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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中的文学批评史料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专门论文，包括卷十七“论文”类陆机《文赋》、卷五十“史论”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卷五十二曹丕《典论·论文》等。按照时代先后及其重要性而论，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和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最为重要。

第二类是书序类，包括卷四十二“书”类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卷四十五“序”类卜子夏《毛诗序》、皇甫谧《三都赋序》；卷四十八“符命”类班固《典引序》等。其实严格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是序传类作品，但是所论内容集中在文学，故作为专门论文看待。

班固《典引序》，有专文论述。曹丕与吴质的书信往来，曹植与杨修、吴质、陈琳的书信往来，还有繁钦与曹丕的书信，都涉及文学批评史料，看得出那个时代文坛的若干特点。

第三类拟古类作品，如卷三十、三十一“杂拟”类上下所收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张孟阳《拟四愁诗》一首，陶渊明《拟古诗》一首，谢灵运《拟邺中咏》八首、袁阳源《效白马篇》一首、《效古诗》一首、刘休玄《拟古诗》二首，王僧达《和琅邪王依古》一首，鲍照《拟古诗》三首、《学刘公幹体》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范云《效古诗》一首以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种类型中，最后一种主要是通过有选择地模拟前人的创作体现作者所处时代的审美追求。因为要惟妙惟肖地模拟，所以要细心揣摩，仔细辨析各家异同，有些好的模拟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如江淹的创作就是如此。因为不是专门的批评文字，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以下所述十节，大体按照时代先后为序。

下面我们谈谈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史料——卜子夏的《毛诗序》。李善注引《孔子家语》曰：“卜商，字子夏，卫人也。”孔子弟子，为魏文侯师。陆德明《经典释文》征引众说，认为《毛诗序》的作者或曰子夏，或曰毛公，或曰东汉卫宏，他自己也说不清。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多有论辩，但迄今为止，尚无定论。黄侃《文选平点》认为这篇序的文风类似于《孔子家语》，“文体沿建安以来之制”，其年代不会太早。下面我们来看这篇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志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这里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揭示了文艺的兴发感动的作用：“《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关雎》，《诗经》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按照毛传的解释，这篇作品的主旨是歌颂后妃之德，故称风化之始。风天下，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作“风化天下”。有“化”字为宜。“化”是指变化，即通过诗乐礼乐“教以化之”，促进社会的变化，浸润人心的变化。

第二是诗、乐、舞三者并重：“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诗序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乐、舞三位一体，这是中国早期文学的传统。早期的赋、小说乃至诗歌，都以诵为主。诵，就带有表演的色彩。

第三，特别强调音乐的价值：“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声，指五声，即宫、商、角、徵、羽。声成文，即宫、商上下相应。厚人伦，胡克家《文选考异》谓“厚”当作“序”。曹植《求通亲亲表》“叙人伦”引此，当亦是“序”。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礼乐文明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文学历来重视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理论源头。第二是强调音乐的独特作用，如《列子》所说：“动天地，感鬼神”。如果只是一般的强调也就罢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毛诗正义》的别解。他说：“声能写情，情皆可见。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设有言而非志，谓之矫情，情见於声，矫亦可识”。《乐记》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这就把问题引向深入，讨论到诗歌与音乐的异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总是强调音乐、舞蹈、绘画与诗歌的相通相近，通过不同文艺形式表达情感。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曾引扬雄的话：“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提出的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观点，笔者一直奉为圭臬，现在看来扬雄的见解还有缺憾，因为他没有注意到音乐的奥妙，真正能体现心声的应当是音乐，而不是诗歌，因为诗歌可以说假话，而音乐不易作假。钱锺书先生著《读〈拉奥孔〉》辨析诗歌与绘画的异同，他在《管锥编》中引用这段话，认为“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因为诗与乐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抒情方式上。“言词可以饰伪违心，而音声不容造作矫情，故言之诚伪，闻音可辨，知音乃所以知言”（钱锺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60页）。

第四，还论及《诗经》按照风、大小雅及颂的编排特点以及比兴手法：“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志也。”风是风化，雅是典雅。以风化下，即以文化成天下。主文，文辞典雅。谲谏，咏歌依违，避免直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九条本作“言之者足以自罪，闻之者足以自戒”。

这是天下平和时期的情形。如果天下变乱，改变其风雅，故有变风、变雅。所谓变字，“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四始，即风之始、小雅之始、大雅之始、颂之始，表现王道兴衰之由。《关雎》《麟趾》为王者风化天下之作，歌颂周公，故名曰《周南》，“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为诸侯德化天下之作，系之邵公。十五国风，始于《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而周南又是以《关雎》为首，因为《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哀窈窕，郑玄认为当作“衷窈窕”，衷，善念。中国历来讲修身齐家，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这与古希腊哲学强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国特别强调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认为诗乐的风化教育，就从人伦开始。诗乐文明与伦理教化，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由此看来，我们应当把《毛诗序》放在诗乐教化系统之下来理解，放在中华文化礼乐文明的背景之下来理解。《周易·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尤其是通过诗乐文明“教以化之”。诚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华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顺随自然而变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强调整体思考，注意到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另外，中华文化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强调以文化天下，春风化雨。这又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脉中，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