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道家与医家自古不分”，也是此意。
②陶弘景于道教信仰外，不失儒生本色，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云：“七岁读《孝经》《毛诗》《论语》数万言。”其经学著作有《论语集注》《孝经集注》《三礼序》《注尚书毛诗序》等数种，皆见《本起录》。
关于道教与科学的问题，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一个引起西方学者广泛争议的命题：“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据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说，李约瑟的这一观点大约源自冯友兰教授的论断：“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反对科学的宗教。”道教与科学是否果真如此亲密无间？尽管道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不排斥科学，甚至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但作为追求灵魂超越的宗教，与一切务求实证的科学之间，总难免有扞格之处，因此，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调侃说：“毕竟我们不会因为道士吃大米而宣称大米是道教的。”不过，对早期道教徒而言，医药学术确实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命的“大米”，而是宗教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①，这在陶弘景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陶弘景兼有儒生②、医者、道士三重身份，儒家崇尚孝道，侍疾尝药，养老奉亲是为人子的本职，如颜之推所言：“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颜氏家训·杂艺》）陶弘景也说，若详知医事，则可“内护家门，旁及亲族”（《本草经集注·序录》）。但作为上清派大宗师的陶弘景之潜心医药，更有宗教层面的原因。
丹阳陶姓为道教世家，陈寅恪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语涉丹阳陶氏，然仅引《本起录》叙陶氏世系，而未能举出切实证据。今据陶弘景所作《真诰·真胄世谱》，则知上清派创始人之一许谧的祖父许尚娶陶弘景七世祖陶濬之女，而许谧之妻则为陶濬从子陶威之女陶科斗，由此可以概见陶弘景家庭道教背景之深厚。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陶弘景“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梁书·陶弘景传》）。在医学方面，自陶氏“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内护家门，傍及亲族，其有虚心吿请者，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数百千人”（《本草经集注·序录》）。据《本起录》，其祖父陶隆“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父陶贞宝亦“深解药术”。
陶氏家族的道医背景并非偶然，魏晋以来兴起的神仙道教对教徒的道德素质有较高的要求。《抱朴子内篇·对俗》云：“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可见熟谙医术，救死扶伤，正可用为道士建功立德。由此亦知陶弘景乃祖乃父行医济世，实出于信仰的需要。陶弘景亦是如此，《三洞珠囊》引《道学传》称其“好行阴德，拯极困穷，恒合诸验药给施疾者”。至于陶弘景撰著一系列医学著作的宗旨，《本草经集注·序录》言之甚明：“盖欲永嗣善业，令诸子侄，弗敢失坠，可以辅身济物者，孰复是先。”由此可知，行善立功是陶弘景重视医药的第一动因。
养生祛疾应该是原因之二。全真教兴起之前，道教一直以肉体的长生久视为终极目标，身体健康则是长生的初阶。尽管在道教徒看来，药石灸艾与行气、房中、金丹之术相比，属微末小技，但“百病不愈，安得长生”，故葛洪专门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抱朴子内篇·杂应》）深谙医药之术的陶弘景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在《养性延命录·序》中提到：“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题名陶弘景撰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序》说得更加清楚：“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
炼饵服食的需要，则是原因之三。道教服食饵丹，皆不离药物。崇尚服食的道士，对药物质量要求尤高，《隋书·经籍志》提到，陶弘景为梁武帝试合神丹不成，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其撰著《本草经集注》之目的，也不仅为医药之用，《序录》云：“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转石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莫不以药道为先，用药之理，又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俗法。犹如粱肉，主于济命，华夷禽兽，皆共仰资，其为主理即同，其为性灵则异耳。大略所用不多，远至二十馀物，或单行数种，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是其深练岁积。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觉便止，故能臻其所极，以致遐龄，岂但充体愈疾而已哉。”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大量征引仙经、道书，多处提到“此医方不复用，市人亦无卖者，唯仙经《卅六水方》中时有须处”（“白青”条）、“仙经有用此处，俗方甚少”（“石胆”条）、“仙经亦用白石脂以涂丹釜”（“五色石脂”条）。凡此种种，其意义皆在于此。
基于以上理由，陶弘景撰医学著作多种，其影响最大者当推《本草经集注》。此书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中被称作《本草经注》，梁《七录》作《本草经集注》，《南史》作《本草集注》，《唐书·经籍志》作《本草集经》，《新唐书·艺文志》作《集注神农本草》，敦煌出土开元六年尉迟卢麟写本题记作“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与《南史》相同；今则习惯称为《本草经集注》，省称《集注》。
《本草经》流传至齐梁时代，版本繁多，内容芜杂，据陶弘景说：“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疗，互有多少。”（《集注·序录》）不仅如此，“本草之书，历代久远，既靡师授，又无注训，传写之人，遗误相系，字义残阙，莫之是正”（《〈药总诀〉序》）。针对以上情况，陶弘景乃“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附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撰成《集注》七卷①。
《集注》在文献学上颇有特色。所谓“集注”，集诸家注解于一书的意思。颜师古《汉书序例》说：“《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 当否，号曰《汉书集注》。”这大约是“集注”体例的滥觞，但《汉书集注》早已失传，陶弘景的《集注》则是此类著作存世年代最早者。
《集注》由三部分构成：《本草经》原文使用朱书大字，魏晋以来名医增补的内容为墨书大字，陶弘景自己的意见被称为“子注”，为墨书小字。其中墨书大字部分被称为“别录”，《新唐书·于志宁传》解释说：“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言其花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1935年吐鲁番出土朱墨分书的《集注》残片，其中燕屎、天鼠屎两条相对完整。以天鼠屎为例，红笔所书《本草经》文：“天鼠屎，味辛，寒。主治面痈肿，皮肤洗洗时痛，腹中血气；破寒热积聚，除惊悸。一名鼠沽，一名石肝。生合浦山谷。”①皆连贯可读。而墨书大字——“无毒；去面黑皯；十月、十二月取”，穿插在朱书大字中，不能独立成篇，此即“附经为说”的实物标本。后世将此墨书大字视为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中的《名医别录》，如《通志·校雠略》云：“《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恐未必确切②。
①关于《集注》的卷帙，仍有未明之处。《集注·序录》说：“本草经卷上（序药性之源本，论病名之形诊，题记品录，详览施用）。本草经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经卷下（虫兽、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然后又说：“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药合七百三十种，各别有目录，并朱、墨杂书并子注，今大书分为七卷。”似乎这本《集注》从问世开始便有三卷、七卷两种版本。
《南史》本传说陶弘景“一事不知，以为深耻”，这种博学深思的精神，在《集注》中颇有体现。
《诗经·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为蜾蠃科的昆虫，俗称细腰蜂。细腰蜂多利用空竹管做巢，每巢产一卵，以丝悬于巢内侧，并外出捕捉鳞翅目幼虫，经蜇刺麻醉后贮于巢室内，以供其幼虫孵化后食用。前人不明此理，遂传说蜾蠃纯雄无子，乃以螟蛉之子为子。《诗经》《尔雅》《说文》，扬雄、郑玄、陆玑、郭璞皆以讹传讹。陶弘景独不以此论为然，在《集注》“蠮螉”条注释说：“今一种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室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馀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一名蜾蠃。诗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乃可不详，未审夫子何为因其僻邪。圣人有阙，多皆类此。”
狼毒条陶弘景注释说：“亦出宕昌，乃言止有数亩地生，蝮蛇食其根，故为难得。”此说看似荒谬，故后世本草皆不以为然，《新修本草》批评说：“秦陇寒地，原无蝮蛇。复云数亩地生，蝮蛇食其根，谬矣。”殊未知甘肃武威、宕昌产瑞香科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棕色田鼠（Microtus maudarinus）喜食其块根，而田鼠又是蝮蛇的食物，于是遂有“蝮蛇食其根”的传说。
①此份《集注》残片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不仅可以作为“集注”体例的实物，更是恢复《集注》本来面目的关键物证，详参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171-177页。
②《集注》墨书小字多处提到“名医副品”“名医别载”等词汇，乃是对吴普、李当之等魏晋名医增益内容的泛指；陶弘景偶尔也使用“别录”二字，则是与“本经”对举。如“女萎萎蕤”条陶注说：“按本经有女萎，无萎蕤；别录无女萎，有萎蕤，而为用正同。疑女萎即萎蕤也，惟名异尔。”陶弘景所称的“本经”，并非《神农本草经》的省略语，而是注释家对经书本文的称呼；他称的“别录”，则可以理解为“别本著录”，即“其他文献”之意。但后来的本草作者都习惯将《神农本草经》省称为《本经》，遂想当然地为陶弘景原话中的“别录”加上书名号，作为《名医别录》成书于陶弘景之前的证据。
作为炼丹家，陶弘景的化学知识在《集注》中也有所反映。“凝水石”条陶注：“此石末置水中，夏月能为冰者佳。”所描述的是硝酸盐溶解过程中的吸热现象，能将局部温度降至冰点之下。“水银”条陶注：“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此为金银与水银形成合金，即汞齐（amalgam）。“矾石”条陶注：“其黄黑者名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这是铜的置换反应，水法炼铜的先声。“硝石”条陶注：“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硝大同小异，朏朏如握盐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硝石也。”这是鉴别钾盐的焰色反应，这种硝石的主要成分当为硝酸钾。
《集注·序录》开篇即说：“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馀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故其著作时间在永明十年（492）陶弘景隐居茅山以后。《序录》又说：“自余投缨宅岭，犹不忘此，日夜玩味，恒觉欣欣。今撰此三卷，并《效验方》五卷，又《补阙葛氏肘后》三卷。”由此知其略晚于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成书的《补阙葛氏肘后方》。“人参条”陶注云：“百济今臣属高丽。”按，《南史·百济传》云：“梁天监元年，进（百济王牟）大号征东将军，寻为高句丽所破。”《梁书》记载相同。乃知“百济臣属高丽”一事发生在梁天监元年（502）以后。此亦《集注》成书的上限。
梁武帝佞佛，亲撰《断酒肉文》，禁绝杀生，乃至诏宗庙荐羞皆用蔬果，并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事载《梁书》《佛祖统纪》。当此之时，陶弘景所作《集注》似乎因使用动物入药而受到攻讦。《桓真人升仙记》假借神仙之口，数落陶弘景“四非”，其中一条为：“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之心，实负杀禽之罪。”陶弘景被迫屈服，《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云：“隐居乃以草木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过。”陶著《别行本草》一事，究竟系附会或是事实，不能遽定，但用来作为《集注》成书于梁武帝信仰转变以前之佐证，应该可以接受。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