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安平专栏
张五条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这些90后来自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的大学生，并没有呈现出悲观、绝望的心态，他们依然相信着知识改变命运、奋斗就会有收获的朴素人生观
高考已经结束，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关注到一个陈旧而又不断被翻新的话题：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这个时代，高考弃考、高考报名人数递减，这些往往都被解读为“读书无用论”的证明。但事实是这样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阶层上升流动性减弱，贫穷的代际传递等现象引起广泛关注。2015年初，《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贫二代”——“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伴随着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阶层固化”的隐忧，是“拼爹”的风行，是“读书无用论”的抬升，是“因学致贫”的惨淡，这些都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悲观基调。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针对“国酒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进行了评估。该项目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携手茅台集团，从2012年起每年捐资1亿元，资助考取本科二批以上的农村地区家庭贫苦的学生5000元，用于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等开销，帮助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开始新的学习。3年来，一共资助超过6万人，遍及全国（除港澳台）所有省份。
在6月18日下午的正益论沙龙上，北大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教授发布了评估的白皮书。在对6万个遍及全国的样本进行抽样调研后发现，这些90后来自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的大学生，并没有如社会所描述的那般呈现出悲观、绝望的心态，他们依然相信着知识改变命运、奋斗就会有收获的朴素人生观。
社会发展信心较高
从当下满足、工作预期、个人前途、家庭改善、代际上升、公正报偿、社会公平、国家命运等8个维度来评价受资助学生的社会信心情况，将各项得分（1-5分）加总，得到“社会发展信心总分”（理论取值范围为8-40），计算可得中位值为32、平均分为32.17，占理论最大值的80.4%。从受资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情况、心理健康、社会支持、未来发展、恋爱状况、资助效用、爱心传递等诸多方面进行测量，通过系列的加权和汇总计算，得出90后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其指数为80.4分。
从分级指标来看，个人前途得分为4.10，选择4分以上的（4分为比较符合自身情况，5分为非常符合自身情况）比例达92.9%；家庭改善得分为4.16，选择4分以上的（比较和非常符合自身情况）比例达94.8%，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对于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有着较强的信心，而且对于自身对于家庭的责任，也是有着清晰的许诺。
公正报偿得分为4.17，选择4分的70.8%，有高达23.8%的选择5分的“非常符合”的选项，也即94.6%的学生对于公正报偿的信心是很高的，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相信奋斗可以收获成功。
这充分说明，受资助学生相信自己的努力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知识改变命运这样朴素的社会动力，依然在90后这个群体中顽强地延承，这是这个大众话语充满悲观色彩的情形下，在“拼爹”、“阶层固化”等等阴影下，最为难得的时代品格。当然，我们也从中看到“社会公平”这个得分是最低的，只有3.87分，这也是时刻提醒着我们，创造一个更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对于这贫困大学生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否则将严重影响到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信心的丧失。
个人发展信心十足
在未来发展这个维度上，对个人未来发展的信心指数为4.02，二级指标事业预期的得分平均分为3.94，个人前途的平均分为4.10。高达83.1%的同学确信我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同时高达92.9%的同学确信我会有值得期待的前途。在未来发展这一维度上，大部分同学都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认为自己未来可以有着很好的人生轨迹。
对家庭的未来信心有着两个维度的考察，一个是家庭改善（我可以帮助家庭走出贫困），一个是代际上升（我会比我的父母生活得更好）。家庭未来信心指数为4.02。其中家庭改善指数为4.16，代际上升指数为3.88。超过90%的受资助学生认为可以通过他们的努力帮助家庭走出贫困。超过85%的受资助学生相信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比父母生活得更好。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这群贫困大学自身的表现，白皮书显示，他们学习成效较为理想，8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评价较高，在同班学生中名列前茅。47.8%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曾经获得过奖学金。学习状态良好，精神面貌上佳。72.3%的学生有非常浓厚的学习兴趣；另有25.1%对学习的兴趣较高。很少（8.4%）有学生感觉自己“越学越没劲”。
经济状况影响恋爱
贫困大学生的社交状况是调研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反映贫困大学是社会融入问题，而这对于这个群体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查显示，主要日常活动方面，受资助学生最常参加或选取的活动形式依次为：运动、买书、买衣服、同学聚餐、看展览、K歌、外出看电影或演出。将每名受资助学生的上述活动得分（非常频繁为4分、从不为1分）加总，得到“日常活动活跃得分”（理论取值范围为7-28），计算可得中位值为15、平均分为15.6，占理论最大值的53.6%，可视为中等活跃程度。
从各项活动的频次来看，开销小的活动进行的频繁程度远远大于需要大量开销的活动。从活跃程度的影响因素来看，入学后随着年级的上升、融入大学生活程度的提高，日常活动的活跃程度也有显著增加。更重要的是，入学之前的一些先赋性因素，如城乡差异、家庭是否健全、家庭收入及其影响的支出能力，都会影响受资助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的活动参与情况。
而最为引入关注的是这个群体的恋爱状况，我们可以看出67.8%的学生在目前没有恋爱的打算，13.3%的学生正在交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家庭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大学生的恋爱，毕竟恋爱的背后是物质基础的支撑。
就业意向偏向保守
对自己未来有着明确规划的学生超过90%。在对大学毕业未来的打算中，55.8%的同学考虑工作，34.6%的同学考虑国内读研。超过一半学生选择直接工作，可以看出家庭贫困给他们造成的社会经济压力。三分之一的读研比例说明一定的经济社会压力并没有打消他们继续深造的梦想，他们仍在追求更好的发展空间。
在选择未来就业和工作方向上，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是受资助学生的首选之地，占73.7%。这些工作方向的共同特征是进入体制内。私企和外企等体制外工作单位有19%左右。
在未来的就业方向上，体制内的比重过大说明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国家体制内的“金饭碗”还是这些大学生们趋之若鹜的求业目标。可以看出这些同学在求职时还是比较希望有稳定的工作就业环境，在就业观上比较保守更加求稳妥。
这一点可能是贫困大学生对于生活与社会的理想主义的缩影，在理念上接受的更多的是家庭环境对于权力、体制等的想象。但事实上，在未来的竞争优势上，他们可能更多在体制内的发展机会，并不会好于私企与外企这些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就业领域。
关注现实注重实干
社会责任感一直以来都是对大学生考量对国家信心的重要测量指标。对社会有着哪方面的关注，会对学生的未来产生影响。为了呈现受资助群体对于社会与国家大事的关注，我们在问卷中特意设置了一个多选题，以此来考量这群大学生对于现实的关注度。
从社会责任感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建设成为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主要关注点。
超过60%的学生关注文化方面。环境治理、深化改革、贫富分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备受学生关注，受资助学生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心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政治分类，而是更加细化，对具体的问题更加关心。
这表明在社会责任感上，同学们更关切于自身身边，并更关注于自身通过自己努力可以改变的方面，更表明了这些同学更加务实，注重务实层面，表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坚信知识改变命运
就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是最大的风险，贫困的代际传递是中央政府担忧并试图消除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社会能否有效规避两级分化和阶层断裂风险，关乎中国政府能否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链条。
从调研数据上看，受资助大学生并没有因为原生家庭的经济原因，与普通大学生的社会生活产生疏离。从受资助群体“使用数码设备”以及其他日常活动上的表现来看，受资助群体与普通大学的日常社会生活并没有明显的鸿沟：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大学生活，有良好的人际交往，恋爱行为并没有受到家庭情况影响。从调研获得的社会发展信心指数来看，受到经济资助的贫困大学生能够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实现“贫困脱敏”，受资助贫困大学生表现良好：学习努力积极，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同学关系融洽，社交广泛，很多学生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传递爱心。
这样的调研也展示了一个在困境中的学生，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样最朴素价值观的坚守，这在当下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样的理念，哪怕在现实中这些大学生会遭遇到波折与碰壁，但至少能够让更多人产生源源不断的奋斗力量，不断地改变自己改善家庭，这些群体的奋斗汇合到一起，则在宏观上实现了阶层流动，提升了社会活力，最终受益的是这个国家。
从调研数据上看，受资助大学生并没有因为原生家庭的经济原因，与普通大学生的社会生活产生疏离。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大学生活，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学习努力积极，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这些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学生，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样最朴素价值观的坚守，这在当下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