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国春在外边来回奔波上访，在房户营村，房守现终于如愿以偿。他的大儿子房光金不但入了党，同时还当上了村里的支书。房守现高兴得不知怎样庆贺才好，他命老婆给他备了纸筐，纸筐里盛了黄表纸、金元宝、银锞子，还有刀头肉、白馍、橘子、苹果等几样供品，提上纸筐，到父母坟前烧纸去了。家里有人当了党的支部书记，他得让父母知道。在父母坟前摆上供品，点了纸，放了炮，房守现跪下，给父母磕了三个头，他说：爹呀娘呀，你们醒一醒，我给你们说说咱家的大喜事。你们的大孙子光金当上支书了，从今以后，房户营村的事就是咱说了算，谁都不敢小瞧咱了。爹呀娘呀，我给你们送的钱，你们该花就花，别再省着了，咱们家现在不缺钱了。爹呀娘呀，你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咱们家会过到这一步，人老几辈都不敢想啊！爹呀娘呀，你们一定多操点儿心，保佑你们的孙子长期干下去，千万别让别人把你们孙子拱下来啊！
在房守彬、房守云等人的催促下，房守现兑现了事前的承诺，请房守彬们喝了酒。房守现让新任支书房光金亲自出马，把老队长房守成也请到家里来了，并把房守成安排在上座。房守现平时不怎么喝酒，为了敬料事如神的房守成大哥，他也喝了几杯。席间难免提到房国春，他们都知道，房国春替田楼村的人写了状子，并卷入田楼村的上访事件当中去了。房守彬，房守云，包括房光金都认为，房国春是一个大傻瓜，比西瓜都大的大傻瓜，你管管房户营村的事就完了，还管外村人的事干什么！只有房守成不说话，似乎有不同看法。至于有什么不同看法，房守成仍然没有说。
房守现本来也请了高子明到家里喝酒，高子明不去，一说他不会喝酒，又说他家里有事，离不开。房守现明白，高子明不是一顿酒两顿酒就能打发的，高子明有更高的需求。他曾向高子明许诺，如果有朝一日房光金当了支书，他就让房光金给高子明批一块宅基地，让高子明建一个大一点的小卖店。房守现原想不过是给高子明开一个空头支票，房光金当支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不承想也就是几年工夫，房光金果然当上了支书。好吧，大丈夫说话算话，房守现真的捏着儿子的头皮，让儿子给高子明批了一块宅基地。高子明当即在村东官路的路边，新建了一座有两间门面的小型超市，超市以高子明名字的后两个字命名，叫子明超市。子明超市开业当天，房守现前来祝贺。高子明把房守现叫成太上皇，说太上皇驾到，欢迎欢迎！房守现不知太上皇是什么，以为是扫黄的黄，说子明你不要瞎说。
房守现对织女不像以前那样来劲了，好像把织女忘了一样。织女拿着手电筒，在他家房后照来照去，他装作没有看见，不再跟织女到地里野合。织女在集上碰见了他，问他：你怎么回事，你儿子当了支书，你怎么摆起谱儿来了？房守现否认自己摆谱儿，说他退步了，干不动了。其实际情况是，他也被外边来的陶家儿媳迷上了，一高兴就跟陶家儿媳干一回。他对陶家儿媳说：我到你这里来，是看得起你。陶家儿媳说：你这个老家伙，比你儿子房支书还厉害！
村里留有一些机动地，这些机动地被村民称为村干部的钱罐子，村干部缺钱花了，就把机动地卖一些。房光民卖了几亩机动地，把地里的熟土掏空了，把自己的钱罐子填满了。把钱罐子填满之后，把自己的支书却弄丢了。房光金接受了房光民的教训，他不再明目张胆地卖地，也不再把地卖给砖窑上烧砖，村里人不是需要新的宅基地给儿子、孙子盖新房嘛，房光金就在宅基地上做文章。有人找房光金批宅基地，房光金总是说：很难啊，国家不让在可耕地上盖房，批给你宅基地，我要担很大风险啊！人们明白房光金的意思，就悄悄送给房光金一些钱。房光金说：这不好，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等等吧，等政策松一点儿再说。人的皮只会越来越松，不会越来越紧。而政策只会越来越紧，不会越来越松。想要宅基地的人就再给房光金送钱，一次又一次往房光金的钱罐子里填钱，等钱填得到位了，房光金才会把宅基地批给你。
房光金的权力是房守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别人手里争取过来的，他的投资是预期性投资，跟押宝差不多。如今押宝成功，他把“宝葫芦”一亮，想要什么都可以。比如在宅基地的问题上，他不必给房光金钱，也不用通过房光金审批，自己在好地段挑了一块地，四间瓦房就盖起来了。老宅的老房子还在那里留着，他从老房子里搬出来了，搬到了新房子里。新房子跟高子明的子明超市一样，也盖到了村东官路旁边。他把新房子盖到这么显眼的地方，主要是为前来找他看病的人提供方便。以前，找他看病的小妇女要打听房先生家住在哪里，找到他的家要穿过整个村街，来一个小妇女，弄得全村的人差不多都知道。现在好了，小妇女前来看病，不用进村就把房先生的家找到了。儿子房光金当了支书，没人再催他到县里卫生局办医疗许可证了，没人再诈他的钱了，他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大张旗鼓地为前来求医的小妇女看病。
说着说着，又有一位小妇女到房守现家里来了。小妇女胖胖的，脸上红红的，满脸的羞怯。房守现问她看什么病。她低下眉，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开口。房守现说：我是医生，你是病人，在我面前不要碍口。
小妇女这才说，她结婚一年多了，老也怀不上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房守现说，有一个妇女，结婚两年多怀不上孩子，到他这里只看了三次，只吃了三服药，就把孩子怀上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他让小妇女把胳膊放在桌面上，摸到小妇女的手腕子，开始为小妇女号脉。号脉时，他微微眯着眼，似乎在用心体会小妇女的脉息。号完了脉，房守现说：我说说你的症状，你别不好意思。你们的房事有点儿多，头天晚上配一次，第二天早上还要再配一次。你身上来喜的时候，你们还有房事。房守现大概把症状说准了，小妇女的脸红得比刚开的鸡冠花还红，她说，都是她男人不要脸。
房守现正色道：话不能这么说，年轻人嘛，房事多一点是正常的。他从方桌后面的条几上拿过一本书，开始在那里翻看。那是一本大开本的书，书很厚，书里除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还有一些人体的剖面图。前面说过，房守现并不识字，他不但不认识文字，连插图都不会看。他看书是装样子，是装给小妇女看的，在蒙小妇女。他看了几页，眉头微微有些皱，说：你这个病比较少见，我还要给你检查一下。他戴上听诊器，戴上口罩，让小妇女随他到里间屋里去。
里间屋靠墙角放有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像是医院用品的白布单子，床边上挂着一道布帘。房守现把布帘拉上了，手一指床铺，让小妇女躺床上吧，把裤子脱下来。
小妇女一惊，不由地抓住了自己的裤带，问：你不是号过脉了吗？
房守现说：号脉归号脉，检查归检查，号脉不能代替检查。如果不检查，就找不准病因，不能对症下药。如果下不准药，恐怕还怀不上孩子。我跟你说了，我是医生，你是病人，在医生眼里，病人不分公母。
小妇女问：裤子全部脱掉吗？
全部脱掉，最好连袜子都脱下来。
在房守现的注视下，小妇女只好把裤子和袜子都脱了下来。
哎，这样很好，医生需要病人的配合。房守现没有洗手，也没有戴橡皮手套，就分开小妇女的腿，为小妇女做检查。
小妇女闭上了眼，身上有些哆嗦。
房守现一边检查，一边对小妇女讲病因：你看，你的水道太浅了，子宫离水道口太近，这样男人的精子在水道里存不住，你就不容易怀孕。
检查完了房守现所谓的水道，他的检查该结束了吧？没有，他好像对病人很负责似的，揉了几下，他问小妇女：怎么样？有感觉吗？
小妇女嘴唇紧闭，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她大概担心一张嘴会发出声音来。
房守现说：这是一种技术，行房前你让你家男人先给你揉揉，这样你会舒服一些，也容易怀孕。另外，行完房事后，你不要急着下床，更不要去撒尿，要趴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得越高越好。这样男人的精子在你的水道里活动的时间长一些，才会找到子宫的门口，钻进子宫里坐胎。
房守现给小妇女包了三包药，收了小妇女六百六十块钱。他的药是碾碎的柿树皮，掺上一些红薯面，再掺上一些别的东西制成的。这些药什么病都不能治，但也吃不坏人。小妇女临走时，房守现说：等你怀了孕，别忘了跟我报一下喜。
房光民被撤掉了支书，见村里没有什么利益可以捞取，就到外地打工去了。他去了一段时间，把老婆杜兰妮也招去了。
房守本的身体出了毛病，咳嗽得很厉害。但他拒绝到医院看病。他说他自己的病自己知道，就是吸烟吸多了。好比一杆烟袋用长了，烟油子会糊在烟袋杆的眼子里，再吸烟就不那么顺畅。既然知道毛病在哪儿，宋建英让他把烟戒了吧。他不戒，该吸还是吸。他说他不会死，也不能死。只要房国春不死，他就不死。只要他不死，房国春就别打算再进房户营。
只要看见房国坤和皇甫金兰，宋建英还是张口就骂。出村时，为了避免从宋建英家门口走过，为了避免被宋建英看见，房国坤在村后的护村坑上搭了一块板子，支成了一架独木桥，来回从独木桥上走。不知是谁，夜里把木板拆掉，扔到水里去了。拆独木桥的人还用铁锨刨了坑边的土，把护村坑搭桥的地方辟宽，使房国坤再也搭不成独木桥。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而房国坤和皇甫金兰遭遇到的情况是，他们躲宋建英，都躲不起。
房国春上访的路程是艰难的。不管是中央纪委的信访接待室，还是检察院、农业部的信访接待室，他们只接待上访，不管上访人员的吃住，谈完了你就走人，想到哪里吃饭，想到哪里住宿，都是自己解决。刚到北京时，房国春作为田楼村上访队的师爷，跟上访队一块儿活动，一块儿吃饭。他们谁都没有上访经费，买火车票的钱，吃饭的钱，都是自己掏。房国春没能从房光东那里拿到钱，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认为自己帮了田楼村上访队的忙，田楼村的人应当管他吃饭。马兰生每次张罗买饭时，也的确没落下房国春的一份。他们当然不会买什么好饭，买一碗面条，再买一个馍就行了。谁都舍不得买矿泉水，更舍不得买别的甜饮料，渴了，他们就到厕所洗手池的水龙头那里喝点自来水。这种状况维持三顿两顿可以，维持三天两天也勉强过得去，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谁都掏不出买饭的钱来。他们打的粮食，大部分都被村里强行收走了。为了凑上访的路费，他们又不得不卖粮食，谁手里能有多少钱呢！他们原以为，到了首都北京，就有人管他们吃，管他们住，谁料想，上访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田楼村有两口子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拾破烂，据说他们卖破烂挣到了不少钱，在老家盖了瓦房。马兰生他们打听着，在郊区大兴县的一个垃圾场旁边，找到了那两口子。两口子对他们还算热情，接连煮了两三锅面条子给他们吃，把他们一个个吃得汗流浃背。吃完了饭，天都黑了，他们还不走，意思要在两口子那里住下。两口子用木条子、塑料布、油毡等破烂材料搭了一间小屋，小屋很狭小，睡两个人都拥挤，哪里住得下那么多人呢！好在上访的人并不讲究，他们就地取材，把两口子拾来的废报纸、废塑料布铺在地上，天当房，地当床，就在垃圾场旁边睡。
两口子知道了房国春是房户营村的，他们向房国春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房户营也有一个人在北京拾破烂，名字叫房守宽。房守宽住的地方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房国春说，他认识房守宽，但他没到房守宽住的地方去，还是跟着集体活动。
这期间，马兰生所带领的上访集体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室得到一个消息，说在北京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县里组织了调查组，已对田楼村上访群众所反映的吕店乡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县里责成吕店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写出书面检查；退还办法制学习班所收的钱；撤销为参加学习的村民所建的档案。听到这个消息，田楼村参加上访的村民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有的人很激动，差点儿流了眼泪。他们被逼多交了粮，挨了骂，挨了打，现在总算讨回了公道，得到了正确的说法。他们一致的看法是，来北京上访，真是来对了，来值了。说到天上，还是北京厉害啊！全国各地方都归北京管，北京方面一发话，下面的干部就慌了手脚。
房国春却不大满意。按他的要求，县里应该把吕店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后还要追究杨才俊和乡长的刑事责任。写个书面检查算什么，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处理跟不处理差不多。马兰生也认为，县里对责任人处理得太轻了，不但起不到惩戒作用，只会助长乡干部的嚣张气焰。他们有心继续上访，但北京的接待部门动员他们最好回去，说问题既然已经得到处理，他们就不能继续滞留在北京。北京接待上访的压力很大，任务很重，如果大家都留在北京不走，会给北京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接待人员还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去，接待方可以为他们买火车票，再发给每人十块钱的生活补助费。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正为无钱买回家的火车票发愁，听说北京方面愿意为他们买火车票，还给他们发钱，这当然好，当然求之不得，多数人当即表态，愿意回去。这多数人当中，不包括上访的带头人马兰生，也不包括上访团队的秘书房国春。也就是说，两个上访的核心人物还没表态，别的非核心人物差不多都表了态。前一段的情况不是这样，刚出来时，那些人遇事都是先看马兰生和房国春的眼色，在两个核心人物没说话之前，他们是不说话的。这一次情况有变，马兰生和房国春还没说话，还没使眼色，他们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了。马兰生和房国春看出来了，这些小生产者就是这样，他们容易满足，见不得一点蝇头小利，给他们一个蝇子头，他们以为得到了一只猪头，马上抱住“猪头”不放。马兰生和房国春知道，阻止他们已来不及，天要下雨，地要起泥，想回去就让他们回去吧。其实，带着他们上访也无益，他们呆头呆脑，连句话都说不好，连厕所都找不到，几天来已生出不少龌龊。
那么，马兰生和房国春怎么办呢？他们要做上访队伍的中流砥柱吗？要继续留在北京上访吗？不，他们也是缺钱的人，也想领取免费的火车票，也想要生活补助费。马兰生说：想回去就回去吧。县里既然作出了处理决定，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处理，回去等等再说吧。她问房国春：房老师，您说呢？房国春不说，他想等到拿到火车票和生活补助费再说。他的打算是，等他拿到火车票和生活补助费，他就把火车票退掉，继续留在北京上访。这是因为，田楼村的村民有上访任务，他自己也有上访任务。他的上访要求是：开除房守本、房光民的党籍；追究宋建英打人致残的刑事责任；恢复他预备党员的资格。田楼村上访的问题得到了初步处理，而他上访的要求还没有任何进展。他不能因为帮着种了别人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地。
房国春退火车票的打算未能得逞，不知道火车票上有什么特殊标记，反正火车站的退票人员说，这样的火车票一律不退。房国春本来想得一份退火车票的钱，火车票退不掉，钱就得不成了。他跟田楼村的人一块儿上了火车，坐了一站地后，他说到站台上买点东西，就来了个一去不返。
房国春在郊区找到拾破烂的房守宽，在房守宽简陋的小屋里住了下来。房守宽的老婆没有跟房守宽一块儿到北京拾破烂，房守宽跟外村一个拾破烂的女人好上了，两个人白天到城里拾破烂，晚上回到住的地方一块儿做饭吃，过起了临时性的夫妻生活。他们在小屋门前种了辣椒、茄子、豆角、荆芥等蔬菜，这样吃菜就不用花钱了。他们还在笼子里养了两只兔子，等兔子长大了，他们大概要吃兔子的肉。房守宽一见房国春，就生出了一种抵触情绪。他回家过年时听说了，房国春在和房守本闹矛盾，矛盾闹得很厉害，两家差不多成了仇家。房国春到北京找他，若是让房守本知道就不好了，说不定宋建英会骂他。在房守宽以往的印象里，房国春是一个高贵的人，也是一个骄傲的人，见面喊他一声三叔，他待理不理，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现在房国春放下架子，到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找到他，一定是遇到难处了，不是没钱花了，就是没饭吃了。房国春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白汗衫穿得发了黄，背后还破了几个小洞。不知房国春多少天没洗澡了，身上的汗酸味差不多能熏倒驴。他从到城里拾破烂起，便开始每天刷牙。而房国春以前是刷牙的，现在连牙都不刷了，形象大大退步。房守宽以为，房国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自找的，是自作自受。放着高级教师的高级生活不过，乱管闲事乱操心，告罢这个告那个，结果把自己弄到泥坑里去了吧。房户营村在北京工作的有房光东，房光东是国家干部，各方面都比他房守宽强得多。要找人帮忙，房国春应该找房光东，找他这个拾破烂的人干什么！房守宽靠拾破烂挣点儿钱很不容易，看着破烂一大堆，换不到三毛两毛，仨核桃俩枣儿。挣钱难，他过日子很节省，能省一毛是一毛，能省一分是一分，能在垃圾桶里拣到面包，自己就不买馍了。另外，房守宽也不想让房国春看出来他和外村的女人相好，若是被房国春发现他和外村女人的关系不同寻常，并传回老家去，他的老婆恐怕会跟他闹事。由于这一系列原因，房守宽只在中午礼节性地给房国春做了两顿面条，就不再给房国春做饭吃。房守宽的办法是，一大早就提着拾破烂的蛇皮袋子和一根铁钩子出去了，自己不吃早点，也不给房国春买早点。他中午自己在外边随便吃一点，不再回到住的地方做饭。晚上，他卖掉一天所拾的破烂，在外边躲过吃饭时间，直到垃圾场边电线杆子上的电灯亮起才回到小屋。电灯是需要烧电的，不烧电电灯就不亮。人是需要吃饭的，不吃饭心里就发慌，腿就发软，生命就不能长期维持。房守宽不给房国春饭吃，意思是把房国春饿走。在老家时，对待挨门要饭的人就是这样，你伸手要饭，我不给你，你就得走。
然而，当房守宽走街串巷拾了一天破烂，拖着像空蛇皮袋子一样疲惫的身子回到住的地方时，发现房国春并没有走，房国春正在电灯光下往一个小本子上记什么东西。难道房国春不怕饿吗？是不是房国春身上带的还有钱，自己到外边饭馆吃了饭？他问：三叔，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村里土地改革那会儿，你爹当会计。你爹光会打算盘，不会记账，还是我教会他怎么记账的。
提我爹干什么！我爹跟你学记账，我又不跟你学记账。房守宽说：我爹早就死了，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我和你爹同岁。你爹很聪明，就是从小不好好上学。看见树，他爬上去掏老鸹窝。看见水，他下去摸鱼。
房守宽还是想问房国春吃饭的事，他有些挖苦似地说：那是的，全房户营的人，谁都没法儿跟三叔比，三叔是高级人。你中午到外边下馆子去了吧？
下什么馆子，中午我把你晾在外边的干面包煮了一点儿。
房守宽有些惊奇，不由地啊了一声。他从垃圾桶里拣了一些面包和馍，把面包和馍掰开，晾在门口的一块木板上，是给兔子吃的。以前他知道兔子吃草，到了城里才知道，兔子不光吃草，吃菜，对面包和馍也很爱吃。他说：那是我给兔子吃的，你怎么能吃那些东西呢！那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垃圾，上面不知都沾了些什么脏东西，你吃坏了肚子怎么办？我可负不起责任！
房国春摆了摆手说：我可没有那么娇气，我从小受的苦比你们受的苦多得多。
房守宽说：你回家见到房守本，千万别说你在我这里住过，房守本那一家人，我可得罪不起。我劝你一句，你千万别生气。你挣着国家的工资，吃不愁，穿不愁，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话不能这么说，我管的那是闲事吗？那都是正事，大事。房户营村的土地要是都挖成了坑，都种不成庄稼了，后来的人吃什么，喝什么！要是都像你这样想，看见坏人坏事不管，不问，看见跟没看见一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房守宽心说：你少跟我说大话，我才不管它什么国家不国家呢！我关心的是能不能拾到破烂，能拾到破烂，我就能卖钱，拾不到破烂，国家连一分钱都不会给我。他没有立逼着让房国春走，但建议房国春去找房光东，让房光东给他安排吃住。
房国春说，他找过房光东，房光东不在北京，到外地采访去了。
房守宽悄悄把大部分已经晾干的面包和馍塞进兔笼里去了，只给房国春留一小部分。等房国春把剩下的面包和馍吃完，看房国春还吃什么！
房国春继续留在房守宽自己搭建的暂栖身的小屋里，修改、补充和完善他的上访材料，或在小本本上记点儿东西，或睡觉。饿了，他就把干面包和干馍掰碎，从门口的菜地摘点菜，添上水，在锅里煮。面包和馍吃完了，他发现房守宽的小屋里还有面粉，他就摘些豆角，掐些苋菜，切巴切巴，放在锅里煮。菜煮熟了，再下点面粉，放点盐，做成咸糊涂喝。在学校，房国春从来不做饭。回到家里，他连灶屋都不进，都是他妻子伺候他。在上访的征途中，他不得不给自己做饭吃，不得不吃嗟来之食。
房守宽的相好与房守宽住的小屋紧挨着，小屋是房守宽帮着搭建的。小屋里放有一个房守宽从垃圾场捡来的席梦思床垫子，垫子上是他们两个时常“做梦”的地方。房国春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对他们“做梦”造成一些干扰。最后和房守宽相好的女人大概实在不能容忍房国春继续在这里住下去，她出面对房国春说，门口的菜是她种的，房国春不该偷她的菜。她要房国春把偷吃的菜吐出来，如果不能吐出来，拿钱抵也是可以的。要是不拿钱，就不要怕挨骂。
房国春在老家挨了宋建英的骂，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不能再挨另一个女人的骂。他自知理亏，只好一走了之，继续到城里上访。他这样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上访，就从一名离休教师变成了上访专业人士，被各级信访接待室称为永不满足的“老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