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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它的讽刺艺术。而讽刺是分层次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刺。

讽刺的第一个关键是讽刺的武器。讽刺针对的是负面的人物或现象，是否成为负面的判断，涉及判断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是讽刺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敬梓的价值观，基本上属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依然是儒家的标准。或者说，吴敬梓讽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发挥了儒家固有的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批评现实的精神；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依然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简单。吴敬梓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这种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个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脱儒家思想的樊篱，重点仍在伦理性的批判。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牵制。吴敬梓从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独取孝义诚信，并处处强调孝义诚信与功名富贵之水火不相容。吴敬梓把王冕树为儒林的榜样，而王冕视功名富贵如瘟疫，王冕的母亲说：“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吴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吴敬梓生在一个文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他的政治态度没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显得多，至少还写到了一桩文字狱。曹家与政治的关系太直接，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残的斗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写。

讽刺的第二个关键是选择讽刺的对象。

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林外史》讽刺的对象，集中于势利与虚伪这两种社会现象。儒家讲仁，又讲尊卑名分，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但吴敬梓身为17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本质上的虚伪。尽管如此，儒家讲诚，讲信义，而且以此为据，谴责虚伪和势利的社会现象。

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贫富取人。贫富是社会等级最明显最简单的划分，科举是一般读书人最关心的事情，势利是最明显的社会病态，范进中举之所以成为《儒林外史》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给所有的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局限于对势利现象的讽刺，而是将讽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吴敬梓的讽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层面。具体来说，涉及到了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就读书人而言，科举制度提供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读书人或者变成除了八股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侥幸获取功名，进入官场的染缸。吴敬梓对科举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病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将其当作讽刺的主要对象。

从讽刺所针对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秀才这个群体。这是吴敬梓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好的群体。从讽刺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围绕着“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凡是追逐、艳羡、自负其功名富贵者，即成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贵贱。如果仅此为止，则《儒林外史》并无与众不同之处。对名利之徒的讽刺自古就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史不绝书。吴敬梓最感兴趣的讽刺对象是：虚伪势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为忠孝仁义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认为是忠孝仁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吴敬梓表现出他出色的讽刺天赋。这一天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此类人物和现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观察，准确捕捉其特征；二，对此类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进行绘声绘色而又不动声色的描写。

热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语。假恶丑者，依然需要一种内心的平衡，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伦理的依据，以消解心中的负疚，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道德高尚的满足。吴敬梓讽刺的对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翟买办，一个小小的衙役，本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却自认为是知县跟前叫得响的人物。因为他心里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个知县叫不动一个百姓的道理。时知县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画作为礼物去巴结危素，但他却把自己的下乡想象为“屈尊敬贤”的高尚行为。难怪他吃了闭门羹便要勃然大怒。夏总甲一个基层小吏，却颐指气使，“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气象。范进的丈人不过一介屠户，却没有把中了秀才的穷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说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农户。梅玖不过是一个新进的秀才，却仗着“我们学校的规矩”，趾高气扬，将老童生尽情地挖苦一顿，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贪的是妹夫严监生的银子，可这一对兄弟的原则性最强：“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是所谓义形于色，当仁不让。妹妹还没有断气，他们就催着严监生扶妾为正。严贡生贪婪狠毒，亲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要夺弟弟的遗产。可他一口咬定赵氏是妾，并扬言：“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俨然是礼教的捍卫者。这个儒林中最恶劣的分子，却总能抓住理。他的名声很臭，刁钻刻薄，连族长都怕他怕得要命，却自许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于心无愧”。严贡生一生口是心非，却句句不离道德名分。他处处要占人便宜，却说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亏心事，却居然能够做到“半夜敲门心不惊”。陈和甫整日奔走权门，打秋风，讨一口剩菜残羹，可他自己却坦然地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不承认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个酷吏，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他却自认为“而今你我为朝廷办事，只怕也不能不如此认真”。娄家公子结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却自以为是礼贤下士的豪举。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一个个出乖露丑，使两位当代信陵大为扫兴。八股本是无用之物，可是鲁翰林却认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场上的胜利者，充满着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这份自豪传给了他的女儿鲁小姐。女婿不懂八股，致使鲁小姐有误我终生之憾。八股本是赚取功名的敲门砖，而马二先生却把八股视为学问，对自己选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为他心里藏着这一份自豪，所以当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立即就对其产生了好感。当他看到书店里摆着自己的选本，不免心里欢喜，立即上前去打听此书的销售情况。赵雪斋攀龙附凤，借着说诗，带出中翰顾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没见他有什么惊人之作，可他却以诗人自居，俨然是杭城诗坛的风雅主持。匡超人发迹以后，变成一个无耻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东窗事发，没有把匡超人供出来。而匡超人却不领这份情，他坚决不去探望入狱的潘三，自说“便是我当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样。人物假恶丑的本来面目与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觉的错位，造成了一种喜剧的效果。

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吹牛，可以撒谎。斗方名士会吹，官吏会吹，衙役会吹，盐商、屠户、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进学前，梦见太阳落在他头上。王惠吹他科考时如有神助的鬼话，哄哄老实的周进。匡超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习，他却自吹说“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谎，沽名钓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马二先生经不起蘧公孙的纠缠，让他站上了《历科程墨持运》的封面；牛浦借着偷来的诗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里，吹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上了瘾的嗜好。权贵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挚友，他一开口就说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不但是骗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简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

良好的自我感觉背后，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亲，则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几位真儒，一个一个地被边缘化。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负淘汰。我们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信仰危机。统治者也不愿去遵守自己制定的伦理规范，这一现象最容易摧毁一般人对伦理的信仰。当人人都在做假的时候，诚信还有什么意义！人人戴着假面，真正变成了人生如戏。可悲的是，如鲁迅所说：“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

着力描绘讽刺对象的自我感觉，而不去直揭对象的可恶，使讽刺获得了一种含蓄的风格。辛辣的讽刺融化在似乎是无动于衷、不动声色的描绘之中，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中国古代最强势的文体是诗歌和史传，恰恰这两种文体都追求一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的讽刺青睐于含蓄的风格，是受到了传统文化潜在的影响。

从读者的感受来看，小说越是渲染被讽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觉，讽刺的意味就越是浓郁，讽刺的效果就越强烈。发迹前的周进，只是让我们觉得他的迂腐可怜。他的提携范进，也会得到读者的好感，没有多少讽刺。当梅玖嘲笑周进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周进的可怜，讽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进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怜的成分多。他的贡院发疯，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在科举制度的诱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读书人变成空虚愚昧，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的人。范进的故事也与此类似。我们读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始，没有觉得作者对范进有多少讽刺，只觉得他老实而可怜。讽刺的笔墨主要落在胡屠户的身上。作者用不无夸张的笔墨，写出他的前倨后恭，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范进中举以后，他的自我感觉逐渐地好起来，我们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态，装出守孝的模样，一面“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看到他身为学道，不知苏轼是何人，才觉得讽刺落到了他的身上。

吴敬梓从名门子弟坠落至一贫如洗的平民，这一段惨痛的经历，来自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排斥，无疑培养了他对世态炎凉的痛彻体验，培养了他对势利和虚伪的敏感和痛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乾隆时代，也正是一个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春风得意的乾隆，自诩为“十全老人”，认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无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许有什么权臣，甚至也不承认有什么名臣，更不承认有帝王师之类的人物。乾隆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守成之主，他要做一个中兴之主。乾隆时期御纂、御注、钦定的经典之多，不仅说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提倡，而且说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内心愿望。当然，传统文化的习惯，如鲁迅所说，“挂起招牌就算成功了”，这种重视和提倡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吴敬梓的晚年，已经沦为一餐一饭都难以为继的赤贫。他对所谓的盛世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早已被社会边缘化。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这一份难得的孤独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凭着这份清醒，吴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后的暗潮汹涌，看透了世情的势利和虚伪。可贵的是，吴敬梓的边缘化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经有机会从统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残羹，可是，吴敬梓放弃了。他像陶渊明一样，像嵇康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对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说里塑造一个庄绍光这样的人物。庄绍光那种蔑视富贵、淡泊功名、独立不羁的人格，深为作者所景仰。边缘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贫困带来的愤激与悲凉，加强了吴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处处迸发出讽刺的火花。

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盛世，吴敬梓带着他的忧愤和悲凉，完成了他不朽的讽刺巨著，使后人永远记住了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