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专家来北京师范大学讲学，留下一批书要寄往巴黎，我的两位研究生帮忙在北师大附近的北太平庄邮局将书寄走。他们返回后抄给我一份北京至巴黎的国际邮寄价目表，上面将空运、水陆运、邮品千克以下和以上的人民币单价与邮品的最高限重等都写得十分清楚，规定详细。我曾是国际邮局的常客，看了这份抄报，发现无论国家允许的国际邮寄种类、运输方式，或者邮品的限重，统统都增加了，对国际邮寄的限制也明显减少了。验关费涨价了，可其他费用都不高，说实话，还要比从巴黎寄回北京更便宜一些。这个变化让我万分感慨。
我比较多地开始寄国际邮件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从国内向国外寄国际邮件的政策、程序和内容也逐步开放，国际邮局很快变成了一个文化大气场。我开始是在建国门附近的雅宝路国际邮局寄的，在那里见到了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公子梅葆玖，他常去寄东西，恍兮惚兮之间似乎京剧名家出了舞台进了邮局。我小时候跟父亲看过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父亲早上四点起来排队买票，跟处理工作上的大事一般。我什么也不懂，就知道剧场为梅兰芳而沸腾。后来又从钟敬文先生的书上看过他与梅兰芳的合照，仅此而已，我从没想过能见到与其父亲长相酷似的梅氏子女。也正因为有了在国际邮局相遇的事，几年后我们在去台湾的飞机上相遇时，才能点头一笑。女指挥家郑小瑛也是常去国际邮局的，后来她率团来北师大为师生演出，我也像在国际邮局远远望见她一样的心情。别人听她指挥可能会想到中央交响乐团，我听她的指挥却想起了国际邮局。诸如此类的往事还有一些，它们让我对去路途很远的国际邮局增加了额外的好奇和兴趣。
从前国际邮品的海关检查很严格，一件包裹、一封信寄到国外，好像物主本身出国过海关一样。再后来，距北师大最近的北太平庄邮局也可以寄国际邮件了，其他各大区局也一样，这个消息是国际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于是一般邮件不必再跑远路，可以就地办理。这个改革给各高校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高校总是国际邮件的大户。但开始邮件送到北太平庄邮局后，要送到国际邮局再出国，转了一个圈，速度就要慢几天。
最初到北太平庄邮局寄国际邮件的大学客户中也不乏名师。时间回到1980年代末，一些名师当年也不过五六十岁，他们依然能自己骑车或走路去邮局寄国际邮件。我就在北太平庄邮局看到过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先生，她是窈窕名媛类型，精神抖擞，在信封上写一手漂亮、规整、正体的英文，给我印象特别深。我是从小学俄文的，俄文的写法像古典英语的花体字，要知道莎士比亚念语言学校时就写这种。这种俄文写法对我后来写英文也有影响，写出来的字母都有点斜体，不过我见到张先生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了张先生写的信封，才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写英文，英文原来有这样不同于俄文的字体风格，现在这叫“跨文化”的感觉吧，实在有意思。我还在北太平庄邮局经常见到童庆炳先生，他总是一个人来，背个书包，从书包里拿出一些信件，自己贴邮票，自己交给柜台。我们教师都知道他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我便想过他和夫人曾老师的“父母心”。但这是私事不能问，再说事情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也从来没问过他。我去邮局寄国际邮件的大部分原因是为钟老工作，少数原因是家事。钟老每年给他的外国友人寄贺年片，几乎五大洲的都寄，以日本学者居多，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
国际邮件的最大变化是1990年代中期全球化的到来，随之我国的国际邮件也“国际化”了。以价目表为例，过去每个邮件都是称重计费，再按寄达目标国的地点换算为实际要价，这是农业社会的物物交易模式。“国际化”以后就不同了。我去邮局，邮局的服务不仅有物物交易，还增加了精神交易，例如，你寄贺年片，超过五句话就加价收费了。对英文的贺年卡怎样算句子单位呢？邮局按标点符号算。邮局服务生说：“你们会写英文的，写了五句，只点一个句号，那我们怎么收费呀？”他们就按标点符号算，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算两句，Dear Professor，算一句。这可真逗，不过顾客也真没脾气，你让邮局怎么算呢？世界上的语言这么多，写字作文这件事又这么主观，你让邮局怎么设定客观标准呢？我回校跟钟老说这件事，钟老也觉得有意思，就说还是听邮局的吧。
2007年我去美国工作的前后，我国邮局已受到全球快递业务系统的冲击，一时间措手不及。西方发达国家流行高价高速的市场化快递业务，并建立了配套邮路查询系统，任何顾客的邮品只要一发出，就能自己获得查询邮递状态的即时信息，这样的邮递天地可是太大了。我的所有美方签证资料都是从美国高校快递来的，今天寄，后天到，令人咋舌。
2012年，一位外国专家结束在北师大的合作研究任务回国，我帮他到雅宝路的国际邮局寄邮件，看到国际邮局已经全面市场化了。这所祖国标志性的国际邮局已经面带微笑向中外市场打开了大门。邮局人员主动给了我们名片，说高校邀请的外国专家邮寄书物可以上门取货，当场验关、当场包装，外国专家和我都很感慨，认识到变化深刻。
后来我就很少去国际邮局了，因为几乎全部业务都可以在北太平庄邮局解决。偶尔再进国际邮局，就像迈进了新世界，全不见当年上层名流从府上流动到邮局的身影，都是寻常百姓出入。其实这时北京社会各界的名人也不用出门寄国际邮件了，连外国人都可以享受上门服务，何况为祖国文化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宝月旦。
再后来，网络邮寄也冒头了，人们通过网络邮递，寄鲜花、寄月饼，寄各种礼品，举手之劳，方便快捷。北太平庄邮局能寄国际邮件，也能寄网络邮品，为顾客综合服务。连国际间的这类业务也能照此办理，我的一个教授朋友家就收到了孩子从国外寄来的鲜花，祝他们夫妇节日快乐，这把整天埋头实验室的教授惊讶得不得了。我与学生之间也产生了这种交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研究生，她能从网上做所有想做的事。她的妈妈爱吃家乡的小米，她就从妈妈家乡的售米网站上订购，再寄给在另一所城市的大学教书的妈妈。她还与我们大学的快递公司代理店建立了诚信“友谊”，她固定找这家代理店寄东西，代理店固定每次给她从优价目，邮费一律打折。她寄各种东西，书籍、衣物、食品、礼品，乃至行李，想寄什么就寄什么，代理店全都打折办理，还保证按时按质寄到，从无差错，双方互惠互利。我问她会不会出问题，她坚定地说“不会”。我的其他学生对这套网络购物和邮寄系统也很熟练，个个都是网购高手。他们出生的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对大千社会的步入与对网络的步入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社会信任的一部分就是网络信任。他们常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校园里，一般不大与道途较远的校外大区邮局或更远的国际邮局发生联系，于是网络自然成了他们精神上的“高铁”。他们在正式走上社会的职场之前，这条“高铁”为他们运送精神品质的各种储备，也为他们运送各种他们可以承担的物质用品。除了大学生群体，这个社会，这个地球，现在不也是一样吗？
现在说邮件社会学。邮件是一种拥有多元意义的流动物品，它是一种物质，也是一种精神承载。在当今巨大流动的社会里，人在流动，社会阶层在流动，交通工具在流动，商品经济在流动，高科技发明在流动，诺奖小说在流动，快递哥在流动，什么都在流动。而在物流量的整体系统中，邮件的流动量应该是最大的。流动量最大者信息量也最大。邮件的特定意义在于它是人类明确发出指令的、定向运动的、带有明确的情感价值观的、精神性的物化邮品。邮件由寄件人和收件人构成了一组社会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社会关系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社会结构模型的一部分，邮件无论大小，都可称为其缩影。有心者如果统计一下全球化邮件的社会关系，就能写一本邮件社会学。这本社会学是人类社会从原始阶段到现代化阶段所有社会分类的扩展版，其信息涵盖面达到政治、经济、军事、商业、法律、文化、教育、艺术、历史和语言等各个层面。它的邮寄路线就是最新版的异质社会全球化地图。
我开头说的那种农业社会的物物交易的邮件，属于同质社会的文化产品，它现在正在消失。它迟早还会变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始终不该忘记这种社会文化运作模式的原初意义。邮件的原初意义是来自同质社会的。在同质社会中，邮件是异动的物件。乡下的耕夫村妇、城市的街坊邻居，大家门对门地住着，脸对脸地生活，谁给谁寄邮件呢？如果说有“邮件”，“邮件”的情意都隐含在实物民俗中：过年的饺子、相逢的美酒、瓜田李下的农产品，我给你送，你给我送，移步之间，千尺深情，干嘛上邮局呢？上了邮局就生分了。古代也寄邮件，那都是遇到了战争、科举、荐官外任或朝廷塘报等特殊情况。但是，也因为情况特殊、邮件稀少，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还是按照同质社会的模式去认识。在古代名人诗篇中，一种邮件变成千古诗篇，被自己和万世感怀，这种例子也是因为传递资源少而震撼，如杜甫说“家书抵万金”。换成网络时代，上个WIFI，发个E-mail，连一分钱都不用花，有话随时说，精神思念的成本也就没那么高了。可我要说的是邮件的原初意义，在从前经济、科技、交通都不发达、人员不流动的社会中，邮件所带来的信任、挚爱和思念都极为宝贵。换到网络时代，技术沟通是举手之劳，人类这些最可宝贵的东西也可能就变成白开水了。
邮件是个好东西，全球化网络速递也是好东西，但好东西和好东西碰到一起却不一定都产生好东西。如果人类不恪守真爱的文化品质，不保留诚信的人文精神，邮件的好东西与全球网络速递的好东西碰到一起还会产生坏东西。曾经看到有报纸报道说，恐怖分子由速递邮件寄恐怖物品，威胁他人的生存，这就是坏东西，这就是“正正得负”。邮件社会学要研究什么呢？就是要研究怎样传递好东西，避免坏东西。网络速递能让脸和脸不再照面，门和门变成虚拟，但人类的心和心总是要打招呼的。所谓打招呼，就是要加强全球化、高科技、网络时代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用崇高的人文精神和优秀文化遗产托举邮件，用邮件传递人类社会的光明、和平和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