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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儒学的纲领

朱熹一辈子时间花得最多、用力最深的经典，莫过于《大学》。众所周知，朱子临终的前三天仍然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按照二程的意见，针对经文重新调整顺序，甚至还补了一篇格物致知的小传，然后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并为“四子书”，或简称“四书”，并为之章句、集注。而朱子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代就成为朝廷科举取士的定本，“四书”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超过“五经”。朱熹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熹承袭了二程的思想，认为“《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以不治而明”（《近思录》卷三），所以“四书”是通晓“六经”的阶梯，而他所编纂的《近思录》则又是通晓“四书”的阶梯。想要理解朱子学的精华，莫过于细读朱熹所撰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总共五条，合79字，都是朱熹摘录古圣前贤的格言至论，颇能反映这位一代儒宗对如何成圣成贤的见解，而其中的第三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则被概括为“修身之要”，而《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我们可以将《白鹿洞书院揭示》视为袖珍版的《大学》；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将《近思录》视为完整版的《大学》。

当年编撰《近思录》时，朱熹四十六岁，《近思录》的完成可视为朱熹与吕祖谦两人在思想上完成了整合，因此在编完《近思录》之后，在吕祖谦的安排下，两人带着各自的弟子从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出发，越过分水关，到信州府（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寺，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展开为期三天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所衍伸出来的朱陆异同，对其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影响深远，自不待言。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的崛起也与鹅湖之会有很大关系。自此之后，程朱与陆王成为“新儒学”的两大流派，持续到现在，仍然馀波荡漾，难有定论。但有趣的是，不论哪一派都不能否认《近思录》这部经典的地位。以阳明心学来讲，一方面对程颐（伊川）、朱熹有批评，另一方面却推尊周敦颐与程颢（明道）。其实，在阳明学的经典《传习录》中，王阳明也常常引用《近思录》中的明道语，而且常常将伊川语误引为明道语，这就无怪乎以继承阳明心学自我标榜的牟宗三也常常将伊川语误引为明道语了。其实，朱熹编撰的《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除第十一到十五卷可以明确指出为明道所言、第十六到二十五卷为伊川所言外，第一到十卷原记录者都不敢擅自区分哪些是明道所言，哪些是伊川所言。作为编撰者的朱熹本人也不敢去断定哪些是哥哥明道所言，哪些是弟弟伊川所言，后人岂能擅自武断地予以区分？其实，明道年长伊川一岁，兄弟自幼感情良好，一同生活，一起学习，两人的思想大多是共学所得，很难区分哪部分是明道的、哪部分是伊川的。就以朱熹本人而言，从来不敢肆意区分明道与伊川的思想有何歧异，而是把两兄弟之间的歧异放在了个性与文风上。况且，明道五十四岁过世，伊川则活到七十五岁。明道去世之后，伊川还有二十二年的时间可以把兄弟共学所得予以细致化、条理化。由此可见，《近思录》在保存北宋四位大儒的思想言论精华方面是何其重要。不仅程朱学派奉《近思录》为经典，陆王学派也同样尊崇《近思录》。

其实，朱熹正是因为做了《近思录》的主编而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在北宋五子当中，除邵雍外，其他四位大儒，周敦颐代表濂派、二程代表洛派、张载代表关派，朱熹所代表的闽派则因为编撰了《近思录》而融合了濂、洛、关三派的理学。之所以会排除邵雍，则是因为当初朱熹要编撰《近思录》是依据《论语》中子夏讲的一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所以取书名为《近思录》，就是要鼓励有志于成圣成贤的青年学子，要从自己身边切近于己的事情开始反思做起，而邵雍则是易经数学派的高人，动辄就是元、会、运、世，一谈就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与编撰《近思录》的主旨不符，因此就把邵雍排除出去了。而周敦颐作为二程的启蒙老师，从小就要他俩“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近思录》卷二），尤其他所撰写的《太极图说》刻意引用《程氏易传》和《中庸》，重新阐述原本为道教修真炼气的太极图；经他阐述之后，太极图就成为儒家宇宙观与价值观的根据。正因为如此，朱熹才推尊周敦颐为道学的开山祖师。二程聪明睿智，弟子满天下，使原本不断被边缘化而奄奄一息的儒学，终于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至于来自关中的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却又以师礼来对待他的表侄儿，他的气论、“心统性情”说，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见解，还有那著名的《西铭》，后来都成为新儒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朱熹所编撰的《近思录》无疑就成为新儒学的纲领。

二 数百年东亚文明圈传统文化的主流

《近思录》作为新儒学的纲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贞下起元、归根复命的意义，而朱子学则成为过去七八百年来东亚文明圈传统文化的主流。

众所周知，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说孔子总结了二帝三王（尧、舜二帝与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所树立的文化理想与人格楷模而垂范后世。正如《论语》最后一篇提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后来舜要将天下禅让给大禹时，就在“允执其中”上面再加十二个字，而成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记载在《尚书·大禹谟》。这十六个字就成为儒家的“十六字心诀”。也就是尧交代舜要“允执其中”，舜交待禹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些思想从二帝三王代代相传，要求每一个统治者能够信守中道，凡事无所偏倚，不要太过，也不要有所不及，任何事都要做到恰如其分，让万物各得其所，这样自然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切忌放纵私欲，背离天道公理，务必要让天道公理来驾驭、主宰统治者的所思、所作、所为。诚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乱了整整五百多年，最后被笃信法家的秦始皇所统一。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非但不与民休养生息，还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兴建驰道与长城，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老百姓苦不堪言，加上秦朝的严刑峻法，终于激起民变。秦王朝一统天下不到十五年就土崩瓦解，经过五年的楚汉之争，天下归于刘家。汉朝初年汲取秦朝覆亡的教训，崇尚黄老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历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则奋励自强，力图有所作为，因此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自此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学升格为官学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历史的宿命，也就是原来在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下生意盎然、活泼开放的思辨方式倏然消失，取而代之的美其名曰“家法”的，其实就是权威与教条。因此当年在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博士官曾多达十四位，每位博士官都依照其“家法”来诠释儒家经典。训诂考据，一钻入牛角尖，就繁琐得不得了。到东汉中叶，常常为解释经文中的一个字，动辄数千言，甚至上万言，让学者有皓首穷经之叹。经学研究早已远离义理，而流于支离破碎。经学已不能继续承载文化理想的使命，而流落在旧纸堆中，竞逞训诂考据的雕虫小技。这就注定了经学研究的没落，也预告了儒家思想不足以维系世道人心了。更不幸的是，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历经董卓之乱、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一统天下，这四百多年中间，只有短暂的西晋政权勉强维持二十年天下的统一而已。在这四百多年之中，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的从分裂走向统一更加动荡不安。这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动荡的年代，人们对现实生活不能奢望太多，因而对安心立命的要求特别强烈，而儒家思想已经没办法给大家提供心灵上的慰藉。佛教早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魏晋时期已经有不少王公贵族、高官显要皈依佛门；受到佛教发展的刺激，本土的道教也乘势而起。在动荡的年代，一般人为了追求心灵的慰藉，不论是远离尘世、追求究竟涅槃，还是飘然物外、与世隔绝，反正不信佛则信道，儒学则不断地被边缘化。由于天下长期处于战乱与分裂状态，南北方的学术思想也出现了不少的分歧，因此在隋唐复归一统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就下令由孔颖达主持《五经正义》的编撰，以统一学术思想。《五经正义》虽然采摭不少汉魏以来像孔安国、郑玄、王弼等人的经学研究成果，但因为严格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因此还很难突破汉儒注经的格局。从唐高宗永徽四年以降，《五经正义》就成为朝廷开科取士的定本，其地位就像元明清时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样。当《五经正义》成为官学之后，它也就丧失了原有的自由论辩、探寻大道的活泼生机。因此，出现于唐朝中叶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振臂疾呼，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极力辟佛，并突出孟子在儒家中的重要地位。难怪程夫子称赞：“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馀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近思录》卷十四）而与韩愈亦师亦友的李翱所著的《复性书》，更对宋代理学的人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很少论及天道与性命，而这正是汉末以来天下大乱导致的一般人投向佛道的主因。换句话说，从黄巾起义开始，到朱熹完成新儒学纲领《近思录》的编撰，这整整一千年之间，儒学不断遭到佛、道的排挤。所幸有韩愈与李翱倡导于前，北宋初年的孙复、石介、胡瑗、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响应于后，他们试图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大学》《中庸》与《程氏易传》的重要性，并试图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以便重新振兴儒学。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终于出现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两兄弟与张载等五位大儒，他们的思想精华被南宋大儒朱熹融会贯通，在朱熹的一系列著述上开花结果。譬如：《四书章句集注》就取代了《五经正义》的地位，成为朝廷科举考试的定本；而朱熹所著的《周易本义》，也与《程氏易传》并驾齐驱，取代了王弼《易注》的地位，尤其是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所编的《周易折中》，更以“朱义”为主、“程传”为辅，群经之首的《易经》最后还是以朱注为主。至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则成为最近七八百年东亚文明圈读书人案牍的必备之书。

《近思录》正是代表着儒学遭到佛道的挤压、面临严重边缘化的危机之下，一批儒学的时代精英能够与时俱进，以《论语》《孟子》两部经典为主，刻意凸显《大学》《中庸》与《程氏易传》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地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而完成儒学的复兴。自此以后，佛道两家的高僧、高道都被迫要熟读朱子的著作，否则无法响应朱子对佛道的批评，从而也促进了儒释道的融合。因此，由于儒学的复兴，新儒学重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东亚深受儒学熏陶的地区，像朝鲜、越南、日本，也都以朱子学为正统。换言之，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入侵前，整个东亚文明圈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就是以朱子学为骨干的儒家文明。

三 今人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终南捷径

20世纪，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一书中，舍弃了以民族或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而是以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二十六个文明为单位，运用“挑战与响应”的理论来说明，每一种文明就像人一样，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在他的研究中，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二十五个文明都不能免于从崛起到覆亡的宿命。他指出，本来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也将逐渐走向覆亡的厄运，但因为中国文明成功地吸收、融合了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而避免走向覆亡的厄运，这在全人类史上可说是唯一的例外。他极为推崇中华民族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包容力，认为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能够融为一体，实在是文明史上的奇迹。其实，汤恩比所指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指儒学的复兴，也就是在韩愈、李翱以及北宋诸位先贤的努力之下，而由朱熹集其大成的新儒学。事实证明，儒学被边缘化几达千年之久，而当儒学复兴之后，其影响力更辐射到整个东亚文明圈，长达七百馀年，直到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入侵以后，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840年，正在崛起中的大英帝国向清政府发动鸦片战争，此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前来远东巧取豪夺，内忧外患无日无之，使得中国的国势一落千丈，这真是三千年来未曾面临的变局。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崭新的政经社会体制以及活泼的科技文化艺术，清廷束手无策。从朝廷采用曾国藩的建议，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到推行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乃至推翻清廷、创建共和，都没有办法挽大厦于将倾。即使如此，汤恩比仍预言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的希望在中国。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以研究宏观历史著称的雷海宗也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提出“儒学有没有可能走进第三个周期”这个命题。

就像汉末以来天下动荡四百馀年，当时儒学没办法提供人们安心立命的素材，以致来自印度的佛教可以乘虚而入，而根源于本土的道教则以老子的“无”来对接佛教的“空”，取代了儒家的地位，与佛教分庭抗礼。其实，在北魏期间,要不是出现了热爱华夏文化的孝文帝拓跋宏，北方政权早就立佛教为国教了；而唐朝开国君主姓李，与老子同姓，唐朝也差点以道教为国教。幸好孔孟思想上合天理，下顺人心，总有一批笃信义理的读书人崇奉孔孟之道，纵然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也仍然能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凸显《大学》《中庸》《程氏易传》补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与天道的缺憾，面对时代的挑战而发展出新儒学，而使中华文明奇迹般地进入第二个周期。

从1840年以来，古老的中华帝国突然接触到甫经工业革命洗礼、拥有坚船利炮的新兴帝国主义强权——大英帝国，以及随后而来的法国、俄罗斯、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美国乃至日本，尝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苦头，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三千年来未曾有之变局。经过百馀年的内忧外患、苦心探索，终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痛定思痛，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大步迈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出现四小龙，也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与韩国，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奋斗，并没有像其他工业先进国家借着侵略别国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新兴的东亚工业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认为跟这个地区深受儒家文明的熏陶、重视家庭价值、崇尚勤劳节俭以及注重子女教育等密不可分，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支撑东亚新兴工业文明的重要精神要素。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儒学的第二次复兴，也就是中华文明即将再度开创人类文明史的奇迹，进入第三个周期。与第二个周期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儒学精英一方面要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另一方面要从传统儒学发掘新资源，而《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程氏易传》就取代了“五经”的地位；如今想要开创第三周期，势必要以“孔孟程朱”为骨干的新儒学为主体，实事求是地吸收包括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在内的西方近代文明与非西方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长处，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普世价值的选项。

有两个钢铁般的事实证明，这个期待是可行的。早在17、18世纪之交，中华文明就被当时欧洲知识界的进步分子像莱布尼兹、吴尔夫、伏尔泰、魁奈、席勒等人，作为启蒙运动学习、仿效的对象，一个没有天主教会的中国，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十分文明的礼俗、典章与文物制度。而启蒙运动的高峰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容否认，欧洲是经由法国大革命而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换句话说，当代欧洲文明的特色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都要追本溯源于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与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其实，就像汤恩比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粉墨登台过的二十六个文明当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摆脱生、老、病、死的宿命，藉由吸收外来的大乘佛教而完成自身生命的再生。此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已经证明不用靠殖民他国，也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说明古老的中国是有能力吸收近代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只是过去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势的骤然滑落，传统文化在知识精英中的地位远非外来的西方文明可比，这种现象导致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冷漠与疏离。想要顺利开创中华文明的第三个周期，显然还有一个急迫的课题要求，那就是当代的中国精英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新儒学的价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要对中华文化提纲挈领，掌握其精髓，谈何容易！20世纪，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开列七部经典，作为当代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单，那就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与《传习录》。其中，《论》《孟》《老》《庄》是代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经典，而《六祖坛经》则是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著作，它是唯一一部汉文原著的佛经，也代表佛教完成中国化的里程碑。而《近思录》则是由一代儒宗朱熹集北宋四位大儒，针对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之后，精心编撰、影响后世深远的新儒学纲领。《传习录》则是明代王阳明在朱子学之上，补充、完善朱子学的代表性著作。换句话说，在这七部经典之中，《近思录》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一方面融合、总结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为阳明心学提供了丰腴的思想素材。

朱子作为一代儒学的宗师，对最近七八百年来东亚文明圈的影响，无与伦比。对近代欧洲而言，朱子学就是东亚文明的代表。难怪钱穆会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也正因为如此，清朝康熙五十一年，朱子的神位被供奉进孔庙大成殿，这是自秦始皇以来能被供奉在孔庙大成殿的唯一的大儒。康熙皇帝本人自幼崇尚朱子学，其用人、治国莫不以朱子学为依归，因此才能开创康雍乾的百年盛世。他在为《御制朱子全书》作序时，称赞朱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学之传，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近思录》作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开山之作，其实也就是当代读书人走进优秀传统文化堂奥的终南捷径。在纪念《近思录》出版八百四十周年之际，也正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时，光靠经济建设的成就不足以保证后继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关键时刻，务必要抢救久被冷落疏忽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将《近思录》作为当代读书人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导读性著作，这就是纪念《近思录》八百四十周年最有意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