了伤，他问：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难道我在说谎吗！工作人员说：我没有说你在说谎，但我们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好了，你的问题就这样吧。工作人员在喊下一个。妻子推了一下房国春的胳膊，小声说：他爹，咱走吧。房国春对妻子发了脾气，说：咱的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走什么走！工作人员制止他说：这里是工作场所，希望你不要在这里大声喧哗。房国春问工作人员：我什么时候再来问情况？工作人员说：你不用再来了，有什么新情况，你直接和吕店乡联系就行了。你的事情归属地处理。
此后，房国春又到信访接待室问过两次，回答都是已经和吕店乡联系过了，吕店乡正在调查。房国春打电话找到了杨才俊，杨才俊一口一个房老师，对他还是很客气。杨才俊说：房老师怎么老也不回来，再回来一定到乡里坐坐。房国春说：你不要光跟我说好听的，要帮我解决问题。杨才俊说：按照您的要求，不是已经把房光民的支书撤销了嘛，您还有什么问题？房国春说：他们在实行打击报复，宋建英把我老婆的手指头都掰断了，在县医院锯掉了手指，光医疗费就花了两千多块。杨才俊一听表示吃惊，说这可不行，打伤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房国春问：这个情况你不知道吗？杨才俊说：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房国春说：这个情况我跟县里信访接待室说过，他们没有跟乡里沟通吗？杨才俊反问：尊敬的房老师，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吗？房国春说这个这个，你还是认我这个老师的。杨才俊说：您有什么事，直接跟乡里说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上级机关往下压。你反映到上级机关，上级机关还得转回来，最后还得由乡里处理。房国春说：我要求开除房守本、房光民的党籍，乡里不理睬，我不往上反映怎么办。杨才俊说：乡党委经过集体研究认为，你的这个要求有些过分，房守本和房光民的错误还没到开除党籍的程度。乡党委的意志是集体的意志，集体的意志不能以你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房国春说：你们认为过分，我认为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听说，房光民在村里通过大喇叭发表讲话，宣布开除我的村籍，永远不许我再回房户营村。这是什么行为，他们也太霸道了吧，太无法无天了吧！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你们不把他们清除出党，我还要继续向上反映。杨才俊说：那你就反映好了，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杨才俊把电话挂断了。
应当说，房国春到县里信访办上访，效果并不好。可是，他却以到县里信访办上访为开端，从此踏上了漫漫的上访之途。他从县里上访到地区，从地区上访到省会，又从省会上访到北京，一访就是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写上访材料上。除了写材料，印材料，寄发材料，就是在上访的路上奔波。
如果仅仅因为房户营村的事，房国春也许不会这么来劲，形不成持续上访的动力。在去地区行署的一次上访中，房国春偶尔碰上了一个上访群体。群体的带头人是一个妇女，名叫马兰生。在信访接待处一碰面，马兰生认出了房国春，房国春也认出了马兰生。马兰生把房国春叫房老师，房国春把马兰生叫马主任。原来马兰生也是吕店乡的，她的家在吕店乡的田楼村。马兰生当过童养媳，土地改革时当了干部，官至公社的妇女联合会主任。公社里只有马兰生这么一个女干部，全公社的社员差不多都认识她。因为马兰生的丈夫一直是一个农民，马兰生退休后，又回到了田楼村。马兰生带领部分村民集体上访的原因大概说来是这样。有一年麦收之后，田楼村以修桥、建学校为名，向村民多收了十万多斤小麦。结果不见修桥，也不见建学校，多收的小麦却不知去向。村里二十多位村民到乡里说理，要求乡里调查多收小麦的去向，给村民一个说法。村民们情绪激动，吵吵嚷嚷，使乡里正在召开的夏粮征购会议被迫停止。夏粮征购是大事，影响为国家征购粮食可不行。乡里领导一边让二十多位村民到会议室开会，以便稳住他们。一边紧急通知邻近三个行政村七十多名基干民兵和治安队员到乡政府集合，由乡派出所牛所长分工，每三个民兵或治安队员包一个村民，分头进行询问，搞笔录。当天下午，乡里决定，把所有二十多名村民集中到粮店仓库办法制教育学习班。学习期间不准回家，每人交纳食宿费八十元。学习过程中，为每人挂牌照相，取指纹，建档案，长的“学习”九天，短的也“学习”了一天半。在参加“学习”的人当中，就有马兰生的大儿子。她的大儿子被包干的民兵左右抽了耳光，两边的脸青紫，回到家目光呆滞，像傻了一样。马兰生也当过干部，知道乡里这么干是不对的，对村民构成了非法拘禁。为了替自己的儿子也是为乡亲们讨回公道，马兰生牵头组织了集体上访。马兰生对房国春讲了上访的原因，房国春也对马兰生讲了上访的原因，原来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如同革命时期的地下工作者对上了接头暗号，又如同在困难时刻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马兰生显得有些兴奋。马兰生马上对田楼村的上访者说：过来，你们都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县高中的高级教师房老师，房老师可是有学问的人。马兰生虽然当过公社干部，但她不识字，不会写上访材料。一见到房国春，她即生出一个念头，要抓住房国春，利用一下房国春的学问和智慧，让房国春替他们写上访材料。马兰生使用的办法，跟房户营村房守现们所使用的办法如出一辙，那就是：欲取之，必先予之，欲用之，必先抬之。马兰生没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给予房国春，她只能对房国春来点精神贿赂，抬抬房国春。当了多少年干部，马兰生抬起人来是有一套的，她说：我了解房老师，房老师非常具有正义感，非常乐于助人，而且非常具有同情心。别人有困难，如果求到房老师，房老师从不拒绝。她这样说着，望着房国春，问房国春是不是这样？
此时，房国春还没想到马兰生想让他帮助写上访材料，想把他拉入上访同盟，他说：这个啥呢，马主任说高了。不过说起来，我对中央精神是了解的，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田楼村为啥还要多收那么多粮食！而比起田楼村多收粮食来，吕店乡党委、政府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不，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性质已经变了，他们触犯的是非法拘禁他人罪。你们就紧紧抓住这一条进行上访，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马兰生差点鼓起掌来，说看看，我没说错吧，房老师就是懂政策，懂法律，水平就是高。我们就按房老师的指点，抓住重点，进行上访，一定能把杨才俊他们告倒。这时，马兰生说了一个可是，她说：可是，我们都不识字，不会写上访材料呀，房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写写上访材料呢？房老师要是能帮我们写上访材料，我们一定好好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马兰生说着，眼巴巴地看着房国春。其他围在房国春身边的上访村民，也都眼巴巴地看着房国春。这地方的人求人或谢人，都愿意下跪。倘若房国春不答应马兰生的请求，说不定会有人对房国春下跪。事情到了这个节点，房国春有些不好推辞，他说：好吧，你把事情经过再讲详细些，我来帮你们写。
马兰生双手上去，抱住房国春的一只手，说谢谢谢谢，谢谢房老师！
就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场纠纷尚未结束，房国春又卷入了另一场纠纷。如果说房国春是完全被动地卷入第二场纠纷，也不尽然。他觉得房户营村和田楼村所发生的事都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最大的联系在乡政府。由于乡里的纵容和包庇，下面的村干部才如此大胆妄为。马兰生提到杨才俊，房国春也认识到了，杨才俊表面上喊他老师，实际上并不把他当回事，杨才俊是一个口蜜腹剑、阳奉阴违的人，他也希望田楼村的人能把杨才俊告倒。也就是说，房国春加入了马兰生所带领的田楼村的上访队伍，并充当了其中的智囊和秘书角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归根结底是性格使然。
房国春的上访之旅不是良性循环，是恶性循环。每一个循环，其恶性都会增加一些。最后恶到什么程度，大大出乎房国春的预料。
他请假外出上访，不能按时回校，等于脱离了教师岗位。学校作出决定，除了扣发他的部分工资，还把他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了。扣发部分工资无所谓，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让他大为光火。须知他非常热爱党，一直渴望成为党的一员。为此，他从参加工作那一年起，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每年都写一到两份。他的岁数不到六十岁，入党申请书却写了六十多份。好不容易成了一名预备党员，现在又把他的预备资格取消了。这意味着党把他关在了党的大门外，他永远失去了成为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机会。房国春想哭。房国春想骂人，骂学校的校长，骂学校的党委书记。再写上访材料时，他顺便把学校的党委书记也告上了，使上告的对象越来越多，告状的雪球越滚越大。同时，他从反面获得了继续上访的新的动力，下面的官僚们这么不讲理，不上访真不行啊，不上访真的对不起党啊！
房国春的上访，不能说一点好的效果都没取得。在省里信访办的催促下，吕店乡责成宋建英赔偿皇甫金兰两千元医疗费。宋建英没说不赔，但她又哭又闹，说房国春是讹诈她。到头来，她连一分钱都没赔给房国春家，只是从没有停止过对房国春家人的辱骂。
到北京上访，房国春是和马兰生带领的上访团队一块儿去的。上访之余，房国春到煤炭工业部的办公大楼找到了房光东。
房光东正在编稿子，大门口传达室的值班人员给他打电话，说有人找他。他问是谁？值班人员答：他说是你爷爷。爷爷？他爷爷早死了。他爷爷弟兄四人，大爷、四爷也早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有一个三爷。三爷岁数大了，一个字不识，不可能到北京来。他脑子飞快搜索，很快把房国春搜到了，是了，自称是他爷爷的人一定是房国春。房国春有文化，有工资，有条件到北京来。他手握电话听筒有些犹豫，是不是见房国春？房国春每次寄告状信都寄给他一份，他知道房国春和房守本的矛盾在不断加剧，房国春这时候到北京来找他，是不是要把他拉入矛盾之中？房光东只是犹豫了片刻，就放下电话，到楼下迎接房国春去了。介入不介入房国春和房守本的矛盾，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而不在于房国春的意志，房国春既然来了，房国春作为与他同村、同姓、同宗的一位长辈，他不见人家是不合适的。
房国春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也是第二次找房光东。房国春第一次来北京时，和房守本父子还没有产生矛盾，他是作为老教师的代表，参加学校组织的观光团，到北京观光的。那时，房光东刚从地方一个煤矿调到北京不久，住在建国门外，一家四口只有一间房。尽管如此，房光东还是热情接待了房国春，并在过厅里支了一张钢丝折叠床，留房国春在家里住了一晚。房光东记得很清楚，房国春第一次到他家时，还给他两三岁的儿子买了一些看图识字的画片。他觉得房国春不愧是当老师的，到哪里都不忘记教育的本职。房光东对房国春的尊敬，源于房光东的祖父对文化人的尊敬。房光东的祖父不识字，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请识字的人念书给他听。房国春的父亲识字，房国春也识字。在房光东还很小的时候，祖父就抱着他，请房国春的父亲念书听。房国春的父亲死后，祖父就让房国春给他念书听。不能说房国春念书对房光东有什么启蒙意义，但至少，打记事起，房光东对房国春这个三爷就是熟悉的。房国春对房光东的祖父夸过房光东聪明，说不定这孩子将来会有点出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大串联时节，房光东第一次走进县城，就奔房国春而去，住进了房国春有电灯的宿舍。串了一大圈儿回到县里，房光东还是在房国春那里落脚。房光东后来听说，房国春因卷入两派争斗，当时在学校挨打挨得很厉害，处境很不好。但他找到房国春时，房国春照样接待他，还是给他买热馍，买肉菜。为了回报房国春当年对他的接待，他也要热情接待房国春。房国春第一次来北京找他，他就是这么想的。但这一次情况不大一样，房国春第二次来京找他，不用说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能不让房光东有所警惕。他在心里叮嘱自己，见到房国春，一定要出言谨慎，不要对村里的事情表态，不要让房国春误以为他是站在房国春的立场，不要被房国春所利用。
这是一座工字形的办公大楼，分前楼后楼。中间有工字的一竖，把前楼后楼连接起来，连成一体。房光东的办公室在后楼的四楼。他从四楼下来，走过那一竖，刚走到前楼冲大门口的楼梯口，就把房国春看见了。他站在高处，房国春站在传达室窗外的墙角，他能看到房国春，房国春却看不到他。房国春留的还是短发，头发差不多白了一半。房国春脚边放着一只有些发白的黄帆布提包，手里提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袋里装着几个桃子。房光东走到房国春跟前，叫了三爷，替三爷提上帆布提包，说来吧，到办公室喝茶。
房国春把手里提着的桃子往上提了一下，说：没啥带的，给孩子买了几个桃子。北京的桃子不错，比咱们老家的桃子大。
房光东说：来就来了，还花钱干什么！他没有接房国春手里提的桃子。
来到办公室坐下，房光东给房国春泡了茶，说三爷，我看您气色很好，身体不错。房国春明明灰头灰脸，面色憔悴，样子落魄，房光东无话找话，却说房国春的气色很好。他没有问房国春这次来京干什么，是不是又来观光，他怕一问，引得房国春说出来京上访的话来，只能拿房国春的身体说事儿。房光东猜到了，房国春此次来京，一定是来上访，也就是老家的人所说的告状。他要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房国春虽然身负重任，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并不关心，只说了一句还可以。他问房光东：我给你寄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房光东不能说没收到，说没收到是说不过去的。他说收到了。但他马上说：我每天事情很多，对房户营的事儿不是很关心。
房国春提出，他写的信能不能在房光东所编的报纸上登一登？
房光东断然拒绝，他说：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能因为别的，因为我们的报纸是行业性的报纸，报纸只发本行业的消息，别的行业和社会性的消息一般不发。就算发了，外行业的人一般也看不到，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想发，我建议你拿到综合性、权威性强的报纸去发，那样才会引起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注意。
房国春提到，他有一个学生在农民报当编辑，在农民报登是不是好一些？
房光东巴不得让房国春赶快去找他的学生，他当即对房国春的想法表示赞赏，他说那当然对路，那当然好。因为农民报所关注的正是农村的事，三爷所反映的事情恰恰属于农民报的报道范围，能在农民报登再好不过。他跟三爷说了农民报所在的大体方位，并说了坐几路车可以到那里，挺方便的。他的意思这会儿就想让三爷到农民报去。见三爷没有任何动身的意思，他掏出钱包，从钱包里掏出三十块钱递给三爷说：这月的工资还没发，我手里就剩这么多钱了，您拿上当路费吧。
房国春没有接钱，他说：不急，等你发了工资再说吧。
这让房光东顿感不悦。房国春没说不要钱，只说等他发了工资再说。房光东意识到了，房国春是嫌他给的钱少，等他发了工资，就可以多给一些。房光东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一百来块钱，三十块钱差不多占了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已经不算少了。他又不欠房国春钱，凭什么要多给房国春钱呢！给房国春三十块钱，房国春不要，他连三十块钱都不会给房国春了。
下班之后，房光东把房国春领回家，招待房国春吃了顿饭。房国春倒是好招待，他不喝酒，炒几个菜，有一碗捞面条就可以了。房光东的家已从建国门外搬到了静安里，住房也从一居室变成了两居室。但房光东这次没有留房国春在家里住。
房光东估计，过一两天，房国春还会到煤炭部找他。他不想再见房国春。他跟办公室的同事交代，凡来了电话，请同事先接，如果是传达室来电话找他，就说房光东不在家，到外地出差去了。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房国春果然又到煤炭部找房光东去了。房光东的同事接到传达室的电话，按照房光东的交代，回说房光东不在北京，临时到外地采访去了。房光东知道，只要说他不在北京，传达室的值班人员是绝对不会允许房国春走进办公大楼的。
房光东想到，房国春到工作单位找他被拒，有可能会到家里找他。因为房光东领着房国春去过他的新家，房国春知道路径。于是，房光东给在另一个单位上班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妻子说：如果房国春到咱家里去找我，你就说我没在家，别开保险门，请他走就是了。房光东解释说：他来北京告我们村的支书，我不想参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妻子答应了，但妻子说：好人的名声都是你落，得罪人的事你都推给我。房光东说：咱俩不分你我，咱俩是一个人。
别人都下班走了，房光东还不走，继续在办公室里逗留。为了避开房国春，他只能采用这种战术。又过了一个多钟头，房光东才悄悄下楼。不知为何，房光东有些心虚，还有些紧张，他担心房国春看穿了他的谎言，还在大门口等他。他小心翼翼，未曾下楼，先站在楼梯口，向大门外边观察，观察了左边，再观察右边，直到确认大门外的小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他才到存车棚里取出自己的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向家里骑去。
你不佩服房光东的心眼子多真不行，他骑车骑到半道，突然想到，房国春会不会在半道上拦截他呢？要是他骑着骑着，房国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喊他一声光东，那他就躲不开了，就尴尬透了。房光东本来骑车骑得比较快，想到这里，他就放慢了速度，一边骑，一边向前方观察。房光东捏了车闸，从自行车上下来了。你猜怎的，房光东果然远远地瞅见，房国春正坐在半道的路牙子上等他。房光东不只是紧张，简直有些害怕。在他看来，房国春不像是一个人，像是一只饥饿的老虎，他要是不小心走到房国春面前，房国春一口就会把他咬住。房光东赶紧掉转车头，绕了一个圈子，从另一条路上回家去了。房光东有点笑话房国春还是不了解北京，北京的路多得很，你堵了这条路，他改走另一条路，照样可以到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